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手“主動放棄”社保？新自由主義福利觀的問題何在

文｜鍋爐房陳阿姨

原來做外賣工資這麼高？真的嗎？

今年上半年，因體驗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勞動而紅了一時的王副處長在調研網約車司機之後感慨：“年輕的新業態從業人員，還是更願意把錢實實在在地握在手裡，對他們來說社保還是有些遙遠。但一些基礎保險，比如職業傷害險，面對突發意外情況，還是會及時有效地解決問題。對於行駛在路上的他們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這一結論是王副處長數天“下基層走流程”的調研結果，看似有理有據，還得到了一位工人的親口支持，實際卻大失偏頗。如果王副處長真的長期關注工人權益便應該了解，這種必須讓工人在工資與社保之間二選一的偽兩難論述早已有之，早期我國南方製造業地區很多工人因為對於社保的認識不到位、不了解社保的含義，就口稱不願意交社保，認為“拿到手的錢才實在”，而工廠當然也樂得省錢更“省心”。但08年以後，國家早已經開始強制要求工廠補交社保，以切實保護工人的權益，工資和社保早就不應該是二選一的題目。

這種看似尊重工人“自決”，強調將錢“實實在在”發到工人手上，讓工人自己決定如何使用，而國家/政府只在“必要”的領域有限地介入的福利觀念，我們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福利觀，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討論這種新自由主義福利觀在平台經濟領域的問題所在。

一、將錢“實實在在”發到工人手上更好？

對於大多數的“新業態從業人員”，即平台工人，包括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或是直播平台主播，失去保障，並沒有為他們換來高工資。或者說，看起來的“高工資”完全是他們超長的工時和極高的勞動強度換來的，而他們失去的則更多。

以我們近期正在調研的外賣騎手為例，在廣州市中心區域的某團專送騎手陳峰（化名），每天從早上九點工作到晚上十點（這當中算上了從早上九點到九點半進行的早會時間），每天工作十三個小時，接到的外賣單數為30-40單，每週工作七天，一個月到手的工資為8700元。

這看似較高的8700元收入，是以全月無休並且每天工作13個小時為代價換來的。我們可以仔細的來算一筆賬，如果按計件工資計算，陳峰每單的送餐費為8.5元（這是以一線城市中心區域專送工資計算得來的，眾包騎手和其他區域的專送騎手單價更低）。而如果按小時工作計（30天*13小時/天），陳峰每小時的工資為22.3元。

陳峰所在的廣州市2021年仍然沿用2018年所製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當中企業職工最低工資為2100元/月，而非全日制工人最低工資標準為20.3元/小時。

假設陳峰是具有正式勞動合同的職工，按照最低工資標準計算，陳峰每月加班時間達到204小時，假設這些加班時間都沒有遇到法定節假日，那麼陳峰的每月基本工資加上平時1.5倍和周末雙倍的加班工資，一個月應得的工資約為6800元，扣除陳峰需要繳納的社保和公積金費用（1033元），陳峰到手的工資5767元，看似目前陳峰到手的工資比擁有正式勞動合同的職工多了2933元，然而，這2933元到底是陳峰多拿了，還是企業從原本陳峰應該享受的保障當中牟利了呢？

根據廣州市的社會保險和公積金繳納標準，以陳峰6800元/月的最低應得工資計算，企業應為陳峰繳納的社保和公積金費用合計約為1968元，換句話說，某團原本的用工成本應為8768元。到這裡，陳峰用他沒有養老保險，疾病無醫保，工傷、工亡無賠償，換來的是比最低工資水平高2933元的工資，而這當中還算上了他可以全額提取的公積金680元，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說，陳峰在繁忙街道上的“裸奔”換來的是比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高2253元/月的收入，而某團在像陳峰一樣的專送騎手身上節省的用人成本則至少為68元/月/人。

到這里為止，一些讀者或許認為，這難道不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嗎？騎手獲得了更高的工資，而企業竟然奇蹟般地同時省下了用工成本，這難道不是功利主義者們心心念念求之不得的帕累托最優嗎？

然而，這種所謂“最優”只是一種假象。在所謂“高工資”的表像下，陳峰以及像他一樣的其他“新業態從業人員”失去了一系列應得的社會保障及福利。

第一，最大損失當屬每年根據通貨膨脹和當地生活水平調整的養老保險金，廣州市2019年企業退休人員月平均基本養老金高達3586元，即使許多工人的繳費基數偏低、繳費年限較短，退休後的基本養老保險金也當能夠滿足他們在當地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

第二，雖然沒有五險一金的陳峰無需自己繳納住房公積金，這也意味著，他的公積金賬戶也失去了某團理應給他配套繳納的、佔他上年月工資水平至少5%的住房公積金。

第三項重要的損失就是醫療保障。在廣州，陳峰失去的除了每月300元滾存累計的醫療基金，還有每月300元不滾存累計、用於定點醫療機構的就診統籌基金，以及不同比例的醫療支出待遇，即使陳峰身體健康，沒有醫療需求，每月300元的醫療基金也可用於在指定藥店購買日常保健藥品等。

第四，被“主動放棄”社保的陳峰如果失業，還將失去每月最低1890元（廣州）最長六個月的失業補助金。在此基礎上，即使陳峰屬於被裁員或辭退的情況，他也無法獲得某團理應支付給他的經濟賠償金（經濟賠償金通常是工作年限n年+1個月的工資標準）。

第五，如果這是位某團的女騎手，那麼她在生育情形下，不僅無法報銷生育相關的醫療費用，還將失去相應標準的生育津貼（廣州市順產一個孩子的產假天數為178天，也意味著失去近六個月某團職工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資）。如果是某團的男騎手，譬如陳峰，那麼當他的妻子也是沒有社保的“新形態從業員”或是家庭主婦，他們在生育的情形下也將無法報銷生育相關的醫療費用，以及陳峰15天的陪產假津貼。

第六，也是騎手們最為擔心卻也往往無可避免的工傷情形，他們無法根據工傷保險申報流程申報工傷，這不僅意味著他們工傷時的醫療沒有保障，也意味著養傷期間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當工傷嚴重落下長期病患的情況下，更將無法獲得長期醫療上所需的康復費用和工傷傷殘津貼。目前專送騎手們每天第一單扣除的3元《雇主責任險》，受益人是雇主，通常來說即站點加盟商，主要目的是保障雇主的利益。這個本應當作為工傷之外的補充保障險種，在實際操作中卻成為了外賣騎手唯一的工傷保障。這通常意味著，當真的出現事故，騎手需要先和站點一一確認什麼項目可以報銷，什麼項目不可以報銷。不但各個項目能否報銷取決於站點，通常站點還會要求騎手簽訂第二份放棄之後一切索賠的協議，如果騎手想要獲得賠償，就必須簽訂第二份協議。

到這裡，相信已經沒有讀者可能相信，騎手賬面上多出來的這兩千多元是可以足額換取五險一金所帶來的保障的了。更加不要忘記，我們計算陳峰工資和社保的基數是廣州市的最低工資，即使我們只是稍微提高月工資基數到3000元/月，按照他現在的工作強度，他的應得工資加上可提現的公積金就早就超過了9000元。

可見，無論以小時工資計，還是以月工資計，實際從事著全職長期工作的外賣騎手以及與其他“新業態從業人員”，用全無保障換取的並非自身的高工資（他們的實際工資僅僅略高於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而是平台企業的低成本，錢並沒有“實實在在”落到工人的手上，而是滿打滿算進了平台資本的口袋。全職工作的專送騎手權益得不到保障，大量的“兼職”眾包騎手實際長期從事全職送外賣的工作，所謂“靈活用工”只是資本剝削的遮羞布。

更令人心寒的是，平台資本所“節約”的“人力成本”在數值上也遠遠抵不上工人所失去的保障，但對於資本而言，這並不要緊，因為屆時需要養老、醫療，面臨失業、工傷，乃至工亡風險的並非資本，而是每一個工人。

二、自由還是二次剝削？

到這裡，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所謂以保障換取高工資是不成立的，被“主動放棄”社保的工人實際上只是部分地拿到了原本用於繳納社保的費用，即使是基於最低工資標準，他們所失去的保障也遠遠比他們所獲得的“工資補償”要多。但也許仍有讀者甚至部分外賣騎手認為，工人應當有自決權，由他們自己決定屬於他們的勞動報酬應當如何分配，而不應當由國家統一安排，因而錢仍然應該“實實在在”地發到工人手上。

誠然，社會保險並非保障工人福利的最理想方式，在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保系統的前三十年，我們許多的工人也得到了很好的養老保障，在面對工傷事件也有相對完善的醫療和康復支持，更不要提一些單位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系統了。只有在一整套所有製、生產、分配和政治民主制度的支持下，工人“自決”才有真正“自決”的意義，而在市場邏輯下的工人“自決”往往將工人推向被二次剝削的陷阱。

回到現實的市場邏輯下，如果陳峰需對自己將來的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和失業問題負責，那麼他需要通過什麼途徑保障自己未來的生活呢？

國人在海外得到的最普遍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高儲蓄，相信有讀者已經想到了這一我國民眾最普遍的自我保障形式。然而，在通貨年年膨脹的市場經濟之下，無論是活期還是定期儲蓄給陳峰帶來的收益都遠遠不足以為他未來的生活提供充足的保障。更何況當下，他還面對房租等日常消費、孩子教育、老人贍養等經濟壓力，所能夠儲蓄的金錢也十分有限。在各個公共服務領域（醫療、教育、養老等）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工薪階層的儲蓄定然追不上飛漲的物價。

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市場越來越大的商業保險？近年政府也開始推動商業保險在養老、醫療領域的發展，尤其是浙江和重慶都展開了專屬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推動部分商業保險公司“積極推動服務新產業、新業態從業人員和各類靈活就業人員養老需求”。陳峰與其他大多數的某團專送騎手一樣被投保了雇主責任險或人身意外險，以處理騎手每天在路上可能遇到的交通意外或其他人身傷害事件，保費每天由平台自動扣取。如果說，商業養老保險尚有“自由選擇”的自決權，騎手們並沒有選擇是否投保平台為其選取的險種的自由，所謂的工人”自決“在這樣的情形下並沒有得到體現。即使商業保險讓工人有所謂選擇的自由，不要忘記，無論什麼樣的商業保險公司發行的何種樣的險種，其最終目的都是利潤的最大化，因此相對於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的費率更高，理賠條款更加複雜，中途退保更要承受大比例的損失。

事實上，社會保險即使不是最理想的保障形式，也是現行體制下，工人以集體（有時甚至是跨世代的）的形式來應對勞動力市場和人身風險的一種方式，新自由主義的福利觀號稱讓工人將現金“牢牢抓在手上”，而非讓國家/政府代為分配，其實際的目的是通過必需品消費乃至消費主義的誘惑將工人手上的錢更早、更快地流回資本家手上，這帶來的種種風險，那是每一個工人需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