「全球第二」 的背后（下）：澳门基础教育不平等的全面恶化｜投稿#29

前言：近年澳门学生在国际学生能力评量（PISA）一直名列前茅，最近一次更获全球第二佳绩。但本文作者在分析历年PISA数据后发现，澳门学生至少在数学上的成绩其实并非持续进步，而是呈现教育不平等现象。在上篇文章中，作者发现澳门学校间的数学能力差距正在扩大，出现学校阶层化现象。而在下篇，作者将回答这种不平等现象，有否存在于学生和性别之间。

作者：泠泠（一位读社会科学的澳门90后）

持续恶化的社经不平等

除了分配不平等之外，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在教育系统当中是否享有相同的成功机会，也是常被关注的议题。我参考OECD的分类法，将社经地位排名前25%的学生定义为「社经优势生」，后25%的学生为「社经劣势生」，然后透过比较这两群学生的能力差异，简单地检视这个教育系统的社经不平等程度。

如表二所示，澳门社经优势生的平均数学能力，在这十年间持续进步，由553分上升到580分。但社经劣势生的进步止于2018年。在2022年，或许由于疫情期间远距教学影响，及其他结构性的改变（比如留级制度），社经劣势生的平均数学能力，比2018年下降了14分。

如果观察社经优势生与社经劣势生的数学能力差距，可以更直接地看到社经不平等的历年变化：在2012年至2018年间，这个差值大概稳定地维持在32至34之间。考虑到澳门学生整体表现都在上升，但不同阶层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却没有放大，这样的情况可谓不错；但在2018年至2022年间，这个差值突然上升到54分，可以说是社经不平等恶化的警号。

过去澳门在PISA中有一个亮点，是澳门的「学业抗逆生」比例，相比其他教育体而言高出不少。 「学业抗逆生」是指家庭社经地位在该国家／地区的后25%，同时学业能力排在前25%的学生。

一般而言，家庭社经地位较低的学生，在学习上普遍面临较大困难，因此学业能力平均都会较差。正因如此，「学业抗逆生」在各教育体的比例都非常低。如何提高他们的比例，是改善教育系统社经不平等的关键之一。澳门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较「成功」的范例，过去甚至有学术文章特别分析澳门「学业抗逆生」的形成因素（杨文佳等，2014）。

不过可惜的是，在最近十年间，数据显示澳门的「学业抗逆生」比例实际上持续下降，从2012年的5%，下降至2022年时，只有3.85%学生是这类逆天改命的学生。这反映低社经地位出身的学生，其实愈来愈难在澳门的教育系统中，在学习上取得顶级表现。

我进一步用「社经坡度」，来分析社经地位与数学能力之间的关系。它是学术研究中，分析不平等一个更精细的常用指标。这个统计值具体来说（注一），是指对于澳门这个教育系统而言，学生的社经地位可以解释多少百分比的数学能力差异，或可简单理解为社经地位对学生数学能力的解释力有多大。

我在表二中，列出澳门近十年的数学能力社经坡度强度，可见在2012年时，社经坡度仅为2.82%，即是社经地位仅能解释澳门学生2.82%的数学能力差异。到2015和2018年间，这个数值上升到3.4%左右。及至2022年，更上升到5.38%。

从指标的历年变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澳门教育的社经不平等在这十年间，其实是持续恶化的，而非2022年时才突然恶化。在不考虑教育投资和教育体规模的情况下，「5.38%」放在全球各国的教育体系当中，虽然仍是较低的社经坡度数值，但对于澳门本身而言，却有着社经不平等在十年间恶化了接近一倍的意义。

初现警讯的性别不平等

男女学生在学习表现上的差异，也是检视一个教育系统是否平等的关键。如表三所示，在这十年间，男性学生的平均数学能力分数持续上升，由540分进步到599分，对比其他高表现的教育体，可谓进步幅度巨大。而女性学生的平均数学能力，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规律，在2012年的537分升到2018年的556分高峰，再在最新一届2022年的测试中倒退到544分。

由于PISA的学生资料是抽样样本，因此性别之间的数学能力差异，可能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亦即有部份差异可能是来自于「误差」，而非性别之间真正的「差距」。所以我用统计检定的方式，判定男女学生数学能力之间的差异是否存在，发现仅2022年出现男学生显著地优于女学生这种常见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在以前年份的资料中，虽然存在轻微的性别差异，如2012年的3分差距和2018年的4分差距，但这些差距其实都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换言之，可以说没找到不同性别之间存在能力差异的有力证据，亦即没有观察到2022年的那种性别不平等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我什至在2015年发现到较少见的现象：中学阶段女学生数学能力，显著地优于男学生。仔细检视不同性别平均数学能力，会发现男性学生在2012年至2015年都是约540分，但女性学生则由537分进步到548分。所以可以说，PISA2015澳门学生整体取得的进步，都是由女性学生的进步所贡献的。

如果把学生按数学能力高低分为三个类别，可以更清楚地检视性别之间的能力差异，在这十年间是如何变化。我按上文提到的分类法，把前25%能力的定义为高表现生，中间50%能力的定义为中表现生，最后25%能力的则为低表现生，观察各能力组别的女性学生占比变化。我发现女性学生在中表现生组别的占比，一直都维持在51%左右。考虑到澳门学生性别比例，历年都是女略低于男（约49%：51%），所以可以说女性学生比男性学生而言，更可能成为中等表现生。

但学力两端的高低表现生的性别占比，则呈现另一种模式。在高表现生当中，除了2015年女性学生有52%，比例高于男性学生之外（那年也是女性学生整体显著优于男性学生整体的年份），在其他年份中，女性学生都比男性学生更难成为顶尖表现学生。而最近的2022年资料当中，高表现生的女性学生占比，更是近十年的最低值，仅有41%。

同样地，在低表现生当中，除了2015年，女性学生明显比男生更难成为低表现生之外，2012和2018年时，男女学生成为低表现学生的机率相若。而到最近2022年，女性学生则比男性学生而言，有更高机率成为低表现学生。

综上所述，在过去较早时间的澳门教育系统中，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不算严重。顶尖学生中虽然男学生比女学生多，但中间段位则是女学生比男学生多，整体没有出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但到最近（PISA2022），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突然恶化起来。女性学生不仅更难成为顶尖学生，也更易成为落后学生。考虑到PISA施测的15岁学生即将进入高中阶段，面临文理科选组的抉择，数学能力的性别不平等，可能会随着选组时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性更应选文组，男生更应选理组）而进一步扩大，所以我认为，这个刚浮现的问题相当值得重视。

结论

综观这十年间澳门基础教育系统不平等指标的变化（见表四），可以发现早些年间（2012-2018）的不平等程度，在不同面向有各自的样貌。比如社经地位方面是持续恶化，但性别方面就相对维持平等，而结果分配上什至愈来愈平等。

但用最新一期PISA2022的资料作为基准点，会发现各种不平等指标都是处于加剧的趋势，而不平等则是进一步建立在整个教育系统绩效（平均数学能力）下降的情况之上。虽然疫情因素可以解释一定程度的绩效下降，但不平等方面的全面恶化，实在难以让人去庆祝PISA2022是澳门参加测试以来的「最佳成绩」。

这样看来，中国学生在PISA2022测试中的缺席，让澳门学生的相对排名得以上升，意外地给相关部门找到了唯一一块遮羞布。

#文章篇数：2️⃣0️⃣2️⃣

注解：

• 注一：社经坡度有分斜率和强度，由于社经坡度强度是以百分比呈现，我认为更适合用于跨年份的比较，所以我用强度来展开分析。

参考资料：

• Van de Werfhorst, HG, & Mijs, JJ (2010). Achievement inequal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36 , 407-428.

• 杨文佳、张国祥、薛宝嫦、麦瑞琪（2014）。阅读参与、家庭和学业背景对阅读素养表现之影响：探讨学业抗逆生及优势低表现生的学习特征。课程与教学，17(3)，207-229。 https://doi.org/10.6384/CIQ.201407_17(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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