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day1 | 再见万华玖楼：无往不利的离别，已不会浇灭我的心

万华玖楼是我在台北失去的第一个家园。

我努力捍卫过，无法抵挡资本、人事、疫情的两茫茫，我曾在狂怒中将他们炎上，写出过一篇「我们的创伤不是你的谈资」的文章。一个共生公寓的倾倒，被退租四散的人们，社群的分裂，文化资本的「空手套白狼」，很多议题可以讲述。

但是今天我只想谈谈，失去家的感觉。

2019年，二十五岁的我，带着三分勇敢，三分莽撞，三分不甘，一分侥幸，回到台北。

在经历了学业上的压力和怀疑，系所同门遭遇的性骚扰和我一起的负隅顽抗，还有一些身分上的无端歧视之后，我灰溜溜的离开了台北，甚至连床铺都没有收拾干净，也没和太子学舍的室友告别，在系所里留下了冲动不好惹的名声，再也没去上课，在宿舍躺了三个月，床头都是711能买到的便宜威士忌，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我是逃离台北的，带着惶恐，委屈，难以名状的愤怒。

第一次远行的我，没有收获奇遇，友情，满身伤痕的归巢。

台北像他的潮湿一样吞噬和侵扰我，我节节败退了。

辗转北京、上海，我接了几个剧组的工作，也开设了女性主义读书会，无意间我看了电影《大河唱》，看到了一个人类学班底的纪录片团队可以把讲述音乐的电影说得多么扎实。

在山西平遥的雨夜，旧城湿冷，人头攒动，民俗、摇滚乐、真诚的土地上的歌唱者们，给我了极大的滋养，主场苏伯伯说「我是工厂子弟，我只能做我的生活关系相关的音乐，而不是原生态的民俗，这是我的诚恳」，我一下被击中了，在一个年轻气盛，一直焦虑自己无法写出作品的时刻，我意识到我曾有「原创性」的迷思，所以去追寻一切虚无缥缈的原生之物，但答案竟然在我自己身上，我应该诚实，用我的生命，我的经验，我的生活关系，去塑造我自己的作品。

看到电影中白雪皑皑，拿着三弦的老人也是赶羊的人，慷慨陈词和幽默的表演却也晚景凄凉，而喜欢去山上对唱「花儿」的穆斯林小哥，从少年唱到中年，在自己的文化里，做着我们外人看来最摇滚的反叛。

我渴望那样的力度，那样的感动，也渴望那样扎实的为了一件事付出，我决定给自己和人类学再一次机会。那种感觉像是你在心里偷偷点的一根蜡烛，被打翻了，心里的角落燃起了熊熊烈火，必须去冒险。

我从山西飞回到台北复学，一个空的行李箱，在青旅住下，告诉自己，两周之内，必须找到房子安放自己，也告诉自己，安全感是第一位的，哪怕多花一些钱，结果被双北的租房市场搞到崩溃，复杂的规则、不明晰的价格、无人担保的留学生身分，让我几乎快要放弃，我什至以非常可怜的姿态致电学校的住宿组，对工作人员情绪勒索，说我离开是因为遭遇了跟踪，不是我自愿的，还能否抽宿舍，最终也无疾而终。

羞耻感蔓延着我的身心，我很快开始疑神疑鬼，没办法再去陌生的房子里探险，台北的租房市场给予我的震撼教育太大了，我记得那天我在小木屋松饼门口嚎啕大哭，说我不过是想找一个房子，为什么要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世界。

我想到之前曾经给朋友写过老房改造、社区营造的案子，提到的「共生公寓」概念，决定冒险看看，便查到了「玖楼」这个品牌，以及他们改造台北租屋市场的决心，我立刻注意到万华的整栋公寓，干净的北欧风格，六层楼，一楼有前台和咖啡厅，六楼是可以容纳40人的巨大客厅，每个人都是套房，有自己的卫生间，当然了，也有超过一般套房的价格，我直接下订，第二天就住了进去。

因为是相对封闭的空间，我得以慢慢的被大家认识，从爱煮饭的北京女孩开始，融化大家的胃，再和大家交心。

我认识了非常多新朋友，旅居台北的法国艺术家，香港来台湾发展的歌手，在师大读中文项目的菲律宾工程师小姊姊，世界五百强的咨询顾问，也在大选期间香港来的观选团里，认识了同仇敌忾的约会对象。

室友们会一起去西宁市场、南机场夜市探险，也会落日十分在朋友的极速飙车中，头脑晕眩的上阳明山，会在拿出三个swtich开始群魔乱舞，会在每周三四的自酿酒活动里，微醺着聊天。那个小小的会客厅，承载了无数相遇。

随着时间进展，疫情爆发，生活互动越发紧密，我也逐渐和工作人员们变成朋友（管理层不常出现除外，工作人员在地下室埋头苦干），会偷偷去门口抽烟，一起分食活动剩下的食物。深夜时段，大家或多或少，喝到过我煮的一碗鸡汤，或者和我彻夜深谈，从音乐到电影，从人生规划到股市浮尘。其中几位，是我现在的挚友，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会说，她们是我的台北闺蜜。五年过去，她们会以惊喜的方式出现在我的演出上，也会是我情绪崩溃时候深夜夺命连环call的对象。

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想用艺术、美食、策展、社群建立一种生活的人们，也是第一批坚定的鼓励我创作和更开放的探险的人。

万华玖楼地处昆明街的交叉口，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位置其实是路冲，风水不太好（也许就预示着它的经营不善），昆明街夜市著名的鸟街所在地，住在二楼的我，早晨会被车水马龙的轰鸣和过于密集的鸟叫声叫醒。

我会到巷子里或者后街的庙门口抽烟，看看猫。抄小路去夜市买个鸡肉饭，吃完了，就坐1路公车去台大上课。一楼的咖啡厅，白天对外营业，晚上就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好去处，深夜时候，就是我一个人挑灯夜战读书的时候，总有一盏绿色的复古台灯在角落开着，我坐在两人座的桌子后面，泡一碗花雕鸡面，或者在隔壁买了炸鸡，瑟瑟缩缩地，开始读布尔迪厄、傅柯和各种人类学的大部头著作。

我在玖楼的一年，读过的英文文献，应该比我这辈子加起来都多。我偶尔会把自己在读的文献拿给各国的说英文的时候看看，他们看了几行之后就会夸我好厉害。我很受用，就拿出好吃的给他们。

后来动物森友会很流行，我总觉得这些室友也是我手机的小动物，他们各自有自己离散的理由，天南地北来台北生活，吃过一碗我的油焖鸡，就都是自己人了。

大家很喜欢跟我分享他们的生活。

法国小哥约会了两个女生都让他很心动，但是他想做出选择，让我见识到了很典型的法式浪漫。我会很直接的质问他，喜欢东亚女生是不是一种后殖民凝视。他会露出羞愧的表情，然后严阵以待地讲述他的爱情故事，他如何为她们倾倒。

菲律宾的小姊姊因为还在学中文，总是非常直抒胸臆，有时候我听她说话都要吓一跳，比如她不满意公寓里的卫生打扫的标准，她会在公寓群组里写：你们是在骗我的钱吗。又凶又可爱，大家也不会觉得她是在引战，只觉得我们要翻译一下她的意思。她还很会卷烟，她每次和主管吵架之后就在一楼信箱下的长桌卷烟，导致我抽卷烟一年了，都不会卷，因为只要下楼，打开信箱，烟盒里就是她满满的作品。

有时候我们几个常常走动的室友，也会八卦一下新来的短租客。比如二楼的日本帅哥，一直很神秘，女孩们都觉得他很帅，不知是不是单身，有时候会找我问问，因为我们就住隔壁，我又是夜行动物，肯定会看出一些端倪，结果就是他会带男生回来，大家终于鸟兽四散。

我也充当过万华玖楼的「纪律委员」，比如对厨房的使用和清洁做出要求，驱逐11点之后还在六楼流连忘返的趴踢生物，帮忙寻找丢失的物品，和收垃圾的奶奶强调时间，等等，这样的责任和投入程度，也让我最后和管理层开战，问清楚对长租室友赔偿的时候，腰杆更硬。 （这是后话了）

玖楼的厨房，也是我把自己从一个番茄炒蛋都做不好的厨房小白，训练成名满（误）台北的川菜小厨的地方。我会邀请朋友聚会，一起煮饭，举办电影放映会，甚至是一起出游，再回来喝点酒。

我是从那时候，被那样一个空间，驯化成了一个party host，那是以前的我并不擅长的领域，也并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喜欢人，喜欢聚会，喜欢分享美食和故事。我越实践，越了解我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能够长出什么。也因而，从一个心灵布满伤痕的状态，逐渐恢复，开始走出舒适区，在台北建立自己的生活圈。

回想起来，我对这些机缘，无限感激。我谢谢那一年的时光里，万华玖楼给我提供的安放，安心和安全。还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带给了我打开台北的切入点和视野。

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建立家园，却无法留住的时刻，而且这个家园承接住了一个如此恐惧焦灼的我。

我什至从没有回头看过，我曾如此投入的爱过那个地方，骄傲过自己是社群中的一员，也由那个地方，重新展开了我在台北的生活。我什至会故意错过曾经室友们的聚会，因为我有一颗无法负担离别的心。

我记得最后几天，虽然有力量大战管理层和物业，去捍卫权益，我却没有力量搬家，我长在这个地方了，搬起来抽筋剥皮，我最后两天才找到新的住处，就是后来我住了两年的梧州街底，离玖楼不到一两公里的范围，我还无法离开我熟悉的街区，也无法离开龙山寺捷运站的四通八达，无法离开南机场夜市，有时候夜晚散步，我会散步到玖楼附近，眼眶湿润，觉得作为一个贫穷的文青，是无法躲避资本的倾轧的，即使是理想主义的新创团队，最后也不过是利益得失，知难而全身退。他们错的也只是道德，背叛的也只是社群的承诺。

不能说原谅了吧，被迫离开万华玖楼是我心里很大的一块伤痛。那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建立家园，付出了全心全意的去爱护、适应、认同，最后和室友们天南海北，各自在这个幽闭的、错落的城市里生活着，像被放逐，像流浪，像重新被推回陌生的世界，一切要重新来一次。

后来两年，我过上了回家就回房间的沉默生活。变成了一个不想再失去而不轻易尝试的人。

四年后的我，住在两层有露台的公寓，二房东是小而美的老房改造设计师couple，家里有三只猫咪，厨房不大但是五脏俱全，定期会邀请朋友们来煮饭、聚会、唱歌、烤肉，这样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从玖楼开始的。那不只是我居住的地方，也是我的一部分。我承认我怀念它，感激它，遗憾它，渴望它。对于自己无法守护它恼羞成怒。你守护不了你的居所，像是一个隐喻，是我们所有都市人的悲剧。

但是，无往不利的离别无法浇灭我的心，我从万华玖楼开始，在居住和人际互动上，长出了自己在台北的轮廓。家的形状回留在心里，人就像是植物，有小小的枝桠，换一个地方虽然会伤了根，仍然会按图索骥的，回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