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的爆發是為了維護奴隸制嗎？

一

2020年的普利策評論獎頒給了《紐約時報》的妮可爾·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她獲獎作品的題目相當之長，名為《美國建國時的民主構想不是真正的民主，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的爭取才使之成為現實》。這篇文章是紐約時報於2019年8月推出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這一系列被稱為“1619項目”），自稱“旨在通過將奴隸制的後果和美國黑人的貢獻置於美國國家敘事的中心，重新構建美國的歷史”。在文中，漢娜-瓊斯毫不客氣，直接說道：

“美國是一個建立在理想和謊言之上的國家。我們於1776年7月4日通過的《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但起草這些文字的白人並不相信這些文字對他們中間成千上萬的黑人是正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並不完全適用於五分之一的國民。”“在我們的建國神話中，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一些殖民者決定宣布脫離英國獨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想保護奴隸制制度。（漢娜-瓊斯認為當時的英國有了廢奴的打算，導致殖民者先下手為強）。”

可想而知，如此言辭直接引發了相當多美國人的憤慨與抨擊，時任美國總統的川普更直接下令，凡以1619項目進行教學的學校，均不得獲得聯邦資助。如果說這樣的反應還可以歸於黨爭的話，在2019年12月，四個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如肖恩· 韋倫茨（ Sean Wilentz）和戈登·伍德，寫了一封公開信，對這篇文章表達了強烈的保留意見。

肖恩· 韋倫茨來年1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事關事實》（A Matter of Facts），說道：“我們在信中讚揚了該項目的明確目標，即提高公眾對奴隸制在我們歷史上的核心重要性的認識和理解。（但）任何為促進社會正義而教育公眾的努力都不能免除對基本事實的尊重。……教育孩子們，美國革命的部分目的是為了確保奴隸制的安全，這不僅會讓他們對美國革命的意義產生根本性的誤解，而且會讓他們誤解美國自建國以來所堅持和堅持的立場。”

一篇歷史文章引發如此強烈反應，當然是因為它不僅僅是在講歷史。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樣，1619計劃與其批評者之間的衝突，代表了對美國歷史/社會軌跡看法的根本分歧——美國是作為奴隸制國家建立的嗎? 當前的種族不平等是奴隸制的自然產物嗎？美國是一個進步國家嗎？漢娜-瓊斯的回答無疑要黑暗的多。所以有人指出，她文中最激進的部分並不是其論點——奴隸制的遺產繼續影響著美國的製度，而是作者的悲觀主義，而這種悲觀主義預示著某種壓迫與對立的超穩定結構。此外，按照1619項目的說法，自英國人開闢美洲殖民地起，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就是一部壓迫史和鬥爭史——黑人在奴隸制、種族隔離及其他種族壓迫下努力求存是美國歷史的中心議題。那麼，黑人就將是美國歷史舞台的主角。這就引出了一個相當有爭議性的問題——美國歷史屬於誰？

這種歷史觀之爭，當然跟現實息息相關。在美國文化戰爭與認同政治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誰控製過去，誰就控制未來”就成為至理名言。美國黑人及支持者希望能夠通過對歷史的重新界定凸顯其遭受的現實不公，而一部分1619項目的反對者（右翼白人）則認為這是在曲解美國的歷史和現實，他們深深感到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認同正在遭受主流自由派謝罪史觀的侵蝕，感覺自己是“祖國中的異鄉人”，自己的土地在被侵占。雙方都各含怨恨，在這種怨恨政治中，雙方爭奪的不僅僅是資源（即絕對獲得），也是地位（即相對獲得）。而誰能掌握歷史的敘述，自然就有較高的地位。但地位競爭通常是無法妥協、交易的，這正是雙方如此緊張的緣故。

這個爭鬥並非新現象，而是“老爭鬥，新一輪”（old fight, new round）。早在老布什當政期間，共和黨人就已經在抨擊新的歷史教育給人一種“無情又黑暗”的印象。當時，右翼電台節目支持人拉什·林博在節目中疾呼，那些負責制定國家歷史標準的歷史學家，實際上是在處心積慮的向美國年輕人灌輸“我們的國家天生邪惡”的觀念，許多議員譴責這是叛國和對西方文明的攻擊。 2004年，著名的保守主義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是如此的焦慮，就此問題寫下了一本新書《我們是誰？ 》。他在書中警告說，那些“解構主義的計劃”是以犧牲國家共同歷史記憶（從而損害民族團結）為代價，才換來某些群體歷史地位的提高。

二

不管政治上的理由各是什麼，是非曲直還是要回到事實層面——“美國革命的爆發是為了維護奴隸制嗎？”

在過去，主流的美國革命史研究關注的對象就是衝突雙方——北美的革命者與英國。或者如伯納德·貝林探討了美國革命思想的起源（《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或者如傑克•格林研究是英帝國的憲法爭議（《美國革命的憲法根源》），或者如羅伯特·圖克和大衛·漢德瑞克森介紹英帝國統治階層的北美對策（《大英第一帝國的衰落》），或者如戈登·伍德關注共和主義的由來與發展（《美利堅共和國的締造》）。直到最近，革命中的邊緣人物才進入到大家的眼簾——馬婭·亞桑諾夫（Maya Jasanoff）寫出了《自由的流亡者》一書，探究效忠派（站在英國一方的殖民地人）在革命後的遭遇。西蒙·沙瑪寫出了《風雨橫渡: 英國、奴隸和美國革命》，講述跟隨英國而戰的黑人奴隸的故事。

在這裡，我們看看沙瑪怎麼說。

他首先指出，“將非洲人從奴隸制中解放出來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憲制的英國，而非美國這個新生的共和製國家。”這是因為當獨立戰爭打響後，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總督開始執行一條戰時政策，宣布給背叛自己的主人投向英方為其效力的黑人奴隸以自由之身。因此，在許多美國黑人奴隸眼中，國王是敵人的敵人，是他們的朋友、解放者和捍衛者。

在革命戰爭期間，確實有成千上萬被奴役的非洲人將英國視為他們的拯救者，甘冒生命危險奔赴前線。 1775 年12 月，隆德·華盛頓（Lund Washington）在給遠房堂兄喬治·華盛頓（時任大陸軍總司令）寫信時就曾說，黑人和契約勞工正在飛速逃離華盛頓家的莊園，“要是他們覺得自己有機會逃跑，就沒有一個會不願意離開我們……自由的滋味太甜了”（第15頁）。托馬斯·杰斐遜認為，至少有三萬奴隸逃離了弗吉尼亞的種植園，企圖投奔英軍。在十九世紀中期，當時的一位歷史學家估算認為，南卡羅來納三分之二的奴隸都逃跑了。總的算下來，獨立戰爭期間逃離種植園的奴隸約有八萬到十萬人（請考慮到當時的總黑奴人數在五十萬人左右）。

沙瑪特別提到《愛國者》這部電影，稱其只是一個幻想。在這部電影裡面，梅爾·吉布森扮演了南卡羅來納一位組織游擊隊對抗英軍的美國種植園主（這個人在歷史上真實存在，名叫弗朗西斯·馬里恩，綽號“沼澤狐狸”）。在電影中，有一位黑人被其主人派入美軍游擊隊服役，並最終為革命理想而與馬里恩並肩英勇奮戰。在歷史上，這大概完全不可能，因為當時的北美南方諸州都堅決反對武裝黑人奴隸。事實倒是相反的，史料顯示，馬里恩的一個黑奴很有可能加入了英軍，來攻打自己的前主人。

美國黑人將英國視為解放者的歷史認知一直延續下去。在十九世紀中葉，著名的美國黑人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國進行巡迴演講，批判美國奴隸制度的邪惡時，就直接稱呼英國人為解放者。在1852 年，他又在獨立紀念日的演講中自問道：“7月4 日國慶日對奴隸有何意義？”然後自答：“你們崇高無比的獨立，僅僅揭示了我們之間無法估量的距離……你們可以歡慶，但我必須哀悼。”（第13頁）

除了描述黑人對美國革命的態度，沙瑪還提到了革命者自己對奴隸制的看法。已經有一些革命者“意識到了自由的說辭同蓄奴的現實之間那種令人難堪的差異”。約翰·亞當斯（美國獨立的領袖，第二任美國總統）的妻子阿爾蓋爾反思到：“我總覺得，這是一個極其不公的製度……我們自己正在奮力爭取的東西，正是我們日日從別人身上剝奪、擄掠的東西，可這些人同我們一樣，完全有權利享受自由”。 （第23頁）

那怎麼應對這種差異呢？有的革命者主張廢除奴隸制，但這很顯然並不是那個時期的思想主流（因為面對敵人的攻擊承認自己的錯誤，在人眼中無異於投降，也會引起南北方的內鬥），更多的人是想辦法為現狀辯護。本傑明·富蘭克林其實很討厭奴隸制度，他曾向友人說道，他自己其實很不贊成這種邪惡的人口販賣，巴不得它趕快終結。但是1770年，他正在倫敦擔任賓夕法尼亞諸英國代理人，面對英國人對北美奴隸制的批評，他反唇相譏：英國人也壓迫自己的下等階層，跟北美各殖民地的奴隸制除了名義不同之外，實質沒有什麼太大區別。當有人批評到奴隸主對奴隸的非人道待遇時，他辯護道：“或許你會認為，黑人性情溫和、易於管教……有些黑人確實是這樣。但大部分黑人都詭計多端，內心黑暗、陰沉、惡毒，報復心重，殘忍至極。”（第21頁）

那麼，美國革命是對英國廢奴主張的直接反應嗎？沙瑪認為這樣的聯繫是存在的。 “讓愛國者最焦慮不安的噩夢是，英國人真去煽動黑人造反，藉此來威脅他們。”（第26頁）在革命爆發前，英國人確實也想過打“黑鬼”牌，來嚇唬一下日漸不遜的殖民地人民。不管英國是否真有這個心思、舉措，在奴隸主看來，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充分的證明王國的父愛主義已經轉變為粗暴的專制統治”。有些奴隸主開始擔心，英國式自由的迷人妄想已經蠱惑了黑奴。當薩默塞特案（英國法庭在此案中做出裁決，釋放了被帶到英國的奴隸）的消息傳到北美，一時間各種陰謀論盛行。在南卡羅萊納，一位自由黑人因為莫須有的武裝暴動指控被送上了絞架。紐約市干脆禁止黑人在晚上集會。

當萊剋星頓槍聲打響，弗吉尼亞的英國總督鄧莫爾下令解放奴隸，以便威懾叛軍。沙瑪用如下的言語描寫了鄧莫爾這一舉動的後果：

“無數白人，尤其是弗吉尼亞邊遠地區那些向來忠於王國的白人，之前一直都不太願意追隨那些魯莽的愛國者領袖，但在得知英國軍隊要解放他們的奴隸，還要給這些奴隸武器，並且鼓勵他們反抗自己的主人後，許多人開始相信，或許激進的愛國者是對的，英國政府能撕毀文明社會的'契約'（華盛頓語），或許也能幹出其他邪惡之事。可以不誇張地說，1775 年夏秋，圍繞著這個嚴重又可怕的問題，南方的革命形勢開始明朗起來。不管愛國者演說家和記者所謂的'權利'和'自由'有多麼振奮人心，對於弗吉尼亞、南北卡羅來納、佐治亞的大部分農場主、商人、居民而言（大部分人都擁有一到五個黑奴），一場全面的戰爭和獨立運動，已經從意識形態說辭變成了社會需要。他們的革命，最主要的任務是動員起來保護奴隸制。重要的南卡羅來納愛國者愛德華·拉特利奇說得很對，'比起其他任何能想到的權宜措施'，英國這種武裝奴隸的策略'反而實質上導致了大不列顛同殖民地的永久性分裂'。”（第82頁）

好，回到那個問題——美國革命的爆發同奴隸制相關嗎？沙瑪的回答有效嗎？

我個人的看法是：是，也不是。

是，是因為沙瑪確實說明了兩件事，一是確實有一部分北美殖民地人（尤其是南方人）之所以加入革命，尋求獨立，是因為他們感受到了英國對奴隸制的威脅（不管是不是真有這回事）；二是革命者本身並不是沒有道德污點的。一位英國廢奴主義者，托馬斯·戴伊(Thomas Day)，的如下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自然界有什麼東西著實可笑的話，那就非美利堅的愛國者莫屬了。他一隻手簽什麼獨立宣言，另一隻手卻揮舞著鞭子驅趕他那些驚恐萬狀的奴隸。”

不是，是因為沙瑪的描述最多只能說明美國革命與奴隸制之間存在一定相關，而不能說明美國革命的爆發就是為了保護奴隸制度，甚至不能證明美國革命的部分目的和原因在於此。

首先是時間上對不上。北美十三殖民地同母國發生齟齬是從1763年開始的，而無論是漢娜-瓊斯還是沙瑪，都只能將英美之間圍繞奴隸問題發生的爭吵追溯到1772年左右。根據一般邏輯，在後者不可能是在前者的原因。

其次，如果說北美人自己可能會掩飾自己反抗英國的緣由（保護奴隸制），那麼英國人肯定不會。但是從英國人當時的敘事中，也是沒有這個痕蹟的——無論是英國的歷屆首相，還是英王喬治三世，在論及北美的反叛緣由時，無一詞一字提到了奴隸制。拿喬治三世來說，他首先認為北美跟英國的爭執是出於稅收和貿易問題，後來則認為是一小撮人藏在事態後面興風作浪，想要顛覆正當的權威等級與帝國秩序。當時，凡北美髮生衝突，王室政府首先望向的地方並不是南方那些蓄奴殖民地，而是馬薩諸塞殖民地和波士頓市，認為這是反抗之都（英軍總司令蓋奇就駐節在波士頓市），而馬薩諸塞恰恰位於美國北方，並不以蓄奴聞名。在這裡，比較殘酷的一件事是，黑人奴隸作為當時社會中的邊緣人物，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是沒留意的。

到後來，英國人強調北美的奴隸制問題，其實是怒氣上頭後的意氣之爭，佔口頭便宜，並不是真要解放北美奴隸。比如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是當時著名的英國知識分子（順便說一下，“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的最後庇護所”就是他的名言）。在1775年的《稅收並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一文中，他輕蔑的攻擊了英國親美政治家柏克在議會發表的和解建議（有一陣子他告訴他自己的傳記作者兼友人，每次他看到柏克就會氣血上湧不能自己）。他認為，在帝國內，北美這種搞法是釀造一種“統治者無權威，臣民無服從”的體制，壓根行不通。在文章的最後，他痛斥美洲人的虛偽：“我們何曾聽見黑人奴工渴望自由時聲徹雲霄的哀號。”從前後行文邏輯來看，他很顯然是在說，還是要講秩序，講等級，否則就是虛偽，而不是反過來論證應該廢奴。

美國革命的爆發其實有多種成因。比方說，十八世紀英國正在經歷的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凸顯了“（英國）革命後遺症”，讓殖民地人民對英國政治逐漸喪失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確定自己在處於一場由政治和社會腐敗引發的憲法危機之中，這種危機心態極大的影響了他們對英國諸項殖民地政策的判斷；又比方說，英帝國的政治結構有嚴重缺陷，這種有缺陷的政治結構在危機期不但無法起到穩定作用，反而進一步激發了北美與英國之間的矛盾，導致了某種惡性循環。再比方說，英國在諸殖民地的人事政策不當，從而激起了殖民地中層精英的不滿。等等。老實說，跟這些誘因比起來，英美在奴隸制問題上起的爭端其實只是美國革命快要水到渠成時的伴生問題，在此之前，革命的政治動員早已完成。

所以，我覺得得出如下的判斷是比較合理的：美國革命的爆發過程中，奴隸制逐漸成為了一個邊緣性的爭議焦點，但是奴隸問題本身並不是美國革命的起因。

三

行文至最後，我還想順便講講中國對美國革命的認知。在過去，官方看美國革命，主要講它是一次民族解放，有比較正面的描述。原因有二：這符合當時反帝國主義敘事的需要，也受到了輝格傳統史學影響。到了現在，多多少少就出現了一些雜音，有人說美國革命其實是法國人在後面操縱，以報復英國。當革命時期奴隸制問題映入我們眼簾時，又有人說這就是一群奴隸主想要保衛奴隸制，所以故意分裂國家。

說老實話，這兩種敘事都有問題，前者過分拔高，後者過分庸俗，倒是跟中國在造反問題上的傳統智慧非常吻合——一個叫“官逼民反”，另外一個是“刁民作亂”。要為自己“下克上”尋找合法性的時候，選擇前者，要指責別人作為的時候，那自然就是後者。所以說，如果說美國的左右兩翼是在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選擇性的觀察歷史，其實我們這邊也是一樣的。

注：本文已發表於《經濟觀察報：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