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為誰而鳴：美國的種族不平等與控槍困局

5月28日，一個又一個共和黨人物在休斯頓（Houston）的喬治·布朗會議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閃亮登場。最後出場的是美國前總統川普，他說，「我們世界上存在的邪惡不是解除守法公民武裝的理由，相反，這是我們必須給守法公民武裝的最佳理由」。全場歡呼。

這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年會。就在會議舉行前的兩週時間內，美國連發三次大規模槍擊事件。最近的一次發生在距離休斯頓僅有200多英里的尤瓦爾迪市（Uvalde）。這次槍擊案造成19名學生和2名教師身亡。

根據美國「槍擊暴力檔案」（Gun Violence Archive）的統計，僅2022年，美國共發生229起大規模槍擊案，共有7926人死於槍支暴力中。槍擊案如夢魘般糾纏著美國社會的每一個人。

槍支上的美國

1789年，美國的國會議員們提出憲法第二修正案時，大概未曾設想槍支暴力會如今天一樣氾濫。實際上，這句由27個單詞組成的句子自誕生以來就有不同的理解。第二修正案的全文為「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一支受規範的民兵，乃確保自由國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攜帶武器之權利，不可侵犯）

由於憲法最初是手抄本，各州的州議會所批准的版本略有不同。有些州在句子中添加了一個逗號，有些州添加了兩個逗號，而有些州沒有添加逗號。這就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將持槍權限定在「民兵」當中，另一種則認為所有人都有權持槍。

不過，這些爭論在當時並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議題。正所謂上帝、槍和勇氣創造了美國，隨著接著發生的內戰與西部大擴張，一種槍支文化在美國紮根。實際上，直到1934年《聯邦槍支法》頒布前的143年間，憲法第二修正案都是美國全國唯一的與槍支有關的條款。

無論是否贊同這種文化，槍支都是當代美國社會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根據美國菸酒槍砲及爆炸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的數據，僅2016年-2020年期間，美國的槍支製造商就生產了2460萬支手槍、1430萬支步槍和790萬支其他槍支。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指出，每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三個人持有不止一支槍，大約十分之一的美國人擁有至少五支槍。

但數量龐大的槍支也帶來了大規模的槍支暴力問題，這一問題隨著美國社會的轉型與社會形態的變化而越發嚴重。 2019年，刊登在《預防醫學》（Preventive medicine）雜誌上的一篇研究指出，2015年美國的槍支造成的兇殺案數量是其他國家的24.9倍。而「槍支暴力檔案」指出，自2014年以來共有34500名兒童在槍擊事件中喪生，其中6500人不滿12歲。

隨著槍支暴力問題日益嚴峻，控槍最終成為美國政治的中心議題。不過，控槍議程多年來沒有進展。 2012年12月，發生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shooting）造成20兒童喪生。即使奧巴馬借勢強壓國會通過控槍法案，最後的結果仍然是慘敗。甚至當時由民主黨主導的參議院都未能通過法案。一個教室的一年級學生的死亡也無法改變什麼。甚至越來越多州反而放鬆了槍支管制。 2021 年，19 個州共通過了64 項法律放寬槍支管制。

持槍白人的美國

人們常常忘了，「槍支管制」最開始並不如人們所想的那樣是個進步議題。在內戰前，南方各州就一直禁止黑奴攜帶武器。內戰結束之後，南方各州又迅速通過了各種法案限制已變為自由民的黑人擁有槍支。騎著馬的白人用武力恐嚇黑人交出他們手裡的槍。其中臭名昭著的參與者就是三K黨。

1967年5月2日，當一群黑豹黨人（Black Panther Party，由非裔美國人組成的黑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其宗旨主要為促進美國黑人的民權）帶著武器站在加利福尼亞州議會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份「現在是黑人武裝自己對抗恐怖的時候」的聲明後。當天晚上，時任加州州長的羅納德·裡根（Ronald Wilson Reagan）就簽署了《穆爾福德法案》（the Mulford Act），該法案禁止公開攜帶上膛的武器。

1967的底特律騷亂（1967 Detroit riot）放大了美國社會對持槍黑人的恐懼。馬丁路德金與羅伯特·肯尼迪的遇刺則給槍支管制提供了一個無可爭辯的理由。 1968年，國會通過了《1968綜合犯罪控制和安全街道法案》（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 Act of 1968）和《1968槍支管制法》（the Gun Control Act of 1968）。其中最具爭議的條款就是限制進口一種小型、廉價、被稱為「週六特價」（Saturday Night Specials）的劣質手槍進口。由於這種槍支主要在少數族裔社群受到歡迎，當時的評論家直截了當地說，「該法案是為了控制黑人而通過的」。 ·

一個如今看起來有些荒謬的故事是，這兩項法案都受到了幾十年來反對槍支管制的美國步槍協會的支持。當然，彼時的步槍協會和如今的步槍協會並不相同。當時的步槍協會還是一個溫和的射擊運動員組織，其領導人甚至致力於在全國范圍內推動槍支管制法案。直到1977年，風雲變色。

隨著購買槍支用來打獵的人越來越少，步槍協會的領導層開始希望將步槍協會塑造為一個更單純的運動員俱樂部。這引發了當時在步槍協會智庫立法行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Legislative Action）工作的哈倫·卡特（Harlon Carter）的不滿。 1977年，他和他的盟友在步槍協會的年度大會上發動突襲，並成功當選為步槍協會的執行副總裁，並在其後當選為總裁。在其任內，卡特成功將步槍協會改造為了一個捍衛持槍權的政治遊說組織。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持續參加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濕背行動」（Operation Wetback，在這一行動中許多合法進入美國的墨西哥移民被白人自願組成的巡邏隊以武力逮捕並趕出美國）外，卡特最為人熟知的還有他年輕時犯下的一宗罪行。 1931年，聽他的母親描述有拉丁裔青年在他家附近遊蕩後，17歲的卡特用獵槍打死了15歲的拉丁裔青年拉蒙·卡西亞諾（Ramón Casiano）。在法庭上，卡特一直堅稱他是「自衛」。

步槍協會的許多董事會成員的發言都與之類似。 1999年，步槍協會董事傑夫·庫珀（Jeff Coope）分享了一個故事。他的朋友僅僅因為四名黑人在萬聖節帶著滑雪面具而朝他們開槍。他的朋友說，「也許那天晚上他們沒有做任何犯罪行為，或者他們做了，我永遠都不會知道」。 2005年，另一名董事泰德·紐金特（Ted Nugent）在年度大會上高喊，「開槍！我想要劫車者死，我想要強姦犯死」。

但是，正如美國有色人種權益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所批評的那樣，當合法的黑人持槍者僅僅因為攜帶了槍支就被警察擊斃時，步槍協會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另一個數字或許說明了原因。

槍擊案受害者的55%都是黑人，這與他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完全失衡。這是卡特和紐金特所說的「自衛」和「開槍」背後的真實意義。 2017年，哈佛大學的卡羅琳·萊特（Caroline Light）在她的著作《堅守陣地：美國與致命自衛的羅曼史》（Stand Your Ground: A History of America's Love Affair with Lethal Self-Defense）中提出，在美國的歷史上，「自衛權」從來都不是平等的。相反，這個權利只屬於白人男性。卡羅琳·萊特寫道，「『自衛』一詞涵蓋了一系列保護白人男性作為財產所有者、性仲裁者和施暴者特權的歷史。」

從這個意義上講，卡特的確是在「自衛」。相比起持槍權擁護者口中所說的「保衛公民不受暴政的侵害」，保衛白人（特權般的）日常生活或許才是持槍權如此重要的真正原因。持槍權從過去到現在都「僅僅」屬於白人，他們與其他的議題共同構成了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身份認同。

殭屍般的華盛頓

不過別誤會，步槍協會不是美國控槍議題最大的阻礙，至少現在不再是了。十年前，當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發生後，共和黨政客們尷尬地沉默了一周，只為了等待步槍協會的聲明。而今天，步槍協會還沒發表聲明時，共和黨政客就一個接一個拒絕了任何形式的槍支管制措施。

步槍協會過去四年中一直被法律訴訟和內訌所糾纏，甚至一度瀕臨破產。但在過去數十年的努力中，步槍協會已經將持槍權塑造為共和黨選民的核心身份認同和焦點。無論步槍協會是否存在，它都已經成功了。

根據媒體追踪公司「廣告影響力」（Ad Impact）的統計，提及槍支、第二修正案和「自衛」的競選廣告佔今年共和黨廣告的7.2%，而四年前這一比例僅為為3.6%。許多共和黨政客故意被拍到持槍外出的照片，以顯示他們支持持槍權。全國槍支權利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un Rights）等更不會妥協的激進持槍權組織比步槍協會更強有力地阻擋任何控槍措施。

這與美國近年來的所有政治困局相一致。更激進的右翼不斷排擠著溫和保守派的空間，主流的溫和保守派則積極向極端右翼靠攏。不可否認，跨黨派公眾對一些控槍措施保持著高度的支持，超過80%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支持者都支持向特定人群銷售槍支、在售槍前進行背景調查和禁止在無許可情況下攜帶隱藏槍支。

但是，10%的反對者就足以影響共和黨初選，並把更堅定地阻止控槍的人推舉為候選人。科爾·維斯特（Cole Wist）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位常年被步槍協會評為A級（按照步槍協會的標準，A級意味著他是堅定支持槍支的候選人，在第二修正案問題上具有明顯的支持記錄）的共和黨眾議員，僅僅因為支持了一項控槍法案就在初選中丟掉了自己的議席。

5月30日，當拜登夫婦前往尤瓦爾迪悼念逝去的學生和老師的時候，有人朝他高喊「做些什麼」。他說，「我會的」。和他在國會的民主黨同事一樣，他的悲痛和憤怒是真實的。但他大概做不了什麼。

美國輿論已經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倦怠感，沒人知道怎麼辦。拜登拿到了美國歷史上最多的普選票，民主黨控制著眾議院，也勉強控制著參議院。但投票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民主黨在其他問題的推動上早已舉步維艱，更遑論共和黨更不可能妥協的控槍問題。曾被認為是公民守衛者的最高法院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事實上，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最高法院即將做出的一份裁定可能讓推動槍支管制法案變得更加困難。

一篇2015年發表的文章重新成為互聯網熱門。這篇名為「槍支管制運動需要反墮胎支持者那樣的狂熱分子」（The Gun Control Movement Needs Its Own Pro-Life Fanatics）的文章說，「我們必須在共和黨立法者、槍支商店老闆和槍支製造商的面前揮舞那些孩子死去現場的照片」。如果反墮胎分子可以在墮胎診所外大喊大叫來阻止墮胎，那槍支管制的支持者沒有理由做不到。

這或許是目前人們唯一可以做的。正如哥倫比亞新聞學院院長杰拉尼·科布（Jelani Cobb）所說，槍支管制的失敗不僅是因為那些原教旨主義者和政客，也同樣因為每一個尚未找到決心、勇氣和創造力來阻止它的人。

（責任編輯：新不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