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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机女孩”和“简单男孩”谈起|围炉·FDU

本期夜话则从五名围炉成员的自身经历出发,探讨“心机女孩”,“简单男孩”的刻板印象。

在《围炉夜话:一颗肾背后的道德、创作与身份争议》中,我们探讨了性别对于叙事的影响,两名女作家的纷争往往被塑造成“女人扯头花”的八卦,回归到“mean girls”“女人就是事多”的刻板印象。英文脉络中的“mean girls”最初由学者提出,旨在概括青春期女孩对彼此施加的隐性攻击(如白眼、造谣、忽视对方),却在近些年被大写特写、成为对于女孩的刻板印象。中文脉络下的“心机女”既用于描绘那些表里不一、善于勾引男人、陷害朋友的女性,又用于单一化女性的行为动机——“女人就是事多”。与之相对,男性总被认为是大大咧咧、毫无心机的“简单男孩”,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囙此是绝不塑胶的“兄弟情”。本期夜话则从五名围炉成员的自身经历出发,探讨“心机女孩”“简单男孩”式刻板印象。椰子和善长反思了自己作为曾经的mean girl和霸凌旁观者的经历,螽斯分享了大学里与“mean girls”截然相反的女孩们的友情,吉豆回溯了自己被“歧视”的遭遇,点明男孩的刻薄与讽刺同样存在并造成伤害, 金鱼则分析了“心机女孩”“简单男孩”标签背后的迷思与系统性问题。

椰子|我从小就是一个符合主流要求的成绩好、长相“正常”的女孩,并没有遭遇过霸凌,但也恰恰是这种“好孩子”特质把我架在了便于拉拢小团体、发动隐性攻击的位置。小学时,面对不喜欢的女生(而对方又很喜欢我),我并不会直接表达我对她的态度,而是通过生日聚会不邀请她、特地不选择她做我的同桌等等行为来间接伤害她。那时可能觉得,自己在老师和家长眼中都是乖女孩,对方也是班级里受欢迎的女生,如果直接和她闹掰,我就不再能扮演乖女孩,也不再受欢迎了。而那时不喜欢对方也是出于一种有毒的厌女思维——我总是用“婊”来揣测女生,总觉得她表现出的某种特质肯定是为了吸引男生注意。 “心机婊”“绿茶婊”“汉子婊”……社会文化生造出许多“婊”来归类对女人的辱骂,尤其是辱骂她明里暗里“勾引”男人。我浸淫在毒药中,竟也不自知地生产了毒药。唉,现在想来真是羞愧!正如陈亚亚所说,婚恋领域之所以对女性显得格外重要,不恰恰是性别压迫的结果吗?

关于隐性攻击,推荐阅读《女孩们的地下战争》

小学时我也真诚地认为“和女生玩真复杂,男生真简单”。现在想想,这多半是偶像剧的荼毒。偶像剧里总有个“心机女二”,发动各种“隐性攻击”,妄图夺走男主对于女主的爱; 而里面的男生多半痴情贴心,十分“简单”。回到现实生活,一些女生可能“心机”,也可能不“心机”,但那时的我总是倾向于她是“心机”的,从而确证我对于“心机女孩”的刻板印象,如此一直回圈。但这种想法到了一个女生少的地方就会自动破除。初中时我被选入了男女比悬殊的(男女比为何悬殊又是另一个性别议题了)竞赛班,我成为了一个成绩一般的女生,妥妥的弱势群体。我在当时有很明显的被凝视的感觉,父权的大象清晰可见。 (比如,一群男生在班里大声讲黄段子,有时还代入几个女同学的名字)甚至,我反而要感谢竞赛班的“有毒”环境让我有了性别意识。

成绩和性别以及它们的叠加在霸凌中扮演的角色值得一探。我曾经围观并参与了竞赛班所有人对于普通班两个女生A和B的霸凌。如上所述,竞赛班是一个典型的boy's club。男生们觉得A长得丑,B胸大且暴力(事实上他们也只是眼熟A和B而已,并不认识A和B),于是当他们想辱骂(“调侃”)其他男生时就会说“你爱A!” “你爱B!”, 几个女生就旁观着,有时也“调侃”几句。我妈当时也知道我们在“调侃”B。她跟我说这么做不对,万一B后面名声被我们搞臭呢。我说没关系,因为B只是个符号,大家只是想发泄。 —— 但现在想想,恰恰是因为只把她当作符号,我们在“调侃”的时候才不会顾及她作为一个人的感受啊!

我总想,如果当时有人教给我真正的平等观——“你们'调侃'她们的行为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们没有把她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我是否会停止旁观、制止霸凌。但让我感到无力的是,作为一个成绩一般,也囙此更没有话语权的女生,我的制止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男生可能又会遇到其他困境,比如因为制止霸凌而反过来被男性群体霸凌。) 让我感到无力的还有,在一个本身就彰显著不平等的竞赛班,学生们已经因为成绩优异而享受到了特权(更好的师资),又如何能信服“你们没有把她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合理性呢?

谈谈转变。上大学后读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不禁深思我们的社会文化所刻画的女性情谊——不是拉小团体就是“毒闺蜜”。若要从“心机女孩/mean girls”向“我的天才女友”转变,我认为关键在于认识人的复杂性、关系的复杂性。不因为关系重要而用以威胁“不这么做我们就绝交”,也不因为关系重要就进行暗地里的攻击,而是因为关系的重要而更勇敢地去面对问题。而如果我们的脑海中仍然不可抑制地蹦出“心机”“婊”等词语,我们可以在“原谅”自己的同时深刻反思。 “厌女”的心态虽难以消除,却可以成为对“女权”概念理解转变的开始。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 “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姑且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对那个指定比特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 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

《我的天才女友》中的女性情谊

吉豆|因为我所在地区的教育水准较为落后,我小学时曾多次转学以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在所读的三个小学中我都曾因为不同的原因受到过一定程度的“霸凌”。在这里我给霸凌一词加上了引号,因为在受到一定的身体伤害和心理压力的同时,我也能够理解对方对我情绪与歧视的来源。 “霸凌”对于我来说似乎是环境下的客观产物与必要的承担结果。

我曾受欺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成绩优秀。因为转学后会挤掉原来第一名的位置,所以很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比较严重的一次是我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原来的第一名因为考试没有发挥正常而在教室外哭泣。我当时于心不忍,走去安慰他,没想到他或许是恼羞成怒,竟然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我又痛又震惊。向老师反映,但她却只是安慰了我几句。白衣服上的鞋印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但当时的情绪早已随时间的洗刷而淡然了。对我来说,此类经历并未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仍然可以通过和别人的相处来为自己正名,赢得大多数人的友谊。

但是后来遇到的另一种“歧视”,更深地贯穿了我的所有生活。这里的歧视我也打了引号,因为我觉得这似乎依然是我自己引起的客观后果。因为下颌发育过度,我的脸型从侧面看起来和“正常人”有所区别,我的不自信不断增长,青春期发育的女性很快感受到男性的凝视,男孩子们会开始讨论谁的胸大谁的胸小,谁黑谁白,我的下巴也难避免会成为话题。

上述的两种“霸凌”,我自己心里都很难认为是真的非常恶意的霸凌。在前一种情况中,因为成绩好而受到嫉妒与憎恶,这样的短暂性偏见终究是能够通过与同学们的相处与发展而改善的,在这种“霸凌”中,我也深知自己并没有主观的恶意与错误; 而在后一种“霸凌”中,针对先天特征的嘲笑与讽刺,却是我非常难以改变与扭转的。

在青少年发育与成长的过程中,同龄男性对于女性生理与外貌特征的点评贯穿其中(并非女性没有相应对男性的点评,但仅以个人的观察而言,男性更勇于在公共场合中谈论与传播)。而在这个阶段的教育中,对于美和丑的定义往往是确定和单一的。就像玛丽·道格拉斯谈到的清洁与污秽的文化构造性一样,青少年所接触的环境与教育中,对脱离简单秩序与架构的事物及其特征并没有足够的包容。于是,黑皮肤、肥胖、畸形的是必然难以与美联系的,这类女孩也往往成为男孩调侃嘲笑的对象。

在我当时的境遇中,尽管我能通过学习与交流和同学们形成良好友爱的关系,但当我作为一个“女孩”被男生点评的时候,我仍然难以逃脱这些让自卑深植我心中的议论。当男生们在黑板上玩你画我猜,画出一个长长下巴的我时,那种受到羞辱的感觉始终强烈。我认为对于男性来说,其中部分人在后来的学习与生活中会经历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逐渐变得更加开放与包容,而部分男性可能会继续维持他们的“自信”与刻板观念。 (女生也何尝不是这样。) 但无论他们怎样变化,曾经被伤害和刺痛的我依然不断想要填补一直存在着的内在的自卑。我知道悦纳自己的道理,但是这个不断重建自信的过程我自己并没有信心。

所以在我看来,mean girls和simple boy既是一种不完全真实的描述——男孩的刻薄与讽刺同样会造成伤害,并且不论男女,他们可能都是该阶段性文化环境与教育引导下的暂时性产物,带着对世界与生活单一片面的认知。或许今后教育的根源性改善是值得期待的,我期待着进一步对多样性的包容和对女性关于男性凝视的解放。

图片源于反霸凌网络kidshelpline. com. au

善长|和椰子一样,我也没有遭遇过霸凌,而且坦诚说应该属于在社交中有“优势地位”的那一类群体,和大部分班上的同学都相处得来,还与两三个最要好的朋友形成某种“铁X角”关系, 和女生关系也算融洽(就像杨红樱小说里面描写的那种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我记忆里很少有像椰子这样真实而具体的女生之间或针对女生的“霸凌”故事,甚至连旁观的经历也几乎没有,囙此基本上无从谈起。但我记得从小学高年级起,男生间就有了所谓的“帮派”,存在“霸凌”。初中时在一个比较乱的学校,霸凌现象就变本加厉。那时班上有两三个比较沉默内向的男生,我知道他们会给那些已经在“混社会”的男生钱。有一次下课我见到当时一个“帮派”的“小头目”男生A问男生B要钱,我当时去制止,A倒是不打算要了,但后来问B,知道B还是给了A,因为怕之后被报复。我当时不属于被“霸凌”的人,甚至在班上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在一些当面发生的“霸凌”事件中起到一点作用,也基本不会囙此被报复。但我所能做的仍然很有限,且当我游离于那个“霸凌者”的圈子周围时,介入的程度也必然很微弱,这看似悖论却是现实。 “小头目”之上有“大头目”,教室之外有厕所、有回家的小路,他们总能找到别的管道绕开你这个轻微的“麻烦”,让“井水”最终不犯“河水”。

此外,某种意义上更无奈的是,在一部分情况中,我恰恰和那些“霸凌者”同学更相处得来。而即便在霸凌事件中我会出于朴素正义和同情帮被霸凌的同学说话,但那之后,我们常常并不会真正成为朋友。比如上面事件里的A和B,A和我经常在体育课上打篮球,尽管不是好朋友,但也算是熟悉。但B平时不参与活动,也不好相处(这有时更会成为他们被霸凌的理由),我确实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个性与霸凌事件有时互为因果。在一部分情况中,就存在这样的回圈。

这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所有经历和环境都会造就一个人的个性,“霸凌”诚然是恶,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在现实中遇到一个令我厌恶的人时,我逐渐学习更多地考虑他的过往,和曾经遭遇的“恶”,而不是依据眼前种种下判断。但这有时也会碰到限度,因为令人厌恶的言行就是现实遭遇的情况,而包容不快和厌恶带来的自我损耗也是真实的。到什么地步善良才不会变成过度的滥情? “过去”的解释力有多大,随之应该赋予的体谅的限度究竟在哪里?在决定论和个人能动性之间存在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可能是模糊的,令人在具体的情境中常常会变得困惑。我只能时刻让自己意识到我此刻的存在同时背负着过往,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幸运,同时避免被不幸捆绑。而同样他人此刻的存在也背负着所有的过往。

螽斯|最近我看到一比特学长在豆瓣上评论《甄嬛传》的时候提到成年女性聚在一起会自然有一种勾心斗角的氛围,我不是很同意,尤其因为身边的朋友们组建了“甄嬛传学术小组”,我觉得大家非常可爱,所以忍不住单方面叭叭叭了起来。我感觉上大学之后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女性之间的“勾心斗角”,我看到玩梗、表情包等构成的社交内容很强的文化,也看到女性朋友一起出游、互相拍美好的照片、真诚分享、坦诚地相互倾诉相互支持, 我还看到女性朋友(有时候包括我自己)以直截了当具有一定攻击性的管道公开起冲突或者解决冲突。这些与“心机女孩”完全不同的氛围,一方面源于女同学们自身的成熟和进步,另一方面我猜也和松散自由可以自主寻找伙伴的氛围有关,有更合得来的人和气场不太合的人、有玩得好的时候和起小冲突的时候,这些都很正常, 在人际关系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调试人际关系距离来解决(按这一猜想,在寝室关系当中,难以避免的摩擦和似绑定般的亲近之间的冲突,或许会导致隐形的孤立或角力更容易存在。另外,我上大学后发现男性在不能明面上撕破脸的绑定的“共同体” 中似乎也会有所谓“心机”的行为。) 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当女同学以严苛的“是非”标准公开谴责甚至攻击他人(尤其是在性别等议题上),即便有时占理,也显得很“法利赛人”气(即教条地遵循和看待“是非”标准)。当然,男性如果有相似的行为,也很可能招人厌恶。不过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对公开批评甚至攻击他人,尤其是女性公开批评他人的行为多一点包容,至少公开批评他人的人有直言不讳的勇气,这是和那种暗地里中伤别人的行为截然不同的。

《甄嬛传》不只是勾心斗角

金鱼|“心机女孩”和“简单男孩”的标签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潜意识里对关系的价值取向:关系应该是简单的。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简单”的关系真的就是更好的关系吗?或者说,关系真的是简单的吗?售货员和顾客的关系很简单,但显然我们并不满足于只拥有这样的人际关系。

Ellen Goodman在The Tapestry of Friendship里将女性之间的情谊和男性之间的情谊(根据刻板印象)分别描述为friends和buddies。 Buddies之间的关系往往很简单,通过共同活动(运动、比赛、事业等)相互联系并且相互认同(彼此的男性气质),是一种”you are OK,I'm OK”的关系。双方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关系、可以共同面对困难,但却不可以向彼此袒露脆弱的一面。 Friends之间的关系则相反,她们并不通过相互认同确认关系,而是相互接受——也就是说她们不仅见证了彼此光鲜的一面,也拥抱了彼此脆弱的一面。在文章最后Goodman也指出,这种“女性版本”的友谊已经逐渐成为了公认的理想中的友谊。在这个破除偏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关系也应当是多面的、能够承载这种复杂性的。

然而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很容易接受关系的复杂性在于承载脆弱这一点,我们显然还不敢承认关系的复杂性也在于我们并不是全然没有私心的圣人,并且由于人类社会化的特点,我们并不总是会像野兽一样表达出我们的攻击性。女孩们的“心机”在于暗戳戳地为自己谋划,男孩们的“简单”在于心胸坦荡毫不计较; 然而成年人的社会真的是这样的吗?实际上这样对立的幻想往往只会加诸少年或是儿童身上。女孩们被认为是更早熟的,囙此我们在她们身上投射了对社会化的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模式的失望和厌恶,而男孩则被幻想成是免于“污染”的。

另一方面贴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的标签也来源于社会对性别分工的期待。女性被认为是应该善于处理感情和关系的,而情感在社会生产、工具理性的逻辑里被认为是冗余,是只存在于私域、不值得也不应当被拿到公域来言说的东西。当社会把情感劳动理所当然地丢给女性的时候(例如教育女孩子要细心、为他人着想),也认为情感劳动是低级的劳动,囙此女性再怎么善于处理关系都只是“心机”而已——不仅是多余的、没用的,也是上不了台面的。

虽然我们觉得情感、关系问题是上不了台面的问题,但显然我们处理这些“小问题”的管道却很糟糕。虽然学校是儿童成长中最重要的学习如何与人相处的地方,但学校却很少提供情感教育,特别是应试教育体系里的学校。一方面成年人期待着少年儿童是纯真无瑕的,另一方面又拿工具理性的逻辑治理学校,认为和成绩相比人际关系只是过家家。但如同成年人的社会无法真的像机器一般运作,孩子之间被权力塑造的关系也无法被排除在只看见成绩的系统之外。校园霸凌中有许多恶意伤害需要被更严肃地处理,也有许多伤害是可以通过情感教育来避免的。

文|椰子吉豆善长螽斯金鱼

图|来自网络

审稿|黄彦中

微信编辑|张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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