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 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败者回忆录03：杀气腾腾
坐在深圳的离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像历历在目。
我通常会先到公安局报户口，然后走回家。那时深圳地小人少，镇上只有一条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鸭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报户口后，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见有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举着一根上面挂着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着进行曲，见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离远见到小女儿和几个同学，我喊「小培」，她回头看看我，却没有迎来，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学前显示有一个「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红卫兵运动已经过去，香港的左派暴动也平静下来。 1969年中共九大后政局表面和缓。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林彪的权力斗争，也在九大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后立即展开。文革派和周恩来的官僚系统斗争，两派都争着推出「极左」政策来争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 1970年初， 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这就是牵连全中国，在各地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对「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重点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杀一批人，要「在短期内杀人够多，产生震慑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贱民的地主富农，再拿出来枪毙。香港回乡探亲者，面临杀气腾腾的社会环境。
妻子梁丽仪，出身于红色家庭，父亲是在香港曾经参加过1929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地下党员，哥哥是香港海员工会的地下党员干部。丽仪中学毕业到广州升读大学时，一直受到中共党组织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参加了共青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没有受到冲击，被党组织认为是一个跟党走的好学生、好教师。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丽仪是不参加造反运动的「逍遥派」。她有被大字报攻击，但没有被揪斗。中共党组织对每一个干部都设有秘密档案。她的档案中，大概有一个香港红色家庭的背景护持，这对无知的造反派带有不敢轻易触动的神秘感。但是，当文革的极左思潮发展到中国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敌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这一天，我走进家门，丽仪在等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为什么？」「要对我隔离审查。」「为什么？」「因为你。」「我怎么了？」「有文件下来，说香港回来的人有70%是特务。今天刚枪毙了一个。」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枪毙者的。她接着说：「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审查多久？」「我怎么知道？」「那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她无语。九岁的大女儿一直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讲话。丽仪说：「她要跟着我去学校住。」
门外杂沓人声，一个女声高叫：「梁老师，李主任叫你现在回学校。」丽仪：「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点！」他们来押她走。
来不及道别，拿了衣物被铺，牵着大女儿就往门外走。小女儿从保姆身边走过来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笼罩，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想着不可知的未来，朦朦胧胧一会儿，小女儿到床边把我叫醒。她抱着我好久，仿佛隐隐觉得会有满长时间见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离境大堂上，我认识的那边防人员来到我身前，说，「你可以走，不过下次回来要照公安局的规定做。」
我如释重负，几乎半跑地回到港境。
（文章发布于2021年4月26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发布在《苹果日报》，现正在Matters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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