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回忆毛泽东:集独裁、残忍、政治军事斗争天才于一身https://hk.aboluowang.com/2019/0721/1318477.html
龚楚先生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井岗山时期的少数人物中之一,现在,这种人物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不多了。龚楚先生从参加农民运动到上井岗山,由井岗山到瑞金这一时期,固是龚楚先生的十一年红军生活,也是中共苏维埃运动时期的主要历程。至于龚楚先生本人,首先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继而又参加中共,成为红军主要人物,后来又脱离中共,他本人这一番经历确是不平凡的。
五四运动前后一部份急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经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冶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来了。中国人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俄国人就告诉中国人如何去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侵略。俄国人教育中国人如何组织革命政党,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如何组织青年和妇女,如何组织军队,如何进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夺取政权。这一切大体既不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尤适合一般急进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国人并不是为完全无私的目的而来的,原来俄国人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转而成为它自己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
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读了他这本书,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从而对今后中国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自序
二十世纪的初期,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创立中华民国的大时代。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国主张,虽因遭受帝国主义者及封建军阀、官僚之反对和破坏,末克实现,且曾发生过袁世凯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的悲剧,但在中山先生奔走呼号,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使这一时代的中国青年觉醒起来,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也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投入革命阵营的一分子。待至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我在中共的宣传吸引下加入了中共组织,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此我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曾做过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并领导广东农军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国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上,我是红四军及红七军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同时我对于闽赣苏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内斗争中残杀了不少无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栗。我为我的良心所驱使,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抛弃了过去十一年的斗争历史,冒着生命的危险,脱离中共,另谋新生。
我脱离中共后,曾一度抱着营救旧日同志的心情,参与湘、粤、赣边六属招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军,转战南北,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斗。抗战胜利退役后,曾参与民意代表活动,出任广东省参议员。至国内战争再度爆发,因应当时环境,出任地方行政及绥靖工作。一九四九年,大陆全部为共产党占领后乃移居香港。这是我奋斗中的艰苦略历。
我和毛泽东私人并无仇怨,在井岗山及闽赣苏区斗争时期,均在党组织和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曾对他的独裁作风和残忍个性感到不满,同时,我也曾对他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天才感到佩服,因而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当他被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排挤时,我还一度对他发生过同情之感!
但是他这二十一年来的作为,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参加韩战,牺牲中国无数的生命财产,到三面红旗运动陷全国于饥饿之中,以至文化大革命之逼害老干部和压制文化人,摧残学术文化,制造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等等,在在足以证明他愈来愈是倒行逆施。
至于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的、防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我抵香港后,曾写「我与红军」一书,借我的亲身径历,报导中共政治军事斗争实况,及其领导同志间的恩恩怨怨。时至今日,十多年来,中共的措施,及党内领导同志间的矛盾,仍然因循着过去的路践发展,造成近年的混乱之局,至于其未来的发展,假若其领导阶层的现状不变,则其党内的门争,势必循环相应之下,致国家建设不能得到应有发展,人民生活亦未能得到必须的改善,一旦因内争而发生内战,则外侮必至!其影响所及,又何只中国人民受害而已!
关于共军在初期国内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政治工作的配合行动,是我们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我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一书中已有所叙述。现在特将近年回忆所得,以及写「我与红军」时忽略了的许多事件,著作本书,俾读者对中共问题,能得到深刻的了解,这是我著作本书的愿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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