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福利（1）

一、一個關於高考的看法，「我們習慣要求自身」

前幾天，在查詢日文語境中對於中國高考的論調時，偶然看見這麼一句話（chugokugo-script.net）：

「（高考的合格線根據應考生的出身地域而不同；比如北京的應考生想要考取北京的大學的情況，他們就比其他地域的應考生想要考取同一所北京的大學更為有利。）⋯⋯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查了許多資料也還是沒能理解。就連對於這種差異化的機制提出異議的話都沒有聽說過，可能中國人都把這作為現實來接受了吧。」

不得不說，我看到這裡有一點被刺中的感覺。因為我發現我跟筆者指的那些中國人一樣，對於這種不平等的機制連反思過的經驗都沒有。就好像我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畢竟從我出生到現在一直就是這樣，難道有問題嗎？

當然我看過關於中國高考的批判不少，無論是它被指做「沒錢沒勢的窮孩子的亂斗場」，還是「中國的孩子難進名校，它卻對外國人無底線地放低門檻」，這些看似人人皆知的事實，卻沒人認真拿它當回事。這可能源於兩個原因：第一，深深的無力感——我即使知道有什麼用呢？還不是只能接受現實？所以我只能在接受它的基礎上，尋找自己的解法；第二，我知道無能為力，所以不想與之戰鬥，我「選擇」「潤」到海外。所以，中國社會里便缺少了這樣一種不僅反思到問題並且願意發出聲音的人。

不僅僅針對高考這個問題，反映到中國社會中的大多數問題都是如此。因為國家如此強權，作為公民，我們不被倡導勇敢提出質疑，乃至抗議，相反我們訓導成為不得不忍耐，從而被迫接受的人。國家就像那個中國傳統家庭中不聽孩子講話的家長，只會一味地提出要求，從來不懂得傾聽。因此當孩子在這樣的家庭和社會中長大，自然變成了一種只會不斷反省自身不是，並向內尋求解法的人。也就是說，比起詢問社會的不是，我們更習慣「要求自身」。

二、一個關於小紅書的看法，有時候其實更需要「環境中的其他人反省自身」

歪腦（wainao.me）在一篇關於小紅書的報導裡也提出了類似的洞察。這篇報導通過台灣用戶的視角考察了小紅書的「算法」對用戶進行的價值觀誘導；提出了只看見主流話語佔據江山，小眾聲音卻幾乎被淹沒的看法。其實這就像是市場營銷裡最基本的原則：「找到你的目標市場」，「迎合這個目標市場」，「從而使產品受到追捧」。在這樣的商業邏輯下，大眾成為一個既成的現象，被牽著鼻子誘導的群體，其中缺失的是個體的主觀能動性，以及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自身和所處環境的能力。因此一名受訪者直言，「好像人們相對比較難去意識到，有時候其實應該要環境中其他人去檢討自己的...」

往深了更進一步，因為小紅書的主要受眾是中國年輕女性，這篇報導同時探討了女性與文化的交叉議題。那麼，這群作為目標群眾的女性，具體而言通過小紅書受到了什麼影響呢？它觀察到：小紅書通過散佈大量「女人要有錢、情感獨立、要拼競爭」的相關文化內容，令用戶看到了「中國社會只會建議你'要靠自己強大起來'」這條隱含的教導。所以上一段落中的受訪者才會說出那句反思：其實環境中的其他人才更需要「檢討」自己。需要思考的是，這裡的「檢討」跟第一級中的結論「我們更習慣要求自身」是不一樣的。因為當我們「要求自身」的時候，我們是在要求自己成為一個與身邊的社會現象相得益彰的人；而當受訪者提出需要環境中的其他人「檢討」自身，她指的是其他人應該反思自己如何不應該去變得與社會現象相得益彰。

比如報導中總結說小紅書倡導女人不僅要白皙貌美、還要自立自強，但並非人人都應該變成這個樣子。這引發與這類人群不同的群體產生焦慮、懷疑、不自信的心情，以及沿著這條線下去可能引發更多連環效應。按照個人情況的不同，後置的連環效應也有可能不同。但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是，當用戶意識到這種心情的一刻開始便在內心里區分了主流與小眾，使得這些小眾意識到自己「不合時宜」，是不從屬於這個社會的「大眾」的人。

在這裡需要講明白的一點是：我雖然說「大眾」，但其實這裡的大眾可能根本不存在。因為「大眾」與「小眾」只是一種非常模糊的主觀印象。如果硬要將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下所指的「大眾」細細拆分來，又可以分出許多不同的群體。即人與人之間的區別是高度細化的，甚至可以說精準到「每一個人」，其實都不一樣。所以將每個人的個體化的差異抹去，簡單概括為「大眾」，只是一種高度模糊化的主觀印象。所謂「大眾」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但事實上來講並不存在。 「大眾」不存在，「小眾」卻存在。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小眾，每一個群體也都是。社交媒體從這種意義上來講，便是製造了一種「大眾」存在的假象。它通過平台的審核機制和設計邏輯，過濾掉小眾的聲音，同時優先了「大眾」的聲音得到傳播。從此可以得到的結論是：社交媒體極度依賴於製造群體，對群體進行歸類，這體現在標籤——hashtag——熱搜、以及社群運營細分上。

三、一個關於唐山事件的看法：社交媒體具有引導用戶建立與之相符的價值觀的權力，權力的另一面是義務

互聯網的優點本在於它能將個人與世界簡單連結起來。一個人通過網上沖浪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觀點或文化。事實上，這應當是鑄造出一個更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的媒介。可是，在人與人之間接觸最為濃厚的社交媒體當中，相反倒是促成了同溫層中的互相取暖、與不同群體間互不理解的現象更多。就像它通過「分類」與「聯想」製造出了一個個觀點與意見不同的群體，卻沒有考慮過如何再將這些一個個不同的群體連結起來，讓他們之間可以相互表達意見，展開討論。

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市場營銷的基礎性原則：「找到目標市場」>「迎合目標市場」>「產品受到追捧」。就算說它是商業世界的最基本的規則也不為過。這裡的前兩步行動其實都是為了找到「需求」，有了「需求」才有「供應」，商業因此才得以成立，這也成為現在簡中社交媒體的設計標準。我們強調的「算法」「推送」「經營社群」，其實只是像牧羊人驅趕羊群一樣，是一種處於權力優勢地位的人對弱勢群體的霸凌。牧羊人假設羊群是不經思考的群體，對於提出異議的羊，他們施以鞭策、訓練、教化，讓特立獨行的「少數羊」再次回歸到謂之為主流「大眾」群體當中。

是的，社交媒體的設計中是存在權力分配的。從上至下地看，從人機交互界面被設計出來開始，就已經存在福柯所謂的「權力型規律訓練」。關於新媒體的議論當中，技術人員出身的列夫·馬諾維奇毫不避諱地說明「計算機是有語法的」。這裡的「語法」包含了指示用戶進行一系列「有意義的行動」。即從「人機交互界面」的本質上來看，「人」與「機」之間本身就存在一種權力的服從關係。人為了使用頁面，必須學習頁面的使用邏輯；當人適應了這套邏輯，就說明它的系統規則成功寫入了人的大腦。這就是權力型的規律訓練，我們沒有辦法撇開頁面本身去使用它。

薩莎·科斯坦薩-查科進一步指出其中的問題所在。她分析道，程序的編寫者因具有其本身的社會文化背景，出於其自身對於外界的認知（哪怕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進行頁面設計，從而產生更大的忽視少數人群/弱勢群體需求的可能性。在這裡，薩沙在意的忽視少數人群的需求（比如殘障者、再比如左撇子）其實是一個比較尖銳的切入點，更基本的就是頁面本身就暗含著一些思維訓練，比如「分類」、「聯想」。不論褒貶，單就事實來看，互聯網如何促進聯想，它更多的是促進同類型間的「聯想」。比如當我們打開一個可能包含許多不同內容的信息流，本質上被統一化的頁面設計導致每一條不同的信息看起來都不過是從一個彈窗跳轉到另一個彈窗，這裡面的變化相對被隱形，因為我們大多數時候看到的就是同一個頁面設計。同一語境下，一個彈窗與另一彈窗顯示的就是「分類」的思維方式。分類往往包含兩個步驟，先區別，後歸類（比如文件夾）。列夫·馬諾維奇說這種計算機的設計思路其實來源於計算機產生以前的人的行為模式。誠然，有許多人就算沒有計算機也會奉行這種行為或思維模式，但本身不支持這種模式的人呢？生活中有許多寧願保持生活空間雜亂、不擅長分類、也不樂於保持序列性的大有人在。在這裡我想說的是，這一類不同的人群沒有必要因為計算機而受到這樣的訓練。而計算機也好，交互頁面的設計也好，其中隱含了這類訓練，就是一種權力上的霸權主義。

社交媒體大多數時候彰顯著「單向瀏覽、使用」、「不支持異議、對話」的霸權。這體現在我們使用社交媒體時，實際上總是處於一種被動的、被輸入的、被接受的立場上。就算提出自己的觀點，大多數時候是被忽視或者消聲的。這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小紅書現象，一是可能在審查階段就被否決了，二是可能體現在交互界面的設計上，比如一篇文化內容的發布者處於一級主導地位，而對於該內容的回复者則被放置於二級顯示地位。由此可見，社交媒體一般來說不允許雙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討論。社交媒體在權力上對用戶進行的霸凌正就體現在它區分了一個相對來說更具輸出優勢的意見發表者與另一相對來說處於其被動位置的意見發表者。

近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首先從結論上來看，這起事件幾乎可以確定為是一起涉黑暴力與性別議題的交叉事件。不需否認，這一定是一起黑社會勢力的權力濫用導致的社會安全議題；其次，在簡中媒體中引發了更大的討論，幾乎蓋過了對事件本身關注的就是這究竟是不是一個性別議題。一部分人認為這顯而易見是一個性別議題，因為涉黑的男性顯然只打女人，並且事件起因是性騷擾未遂。這是父權至上主義對弱勢群體的凝視所導致的結果。一部分人卻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要二選一的論題，即必須定性為涉黑暴力、或性別歧視二者中的一個。在圍繞這場討論的媒體表現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亂與無力。混亂是因為持有不同意見的群體間在公開的社交媒體中根本不可能展開有效的討論，更不用說在傳達自己觀點的基礎上謀求共識。幾乎所有的意見交換都演變為對牛彈琴而無疾而終，無力感由此而來，簡中環境中的社交媒體在面對重大公共事件時顯然不具備滿足這份需求的能力。或者說，我不知道世界範圍內現存的社交媒體是否有能夠滿足這項需求的？我的私人經驗中，只有當討論發生在相互認識的群體的私底下的對話當中，討論才是有意義可循的。即便如此，相互熟知的親友之間往往都需要長達幾小時的議論來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共識，而現行社交媒體的公共輿論場顯然不具備這種潛能。

不同群體間的認知、觀念、隔閡很大是事實。但正因如此才需要通過溝通來促進相互理解。我發現我在乎的是如何能夠讓互聯網成為一個更具可行性的公共輿論場，讓各方群體都獲得平等的發聲與討論的權力。面對這個問題，秉持著社交媒體設計為出發點，我認為社交媒體具備這個義務。也就是說，社交媒體不應該僅僅具有引導其用戶建立與之相符的價值觀的權力，與之伴隨而來的還有義務。不在這以上去促進同溫層的演化，發起不同群體間的意見交換與對話顯然更具意義。每一個人都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對待生活的不同看法，如果遇到不同的意見就嗤之以鼻，不去或無法理解，只會給自己設限越來越多。這不僅不利於個人成長，更造成社會間的暴力與衝突。一個張力巨大的社會無法使人幸福，緊繃的一線時時得不到松解，最終安定也無跡可循。為此，才更需要打破自身的界限，為了看到更寬廣的世界，建立起人人都能夠安心生活的幸福社會，才是最終目的。

四、後記：一個實驗，退出簡中後，我的主觀能動性大大增強了

這篇文章的本意是記錄一些近來的個人經歷，並試圖從中反省、思考、總結。我個人在經歷上述的唐山輿論場事件後，很誠實地告訴一位朋友，對於簡中媒體我感到了莫大的絕望，並詢問對方何解？對方只能老實告訴我，他也很絕望，所以今天不想談這個。這是發生在那起事件中途的事情。後來，又過去一段時間，我發現我不自覺地開始了一個實驗。那就是退出簡中。

其實我個人從懂事開始就從來沒有依賴過簡中媒體。熱門的什麼知乎、微博、小紅書、乃至抖音，我統統沒有使用過。倒不是說我從一開始就看透了簡中的世界令人絕望，而是我對那些社交媒體中的文化內容從來沒有感興趣過。可能我只是對社交媒體冷感？這倒是真的，我從來沒有覺得社交媒體是一個有效的活動場所。我只是偶爾依賴於微信朋友圈，看看最近大家都在做什麼、看什麼、關心什麼。因此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簡中朋友圈裡，並未覺得有大的不妥。直到唐山輿論場的事件讓我驚覺，原來表面平和的背後潛藏著這麼大的隔閡與未知的波濤。自以為朋友們或許之所以為朋友，不至於那麼難溝通吧？這件事情明確地告訴我：很難溝通。於是我才覺得自己應該多發表意見，即便不是大張旗鼓地與周圍人分享自己的觀點（這也是霸凌），卻能夠通過這一舉動創造出溝通的契機（這不是）。

我發現我越來越認同西方的某一些自由民主或多元化的思想。朋友笑稱中國終於侵略過了國民自留地的最後一線，這會導致看法立場的瞬間顛倒。就好像我一直走在一條鋼絲上，以前都在正面走，現在我在反面走了，只是因為你給這座天枰施加的壓力過大了，所以它傾覆了。我開始更多地主動接觸西方思想，聽聽牆外面的媒體聲音。儘管只要是媒體都有一定的審查機制和立場問題，但不可置否，一個相對來說更能自由發聲的輿論場更令人舒適。窮極一切人都是為了自己而活，如果國家對國民的生活方式乾涉到了自留地裡邊，那勢必是會引發抗爭的。

自從我不大在意簡中，而優先接觸牆外的言論後，短短的時間裡，我發現自己腦子裡又產生了新的變化——我的主觀能動性大大增強了。在第一手攝取客觀有效的情報後，我會再去主動去搜索相關話題下的不同資源，也就是以自己的獲取信息的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辯證自己攝取到的知識、認知、看法。同時也意識到簡中媒體中流行的「軟文」是那麼的不堪入目。大多數時候個人充當了媒體，享有自由發聲的福利的同時，又不為自己的宣發職能負責，正所謂就是只享有權利，沒有履行義務，草根翻身當了英雄。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現在所做的跟所有的簡中媒體都一樣，不過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有關自媒體、個人博主的職能和義務或許需要更深刻的探討。但簡中媒體最現象級的一個特徵：官方與自媒體同流，職能區別不做劃分，使用相同的渠道，發布相同的信息，是使得簡中媒體的內容質量混亂不堪的最大原因。外網或許還會區別官媒、自媒體、信息發布平台、社交媒體平台等不同的媒體來源，簡中就沒有這些區別了，到哪裡都是同一幫人在做同樣的事情。這跟社會環境、市場環境都有關。所以還是需要回到第三節的論點，享受權利的同時，需要強調義務。越是具備市場影響力的社交媒體運營者，越應具有同等級別的義務。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義務不是自己憑空想像出來的，更不是受商業意圖箝制的，而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倫理與道德意圖的。

（於6月底，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