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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之后,并未退潮的气候危机

“自大”的人类如何与愈发膨胀的不确定性共存。
艺术家Olafur Eliasson装置艺术作品,关注全球变暖下格陵兰冰川消融

8月后,河南灾情很快淡出了公众视野,距离7月20日那场历史级的大暴雨也已过去了一个多月。可是这场水灾还远远没有结束:灾后安置情况如何?制度性问题是否已追责妥当?失去亲人的家庭要如何走出伤痛?社会可以给予哪些支持?好在部分媒体与个人团队有在紧紧追迹,进行复盘与追责。但除此之外,我们今天想从另一个角度——全球气候来谈谈,灾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洪灾背后那个巨大但常被忽视的气候问题。现代性危机下,一向“自大”的人类如何面对无穷的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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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示警的全球变暖

首要的问题或许是,河南洪灾是否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

豪雨之前,台风“烟花”曾声势浩大地引起广泛关注,很多人以为此次台风便是豪雨的成因。但中央气象台与河南省气象台在7月21日的一次采访中解析豪雨成因时道,虽然台风“烟花”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降雨强度,但更多还是归因于无规律可循的极端天气。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采访中对此表示肯定,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不稳定,是造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强度增强的根本原因,而河南洪灾正是极端天气的很具代表性的体现。

英国气候专家福勒教授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表示,这种暴洪(Flash Floods)现象在过去并不常见,但气候变暖会使得这种由雷暴引发的短时间强降雨变得越来越频繁。根据福勒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气候变化继续按现时的轨道发展,那暴洪现象——以每小时30毫米雨量计算,到2080年将会新增5倍。 8月新出台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中也提到,1991至2020年,高温、强降水等极端事件增多增强,青藏高原等地多年冻土退化亦愈加明显,中国气候风险指数平均值(6.8)较1961至1990年的平均值(4.3)新增了58%。

截自《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

发生在河南的洪灾其实只是今年全球极端天气灾害的一小部分,极端天气导致的灾害在全球各地不断上演着:2月中旬美洲西岸贯穿南北的大寒潮,德州甚至出现了暴风雪,百余人受害;3月澳大利亚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受灾人口达800万,个别地区降雨量达到1000毫米;5月在印度西海岸登入的飓风“陶特”使得20多万人受灾;6月美国加州的三一国家公园内闪电所致的“火龙卷风”;7月欧洲也是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巴西则遭受了9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美国气候大使约翰·克里称,若气候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数倍。

所以,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这次的河南洪灾实际上再此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人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生存考验,也到了一个再次认真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节点。

美国加州北部6月突现“火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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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的人类,

在建造“傲慢”的都市吗?

从哲学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问题的核心。而将人与自然作为两极对立起来的思考范式,是近代文明的突出特征。在光谱的两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各居其比特。近现代文明实践中的种种选择,则早已毫无疑问地滑向了“人类”的一方。

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类是地球上乃至宇宙间,最核心、最重要的物种。在这种“人类至上”的视角下,自然环境是人类可以随意占有、使用和改造的对象。近现代以来,受社会文化的规约,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地习得了这种看待自然的思考模式。

回望历史,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当市民阶层以人权对抗教会神权的抗争拉开帷幕,“人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尺度”的观念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之后,工业革命的齿轮交错,汽笛轰鸣,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自信,认为能够完全控制、改造和战胜自然。土地、河流、湖泊、草原,人类所到之地皆改模换样,科技的加持为原本就“譬如猛虎”的人类“加之羽翼”。

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业化大城市开始遍地开花。从商业范式向工业范式转换,人类聚沙成塔的城市化过程迎来新的拐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钢筋水泥浇筑的都市丛林,正一点点侵占那些原本属于自然的地方,施展着城市化的“傲慢权力”。

权力倾轧的后果是危险的。一方面,森林植被的破坏,削弱了绿色植物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另一方面,都市周边的大规模工业区,源源不断地燃烧矿物燃料,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不断扩张的近现代文明,带来了不断增长的碳排放量,打破了地球系统的碳平衡。

地球,被丢进了一口热锅。周边不断加温,但细微的变化难以引起越发“自大”的人类的关注。当郑州豪雨般“千年一遇”的灾害爆发,大规模聚居在都市中的人类受到侵害,才会唤起部分人的警觉。

人们曾经囙此惊醒。工业革命后期,逐渐严重的污染,让技术进步的荣光变得暗淡。都市烟尘弥漫,河水污秽不堪,水俣病、痛痛病、光化学烟雾掠走了无数人的性命。在煤烟的侵蚀下,曼彻斯特和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原本漂亮的红砖都变成了“黑砖”,建筑物开始变得阴森。伯明罕地区,炼钢业的发展使城市上空整日锤声回荡,夜空被熔炉火光照得通红,整个地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黑乡”。历史学家保尔·芒图对这样的工业都市充满厌恶:“我们的大工业都市丑陋、黝黑,被烟雾包围着。”

工业革命造成巨量污染

人们这才意识到,牛顿力学(机械)世界观下的发展管道,破坏了生态系统,会遭到自然的强力反噬。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类不过渺小如牤,“自大”只是一场一厢情愿的错觉。

人类,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战胜自然?

在不断的反思中,都市发展模式,向生态范式过渡。二战后,逐渐形成了关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新理念。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标志着人类开始理性反思越来越紧迫的环境危机。 1969年再版的列奥鲍德的《沙乡年鉴》,为旧有的环境哲学注入了新的伦理原则。它认为,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系统的一员。在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中,人类应该遵循人与大地以及人与依存于大地的动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规则。

在价值范式变革的引领下,越来越多创新实践开始涌现。纽约中央公园,成为公园都市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号称全球最发达的曼哈顿摩天大楼群中,这是一片格外独特的近4平方公里绿洲。 1994年建设的日本生态再生园,由东京市中心的小工厂区改建,成为了周边区域发展生态规划的契机。它将都市改造模型融入生态科技,在相对拥挤的城市里,通过屋顶绿化提供了新的园林景观,改善都市小气候,创造了额外的公共和私人绿地。旧金山湾东部海岸的伯克利,巴西的库里蒂巴,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成为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生态城”。

日本生态再生园(Tokyo EcoRenewal)概念模型图

这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似乎让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牧歌理想在都市中得以实现。那些原本属于自然的,“留给被淹没的地方”,应当被归还给自然。这种环保意识在今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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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是我们

“熟悉的陌生人”吗?

“环保”或“气候变化”这类词汇似乎已经是我们不能再耳熟能详的了。从小学自然到高中地理,从课堂到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但或许有时恰是因为口号的声音太大,真正的内涵才越难被听见。 “环保”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似乎也只是政治正确。

在不少西方国家,气候变化经常登上媒体头条,这是一个各方都能唇枪舌剑一把的议题。不过毕竟“真理越辩越明”,福斯在各种讨论与争辩中对环保与气候变化的认识和理解得以进一步加深。可是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它似乎是个边缘议题,在日常生活里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少引起激辩与讨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环境保护NGO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的落后、专业性较弱,而这又是政府的强力监管导致的。观察环保意识和发展行程较快的国家就不难发现,大多时候都是民间环保组织率先发声,再自下而上地推动,提高环境议题曝光度的同时也对政府及企业进行监督。而国内大多时候只有官方自上而下的声音来主导,并不利于公众对气候问题的感知。

而当体现在环境问题上,官方在文宣体制下的叙事手法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环保感知的“景观化”。在这一媒介环境中,环保成为了距离人们日常生活较为遥远的“景观”。如2020年陕西省榆林市“毛乌素沙漠变绿洲”,本是生态恢复的极佳成果,但新闻里“重建生态'万里长征'”、“长征第一步”此类叙事与文宣管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拉大了群众与环境议题的心理距离。

已成为历史的“毛乌素沙漠”

说到监督,自然也少不了媒体。对媒体严苛的审查也是中国环保意识有所欠缺的重要原因。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环保这种公共议题,最广泛的公众及媒体的参与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前些年公众对雾霾以及PM2.5的关注和环保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也正是首先源于民间力量的推动。

不过为何我们能够如此关注雾霾,购买着空气净化器,却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与感知尚浅?回到中国的脉络中,这或许也与传统文化中的“此岸性”有关。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根据人类学者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论述,我们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相比起遥远的“彼岸”,人们向来更倾向于“此岸”,爱亦等差。 “世界”似乎便遥远得多。

差序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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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有尽头吗?

某种程度上讲,对确定性的追求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之一。从原野走入都市,人们不再是游牧民族那样的靠天吃饭、心随境迁,一度自信地认为凭借科学和理性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恰恰来自人类的“自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对现代风险的研究是现代性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现代风险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感知性。地震、飓风、森林火灾,以及无数人类诱发的生态灾难,时刻提醒着人类,以人类为中心的都市是自私的,不可持续的。伴随着现代化行程推进,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人类难以规避的境遇,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人类发明算灋量化环境,建立预警机制规避风险,但接踵而来的现代性困境,一定程度上对科学主义亮出了宣战书。

都市,不会永远是人类的庇护所。社会也不会。

拥抱不确定性,与风险共存,或许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文| Christina &谷艾

图|来自网络

微信编辑|蔡佳月

matters编辑|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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