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回忆录03:杀气腾腾
坐在深圳的离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像历历在目。
我通常会先到公安局报户口,然后走回家。那时深圳地小人少,镇上只有一条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鸭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报户口后,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见有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举着一根上面挂着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着进行曲,见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离远见到小女儿和几个同学,我喊「小培」,她回头看看我,却没有迎来,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学前显示有一个「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红卫兵运动已经过去,香港的左派暴动也平静下来。 1969年中共九大后政局表面和缓。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林彪的权力斗争,也在九大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后立即展开。文革派和周恩来的官僚系统斗争,两派都争着推出「极左」政策来争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 1970年初, 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这就是牵连全中国,在各地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对「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重点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杀一批人,要「在短期内杀人够多,产生震慑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贱民的地主富农,再拿出来枪毙。香港回乡探亲者,面临杀气腾腾的社会环境。
妻子梁丽仪,出身于红色家庭,父亲是在香港曾经参加过1929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地下党员,哥哥是香港海员工会的地下党员干部。丽仪中学毕业到广州升读大学时,一直受到中共党组织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参加了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没有受到冲击,被党组织认为是一个跟党走的好学生、好教师。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丽仪是不参加造反运动的「逍遥派」。她有被大字报攻击,但没有被揪斗。中共党组织对每一个干部都设有秘密档案。她的档案中,大概有一个香港红色家庭的背景护持,这对无知的造反派带有不敢轻易触动的神秘感。但是,当文革的极左思潮发展到中国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敌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这一天,我走进家门,丽仪在等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为什么?」「要对我隔离审查。」「为什么?」「因为你。」「我怎么了?」「有文件下来,说香港回来的人有70%是特务。今天刚枪毙了一个。」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枪毙者的。她接着说:「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审查多久?」「我怎么知道?」「那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她无语。九岁的大女儿一直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讲话。丽仪说:「她要跟着我去学校住。」
门外杂沓人声,一个女声高叫:「梁老师,李主任叫你现在回学校。」丽仪:「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点!」他们来押她走。
来不及道别,拿了衣物被铺,牵着大女儿就往门外走。小女儿从保姆身边走过来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笼罩,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想着不可知的未来,朦朦胧胧一会儿,小女儿到床边把我叫醒。她抱着我好久,仿佛隐隐觉得会有满长时间见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离境大堂上,我认识的那边防人员来到我身前,说,「你可以走,不过下次回来要照公安局的规定做。」
我如释重负,几乎半跑地回到港境。
(文章发布于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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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发布在《苹果日报》,现正在Matters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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