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 我們的工作為什麼失去了意義感？

你有沒有想過，「勤奮工作」作為我們生活倫理中的重要部分，實際上只有短短幾百年的歷史。在工業化之初，有許多人拒絕投入資本主義式生產中，以相對更隨意散漫的態度進行工作。但很快他們就被各種手段“收編”，逐漸認同了“人生必須工作”這一倫理準則。

同時你是否意識到了，當「工作」變成大多數人生活的必選項時，這一行為卻日益與我們的人生意義「脫鉤」。在過去，一名工匠的人生意義可以是不斷精進技藝，製作更完美的作品，而如今只有極少數人可以繼續追尋這種意義。不論是工廠的流水線工人還是辦公室裡的白領，他們一天重複組裝成百上千個零件，或是無休止地進行會議記錄和PPT製作，其中能夠攫取的成就感卻微乎其微。

在21世紀的第22個年頭，工作，逐漸演變成謀生賺錢消費的手段而已，再也不是我們要達成的人生目標。我們幾乎所有的人生意義都與「新的慾望、佔有和體驗」直接掛鉤，換句話說，「消費」取代「生產」成為了意義感的主要來源。

這一系列關於「工作」的觀念轉變是如何發生的，與過去幾百年的社會整體變化有何關係，它又是怎樣和消費主義的誕生相勾連，影響了福利國家的興衰和窮人的困境？

在《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一書中，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以歐美多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借助敏銳的洞察力、深厚的多學科知識和豐沛的人文情懷闡述分析了這些問題。其中的論述既有學術高度，又與我們每個「打工人」的困境息息相關，《經濟觀察家報》評價稱：

“這本書，馬克思讀後也會哀泣。”

如今，我們有必要閱讀這本《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是因為如果我們想要在微觀上理解自身所面臨的各種“意義困境”，就必須先在宏觀上洞察我們所處的世界——它是如何變得像今天這樣令人難以忍受的。

1、「人必須工作」的正當性建構

齊格蒙特·鮑曼認為，有關「工作」的一切都要從現代工廠的出現開始說起。

在工廠出現以前，人們與自身的工作具備「親密」的關係。工匠製作椅子、樵夫砍下柴火、農民種植糧食和蔬菜，他們會為自身的勞動成果而感到滿足，甚至為自己積累並傾注其中的經驗和技巧感到自豪。

“工人透過自己設定目標、自己控制進程獲得工作的意義和動力。”

後來，工業化打破了這一切。曾經的工匠大片失業，被驅逐進入工廠，變成「沒有靈魂的小齒輪」。同時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很多職業也不再被需要，這些人也同樣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但即使如此，當時（歐洲）的許多人還是不願意進入工廠，拒絕服從「由工頭、時鐘和機器設定的生活節奏」。這是由於「傳統的觀念根深蒂固地認為人的需求是既定的，並不渴望追求更多。一旦這些既定需求得到滿足，工人就喪失了繼續工作的動力，不再有賺取更多金錢的動力。”

也就是說，那時的人們物質需求很有限，體面生活的門檻很低，根本不願意為了一些錢就去工廠裡拼命。

在此情況下，工廠主、國家決策者以及一些經濟學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發起了一場「工作倫理改革運動」。

所謂工作倫理，本質上是一條戒律，齊格蒙特·鮑曼總結了這一戒律的兩個外在前提：

為了維持生活並獲取快樂，每個人都要做一些有價值的事（也就是工作）；安於現狀和不思進取是可恥行為，而努力工作是一種有價值的光榮行為。

總而言之，這項戒律強調「打工人」不該在意工作的內容是什麼，工作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而不工作則是一種罪。也就是呼籲大家說：“別再說什麼流水線工作浪費人生了，不工作的都是懶鬼，快滾去工廠上班！”

除了政府和工廠主外，許多教會人員編撰了各種故事，盡其所能地為年輕人們灌輸「工作光榮「的「正確」價值觀。

但工作倫理的宣講還是無法讓人們乖乖忍受工作，於是一些誘導性與強制性的措施誕生了。

首先是“消滅窮人”運動，這個“消滅”可不是“減少”，而是真正的“消滅”。面對無法適應新工業體製而陷入貧窮的人，許多政府建立了濟貧院，但這一濟貧只提供最低程度的救助，這是符合工作倫理的，因為這些人不參加工作，所以理應忍受骯髒的水和住處，以及發霉的麵包。

援助被局限於陰暗潮濕的濟貧院中，這讓窮人們不得不考慮工作倫理的要求，到底是進入勞役繁重的工廠制度中求生，還是在幾乎沒有援助的角落裡求死，他們必須做出選擇。在這種政策環境下，許多有工作能力的窮人選擇接受了工作倫理的馴化，而那些無法適應的窮人則在緩慢的折磨中死去。

在此基礎上，工廠主們又可以採「僅供生存」策略，來困住已經屈服的窮人們。他們只為工人提供生活到第二天的微薄工資，使工人除了繼續工作外，根本沒有「退出遊戲」的選項。為了確保這套體系的萬無一失，工廠主們也會採取體罰和嚴酷的工作監視制度，這些都能有效地剝奪工人的選擇可能性，使其永遠成為工廠的奴隸。

在工作倫理和相關政策的推廣實施下，歐洲的現代工業社會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所謂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其實質就是“借助自然的可用能源對其它自然資源進行加工，最後產出財富的過程”，也就是教科書裡所說的“再生產”。這個過程離不開勞動人口的參與，因此其延續性也取決於資本所有者能否讓未參與生產的人口源源不斷地加入生產。工作倫理顯然助推了這個過程的實現。

工作倫理的許多概念也深刻影響中國社會，以不那麼凶狠的姿態出現。

例如許多人依舊認可「不勞不食」的理念，不工作是可恥的，即使是許多較富足的中產階級們也這麼認為。同時工作與工作之間意義的平等也常被強調，中國幾乎家家都有的《新華字典》在1988年的修訂本裡寫道：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美好的未來」。

這些話術常常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官方宣傳中出現，而過去幾十年也正是中國快速工業化的時間段，顯然，工作倫理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當下的中國，這套話術似乎不那麼流行了，甚至新華字典中強調的工作平等變成了一種嘲諷，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通常說是因為現實中的「北京大學畢業生」和「售貨員」並不平等，現實與理想產生了撕裂，但這不夠有說服力，因為即使在1988年，這兩類人也絕無平等可言，但許多人卻曾經相信這套話術，真誠地相信任何工作都有意義。

要搞清楚其中的變化，齊格蒙特·鮑曼對歐美社會的分析或許可以提供借鑒，他認為是「生產者社會」向「消費者社會」的變化，導致了工作倫理的崩塌。

2、從“工作有意義”到“工作有利益”

消費者社會的誕生，意味著人們參與社會發展的主要角色發生了變化。在工業化擴張時期，生產活動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工廠主需要更多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以生產更多數量的商品。

但從20世紀開始，技術進步使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下降，限制資本利潤的要素不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人們的消費慾望無法「消化」被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於是整個社會開始有意識地培養「消費者」。此時，人們的消費者角色慢慢取代了原本的生產者角色，對整個社會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消費者社會也因此誕生。

在被培養為消費者的過程中，人們的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首先，原本堪稱「圓形監獄」的紀律工廠模式大幅減少，因為那會讓人的心智固化，缺乏消費的意願和能力。

同時，企業不再宣講工作倫理的要求，而允許人們抱怨工作的乏味與痛苦，但他們提出了一項新的承諾來引誘人們參與工作：「你大可以不喜歡你的這份工作，但它能夠為你賺來更多金錢，並在未來獲取自由。”

也就是說工作沒意義，但工作有利益，可人活著總要尋找意義，因此這個承諾的另一層意思是：「你可以賺更多的錢，然後拿去消費，在消費中獲取人生的意義。”

這加速了工作這一「意義堡壘」的崩塌，許多避難者都匆匆逃向了消費。而且與原本相對固定的消費不同，人們的慾望在整個社會的「進步」中被不斷塑造，往往是一個消費慾望還沒被滿足，新的消費慾望又已經被生產出來，消費成為了一件能夠永無止境滿足人的事。人們愈發無法拒絕消費。

「消費」作為一種毒品式的心理過程，快速地讓人成癮，也使人們的生活態度有了巨大轉變。齊格蒙特·鮑曼認為，「消費徹頭徹尾是一種個人的、獨立的乃至孤獨的活動，這種活動透過不斷地滿足和喚醒、解釋和激發某種慾望實現，而這種慾望通常是一種私人的、難以言表的感覺。”

這段話的意思是，由於消費流程和個人心理緊密相連，消費帶來快感遠遠比工作直接容易得多。我購買一個蘋果手機，即刻就會有慾望得到滿足，而不必像生產一個蘋果手機那樣，你作為流水線的一環，與各方進行繁瑣的配合，最終獲得一點微乎其微的成就感。

這意味著，消費者在消費中不需依賴他人就可以輕鬆獲得意義，而這一切都透過選擇（消費品）的自由來實現。

「選擇的自由設定了消費者社會的階層，設定了消費者繪製理想生活的框架……一個人選擇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選擇權越多，他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就越高。”

書中的這段話直接指出了「選擇自由」對社會結構的重塑。在消費者社會，一個人的家世、背景、個人品格或工作都不再是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重要的是這些東西能不能帶給你「選擇的自由」。

從消費出發，“選擇的自由”逐漸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大眾的人生意義也開始聚焦於“選擇帶來的體驗和感受”，評判世間萬物的標準變成了“喚醒慾望、滿足體驗的能力」。因此，工作也不再像工作倫理所倡導的那樣具備平等的意義和價值，其價值必須接受消費主義標準的審視——它是一項能夠帶來新體驗和慾望滿足的工作嗎？

這也是今天我們不斷在追問又不斷失望的問題。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從事太空人、政治家、企業家、藝術家這類所謂「充滿意義」的職業，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工作」只是通往「消費」的一個手段，我們在工作中煎熬受苦，然後拿著「苦」來的金錢在消費中療癒身心。

如此一來，有意義的工作成為了一種特權。社會透過「工作」再次達成了分層，那些從事富有成就感工作的人，成為了精英階層。 “其他人只能敬畏地遠觀、艷羨慕，通過低俗小說和肥皂劇來體驗。他們在現實中沒有機會從事這類工作，體驗這種生活。”

中國的人類學家項飆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類似的情景，在一個農村家庭裡，房間幾乎是家徒四壁，什麼家具都沒有。但大家都在刷手機和看電視，不斷從中獲得滿足感。

3、窮人們，在工作倫理與消費主義的夾縫中生存

在消費主義社會“注重體驗和感受”的價值觀下，工作被分成了兩種“體驗豐富且有意義的工作”和“體驗重複且無意義的工作”，從事這兩種不同工作的人也相應被分為兩類。

但現實中還有第三種人，連「無意義工作」都無法獲得、也沒有消費能力的人──窮人。他們面對著工作倫理與消費主義「雙重夾擊」的困境。

在消費主義傳教下，窮人同樣嚮往消費主義的生活，想要透過各種新奇的體驗緩解無聊、滿足慾望並達到“幸福狀態”，但幾乎所有消除無聊的物品（遊樂場、健身房、新奇的電子產品等）都需要錢，窮人缺少的恰恰就是錢。

在消費者社會中，他們個體的慾望得不到滿足，也無法透過消費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因此幾乎得不到什麼尊嚴和自豪感。同時，工作倫理中也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因為“不工作的人是可恥的”，這些沒有工作的窮人只是一群懶漢或能力低下者，根本不值得同情。

那麼，窮人可以透過找一份工作來改變自身的處境嗎？對不起，這依舊很難。因為20世紀以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用靈活勞動力來代替鐵飯碗，以滾動合同替代工作保障，採用固定期限合同，臨時性僱傭，裁員重組和企業優化”，以上一系列措施都是在削減就業數量。

這意味著，越是在經濟成功的國家，窮人就越難找到工作。後柴契爾時代的英國獲得了驚人的經濟成就，但也是全球富裕國家中貧窮問題最驚人的地方，「在柴契爾夫人執政期間，處於貧窮線的窮人比例猛增了60％」。

於是可以看到，消費主義帶給窮人的「自由幻夢」也開始逐漸走向破滅，他們沒有在消費中獲得選擇的自由，甚至淪為「沒有消費能力的社會廢棄物」。

這一現象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窮人們信仰著消費主義這位上帝，但在正常的法律道德框架和資源分配製度下，窮人卻享受不到上帝的福澤，最終許多人會選擇各種違法方式來尋求新奇刺激的體驗，因此暴力、犯罪、吸毒、賣淫等活動在窮人群體間盛行，因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治安。

對此，歐美許多已開發國家採取了「福利國家」模式進行應對，政府出資保障窮人的基本生活，給予他們上升的管道，這一設想看起來頗為完美，在過去幾十年也確實起到了作用，但今天這個模式卻逐漸走向了式微，這是為什麼呢？

4.福利國家的衰敗原因

「福利國家」制度在許多民主國家遭到反對，迅速失去了政治支持，是這項制度開始走向衰敗的直接原因。而在齊格蒙特·鮑曼看來，民眾之所以不再支持福利制度，首先是由於福利發放過程中的「經濟審查」所帶來的。

在早期的福利國家體系中，一項福利服務是「全民獲得」的，不管你窮困還是富有，只要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即可獲得其中的一份。但如今，「經濟審查」被大量引入福利制度中，這意味著所有的福利服務都是“有條件的”，要先審查你的經濟狀況，是不是窮到有資格領取這項救濟。

這類「經濟審查」乍看之下很合理，但事實上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其中之一就是福利服務的品質會持續惡化，用美國人的一個說法：「給窮人的方案都是糟糕的方案”，於是不需要這些糟糕服務的人首先就會拒絕繼續支持福利制度：這麼糟糕的服務，且大多數人都不需要，這樣的國家開支簡直就是浪費。

其次，消費主義文化的深入人心也使人們越來越排斥福利制度。消費主義文化的核心價值是“選擇的自由”，消費者註重的不僅是消費某一物品帶來的體驗和感受，更在於“選擇”這一過程提供的充分自由感。因此，福利制度分配一系列平等的、無差異的服務，使得身為消費者的公民被迫接受一種「不能選擇」過程，這是消費者的典範們所不能接受的。換句話說，我要的不是你分配的那些東西，而是享受選擇各種東西的過程。秉持這種觀念的人，自然不可能支持福利國家的政策。

最後，工作倫理對窮人的污名化也發揮了作用。透過「不工作則羞恥」的倫理要求，貶低窮人們的個人品質，將他們悲慘的境遇與他們低劣的人格相關聯，窮人們就變成了一群「活該貧窮」的低級物種。他們搶劫、鬥毆、殺人、吸毒並不是因為社會問題，而是他們自身懶惰而無能，這樣一來我們的納稅人就不必再花錢財去幫助這些自甘墮落的人了。

從宏觀來說，企業和國家也不再需要窮人。在以往全球化不充分的時代，福利國家體制可以透過為窮人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提升當地人口的整體素質，這樣本地企業在需要擴大生產時，就可以從中挑選出可供使用的「勞動力」。

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那些跨國大公司根本不願意再僱用這些本地勞力，因為他們可以在其它欠發達地區尋找到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本地的這些勞動者深受消費主義的馴化，在工作中索要的錢更多，而那些未經開發的「消費主義處女地」的人們則要求更低，給錢就乾，這也是過去三十年的中國、如今的越南獲得製造業遷移紅利的原因。

這導致企業們不再需要本地勞動力，無意將自身的利潤投入福利制度的建構中，在國家層級來看也是如此。因此，福利國家在世界各地都呈現出一種衰敗趨勢。

身為中國人，我讀到書中有許多論述時，總有一種若隱若現的熟悉感。

工作倫理的正當性、意義的消失與建構、「經濟審查」的救助制度、夾縫中生存的窮人，這些是歐美國家在幾百年間經歷的變化，卻在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歷史中快速地發生了。

二十年前，我們的父親們還在大喊“勞動光榮，懶惰可恥”，而如今的年輕人們已經開始大規模懷疑“工作是否還有意義”，並樂於在五光十色的消費主義文化中寄託人生。

也因為一切都發生的太快，中國社會又顯得格外複雜，20歲與40歲的人同坐一席，對於工作、消費與貧窮的看法卻天差地別。也難怪「馬雲」和「白岩松」們和現在的年輕人尿不到一個壺裡去，兩撥人接受的教育與感知的世界，放在西方可能差了整整一個工業革命。

洞察這些，有助於我們了解自身，了解消費主義與工作倫理如何塑造我們的慾望與困境，我們又處於時代浪潮中的哪個位置。在意義與神話崩壞的年代，變革的希望似乎遙不可及，而看清自己變得更加重要，這或許將是個體抵抗浪潮裹挾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