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10. 本土主义和中港矛盾为何在近年急速冒起？

本土主义和中港矛盾近年来急速冒起，但「本土主义」所包含的范围甚广，不易说清。即使把讨论限于相对排拒中国大陆的群体，仍有相当多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立场。以移民政策为例，削减单程证数目、收紧申请单程证资格、修改《基本法》的居留权条文，以至剥夺已经取得居留权人士的身分，就是四种差距甚远的倡议而后果各异。而正如其他的政治立场一样，本土主义支持者的立场也可以相当流动，一时的说法往往不足作准。不过，总的来说，本土主义的支持者往往会认为香港社会对香港自主受威胁的警觉性不足，认为要加强保护香港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免受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控制。

从二零一一年开始，中港关系出现了两个明显转向。首先，各式各样从日常生活冲突引起的中港矛盾在社会爆发。承接而来的，是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所有事物采取全面抗拒的态度，无论任何和中国大陆相关的消息均作负面理解。尽管香港身分认同过去一直都以与中国认同作对照来建立，但会保持一定的情感纽带，例如把反对中共管治和欣赏文化传承区分开，也有所谓的「爱国不等于爱党」；然而新一轮的中港矛盾却不单止针对中共管治，更往往把一般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也连带一起敌视。由于这改变涉及大量情感指控，背后的客观环境因素往往不易说清。

首个通过日常生活突显的中港矛盾，来自「双非政策」所延伸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按《基本法》规定，在香港出生而父母其中一方是中国公民的婴儿，不论父母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一律自动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双非」的意思，就是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婴儿。自从香港开放个人游，不少大陆居民以生育旅游的方式来港产子，有些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有些则希望为孩子取得香港户籍和领取特区护照的资格。 「双非」婴儿的数目，从二零零一年的620名，大幅增加二零一一年的32,653名，占当时所有香港新生婴儿的37%。

本来「双非」问题是可以控制的，只要政府要求医院拒绝「双非」孕妇的分娩预约，并在入境口岸拒绝没有预约的孕妇入境，便可解决问题。事实上，香港在二零一三年起实施了上述政策，「双非」婴儿的数目大幅回落到本来每年数百名的水平。不过，在该政策实施之前，香港政府曾经对「双非」的立场十分正面，甚至认为可以帮助解决香港人口老化的问题。这个看法受到舆论的强烈批评，毕竟「双非」婴儿日后不一定在香港定居，却随时可以来港获得永久性居民的待遇，日后无论是教育或各类社会保障均无从规划需求。当时的香港政府立场，就被认为出卖了本地人的利益。

相对来说，八九民运后香港人对失去自由和人权的忧虑，还是比较遥远和抽象。但当「双非」婴儿潮来到的时候，各种大陆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却变得即时和不能回避。医院因为规划没有预设分娩数字爆升，于是就出现本地人和大陆人争夺医院床位的问题；之后轮到学校因为规划没有预设学童数字爆升，又出现本地人和大陆人争夺学位。而对于「双非」儿童的家长，他们自己没有香港的居留权，只好举家在深圳居住然后让孩子每天天还未亮便要赶过境上学，对家长和孩子来说同样是折腾。一个没经过深思熟虑的人口政策，为各方都带来沉重的负担。

面对社会各界的声讨，梁振英就任特首后随即改变政策，实施「零双非」。不过中港矛盾没有因而停止，反而在其他的议题上越演越烈，当中以「自由行」议题最为严重。 「自由行」的正式名称是港澳个人游，自二零零三年开始实施，容许中国大陆居民透过简单的个人签注前往香港。在此政策之下，大陆访港旅客高速增长，由二零零二年的638万人次大幅度增加至二零一三年的4,075万，为市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不少评论认为其社会成本已远超过其益处。旅客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更把中港矛盾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政策的原意，是要促进香港的旅游业，进而振兴香港经济。然而当旅客越来越多的时候，香港社会发现个人游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分配并不平均，利益往往由一少撮人把持，而成本则由社会整体分担。例如大陆旅客来港购物，通常会集中于一些讲求品质的商品，例如珠宝首饰和药物。于是乎，珠宝店和药店便成为暴利行业，可以付得起高昂的租金垄断游客区的商铺，同一品牌的珠宝店可以在旺角同时设有接近二十间的分店。调查显示于二零零四至二零一三年间，香港的化妆品店增加了十五倍。相对来说，售卖日用品的商店因为无法负担同样的租金，便唯有纷纷撤出。

当商铺单一化的趋势来到一些本来不是旅游区的地方，便会严重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例如沙田新城市广场原为区内六十多万居民最主要的购物中心，但由于位处连接边境的铁路线上，便成为大陆旅客的购物热点，原有店铺例如诊所、书报摊等纷纷被迫迁走。对于很多沙田居民来说，能够从个人游中得益的是商场业主，而他们则失去了一个本来属于社区、服务社区的消闲空间。另一案例则为位于新界西北部的屯门区和元朗区。这两处由于远离市区，居民以低下阶层为主。然而随着西部口岸开通，屯门和元朗的地理位置对于深圳居民来说变得相当便捷。有开发商特设接驳专车，从口岸接送游客到旗下商场购物，好让他们可以赚取更高租金。和沙田的居民一样，屯门和元朗的居民同样不习惯自己生活的地方忽然变成游客热点，即使在居住区附近也要和拉着行李箱的旅客争路。

沙田、屯门和元朗的案例，突显了新增的来港旅客其实已不能称之为游客，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并非旅游观光，而是满足其日常购买需求。这个改变的起因，来自香港政府一度开放深圳居民可无限次数来港，于是不少深圳居民把来港购物变成一种职业，透过带货过关来协助深圳的进口商逃避关税，也就是所谓的「水货客」。调查显示到了二零一七年，百分之五十八的大陆旅客属即日往返，并非传统意义下的游客。有组织的「水货客」会集中抢购某些大陆热门的日用产品，例如个别品牌的婴儿奶粉，以致这些产品经常在市面断货，使本地消费者感到受威胁。

更不幸的，是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政府近年刻意改变大陆传媒有关香港的言论，向民众灌输错误观念，也影响到一些大陆旅客在港的行为。当个别大陆旅客表达出「恩主心态」，即把市场交易视为一方向另一方的恩赐，而这些表现又被传媒捕足广传，便很容易牵动很多香港人的反感。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享受到中港融合的好处，日常生活却因大陆旅客的出现而大受影响，而这些旅客还要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情绪上便很容易把所有大陆人都视为在香港作乱的恶霸。

如是者，近年香港出现了一些针对大陆旅客的「光复行动」，不论对方是否真的是大陆旅客或「水货客」，只要见到拉着行李箱和说普通话的便会围着来辱骂甚至毁坏对方的行李箱。这些直接和激烈的回应方式，并非一时之间忽然出现，而是一个逐步走向激进的过程。示威者由要求铁路职员严格执行运送行李数量的规定，发展至围堵集中向大陆旅客售卖货品的专门店，再变成直接针对大陆旅客。这些做法固然粗糙，台湾游客之间就常流传被误认而受歧视的故事。肢体上的直接攻击，更有违香港社会过去对和平理性抗争的追求。换个角度来说，这些激烈抗争正正代表了中港矛盾已在日常生活都中植根。

现实生活尚且如此，在网上世界则更为猖狂。在个别的网上群组和新闻媒体的留言栏中，对中国各方面的批评可以没有底线。例如每当中国出现天灾人祸，留言者必然欢呼雀跃，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是无辜的」。如果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香港遇上任何麻烦，无论是交通意外或是被骗，均一律不值得任何同情，因为这些人都是「殖民者」，都是潜在的敌人。在不少人眼中，中港关系是一种战争关系，今天的香港在中国面前就和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在日本面前一样，是被强行剥夺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在这种逻辑下，对中国的任何人或事表示同情都是背叛香港。

这些说法无助化解僵局，很大程度上和大陆网上愤青骂「小日本」等的情绪发泄类似；不过若要解决问题，仅仅谴责仇恨言论并不足够，也要追问这些中港矛盾从何而来，特别是中港政治关系的角色。举个例，世界各地都出现过游客过多的问题，当地政府都会想办法应对。但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当中，却会有不少游走中港之间的权贵会通过声称应该包容旅客过多带来的任何问题，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忠诚。当客观的社会问题被理解为政治上的敌我矛盾，寻求解决之道就变得更为困难，民间怨愤亦会变得更为激烈。

伸延阅读：
陈智杰（2016）：〈身分认同与建构他者:香港生活经验中的中港关系〉，张少强、 陈嘉铭、梁启智编《香港社会文化系列》。
罗永生（2014）：〈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思想》第26期。

网上资源：
立场报道（2015）：〈活在水货店与药房的夹缝中〉：立场新闻，2015年2月6日，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上水货客-5-活在水货店与药房的夹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