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四十年

說起1979年伊朗革命，國內大眾始終有這麼一個印象，這場革命是一個力圖推行現代化改革的威權政府與傳統宗教勢力之間的對抗，其結果是過激的現代化改革被傳統宗教勢力反撲。舞台的中心是長著大鬍子、臉色嚴厲的大阿亞圖拉霍梅尼、灰溜溜逃走的巴列維國王，以及高喊“真主至大”的狂熱宗教學生，其他人只是配角。這種印像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有人問出了這麼一個問題：如果像伊朗這樣一個已經在世俗化、工業化方面取得重大進步的國家還是會出現宗教復辟，那麼，伊斯蘭和現代社會究竟是否兼容呢？

著名伊朗政治研究者米薩格•帕薩（Misagh Parsa）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新書——《伊朗的民主：為什麼它會失敗，它又為何能成功》（Democracy in Iran：Why It Failed and How It Might Succeed），繼承了他在三十年前寫就的《伊朗革命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一書中的觀點，那就是——上面這個觀察不靠譜。

一

米薩格•帕薩認為，1979年的伊朗革命並不是一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而是一場多元革命，其主要參與者的目的是政治性和世俗性的。只是由於後來霍梅尼篡奪了政權，才倒果為因，用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來解釋伊朗革命的根源。

在敘述本書之前，需要先岔開一下，講一下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伊朗現代化進展的背景。一般來說，傳統社會是農業和農民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這也是傳統勢力控制政治的主要實力來源。但是到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已不再是這麼一個傳統社會。在1977年，農業只佔伊朗國內生產總值的9.7%，從業人員僅佔勞動力總量的34%。 1972年，工業產值佔伊朗國內生產總值的43.1%，工業部門勞動力佔勞動力總量的四成（其中，製造業工人又佔全體工人的半數以上）。伊朗的城市人口占人口總量的52%，而識字率在城市和農村分別達到了65%和30%，全國平均一下應在五成以上。我們可以說，1979年的伊朗在現代化的程度上來說是要遠遠超過2011年的埃及的（比方說埃及現在的城市化率也只有43%，工業產值只佔GDP的20%左右）。

好，我們接著說。帕薩首先指出，雖然大多數參加伊朗革命的伊朗人是通過清真寺網絡動員起來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想要建立一個神權國家，而是因為清真寺在當時相對能夠提供某種遮護（畢竟伊朗還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巴列維國王對清真寺下手還有顧慮和困難）。 1975年，一群宗教學生在中北部城市庫姆發動起義，如果當時的伊朗人因為對現代化的反感而變成宗教狂的話，那麼這就是一個顯示信仰的好機會。但是當時絕大多數伊朗人採取袖手旁觀的做法，沒有哀悼儀式，傳統上同毛拉結盟的巴扎（集市）商人群體也沒有發起任何一場罷市。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沒有哪個主要階級是為了社會、文化或宗教理由而加入革命的。一般認為，伊朗革命爆發的起點與第一階段是在1977年2月，是由民族陣線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向巴列維國王遞交公開抗議開始的，他們的訴求是人權、自由與憲法。隨後是學生們跟上。而大多數學生的目標是世俗社會主義性質的（儘管一部分學生信仰的是伊斯蘭社會主義）。正因為他們的左翼色彩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巴列維國王公開宣稱，大學已成為年輕共產主義者的堡壘。霍梅尼本人其實也是這麼看的，等他回到伊朗掌權之後，從1980年4月開始關閉全國所有的大學達兩年之久。

革命的第二階段是由巴扎商人們在1978年1月引爆的。他們是商人、高利貸者、店主、手工業者和遊商，因城市化、工業化和金融的國家化而受到不少衝擊。憑藉傳統行會組織，他們成為伊朗最有組織力的群體（控制著三分之二的國內貿易）。帕薩認為，過去大家高估了巴扎商人的保守性。巴扎商人受自由民族主義的影響要高過伊斯蘭教士。比方說，在五十年代，大多數伊斯蘭教士是支持君主制的，那個時候巴扎商人們卻堅定站在1951至1953年出任民選首相的民族主義者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 ，1882—1967）一方。到了六十年代，儘管部分巴扎商人轉而支持霍梅尼，但是他們對清真寺的貢獻卻在持續減少。他們起而同霍梅尼結盟，幾乎完全是因為巴列維政府的商業管制計劃。在1978年1月到12月，伊朗各主要城市的巴扎商人們各自發表了至少十五次聲明，這些聲明主要是在譴責專制、帝國主義與腐敗，只有三次聲明支持伊斯蘭運動。一位著名的巴扎商人團體活動家日後說：“如果巴扎商人事先知道霍梅尼要搞政教合一，那麼他們永遠都不會支持他。”

至於宗教教士自己，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在他們中間也並不佔據多數。研究者對當時清真寺集會的錄音進行分析後發現，大多數口號都是在反專制、反腐敗，只有16%的口號支持霍梅尼（也有差不多相等的口號獻給了其他領導人）。大多數教士在革命中都保持著溫和立場，並不要求建立一個伊斯蘭政體（這是由於傳統的什葉派意識形態要求不去干涉政治，而大多數教士都是傳統主義者）。事實上，霍梅尼本人對伊斯蘭神職團體的遲鈍也頗為不滿。而且相對來說，在革命初期教士們能夠掌握的人數是較少的——在1978年12月10日德黑蘭的大遊行中，教士們只能派出1400人充當糾察隊員，而民族主義者派出了2500人。

最後兩個集團是工人和農民。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工人受到了相對優待，而秘密警察對工人組織的打壓和滲透也很厲害，所以一開始工人在革命中相對消極。他們既不要求推翻君主政府，也不要求建立伊斯蘭政體。到了1978年秋天，隨著形勢的發展，工人激進起來，但行動者主要是左翼石油工人。至於農民，不好意思，沒有他們參加革命的證據。這是因為巴列維王朝進行了白色革命，搞了土地改革，這就解除了農民的抗爭動機，使得伊朗革命基本上是一次城市革命。

正是因為上面這種形勢，使得當巴列維國王出逃之後，革命臨時政府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一個拼盤。比如說革命之後的第一任總理是世俗派的民主活動家邁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1907—1995），由世俗民族主義者來組織新政府。原因無他，雖然霍梅尼是在眾望所歸中回到伊朗的，但他的回歸併不代表他回歸後就掌權了。在革命中，霍梅尼只是共主，各派力量他還無法掌握，非要做出人事上的讓步不可。實際上，當時的觀察家們認為他會是一位過渡領袖。法國和美國的使節都曾認為：“霍梅尼必將失敗，左派將立即獲益。”

在革命期間，霍梅尼自己的語言也是很耐人尋味的。他並沒有高呼“沙裡亞”，而多的是反獨裁，捍衛自由和伊朗的國家利益。他說：“我贊成社會和經濟發展，但沙阿（國王——作者註）實行帝國主義政治，企圖把伊朗置於落後境地。沙阿政府是獨裁政權。在這個政權中，個人自由遭到踐踏，選舉、新聞界和政黨被取消……根本不存在司法獨立和文化自由。”他承諾給所有人政治自由，甚至包括馬克思主義者。他否認會用武力來推行伊斯蘭政策，保障宗教少數的權利，也不會強迫女性帶上罩袍。他說：“在伊斯蘭社會，女性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真主平等創造了我們。”霍梅尼也多次向伊朗人保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否認自己有政治訴求，暗示國王一旦退位，教士們就將甘於顧問角色。

根據以上兩方面的證據（伊朗各派力量的訴求以及霍梅尼自己的言論），帕薩認為，儘管當時各派人士都主張或支持教士捲入政治，但其革命的目的則是世俗性、政治性的，即要求政治（要求憲政民主）或社會改革（增加社會福利），但並不支持建立一個教士國家。雖然大家都共同擁戴一位教士（霍梅尼）當領導，這也主要是因為他反抗巴列維統治的徹底性，而不是他實際能控制局面，不是因為他的神學思想。伊朗革命是一次大眾政治行動，是多元力量的結合，而不是一次教士的反叛。

二

真正使伊朗革命變成一場伊斯蘭革命，是在國王拱手讓出政權之後的事情。原教旨主義者的掌權是在1979年至1982年間，通過持續不斷的幾場政變實現的。

伊朗革命之後有五派主要力量：世俗民族主義者（臨時革命政府總理巴扎爾甘出自於這一派）、伊斯蘭民族主義者（1980年2月至1981年6月擔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巴尼薩德爾屬於這一派）、世俗左派、伊斯蘭社會主義者、最後一類則是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霍梅尼雖然在一開始並不掌握局面，但他的優勢在於他一開始就致力於排擠異己。臨時政府總理巴扎爾甘下台後不久，在與記者的一次會談中曾經這樣評論:“在革命後發生了一些沒有預見到、也不可能預見到的事情。發生的事情就是教士取代我們，成功地接管了這個國家……是的，正是世俗力量缺乏進取心才使得教士接管成為可能。”我國學者陳安全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及其世界影響》中對霍梅尼掌權過程做總結的時候，也說道：“原教旨主義者之所以贏得最後的勝利，是因為他們比對手在權力政治的遊戲中玩得更精明……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什葉派原教旨主義更是巴列維王朝垮台的產物而非其前提。”帕薩的看法也與之類似。

霍梅尼在歸國之後完全沒有和衷共濟的政治幻想，而是迅速建立了一套由革命法庭、自治委員會、革命衛隊和被剝奪者基金會構成的地下政權（儘管他還是地上政權的名義首腦）。相反，他的政治對手則顯得很遲鈍，拙於應對霍梅尼的挑戰。霍梅尼對時機的利用也很出色，當1979年10月伊朗正在製定憲法的時候（霍梅尼倡議建立法基赫體制，即神權體制，正面臨各方的抵抗），美國人正好收留了巴列維國王，這在伊朗掀起了空前的反美浪潮。於是在鼓動學生佔領美國大使館後，霍梅尼利用從美國使館獲得的文件，掀起了一股抓美奸的運動，利用空前的民族主義情緒，將修憲同反美結合在一起，迫使其他方同意之。 1980年9月，薩達姆入侵伊朗，打響兩伊戰爭，霍梅尼又順手牽羊將軍隊調往前線消耗（同時是整肅），以免軍事政變。

霍梅尼的身段非常的靈活。在1979年5月1日，他發表演講，聽起來比卡爾·馬克思更激進，他說：“每一天都應該是勞動節，因為勞動是萬物之源，一切原子，甚至天堂和地獄，都從勞動而來。”這是因為當時他需要同左翼結盟，一起對付世俗民族主義者。等打垮了世俗民族主義者之後，他再同伊斯蘭民族主義者一道消滅了左翼力量，最後利用兩伊戰爭的機會清除了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到了1981年6月，霍梅尼打垮了最後一個政治對手，免除了巴尼薩德爾的總統職務。再接下來就是近兩年的血腥清洗。到1983年5月，霍梅尼終於徹底清除了內外對手。該年8月，政府宣布，一切世俗法律均作廢，不再生效。至此，革命的伊斯蘭化才算完成。

帕薩指出，伊朗革命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共有26個成員，除四人死於反對派的刺殺之外，一人在1979年9月因反對宗教專製而遭暗殺，其餘八人被霍梅尼或囚或殺，十人退出政界。這種革命領袖的高清洗率其實也說明了所謂伊斯蘭革命並不是什麼原教旨宗教運動，搶班奪權的味道倒是重的很。

三

換句話說，帕薩指出，這場革命最後被原教旨主義者所收穫是一個偶然事件。如果從事前的政治與社會結構看，其實伊朗在現代化方面已經做得相當不錯，在伊朗，現代社會並不是一個被廣大落後保守的群眾所包圍的孤島。伊朗並非中東及北非那些國家可比，同土耳其倒是可以相提並論，作為一個舊日帝國，伊朗的底子是要深厚的多的。從革命時主要參與者訴求的世俗性來看，也反應了這種社會背景。問題出在革命進行過程中——霍梅尼以較高明的權術逐次打倒了自己的反對派，從而將伊朗革命伊斯蘭化了。既然如此，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神權體制就只是權力的後果，而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來做配合，這就給民眾運動的再一次興起提供了相應的心理、政治與社會空間。

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大眾社會與政治運動雖然被暫時壓制，但是隨著霍梅尼的去世，又重新復興，這些運動的存在，表明了伊朗現代社會的活力尚存。帕薩舉了兩個例子作為例證，一是伊朗的學生運動，二是所謂的綠色運動。

我們首先來談談伊朗的學生運動。在伊朗，大學生一直是思想與政治的先鋒，在霍梅尼時代遭到嚴酷打擊。但是當霍梅尼去世之後，以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和拉夫桑賈尼總統為代表的實權人物決定“撥亂反正”，消除制度的不穩定，促進發展，於是興建了許多新的大學，也放鬆了對大學的管制。這樣做的後果是，大學生的數量翻了將近三十倍（由於伊朗經濟的不景氣同時導致了大學生的高失業率）。這就促進了校園內部世俗主義自由民族主義力量的複興。到了1999年，哈梅內伊一個高級助手（Mohammad Mohammadi Golpayegani）不得不承認，“1979年革命的第一代人未能將價值觀傳達給第二代”。德黑蘭市議會的調查是，86%的大學生並不進行日常禱告。

隨著伊朗高層發生了政治分裂，激進的學生開始擁戴第五任伊朗總統哈塔米（他的任職時間是1997-2005年）進行政治改良運動。 1999年7月，由於保守派對學生進行了武力鎮壓，至少在十八個城市，成千上萬名學生高喊言論自由與反神權獨裁的口號走上街頭進行示威遊行。隨著政府的進一步鎮壓，學生進一步激進化。帕薩觀察道， “大學第一次見證了一群支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學生的崛起”、“學生政治越來越向左移動”，以及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治框架內的改良思想逐漸被拋棄。

至於綠色運動（西方媒體有的時候會稱之為波斯之春），則指的是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後伊朗的群眾抗議運動。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在那年的選舉前，伊朗的憲法監督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取消了470人的競選資格，只保留了現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和前任總理米爾·侯賽因·穆薩維（Mir Hossein Mousavi）等四人。穆薩維相對來說更偏向改革者一方，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在該年6月8日，穆薩維的支持者披著綠緞帶組成人鏈橫貫整個德黑蘭市，為他造勢。 6月12日選舉的時候，有85％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創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歷史上最高的投票記錄。男人們在頭髮上噴上綠色，女人則穿著綠色的圍巾和綠鞋子，以表示對穆薩維的支持。結果內賈德被宣告獲勝。反對派認為這是選舉舞弊，於是群起抗爭，每個主要城市都爆發抗議活動（德黑蘭市長預計該市有300萬人上街）。 6月15日的示威是現代伊朗歷史上最大的示威之一，揭露了民眾與伊斯蘭共和國統治者之間的巨大鴻溝，而隨後發生的則是大規模的鎮壓、監禁、酷刑與處決。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仍然維持了二十個月，參與者最後喊出了結束伊斯蘭共和國的口號。

這兩個運動都可以看作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後續，無論是從訴求上，還是從規模上來說都是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自1979年以來的這四十年，與其說是“革命後”，不如說是“革命中”。因為在這兩個運動中，1979年的革命口號一再被提出。比方說穆薩維在2010年2月伊朗革命紀念日之前接受采訪，就提出現政權未能履行革命承諾，而自己是在繼承1979年反獨裁、反專制的革命理想。

儘管這兩個運動都相繼失敗，但是，觀察其中的政治過程，也能揭示出伊朗政制中的一些本質性的矛盾：一，儘管在法基赫體制下，教權人士控制著軍隊、警察、重要的經濟與金融部門，以及對政府的監督與最後決定權，但是仍然保留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政府與選舉機制，即伊朗還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憲政體制，這可以看成是教權人士對世俗民主主義的讓步，是某種革命遺產，這就為伊朗內部的政治運動提供了政治空間；二，1979年的革命口號中也包容著相當可以為後世所用的思想資源（霍梅尼本人也多多少少承認人民人民是伊斯蘭體系合法性的基礎）。有相當多的前政府官員（哈塔米、穆薩維等等，甚至包括霍梅尼的好幾個孫子、孫女）與好些教士（比如大阿亞圖拉Bayat Zanjani）最後都成為了法基赫體制的反對派，可以看成是這些矛盾在現實政治中最明顯的體現。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流逝，1979年伊朗革命所創造的二元體制與二元思想顯得越來越自相衝突，運行困難。

帕薩認為，1979年革命所創造的兩元體制無法通過內部改良修正，伊朗未來的道路也許還會是一場顛覆性的革命。也許他是對的，但我們至少可以說，伊朗革命還在持續進行之中，我們現在還看不到這場革命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