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第一部過去

惟有這片土地，才算得上堅固，才能承載記憶帶來的沉重負擔。

----馬薩·蒙吉斯特《影子國王》

1，介紹記憶的風景

中華大地的板塊構造為這塊碩大棋盤帶來高山大河和無數記憶。印度板塊從南部擠壓歐亞大陸板塊，創造了喜馬拉雅山脈和巨大的青藏高原，從而將這個國家幾乎同大陸的其它部分隔絕開來。緩緩擴散出來的更多小型山脈起伏錯落，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岸邊，如同廣闊大地隆起高聳的脊梁。深谷中孕育出寬闊的河流，從西部高原奔騰而下，直至大海。對於在山川大河中徜徉的旅行者來說，不管你朝哪一個方向行走二百英里，都一定會被自然屏障阻擋（註1）。許多人都以為中國是一個高度勻質的國度--持續千年的文明歷史、超過百分之九十一的漢族人口--但是地理告訴我們另一種真實：一堆完全不同的地區拼圖，各地氣候迥異、語言不通、文化傳統和歷史差異更大。

為了征服這片蒼莽大地，中國人民把它變成了一塊畫布。幾千年來，他們把所思所想刻在藏身的岩石和峭壁上。經過時間長河的洗禮，幾乎每個山川河谷都有自己的神話、傳奇、戰鬥、屠殺和美麗的傳說故事。千年以來，旅行者們每到一處，都會寫下自己的奇思妙想，並雕刻在附近的岩石峭壁之上--這些古代的塗鴉把歷史帶入了日常。

其中的一些塗鴉不僅僅是自我吹噓的筆記：我來了，我存在；我牛逼，我讀過史書；我不同與庸眾，我想法獨特。某些精妙的詞句也增添了景點的風貌和意義，幫助未來的旅客在碑刻銘文中與過去對話，以新的方式理解歷史。這一點不同於現代情懷--自然環境只有保留原始狀態才能被視為真實。的確也有中國作家抗議過氾濫的碑刻銘文，但對大多數人來講，這很少被看作一種冒犯。反之，與過去對話增進了對現在的理解。

最著名的景點之一是武漢上游一塊俯瞰長江的赤紅色岩壁。從西元208年到209年的冬天，一場決定性的水戰在此展開，對上雙方是軍事獨裁者曹操和抵抗侵略的小國聯軍。處於弱勢的一方運用奇妙的戰略取得了最終勝利，使得赤壁之戰的知名度可以和西方人記憶中的特拉法爾加海戰媲美：一場光彩奪目的勝利阻擋了豪強的霸業（當然，和所有的歷史一樣，真正的故事要複雜的多）。

這個景點變得很有名，但它成為朝聖之地，是因為八百年後公元1082年蘇東坡的到訪。蘇東坡是中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也是當時國家的官員。他因為對抗暴政改革而被貶官，窮困潦倒住在離赤壁不遠的農莊。某個夜晚，蘇東坡和友人泛舟江上飲酒作樂，高談闊論之餘路過了赤壁。到家後，他寫了一首詩直抒胸臆。過了一陣子，他再次遊覽赤壁，又寫了一首詩。

這兩首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盛名，不僅因為詩作的文字優美，還因為蘇東坡是個大書法家。奇蹟般地，其中一首蘇東坡用毛筆親手寫就的詩詞，歷經千年至今存世，成為中文世界最珍貴的藝術作品之一。在蘇東坡遊覽的若干年後，赤壁懸崖上建造了廟宇來紀念他，也建造了存放他詩詞碑刻的涼亭。

文字和書法讓詩人出名，但正是詩詞的內容本身激發了人們的思古幽情。蘇東坡評論的是一場古代的戰鬥，但他詩詞的意味是永恆的：人民反抗暴政的正義。

讀者會想到曹操的落敗、正義一方如何贏得戰鬥，但也會想到蘇東坡本人也是因為挺身抗議而被貶抑。這放之四海皆準的信念--最終正義必將戰勝邪惡--正是這首詩的中心，當然還有被貶官的鬱悶、掙扎和孤獨。詩中並沒有直接談到這些，蘇東坡感慨萬千，也表達自己並未屈服。

在第一首詩中，蘇東坡訴說自己的不安：順雄闊的長江而下，「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他提到了夜空中的繁星，還說自己面向首都，他的詩也是對皇帝的懇求。

船行途中，蘇東坡的友人哀悼命運的不公。雖然歷史名人曹操曾和周瑜在此會戰，但他們兩人固然一世之雄，也不過「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但蘇東坡不同意這個觀點。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註2）逝者如斯，而未嚐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慕？”

對於蘇東坡同時代的人，詩的政治意義顯而易見。為官追求的利益不可能長久--就如不停流逝的河水，又像逐漸消失的月光，日漸式微--但他追尋的價值是永恆的，就如河流永遠不會乾涸、月有盈缺但永遠發出光輝。這樣的評論如此直白，當蘇東坡把赤壁賦發給朋友時，他還加上警告：「寫了太多抱怨和危言聳聽之詞........請閱後即忘，勿傳他人。」（註3）

如今，赤壁是中國最熱門的景點之一。人們不再搭乘一葉扁舟，而是坐在大型遊輪上，還可以在途中大快朵頤享用豐盛的自助餐。到此一遊不需要特別的理由，因為每個此生必去景點的攻略清單上一定有赤壁。

大部分遊客都是為了仰慕蘇東坡。他們會聯想到他被貶抑，會聯想到曹操的傲慢，會聯想到那麼多畫家在峭壁上對蘇東坡的描繪，由前人的抵抗想到自己對威權的鬥爭。思緒萬千的遊客們，有些人沉默了，有些人若有所思頻頻點頭，也有人吟哦著詩中的詞句，同時觀賞著突出的山岬和巨大的赤壁二字--這兩個朱紅色的大字是十五世紀時為了紀念蘇東坡而銘刻在懸崖石壁上的。

在中國，歷史和道德密不可分。史家的傳統任務就是要對王朝和統治者作出道德評價，部分是為了給後人留下記錄，但也有部分是為了針砭時弊。所以蘇東坡引用曹操的典故，絕非僅為紀念一場古戰役。唯一的解釋就是要臧否當時的皇帝--和曹操一樣，是一個將要被打敗的霸主。

這樣的史觀讓史家既當法官又當陪審員，一面收集證詞一面宣判統治者的命運。如果一個王朝以德治國，那麼從史家的角度就該千秋萬代。但如果政府魚肉百姓、君王不能勤政、災難此起彼伏，那麼必然在史上留​​下罵名並喪失其「天命」。這會導致統治者的兩種反應：要麼秉公執法希望帶來成功和歷史的祝福，要麼打擊異議者從而再無人挑戰統治的合法性。

這一來史家就成了高危險職業。最著名的案例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他被施以宮刑並被囚禁，因為他挺身為一名被冤屈的官員辯護。司馬遷本該自殺，而不是帶著傷殘的軀體和巨大的屈辱苟活。他活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寫一部中國史上最早的通史。司馬遷樹立了歷史寫作的標竿：這是一項神聖的使命，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

規避風險的方法之一就是假裝寫的是遊記，在某個景點遊玩，順手塗鴉。這些遊記中的佳作，就像蘇東坡的詩一樣，不僅影射了政治批評，還探索了自然的無窮無盡、生命的荒謬和現實的不堪。

幾百年來，這些憑吊記憶的場所一直都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雙重景觀。對於入侵者、外來統治者和分裂者，這終究是一片有著綿延數千年記憶的國土。部分原因是，在中國，歷史的存在和現實無可分割。用西方的對照物來比喻，就像古希臘文明、羅馬文明、歐洲文明，它們使用相同的劇本和文化參照物，並被移植到相當於美國大小的地理區域。想像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可以閱讀古希臘文、拉丁文和大部分現代歐洲國家語言，而且這些時代的著名景點--雅典神廟、羅馬競技場、沙特爾主教座堂、奧斯維辛集中營--都位於美國境內。幾千年來的著名作家--荷馬、珍‧奧斯汀、薩福和海明威--也都曾住在這裡，並造訪過這些景點，並把他們的所思所想銘刻成了碑文。

這給中國當下發生的事件帶來無法承受的重壓。這個國家不管到哪裡，都有古代的遺跡。過去的永遠不會真的過去。但這厚重的歷史也讓人民更有力量。既然古人敢仗義執言，那我為何不能？如果我身陷囹圄和苦難，如果我被禁言和羞辱，這不是一直在反覆發生麼？不要忘記一個事實，最終人民緬懷和紀念的是司馬遷和蘇東坡，而不是殘害和詆毀他們的統治者。

現在和過去不同的是廣度。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僅僅是中國歷史長篇的另一個章節。現代官僚政權深入到每一處山鄉僻壤，這歷朝歷代都是無法想像的。這種變革橫跨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1949年共產黨上台後。自1921年成立後的三十年，黨內經過各種清洗、肅反和運動後才建政。透過四年內戰擊敗國民黨時，這個組織具備高度紀律性，由一群經過戰火洗禮的軍人領導，並矢志暴力革命。他們有能力推行一些傾向性非常明顯的政策，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有好的一面，但幾乎所有政策都是自上而下命令式的、完全強制性的。

喧囂的中心是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的性格：捉摸不透、反覆無常、冷酷無情，時而會臆想自己是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的至尊。在毛近三十年的統治下，中國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把正常的社會關係砸得粉碎。國家發動的暴力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1976年毛死後，相對溫和的領導人執政，這個國家依然充斥著騷亂、鎮壓、對不同政見人士的迫害和對少數民族的殘暴政策。

從最早期開始，中國的領導人就試圖把歷史掌握在手中，方法就是講述神話故事：共產黨是依靠人民支持奪取了政權；飢荒是自然災害導致的；少數民族地區比如新疆和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的民主鬥爭是外國勢力在推動；政府在處理新冠疫情初期爆發時很負責任。不露痕的潛台詞：只有共產黨才能把中國從混亂和分裂中解救出來。任何其它版本的歷史敘事都是禁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基礎神話，但在中國，因為沒有獨立的公共機構--媒體、大學、政黨--所以要挑戰官方的版本變得異常艱難。

共產黨的神話統治了中國的教科書、博物館、電影和旅遊景點，並且是中國領導人一貫的做法。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把控制歷史敘事當作最重要的國內事務。他關停了數十家非官方刊物和博物館，並關押所有反對官方版本敘事的人員。這些去除記憶的行動重新編織了國家的集體記憶，並成功說服了大多數中國人：即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黨還是實實在在為民眾謀福利的，那些反對派往好了說是不切實際實際，往壞了說就是叛徒賣國賊。

為了反駁壓倒優勢地位的國家敘事，現代的司馬遷和蘇東坡致力於史詩般的鬥爭，以記錄當代中國的歷史全貌。即便在被許多局外人視為「完美獨裁」的時期，這些獨立寫作者、藝術家和電影製片人仍在創作：政府導致了飢荒、政治運動、大屠殺、病毒爆發。他們的目標是挑戰、動搖並爭取國家的敘事版本。明知勝率不高，他們仍然一如既往，因為他們相信歷史終究會揭露出真相。

其中許多人從2000年代開始這項工作，那是一個不尋常的開放時代。它不是共產黨治下最開放的時間段--自由春風吹拂的八十年代才是，彼時領導人甚至可以談論自由選舉。那些迎風飛揚的日子被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粉碎了，這發生在持續數週對腐敗的和平抗議和對更加開明政治體制的和平請願之後，全副武裝的軍隊進入北京和其它城市，屠殺了幾百名學生。此舉開啟了政府至今仍奉行的遊戲手冊：嚴苛的政治控制搭配快速的經濟發展。

跟八十年代相比，2000年代也許更重要，因為新科技的應用讓許許多多人真正參與全國性的對話。經濟改革讓人們可以自由遷徙，也讓人有富餘的財力去追求自己的興趣所在。對某些人，是漂亮的汽車和海外旅遊。對其它人，可能是追索家族歷史和社會問題。網路開始普及，政府還沒搞清楚如何控制它。記者和活躍人士趁虛而入，發表了大量的博客，很多官員的瀆職行為也被曝光。

地下歷史學家一直在探索1940年代以來黨史中的黑暗角落，數位科技意味著他們的作品可以重見天日，並透過社群媒體、部落格和傳統媒體管道傳播給千百萬讀者。紀錄片影展為使用數位科技的作品增加了曝光度，例如用廉價手持攝影機給黨的亂政的倖存者做訪談--只要極低的成本，就能對一黨執政的政體有效性提出質疑。

這一段相對自由的時期在2000年代末結束了。不能簡單的把它歸咎於習近平2012年的上台執政，在此之前，對這些批評者、公民中的發聲者，風向已經逆轉了。 2008年，黨逮捕了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因為他組織要求溫和政治改革的和平請願。隔年，政府判他十一年徒刑。 2010年，許多多著名政府批評人士的社群媒體帳號被關閉。 2011年，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網站被關閉了評論功能。

習強化了這些打壓的措施。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不容許對毛時代提出任何質疑。他在2013年1月提出，共產黨的統治分為兩個時期（註5）：前三十年（基本上就是毛統治的1949到1976年）和之後經濟改革的三十年（從1978到2012年，鄧小平和他指定接班人統治的時期）。習說，不可以接受一個時代而批評另一個時代。換句話說，你不能歌頌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和開放而批評毛時代，反過來也不可以。你一定得全盤接受。它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這套邏輯蘇東坡非常熟悉，習聲稱，任何對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質疑都意味著對政權合法性的質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為了解釋歷史的重要性，他引用了十九世紀詩人龔自珍的字句。那時中華河山剛淪於異族，龔自珍寫道：「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註6）。習警告說，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在剛解體的前蘇聯，但絕對不會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必須保證官方版本的歷史入腦入心。

為實現這個目標，習關閉了獨立刊物和電影節，並加大了異議者獲取資訊的難度。他治下的政府大規模擴建了歷史博物館和相關紅色景點，重拍了史詩歷史影片，也重新修訂教科書。集大成者是2021年重新編纂黨史的紀錄片，在黨的百年歷史上是第三次。

對這些努力的解讀之一，他們只是精力過剩--連篇累牘搞意識形態控制並沒有太多必要。但這種說法難以成立。即便是獨裁者，他擁有的政治資本也是有限的。他們肯定會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上。習的其它重大政策都是為了應對能切實威脅他統治的風險：他搞反腐敗運動是因為腐敗已經失控，而且還能藉此清除政敵；他對香港的鎮壓，是因為這個言論自由的堡壘出版許多地下圖書和雜誌；他瞄準民主政體的台灣，因為台灣有力的駁斥了共產黨製造的神話--只有威權體制才能有效治理中國人民。同樣，他對控制歷史如此關注，是因為他相信如果丟掉了對歷史敘事的話語權，將為共產黨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威脅。

儘管政府一再管控，獨立的聲音仍在持續。 2016年，我參加了一個口述史的工作坊，結識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位朋友，他們一起來學習如何記錄家庭和社區（我在本書第二部分結尾處有一個短文“拍攝中國的村莊」就是描寫這個工作坊）。即使其中許多人身險境，他們至今仍然很活躍。大多數曾經可以放映他們影片的場所已經消失，但這只會讓他們的努力顯得更為可貴。人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在激勵他們繼續，是什麼讓政府的打壓阻力重重。還有例如地下歷史期刊《記憶Remembrance》的編輯們。到了2023年初，該雜誌已經跨過十五個年頭，成功出版330期。

我在中國時候也長期接觸過一些宗教社團，在那裡有類似這樣的人群。基於信仰的群組和地下歷史學家一樣，試圖用解決內部問題的方法讓中國變得更好--不安和良心的陣痛永遠不會消逝。對於踏上宗教之路的人們，信仰先拯救自己，才能拯救國家--信念就是中國需要道​​德革命來重建更公正的社會。對於非官方歷史學家，信念是道德社會不能建構在謊言和沈默之上。

當我採訪過越來越多的地下歷史學家們之後，我意識到這不是一小撮不切實際的個人行為，而是有組織的奮鬥和努力--這並非一個政黨或協會，也沒有章程和成員名單。黨的安全機構可以輕易搗毀這類機構。這是非機構化的但同時又是由共同信念和信念凝聚在一起的，並廣泛分佈在全國各地，規模如此之大，可以毫不誇張的稱之為一場運動。日積月累，他們創造了關於共產黨亂政的共同記憶--我會在第七章介紹相關內容。

至關重要的是，所有這些人對地點有著神話般的迷信。他們當然知道赤壁和蘇東坡，基於黨建政後發生的各種事件，他們也創造了新的記憶場所。和古人一樣，他們也在這些記憶場所留下了各種記號：墓碑、碑文、或是刻上他們名字的石頭。

許多類似的記憶被勤奮的政府官員抹去了。但和蘇東坡一樣，今天的評論者們創作了許多藝術作品——電影、書籍、短文、詩歌--可能被壓制但無法被刪除。他們被廣泛傳播，其中許多取得了神話般的地位。即使被禁，作品在虛擬世界仍在流傳，並被許多中國人熟知。他們代表了更開放、更人道的中國，這個中國一直都存在，人們也一直在為這個中國奮鬥。

屢屢都有陌生人告訴我，某個他們認為的，這場現代運動的發源地。他們一直會繞回中國最西部直到青藏高原。在那裡，地理環境導致了毛時代一些最嚴重的過激行為，也導致了人們很早就開始探索中國當時的新專制體系。這些人已經去世很久，甚至被遺忘了幾十年，但中國的電影製片人和地下歷史學家復活了他們，造就了反歷史敘事的傳承，正是這種傳承讓我們有了今天的各種故事，也寓示中國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