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為什麼搞成這樣

兩方面原因：上面和下面。

先說上面的原因。

先講個故事。就在半年前，北方快要進入冬季取暖。某縣搞了個“煤改電”，從煤取暖改成電取暖。但因為種種原因（地方拖欠設備款和工人款、電力設施一下跟不上這麼大負荷等等亂七八糟的原因），拖到10月了還沒開始安裝。這可不行，冬天北方真要凍死人的。

當地鄉鎮一把手是真沒辦法，縣里拖欠賬款、現有電力設施帶不起這麼多高負荷的電暖設備。他也沒辦法。正好上面派他去黨校學習，於是他就告辭了。

縣里一看，沒人管事兒了啊，工作完不成了。趕忙派了個副縣長，要求吃住都在鎮裡，不安裝完取暖設備不許回家。

於是這鄉鎮一把手就立馬回來配合工作了，畢竟調兵遣將要靠他，鎮上誰適合幹什麼事、誰要跟誰安排在一起，只有他清楚。擺平村民也得靠他，村民阻工很常見，有他在才能擺平。現在他回來，煤改電落實不好就不是他的責任了，現在第一責任人變成了副縣長，他還能落個積極配合工作、工作能力強的好名聲。

這個故事有助於理解現在上海的書記李強跟前來督戰的副總理孫春蘭的關係。

這兩年疫情，每次有個地方爆出疫情失控的消息，都是孫前往督戰，無一例外，可謂專職新冠督戰員。孫到了上海，她能怎麼辦呢？面對同是政治局委員、下一屆可能入常、是老大嫡系的李強，她沒法像在其他地方一樣直接指揮。面對上海本地的專家組和領導幹部們，她不熟，不了解各人。這些人李強都未必指揮得動，更別說外來戶孫春蘭了。

那孫能怎麼辦呢？上面派她到上海，她也不能啥都不干。於是到上海後，開會，調研。網傳，到上海第一天開的會，只讓她帶來的國務院聯防聯控的專家參與，上海本地的專家沒有參與。她帶來了上面的意思：必須清零。當然，她甚至不用說出來，光是上面派她來就已經表明了這個態度。

於是從那時開始，上海從堅持不封城變成劃江而治，分別封城。再到後面變成全域封城。但還是頂不住，於是孫第二次到上海了，直到現在也沒走。這就有點像上面故事裡的副縣長了：完不成任務不許回家。二入上海很耐人尋味，為什麼二入上海？為什麼二入上海之後一直沒回？二入上海和一入上海有什麼不同？這些問題我們都不知道。但從新聞報導來看，李強現在很低調，幾乎不出現在公眾視野和媒體標題中，而孫則是天天見。可以推斷從二入上海到現在，上海防疫的第一責任人已經不是李強，而是孫。這是合理推斷，副總理到上海呆了這麼久，不當第一責任人，難道還當聽話幹活的嗎？

第一責任人如果對團隊不熟悉肯定是不行的。孫後來開始用國務院聯防聯控辦的人接管上海的防疫。從那個時候開始，決定啟用三級劃分（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的政策，那麼就要先確定各區的級別，定級的方式就是全員核酸。

恰逢上海健康碼出問題（電話門事件裡面提到了，陽性也給了綠碼），於是孫讓人又緊急開發了核酸碼系統，在4月8 or 9號上線，做全員核酸需要用這個碼。但4月9號就發生核酸碼系統也崩了，當時都上熱搜了後來都撤了看不到了，現在知乎還有個問題沒被刪可以搜到，外網也能搜到。

於是4月9日核酸現場有點亂套，系統耽擱，後來決定只能刷身份證，再加上一些居民拒測的原因，總之此次核酸雖然說是完成了2000多萬份檢測，其實因為這個原因是不完整的。 4月11號進行的三級劃分是以此為依據，自然也有少數漏洞。

三級劃分里風險最低的一級“防範區”，本來是可以有限流動。結果不少防範區的居民發現在一兩天后，政策又變了。雖然名義上還是防範區沒變，也沒有放棄三級劃分政策，但實際執行中，防範區的人也被限制在家里或小區裡了。這也是很多小區出現針對管控的暴力事件的導火索之一——說好可以有限流動怎麼又朝令夕改？

這裡只能推測，是上海本地勢力而非孫的安排。因為孫佈置的防疫方針三級管理沒變，官方口號還是三級管理，這裡變的是基層工作的實際執行力度。孫不可能管到具體街道的執行力度，只有上海的官才可能在內部做這種通知。所以網絡上有人推測，這是李強的反擊。他還想當抗疫功臣入常呢，他清楚這樣搞出來的三級管控有漏洞，按這種三級管控去分區，肯定防不住。於是他開始命令自己下面的人即使對最低級的區也得嚴格管控。這種推測不無道理。

同時，12-14號安排連續三天核酸，上海市民都接到這個通知了。我們不去猜測這個決定是李團隊還是孫團隊做的，不論是誰做的，都是因為知道前幾天的全民核酸有漏洞，必須重做一次。結果12號上午，核酸碼系統又崩了一次，於是這次全民核酸又不了了之。

從“上面”的角度看，理解了孫在上海的角色和她與李強（及其下的上海本地官員）的關係，一些荒誕的事實（劃江分別隔離的措施怎麼一下子就改了，核酸碼屢次崩潰、防範區也嚴格管理等等）就能得到解釋。

**然後再從“下面”的角度看。 **下面指的是上海帶編制的基層工作人員。

其實我黨的基層組織能力是冠絕全球的，沒有哪個黨和政府能在基層這麼有效率地組織和動員。但上海是怎麼回事呢？去上海看看就知道，很多地方的基層辦公語言其實是上海話，基層幹部是上海本地人。一個外來人口這麼多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上海市場經濟發達，企業多，外來人口一般都能找到比基層幹部錢多很多的工作。說白了，外來的新上海人要是守著一個月大幾千小一萬的基層工資，一輩子也別想在上海安家。所以，上海的基層工作人員基本是上海人。

這導致兩個結果：基層裙帶關係複雜、基層能力低。裙帶關係複雜好理解，為什麼說能力低？因為首先把外來人口排除在基層幹部之外，篩掉了很多有能力的人了。再加上在商業氛圍、資本文化濃郁的上海，本地人中的有能力者也通常不會選擇基層工作，而是有大把更好的選擇。

有人可能說廣州也一樣啊，基層都講粵語，也是一線城市商業發達，外來人口有更好的選擇。按上面的說法，只要是富裕的城市，基層工作能力都必然低下囉？

不是的。跟北京比，上海的政治氛圍太不濃郁，北京本地才俊也願意去做公務員，外地人到北京也願意從政，北京本來就是從政之地。而深圳也不一樣，深圳體制內工資還是很香的，深圳關內有些社區招人都要碩士起步了（相比之下，上海甚至只要求大專，甚至一些地區大專都不要求）。廣州也不一樣，廣州不是直轄市，雖然基層那麼多講粵語的，其實是整個粵語區的人才都願意往廣州跑。

上海的特殊之處在於，上面的官都不是本地的。

從江開始，上海市委書記都被認為是中央領導人的培養重地——從江澤民、朱鎔基、吳邦國，到現在的習，都是上海市委書記出身。不止市委書記，上海的其他重要職位也都是培養重地。如現在廣東的書記李希、20年臨時調去湖北救場的書記應勇，都曾任上海常委。

因此，上海的高級官員們，多是以上海作為跳板，將來或是成為一方大員，或是進入中央飛黃騰達。他們從外地調來，幹幾年又調往外地。他們平時犯不著為難本地基層，也一般不給本地基層安排太多太難的工作，這是一種集體默契。

那麼，平時在北京由街道辦、居委會等體制組織幹的活，到了上海可能就是由小區物業這種商業組織來乾了。大家都說上海商業文化濃郁，北京政治文化濃郁。聽著很大很空很虛，落到實處，什麼叫商業文化濃郁？就是體制組織少管事，社會的運行由商業機構推動。我不比較這兩種模式孰好孰壞，只想解釋事實。

平時上海這樣也能維持社會正常運行，而且能以更低成本正常運行。但到了疫情嚴重時，很多商業力量組織不起來了，只能靠體制基層力量了，那麼落到具體的事情上，一個社區在一天內用不多的工作人員，同時要完成做核酸、分髮菜品、上報情況、電話溝通、對接援護工作者、對接醫院轉運方艙等多項繁雜工作的時候，北京的居委會大媽能搞定，深圳的社區小伙也能搞定，上海的基層就是搞不定。

同樣做表格，人家五分鐘搞定上報，你就得拖一小時。

同樣分菜，人家井井有條，你菜放在樓下都爛了還沒送完。

同樣做核酸，人家1000人兩小時能搞定，你就得花一天。

同樣是一天內建起方艙，人家建的就是不漏水、人均廁所數量就是更多，你建的就是不合格。人家建的就是有床，你建的就只能打地舖。

甚至於，即使同樣是安排關係戶進入保供系統，人家能做到自己得利的同時民眾也滿意，而你就是做不到把錢掙了事兒也辦了。

這既是上面說到的基層工作者的能力原因，也是平時工作中根本就沒搞過這麼複雜的事情、沒經驗，導致缺少組織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原因。

從“下面”的角度看，上海基層人員素質不高，能力不行，經驗不足（商業文化氛圍與高層和基層的分離共同導致的結果），能解釋另一些事實，比如援護工作者到了上海之後安排不周（香港也出現這種情況）、方艙質量差、菜品運輸效率低等等。

至於說上海發生的其他事實，比如醫院不接收其他病人，明明可以讓非醫務人員幹的核酸檢測卻非要讓醫務人員幹，其他省市不許上海來的入境，甚至不許援護醫療隊、貨運司機入境，這些都不是新鮮事了，武漢那會兒早就發生過了，不用過多解釋。而上述“上面”和“下面”兩個因素，卻是上海獨有的，能解釋很多只在上海發生而沒在其他地方發生的荒誕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