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郑成功、江户文艺与日本帝国的台湾统治｜《思想》41期：帝国日本的知识与其殖民地

本文作者蓝弘岳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副研究员，及国立交通大学社文所合聘教授，共16382字，预计阅读时长50分钟。

本文以郑成功和朱一贵为主，探求文学与戏剧等江户文艺中的台湾史人物形象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并以之为基础探究其形象在日本殖民台湾时如何被操弄的问题。

本文分为个6部分：

1. 前言
2. 明清鼎革事件在江户前期的流传与出版：以郑成功故事为主
3. 《国性爷合战》与相关剧本的展开
4. 江户文艺中郑成功故事与朱一贵事件的联结
5. 江户文艺中的郑成功与日本帝国的台湾统治

一、前言

山室信一教授在本专辑收录的〈日本帝国形成的学知与心性〉中，谈及成为日本帝国的对象地区之空间心性，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并在这一问题上言及郑成功。本文将在此问题意识上，以郑成功和朱一贵为主，探求文学与戏剧等江户文艺中的台湾史人物形象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并以之为基础探究其形象在日本殖民台湾时如何被操弄的问题。进而，论述活跃于东亚海洋的郑成功之「忠魂」与「英灵」如何同时被大清帝国（「大清国」）与日本帝国收编的过程，及其间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亚诸种民族主义间的交错。

事实上，关于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前，日本是如何认识台湾的这一问题，就唐船风说书等关于台湾的史料方面，松浦章等人已发表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松永正义教授也已在〈台湾领有论の系谱〉中论及诸多相关文献。但松永教授未能进一步从文学史、思想史观点，来分析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对台湾人物与历史的认识与相关论述形成的知识背景。本文将在松永教授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入16世纪以后的东亚汉文圏和日本的戏剧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内部，从戏剧、文学、政治与历史的交错这一观点来讨论从江户时代的台湾认识与历史书写的发展过程。

若单纯就历史学的发展而言，水户藩儒者川口长孺（1772-1835）的《台湾割据志》和《台湾郑氏纪事》无疑是重要文献，乃至可谓日本研究台湾史的起点。然本文并非要处理这一问题，而是拟先处理在这两本书之前，日本人是如何在文学和戏剧中理解、想像与台湾历史相关之人物的问题。本来历史、文学、戏剧、电影等，同是一种叙事文本，其间的差异往往是模糊的。历史书写中有着文学修辞策略，许多的文学创作也依赖历史事件的启发。在东亚汉文世界中，许多文人作家早已十分熟练地穿梭于历史、文学、戏剧间，创造出各种版本的历史叙事。对于本文所欲探讨的江户文学中的台湾史人物这个问题来说，就是如此。

江户文学与戏剧中的台湾历史人物论，主要以郑成功、朱一贵等历史上的英雄或具类英雄事迹人物为主。如后述，关于江户时代郑成功和朱一贵事迹的文学、戏剧文本研究已有所积累。然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国性爷合战》，且主要在日本文学领域。相关学者探究郑成功和朱一贵如何被文学化、戏剧化等的问题。相对之，本文主要在东亚史视野中，倾向从日本思想史视角，探究在正式的台湾史书《台湾郑氏纪事》编写出之前，台湾的历史、历史人物是如何被理解、诠释，及其与其他思想史问题的关联。当然，如郑成功只在其生命晩期才真正与台湾发生关联，其生涯大部分时间在日本和中国度过。所以，与郑成功相关的台湾史人物论必然与中国史和日本史、东亚史乃至全球史有关，且会是在汉文脉与和文脉的转换过程中展开想像与书写的。

另一方面，江户文艺形塑的台湾史人物中，以郑成功为主，其日本英雄形象又会与日本帝国的台湾统治等发生关系。本文将如上述，深入明末清初与江户日本文艺的诸种文本，探求后来加诸郑成功身上的日本神话、战争记忆、忠义形象的形成过程，并在这基础上探究郑成功在近代日本乃至东亚的形象变化与其形象如何被操弄的问题。我们将从在中国发生的明清鼎革事件论起，再看相关事件的文本和传言如何在江户文艺中被改编、重构，进而影响日本人的历史心性，及其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作用。

二、明清鼎革事件在江户前期的流传与出版：以郑成功故事为主

爱新觉罗氏所统治的「大清」从北方入主中国是中国史上的一大重要事件。然约莫同一时期在东南沿海活动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所统领的海商集团也是历史要角。但不同于降清的郑芝龙，与日本有所渊源的郑成功选择与满清政权继续对抗，且成功取得台湾（当然，严格来说非台湾全土）的控制权。正是这一历史事实与其政治决断使江户时期的剧作家、小说家便得以在混血儿郑成功的故事中，加入许多日本的历史记忆、历史想像与认同要素。

郑成功一族的历史，大概许多人耳熟能详，但若论及细节，则就有理解深浅之差。从文学、戏剧的角度观之，不仅细节，连主要的历史叙事骨干皆是可更动的。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的《国性爷合战》就是这样的文本。该文本是日本传统艺能「人形净瑠璃」代表剧本，由郑成功故事改编而成。在剧中，郑成功被改称为「和藤内」，以暗示其为日本人之母（「和」）与中国人父（「藤」＝「唐」，日语发音皆为「とう」）所生之子，故其身分非中非日（「内」＝ない，否定之意）。然该剧并非全然由近松门左卫门所独创，其一方面受「人形净瑠璃」相关剧本和其他传统艺能影响，另一方面则与已传到日本的明清鼎革过程的相关文本有关。

首先，《国性爷合战》初演于正德五年（1715），然寛文元年（1661）时已有《明清闘记》等有关明清鼎革和与郑氏一族相关故事出版。该书在《国书总目录》中，被视为《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的异本，但实际上是不同的书。该书有鹈饲石斋（1615-1664）于寛文元年（1661）所写的序文。按该序文，该书是生于长崎的华裔日本人前园哙武（明遗民，父姓徐，漳洲人）据「家书」中所记载关于「中华寇乱」的见闻内容和所听到的「商客说话」所整理出来的文章为底本，再经由鹈饲石斋笔削而成。鹈饲在书中提到当时已有《经国雄略》、《明朝纪事本末》、《明朝小史》等关于明清鼎革的书籍输入日本，但这些书不易见，又经不住前园哙武的强烈请求，故他就「乃用本稿，去取相半，证以中兴伟畧，旁摘诸书引谕资谈。又缀舆地备考、及皇明帝系、诸葛孔明八阵图、郑成功阵图、南北直图、多伽沙古岛图副之」而写成该书。

《明清闘记》除首卷（〈明清闘记舆图备考首卷〉）外，尚有十卷。第一、二、三卷的内容主要讲述李自成之乱为主，但也谈及郑芝龙。第四卷以后则都是在讲述郑成功征战的故事，一直谈到郑成功攻打台湾为止。事实上，该书出版于1661年，也就是郑成功攻打台湾的那一年。所以，我们可知该书所谈的郑成功故事几乎是同时代内容。

相较之，上文所提及的《经国雄略》、《明朝纪事本末》、《明朝小史》、《中兴伟畧》皆仅论及明末之事，大都未论及南明政权和郑成功故事，仅有《中兴伟畧》有论及南明政权中的弘光帝（1607-1646）部分。 《明清闘记》中有关郑成功的故事或多是据家书记载和来长崎商客的言谈，那或可说是种明遗民的同时代历史叙述。

其次，按《华夷变态》记载，编者之一的林鵞峰（1618-1680）在延宝二年（1674）所写的序中曰：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云海渺茫，不详其始末。如《剿闯小说》、《中兴伟畧》、《明季遗闻》等概记而已。按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来往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

按上文所述，在江户初期，至少有《明季遗闻》《中兴伟畧》《剿闯小说》等有关明末历史书籍流入日本并被翻刻为和刻本。

首先，《中兴伟畧》是从南明政权立场所著的史料集。该书作者是著名明末小说家兼剧作家的冯梦龙（1574-1646），但或为伪托。不管如何，该书作者似乎看到了郑芝龙来帮助唐王（隆武帝）政权等有「中兴」明朝的曙光，故编印该书。内容收有〈弘光皇帝登极诏〉、〈崇祯皇帝血诏〉、〈难民确报〉、〈北京变故殉难实录节要〉、〈定中原奇策〉、〈制虏奇策〉、〈掲大义以明臣节疏〉、〈监国唐王令谕〉、〈鞑靼考〉等史料。后来，该书也快速传到日本，在正保三年（1646），由京都的林甚右卫门刊行。

其次，《明季遗闻》是邹漪撰写的顺治年间刊本，于寛文二年（1662）由黑川玄通日本训点覆刻，并由京都的田中清左卫门刊行。该书是种民间野史，从李自成之乱、崇祯自杀讲到南明政权中的福王和唐王的相关历史。不同于前述《中兴伟畧》的立场，该书作者称满清政权为「皇清」，在〈凡例〉中，曰：「所幸皇清入关，伸义复仇」，对李自成（1606-1645）大肆攻击，对满清政权则有所增饰。此一论调应难见容于明末清初时期有复明之志的知识分子。

至于《剿闯小说》则是所谓的时事小说，内容描写明末时期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后吴三桂（1608-1678）领清兵入关剿闯平乱的一段时事。所谓时事小说类似于《三国演义》等讲史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但以时事相关的叙述为主，故有一定的新闻性，可理解为一种报告文学。如罗景文所指出的：「这些时事小说除了成书迅速、多抄史料、结构零散与文采不彰等特征之外，其刊刻版次之多亦是一显著的特色，此肇因于明清之际瞬息万变的动荡时局，书贾不得不随着时势的变化删改内容」。也因此有许多不同的书名、抄本流传，其版本及流传状况错综复杂。例如：《定鼎奇闻》（有《新世弘勲》《顺治皇过江全传》《新史奇观》等异本）则又脱胎于《剿闯小说》，但相较于《剿闯小说》前半讲李自成、后半讲吴三桂；《定鼎奇闻》则着重谈论李自成。

不过，真正以郑成功为主角的书是由田中庄兵卫和中村氏进七于享保二年（1717）出版（享保十年〔1725〕再版）的通俗军谈书《国姓爷忠义传》（《通俗国姓爷忠义传》），然作者不明。该书收录〈题飞虹传〉（作者为楮州张公子）为序文，尚收有「皇明世系图」、「大明十三省图」、「中华十五省」。卷之一讲明朝历史、卷之二讲大清的兴起与入侵明朝、卷之三到卷之五以郑芝龙和魏忠贤的故事为主、卷之六到卷之十以李自成故事为主、卷之十一到卷之十四以郑芝龙和南明政权为主、卷十五到卷十九才讲述郑成功故事。

如上，《国姓爷忠义传》属通俗军谈物的一种文学样式，以汉文训读体写成，但与《通俗三国志》直接翻译《三国志演义》这种明清白话小说的情况不同。该书出版于《国性爷合战》之后，从其书名也可知该书作者明显意识到《国性爷合战》。但该书除郑成功故事外，也重视郑芝龙、魏忠贤、李自成故事，故该书除作者自身据《水浒传》等白话小说和自己再加以创作的内容外，也引用、翻译前述的《明季遗闻》和《定鼎奇闻》等时事小说和野史资料，及《明史纪事本末》《读史纲》《通纪集略》等文言体史书。大抵而言，与前述的《明清闘记》相较，此书论述郑成功故事的比例较低，而且该书不是直接的翻案书，但也依据明末清初从中国传来的时事小说和民间野史类的史料，且有依据白话小说创作的成分。

除此之外，如前述，来到长崎的台湾和中国的船也会带来关于台湾的消息。就是在这些来自中国的文学文本、史料，及经由长崎传来的口头传闻、唐船风说书的基础上，江户时代的剧作家、文学家也展开他们的台湾史相关人物的想像与叙述。

三、《国性爷合战》与相关剧本的展开

影响后世日本人对于郑成功的理解与解释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近松门左卫门所编的《国性爷合战》。 《国性爷合战》虽以发生在中国大陆与东亚海上的郑成功故事为基础，但却是以「人形净瑠璃」这种日本特殊的艺能表现出来的。 「人形净瑠璃」（又称「文乐」）是由以《平家物语》为源流的故事叙述演出，再加上三味线的音乐伴奏和操作人偶的表演（人形操り）而成的舞台剧。本来，「人形净瑠璃」大都取材自《平家物语》、《太平记》等既有的历史物语或民间传承的故事等，但《国性爷合战》则取自约莫六十年前，而且在异国发生的历史事件。这会让戏剧带有一种异国情趣外，也如后述，自然使近松门左卫门会利用其他与异国相关的故事情节来营造剧情。

• 1.《国性爷合战》和《国性爷后日合战》剧情概要

《国性爷合战》属于一种历史剧（「时代净瑠璃」），在近松活跃的正德年间，「时代净瑠璃」演出的方式是分为五段，但五段不是各自独立的内容，而是相互关连的剧情。按《贞享四年义大夫段物集》，「时代净瑠璃」的各段重点不同，第一段是「恋」、第二段是「修罗」、第三段是「愁叹」、第四段是「道行」、第五段则是「问答」。

《国性爷合战》以反清复明为主题，共分为五段。第一段的场景设在繁华的南京城宫廷。后述第十七代皇帝思宋烈皇帝（崇祯皇帝）遭将李蹈天叛变，被杀害，但吴三桂则带领华清妃逃出，把死于岸边的华清妃腹中的婴儿取出，并刺死其妻腹中婴儿，换把华清妃腹中取出的婴儿放入其妻腹中以掩人耳目。第二段的场景则分别设在日本的平户海边和中国的千里竹林。首先，描写主角和藤内（郑成功）见鹬蚌相争而领悟兵法精髓后，与漂至平户的栴檀皇女相遇的故事，及和藤内与母误入千里竹林，并在竹林依靠伊势神宫神符的威力撃退老虎，并令鞑靼兵为其手下的故事。第三段则是演出三人到狮子城后，与锦祥女确认父女关系，并因锦祥女自杀，而说服甘辉一起讨伐鞑靼的内容。第四段则是描写围棋中的对局是剧中剧，利用谣曲《安宅》中有关弁庆的故事，演出和藤内如何像弁庆般勇敢和鞑靼军对抗的过程。第五段则描写和藤内、甘辉和吴三桂在龙马之原相会并布阵，最后和藤内用计救出父亲，并撃败鞑靼王和李蹈天，助太子即位为永历皇帝的过程。

不用说，这样的剧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然其之所以能大受欢迎，原因之一也就在其改写的故事情节中，加入许多各式各样的战争场面，让整个剧情毫无冷场。特别是和藤内成功撃败鞑靼王，完成反清复明大业这一点大胆改写历史事实。但或许我们也可理解为郑成功曾攻克南京的事实认识被凝结于剧末，构成郑成功胜利的剧情基础。事实上，近松门左卫门后来写出了《国性爷合战》的续集《国性爷后日合战》，在该剧中，他就在剧尾交代了鞑靼王顺治皇帝攻克南京城。只不过，如后述，鞑靼王来进攻死守台湾的「国性爷」时，便又被打败了。所以，不管是《国性爷合战》或其续集《国性爷后日合战》的结局都营造了日本神与日本人成功帮助（或说征服）中国的一种心理想像的空间。而且，上述整体的剧情设计其实也加入许多沉淀于日本神话、戏剧、物语中的战争记忆。

就以理解江户时代的台湾史相关人物认识为目的的本文而言，我们当然也必须了解一下《国性爷后日合战》的内容。该剧在隔年（享保二年）就上演，企图靠《国性爷合战》的人气再度成功热卖，然成绩却不如预期，并不叫座，之后也不再上演。

该剧也分为五段。第一段的场景在皇宫（「禁里」）和国性爷馆等地展开。首先，演出在永历帝宫廷内部的装饰、甘辉和栴檀皇女的婚礼仪式等场面。在剧中，追求日本风格的和藤内之意见与甘辉等人不和，并遭鞑靼人质第六王子附马铁平的幻术所设计，信仰日本神且爱好日本风格的国性爷被五府将军石门龙指有叛变之心。所以，国性爷欲携其子锦舎到台湾（「东宁」）。后来，永历帝遭石门龙叛变，与甘辉逃出，国性爷则前往台湾。

第二段则演出甘辉和其叔父陈芝豹之间的故事。首先，鞑靼将军阿克将前来贿赂陈芝豹。后来，甘辉也来找陈芝豹，但误杀芝豹之妻且把其媳兰玉推入谷底，之后又斩伤陈芝豹。但最后也是陈芝豹告知甘辉，他自己勾结鞑靼将军阿克将之事，使甘辉得以讨伐阿克将，并与永历皇帝前往台湾。

第三段以台湾的「东宁城」等为场景，要在东宁城内建设「英雄亭」。演出国性爷之父老一官本因要找招兵买马的财源而到日本去，但却在鞑靼王附马铁平施幻术，要给予归顺者金子的时候，老一官以变装姿态出现在抓来的犯人群中。这一情况使国性爷陷入守法和尽孝的两难之境。

第四段也以「东宁城」为场景，演出甘辉和皇帝来找国性爷，并使得陈芝豹之子万礼得以复仇。但后来他没有杀死甘辉，而是与之重修旧好，共同誓言攻打鞑靼。接着，演出国性爷之子锦舎在梦中到日本伊势神宫参拜。然后，发动叛变的将军石门龙前来行刺「国性爷」，但被「国性爷」斩杀。

最后第五段的演出内容中，虽鞑靼的顺治大王取得天下、修筑南京城，但鞑靼军队无法攻克死守东宁城的国性爷军队，最后「国性爷」得吴三桂之助，撃退变成五岐大蛇的第六王子附马铁平，并活捉且斩杀鞑靼王与第六王子。

如上，《国性爷后日合战》与《国性爷合战》一样，以谋反、对抗鞑靼和英雄相救、日本憧憬为主要情节。但不同的是，强调甘辉对明朝皇帝的忠心，及其与「国性爷」的对立。在《国性爷后日合战》中，「国性爷」（和藤内）的日本代表性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国性爷」被指控建造日本风格的城堡，且令其子锦舎称自己是日本神之氏子，拜天照大神、住吉大明神、八幡神等，这些亲日行为被认为会削弱「大明之威势」。又，作者强调「在日本长大的国性爷对于政道是无私无伪的」等原因，故其子锦舎也因「国性爷」的日本因缘而具有正面人格特质。再者，「国性爷」之子也是被描写为日本神的崇拜者与受庇护者。而且，台湾（「高砂」）这个岛也成了住吉大明神的势力范围。总而言之，在这一剧中，日本与台湾的距离又被拉得更近了。

不过，《国性爷后日合战》的许多场景是以在台湾的「东宁城」为背景展开的，但并没有触及真正的台湾史，只是做为「异国」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场所而被表现出来。而且，事实上也少有人知道该剧内容，对于江户时代日本之台湾观的形成恐无影响力，故以下主要以《国性爷合战》来进行论述。总的来说，因这两个戏剧中之郑成功故事的关系，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普遍知道在日本的南方有一个「高砂国」。

• 2.「国性爷」与重层的战争记忆

《国性爷合战》在剧情的铺陈上受前述的《明清闘记》启发。但除此之外，在该剧演出前，净瑠璃作家锦文流已写出以郑成功为主角的剧本《国仙野手柄日记》，元禄末年已在信浓掾座演出。 《国性爷合战》当也受该剧的启发。另外，该剧也受「唐船」等谣曲等日本传统艺能的影响。据研究，《国性爷合战》中的谣曲共有十五首。如其故事情节「父是唐土，母是日本」等是受到「唐船」等唐事谣曲的影响。其次，中世日本的能剧、汉诗、太平记等军记物语中的世界观也渗透入《国性爷合战》中。

首先，在《国性爷合战》中，近松表示出崇敬「三皇五帝礼乐」和「孔孟教」的「大明国」，及相信「佛因果」的「天竺」和有「正直中常之神明之道」的「日本」所构成的三国世界观。相较之，他批评「鞑靼国」为无法无道的「畜生国」。近松不仅继承来自佛教信仰的三国（震旦、天竺、本朝）世界观，且具来自儒教的华夷秩序观。在近松的叙事中，日本是明显优于大明国的华，而这一优越感也充斥着神国意识。和藤内所代表的是华（大明国、日本），所对抗的则是夷（鞑靼国）。但在大明国与日本之间，他无疑是代表日本的。如前述，和藤内之所以是日本代表与其母为日本人有关，而其母在该剧第三段中说：「日本虽小国，但不论男女皆不舍义」等话，以表现出其日本人的认同与道德优越性。和藤内在撃退鞑靼军时更说：「连老虎都害怕的日本本事，你们知道了吧」。对没有老虎出没的日本来说，老虎无疑是异域中的恐怖珍奇野兽。总而言之，日本虽是「小国」但也是「神国」的优越意识贯彻整个剧情，不断牵动着江户时代日本大众的情绪。

所以，重要的是，和藤内一家被形塑成虔诚的神道信仰者。也如学者所指出的，《国性爷合战》有许多地方反映文禄之役（壬辰倭乱）的战争记忆，如丰臣秀吉（1537-1598）的住吉神社信仰和加藤清正（1562-1611）撃败老虎的传说等等即是。事实上，约莫《国性爷合战》演出的前后时期，《朝鲜太平记》等以丰臣秀吉征伐朝鲜为背景的军记物语已出现，而在这些作品中皆表现出日本优越意识。近松也共有这些战争记忆，欲透过这些战争记忆来表现日本优越意识，以期吸引民众。

但更値得注意的是，对于丰臣征伐朝鲜的战争记忆其实也唤起古代日本神话中神功皇后征伐朝鲜的历史记忆。其中，核心的角色是住吉大明神。该神主要是住吉神社供奉的三柱神。那是伊弉诺尊从黄泉国返回，在禊祓其身污秽时所生之神，在《日本书纪》中表记为「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筒男命」（在《古事记》表记为「底筒之男命」「中筒之男命」「上筒之男命」），号曰「住吉大神」。再者，《日本书纪》中有云：「飞廉起风，阳侯举浪，海中大鱼悉浮扶船。则大风顺吹，帆舶随波，不劳㯭楫，便到新罗」。也就说，神功皇后远征新罗时，也得到住吉三神的指引与帮助，连船都是鱼群所扶着前进的！

接着，按《日本书纪》记载，新罗王见之便称臣，决定朝贡于「神国」日本，其后高句丽和百济也随之称臣，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总之，神功皇后因住吉三神的帮助而顺利征服新罗等国。也因此，在住吉神社信仰中，神功皇后也被合祀于住吉三神，被称为「住吉大神」（住吉大明神），成为守护航海安全的海神。但追本溯源，住吉三神原本是大阪地区中津守连（住之江津）所祭祀的墨江三神，后来才从地方守护神转化为国家守护神和维持航海安全的海神。所以，住吉大明神在日本的作用有如中国的妈祖。但妈祖只是在海上行动的汉民族乃至移往台湾、日本、东南亚诸国的汉民族移民之守护神，不若住吉大明神，没有直接为军队向外侵略的行动加持。

总之，定都于大阪的丰臣秀吉自然也崇敬住吉大明神。他也相信神功皇后曽征伐三韩的事迹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事实。这一个他所认为的历史事实也自然成为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理由。正是这一连串神话与历史所构成的重层记忆的影响，导致在《国性爷合战》故事设定中，在和藤内出发到唐土之前，其父母郑芝龙夫妇曾祭祀海神住吉大明神外，和藤内之妻往唐土时也得到住吉大明神的庇护。可见在《国性爷合战》中，住吉大明神具特别的象征意义。

所以，近松门左卫门也在剧中旁白曰：「这叫住吉的神是守护船道之神，叫神功皇后。在撃退新罗时，以满珠和旱珠来守护日本船之神」。在这一段话，近松直接把住吉大明神理解为神功皇后。但特别値得注意的是，他说神功皇后在撃退新罗时，以满珠和旱珠来守护日本船这段话。因为这不是原来《日本书纪》中的内容，而是镰仓时代《八幡宇佐宫御托宣集》和《八幡愚童训》等书中对于神功皇后事迹的改编故事。 《八幡愚童训》是日本在受蒙古侵略过程中编出的，内容荒唐。但却站在一种受害者的视角，合理化了对朝鲜半岛政权、民族的蔑视情感。在该书中有著名的故事，即神功皇后以弓在大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乃日本之犬也（新罗国ノ大王ハ日本ノ犬也）」一句话。这句话类似的表现和上述旱珠、满珠的故事在南北朝末期《太平记》卷三十九「神功皇后高丽を攻め给ふ事」中也被重新利用，影响深远。近松门左卫门就是在这种武士教养脉络中编纂剧情的。总之，近松显然理解并知道这一段神话与历史。这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出身侍奉丰臣家的武士家庭，且在大阪度过其后半生。

其次，与丰臣秀吉的朝鲜征伐相关而加入该剧的是和藤内打虎的剧情。虽然就歌舞伎和净瑠璃等剧本的内容传承来说，和藤内打虎的剧情可能受市川团十郎在元禄十六（1703）年上演的《源氏六十帖》狂言本中之「荒事」（以夸张方式演出武士或鬼神等）艺能的启发。不过加藤清正在征伐朝鲜的战役中撃败老虎的传说是家谕户晓的故事，而和藤内与老虎打斗那幕剧当转用了该故事。但重要的是，这个情节的铺陈又再度动用日本神话中的神祇。因为和藤内在撃退老虎时更使用了伊势大神宫的神符，且被形容为「生于神国，从神受身体髪肤」之人，受「天照神之威德」庇护。和藤内之母则说：「照耀中国的日光和照耀日本的日光没有差异，日本是太阳的根源，太阳所始之地，有仁、义、礼、信之道」，然后称日本为「神国」。所以，和藤内是受日本神庇护且具日本身体之人，并以此角色来帮助「大明国」。这也是他与其父郑芝龙和被其称为「毛唐人」妹夫甘辉的差异。

历史上，甘辉本是郑成功手下的勇猛将军，但在《国性爷合战》中，他成为留着长胡须，象征着野蛮的中国人，与干净美白的和藤内成为强烈的对比。他不仅是「唐人」，而且是「毛唐人」。其实，在近代以前的日语文献中，不管是「唐人」或「毛唐人」都不一定指涉中国人，而是泛指来自异域的他者。当然，在大航海时代以前，来自异域的他者主要是中国人或是朝鲜人，故所谓的「唐人」主要指这两者；但后来欧洲人也来到日本时，由于他们金髪碧眼的风貌，所以就被称为「毛唐人」。后来，在19世纪中培里的黑船来到日本时，那些美国人也被称为「毛唐人」。现在「毛唐人」已被认为是个歧视用语，几乎没有人会使用此语来称呼中国人或欧美的白人了。总之，近松在《国性爷合战》使用「毛唐人」一词来称甘辉时，他或无贬意，但已成功凸显没有蓄胡的和藤内为日本人。

如上，在《国姓爷合战》中，帮助明朝天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和藤内（郑成功）是一位特别受到日本神保护的日本人。这一形象在江户后期的戏剧、绘本、小说中不断得到强化。

• 3.《国性爷合战》与江户时代诸文艺中之郑成功形象

在净瑠璃《国性爷合战》初演的两年后，即享保二年（1717）在江户三座该剧已歌舞伎化，并在享保十二年（1727）第二次歌舞伎化，在三月中村座演出《国性爷竹抜五郎》，又在享保十五年（1730）第三次以歌舞伎演出，剧目为《唐锦国性爷合战》。第四次则在宝历六年（1756），以《月凑英雄鉴》剧目演出，第五次在安永二年（1773），以《大日本伊势神风》剧目演出，之后也陆续有相关剧目演出。在江户时代的国性爷故事相关的歌舞伎中，大抵以第一到第五次由二代目市川团十郎（1688-1758）演出的「撃退老虎」一幕最受欢迎。这一演出当也影响了绘本、小说类中对于郑成功形象的创造。

事实上，郑成功故事也随着时代以不同种类绘本（黑本、青本、黄表纸、合卷）的方式在江户时代大量流传。首先在18世纪后期有以黑本、黄表纸等绘本文本方式流传的作品，如《和藤内三升の若众》、《和藤内九仙山合战》等。到了19世纪以后，则有许多以合卷方式流传的郑成功绘本故事。有《唐人鬓今国性爷》、《国性谷合战》、《国姓爷将棊合战》、《国姓爷一代记》、《髪结国姓爷乳贳ひ》、《国性爷倭仁志气》等作品。虽然本文无法在这里一一分析这些文本，但从其命名也可得知这些作品皆是在《国性爷合战》的余威、影响下发展出来的。

另一方面，也有小说类的著作。本文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国性爷合战》上演的两年后，即在1717年左右出版的《国姓爷明朝太平记》。该书实际上是巧妙地融合近松门左卫门的《国性爷合战》、《国性爷后日合战》及《太平记》写成的。关于本书，笔者特别注意到的是，如其书名，作者江岛其碛（1666-1735）明显有将郑成功比附于楠木正成（？-1336）的意图。但在该书中他重视的是，楠木正成能使用「奇正之术」的谋士、兵学家形象，而非其忠君爱国的形象。因此在该书中，郑成功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不仅是受日本神保护的「日本无双的勇士」，也是有个智谋之人。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将郑成功统治的台湾描写为一个完全日本化的地方。他写道：

国姓爷和训自己统治的这个叫东宁的方圆三百里离岛为高砂（たかさご），让房屋造形、城市设计、男女姿态皆改为日本风格，在语言方面也教和语，剃月代头（一种江户与其之前时代的日本成人男性髪型），改有如中药名般难记的名字为太郎兵卫、忠左卫门东京、四郎右卫门等。过年过节也都学日本，在岛中建立伊势两宫、在九月十六日举行祭祀，在七日间举行有如日本宫嶋的市集、陈设摊贩、戏剧演出、风俗业者经营的茶屋……。

其结果是台湾已「国富民荣」、「人皆学和风」，甚至有些台湾女性如日本女性风俗般开放，敢大胆袒露乳房也不在意。就这样，在国姓爷的统治下，台湾已被日本同化。这书中对台湾的描述有如对后来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预言，其所描述的台湾风景有些会令人思及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当然，如露乳房也不在意这种日本风俗并无法在台湾生根。这种台湾观究竟对当时乃至后来日本人之台湾观的形成有多少影响实不可知，但书中的台湾想像实是鲜明、有趣的。这种日本化的台湾论目的也是，在强调郑成功的日本人身分认同，及其受日本人庇护的想法所延伸出来的。

不管如何，郑成功的日本身分越益被凸显外，另一方面郑成功的忠义形象在后来的小说、汉诗文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如《绘本国姓爷忠义传》（《绣像国姓爷忠义传》）即强调郑成功的忠义形象。 《绘本国姓爷忠义传》分为前后两编，前编由石田玉山（法桥玉山）作画与编写，完成于文化元年（1804），后编则由石田玉山作画，山珪士信编写，刊行于天保五年（1834）。 《绘本国姓爷忠义传》前编似乎大幅依据前述的《国姓爷忠义传》时，只是在三十年后写的后编又再加入《通俗台湾军谈》中的朱一贵故事（后述）。

相较于《国姓爷明朝太平记》是被称为「浮世草子」的一种文学样式，主要是在江户时代前中期的京阪地区流行，以描写日本现实的风俗和人情为主；《国姓爷忠义传》和《绘本国姓爷忠义传》属于被称为通俗军谈物的小说，可理解为流行于江户后期的「读本」之前身，也和「读本」一样，受到史实加虚构的中国演义小说影响。当然，顾名思义，较晩出的《绘本国姓爷忠义传》中有插画且和文性质更强，不同于全由汉文训读体写成的《国姓爷忠义传》。

但如书名，两者皆强调郑成功的忠义和日本人的特质。如在《国性爷忠义传》中，就有一段为「国姓爷曰：森亦是日本产。倭人善趋义」。 《绘本国姓爷忠义传》序文中也有曰：「东人勇而知，西人顺而义」，而中日混血的郑成功是「兼二气而进于忠孝者」，其事迹是「国家之大美谈」，连三尺童子皆知。只现有的国姓爷故事「急于悦人」，故「玉山氏乃编搜书籍抄其实，画其要」，希望「田畯红女有省覧此册则顽廉懦志」，有「补于世治」。也就是该书作者希望赋予过度强调其娱乐性质的国姓爷故事忠孝道德的意义，使人读之能生立志之心。就像这样，在江户后期的小说中，强调郑成功故事中的「忠义」等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其为明朝忠臣的形象得到强化。这一演变与前述儒学思想在日本的汉诗文中的浸透和深化相关。

所以，在与儒学密切相关的汉诗文方面，郑成功也同样从忠义的观点来重新诠释。如江户后期著名的史家赖山阳（1781-1832）就写了〈读郑延平传〉这一汉诗。他吟道：「英魂千载游桑梓，可问楠公父子无」。赖在这诗句中比之于以忠义著称的楠木正成。且同样是幕末大儒的古贺侗庵（1788-1847）在〈读郑成功传〉也夸郑成功「其忠肝义胆，楠将军之亚匹也」。而且有趣的是，侗庵在该文中说完郑成功之母为日本人之后，叹道：「嗟！夫明三百年养士，而其唱大义扶持纲常者，尚不能不借吾邦之人，尤可以见日域秀气之所钟，人物之盛加万国万万，其土苴余绪，犹足以惊动四邻也」。这种强调郑成功与日本人之关系、同时又凸显其忠义之心和战略能力胜于明代中国人的论调，在幕末时期应是主流之论。但更有趣的是，江户后期的郑成功的故事也开始和朱一贵故事连结在一起。

四江户文艺中郑成功故事与朱一贵事件的联结

• 1.朱一贵事件概要与相关记录

朱一贵（1690-1722）所引起的动乱与林爽文事件等是清领时期的著名民变。其中发生于康熙末年的朱一贵之乱特别受到近松门左卫门还有其他小说家的注意，并以之为主题写出《唐船噺今国性爷》等作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该民变的经过，之后再探讨近松如何改编的问题。

首先，康熙时期对台湾实施封禁政策，然因康熙末年人口成长与贸易扩张等原因，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口涌入台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90）福建省漳州府长泰县的朱一贵也在1713年随移民潮移居台湾，住在凤山县罗汉门（今高雄县内门乡），以养鸭为生。传说他能使鸭群听其号令，故被称为「鸭母王」。康熙六十年（1721）时，台湾知府王珍粗暴的税收方式使民怨沸腾，朱一贵遂与其友人商议举事。朱一贵因具明朝王室的姓氏，故众人推朱一贵为首，并以朱姓及反清复明为号召，不久在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那天攻袭冈山，后来进占府城。同时下淡水粤籍角头领袖杜君英（1667-1721）也带其群众出来响应，撃败清军，攻下凤山县城。后来参与群众愈来愈多，在两周内瓦解清廷在台的统治势力。五月初朱一贵即被尊为义王（或有称中兴王），定国号大明，年号永和，开始任命事件参与者官职。然在不及两个月的时间内，朱一贵与杜君英即告分裂，随后水师提督施世骠（1667-1721）和南澳总兵蓝廷珍（1664-1730）带领的援军到来，逐渐控制全台，朱一贵也兵败被捕，后押解到北京，被凌迟至死。

事件后，朝廷派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1682-1758）来台，黄在台巡察期间，撰写出《台海使槎录》一书，而参与援军的蓝鼎元（1680-1733）也写了《平台纪略》。这些都成为理解清领时期台湾的重要资料。至于蓝鼎元写该书的原因，他说：

蓝子自东宁归，见有市靖台实录者，喜之甚，读不终篇，而愀然起，喟然叹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经身历目，徒得之道路之传闻者。其地、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舛错。将天下后世以为实然，而史氏据以征信，为害可胜言哉！稗官野史虽小道，必有可观，求其实焉耳。今以闽人言闽事，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事，而舛错谬误且至于此；然则史氏之是非，其迷乱于稗官野史之纪载者不乏矣。

在他看来，《靖台实录》是一本错误百出的野史。然也有研究指出该书并无太多错误，反而是两书对于战况的描述差异，凸显了水师提督施世骠和南澳总兵蓝廷珍间相互争功的问题。也就说是，《靖台实录》作者黄耀炯把战功归于施世骠，然蓝鼎元在《平台纪略》中则强调蓝廷珍的功劳。姑且不论真相为何，就江户日本对朱一贵事件的理解而言，《靖台实录》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 2.朱一贵事件传来日本

有学者指出，最早带来朱一贵事件相关消息的是享保六年（康熙六十年、1721）六月二十五日来到长崎的第十七号宁波船。但该船带来的消息中没有朱一贵的名字。首次言及朱一贵名字的是同年七月一日入港的第十九号南京船的风说书。其中有「然今年四月时，在福建省内的台湾，有一位叫朱一贵的人以大明洪武帝末裔为由，声称要回复明朝，企图谋叛，举大明中兴朱一贵之旗……」等内容。这里重要的是，朱一贵被理解为朱元璋末裔并企图反清复明这点，因为这构成了后来关于朱一贵事件的江户戏剧和小说的想像起点。

然而，上述的资料是既存唐风说书的记载，实际上或许该事件更早就已传到日本。如江户时代著名的随笔《盐尻》有记载如下：

辛丑年，异邦厦门即郑氏（国姓爷孙名为奏舎）奉明皇之裔武帝之孙举兵，拔厦门、台湾等地，为兴复明朝。明遗民等多跟随之，数士之兵势勇猛，北京派出三十万大军以讨伐之，然明兵毫不在意，将之撃破，将帅皆战死。攻南京，欲入北京。各种街谈皆有。

如中村忠行所指出的，朱一贵事件始发于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九日，全台攻陷的消息传至厦门是同年五月六日，而《盐尻》中的记载中有「五月来港的唐船之谈（五月入津の唐船の谈）」一句，可知该事件很快就传至日本。而且，若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广被阅读的江户时代随笔关于朱一贵事件的纪录更値得我们注意。重要的是，如上面引文所示，该事件更被夸张地理解为郑成功之孙（国姓爷之孙）奏舎所主导的起义，且如过去的郑成功，起义军已攻克南京。

其次，《盐尻》又记载一段有关朱一贵的传闻。其中一段谈论到：「说异邦今兹明洪武帝之裔朱武音之孙朱一贵居于福建漳州泰县之台湾南路等等，举兵自称顺成王。……据传朱一贵之总将军吴二周（其他风说书记录为「吴二用」——笔者）自称今一百零五歳，统领士兵卒全力拼战，令人吃惊」（七月二日南京船头沈玉田谈）。 《盐尻》作者有说到这段话是，据翻为日文的唐船风说书所记录下的。事实上，的确在唐船风说书有相关的记录。在这一传闻中，有几个重点。一是朱一贵被理解「洪武帝之裔朱武音之孙」，另一重点是关于朱一贵之将军吴二用的传闻。因为这两点在中国史书、随笔中皆无记载。还有一点是，朱一贵的出生地「福建漳州泰县（长泰县）」和其居住地台湾间的关系没有区分清楚。如后述，这三点却构成日本人理解朱一贵事件的重点。

其次，除了唐船风说书和随笔记录外，关于朱一贵事件的书籍也快速地传到日本。 《平台纪略》和《靖台实录》等书皆是理解朱一贵事件的重要史料。但《靖台实录》先传至日本，并深深影响江户时代日人的台湾认识。江户儒者新井白石（1657-1725）很快地注意到该书。白石在享保九年（1724）写下〈读靖台实录〉一文，曰：

辛丑之秋，亡友高子新来过小斋，饮酒娯甚，语及台湾。美乃戏之曰：「今年市头，蔗糖增价乎（台湾多出蔗糖）。子新曰：「何也」。曰：「顷歳唐舶来，说海寇梗路，皆是奸商射利之术也」。子新曰：「朱一贵明帝遗胤，台湾镇郑氏故国，岂是寻常海贼比邪。」曰：「昔项氏起，求得楚怀王孙心，立为楚怀王，以从民望也。近时明制，宗室命名，必以五行字。今闻朱名，非所以从民望也。果使其为明宗室，则赤眉刘盆子耳云云。」

新井白石在引文中言及亡友深见玄岱（1649-1722）在享保六年（1721）秋来访时，论及台湾问题，于是谈到朱一贵事件。新井白石乃饱读诗书且具敏鋭的政治判断之人，并不轻信「朱一贵明帝遗胤」这类说法。但一般市井小民并非如此，毋宁喜欢这种「贵种流离」式的故事。也正因如此，该事件快速吸引了剧作家的眼光。这位剧作家不是别人，正是前述的近松门左卫门。

• 3.朱一贵事件戏剧化

近松门左卫门已快速地得知相关事件的消息，并在隔年（享保七年、1722）就写出《唐船噺今国性爷》。该剧把事件发生的地方设定在「福建领内」的「塔伽沙谷岛」（台湾），且把朱一贵的父亲解释为「大明洪武皇帝十五代」「江南大守景泰王」，朱一贵则是被人扶养长大的「景泰王第一王子」，后来也成功攻下福建一国，被奉为「顺成王」。

该剧分为三段，第一段内容演出福建大守六安王在其统辖内的台湾发现一个大鼎，被认为是能得天子之位的祥瑞之兆，故六安王希望把鼎改铸为一把象徴天子、宰相、将军的剑，命铁匠桃民氏打造一把这样的剑。这一行为被福建第一忠臣欧阳格子批评有夺取帝位的叛乱企图，但其主君六安王不听劝，反将之杀害。

第二段的场景则在铁匠桃民氏的工作场所。首先，有一老翁自称吴二用，来求见桃民氏打造的宝剑，但在见到桃民氏之子朱一贵后，惊其相貌有帝王相，但可惜其胡须太短，尚无法成就大业。后来，朱一贵便想拉长胡须但无法成功，然在他睡眠时，其母便剪下自己的头髪，再将之接上朱一贵的胡须，使其长度超过一尺。在朱一贵醒来后，其母告知他的生父为「大明洪武皇帝十五代」「江南大守景泰王」，并给予私藏的明朝印绶。再来，其养父桃民氏见其妻剪头髪便骂她不义，刺杀之。后来，朱一贵告知其养父实情，其养父自杀，父母双死。拿到假宝剑的官员觉知后再来到铁匠家，朱一贵则携真宝剑和其妹逃出。

第三段首先演出如国性爷在见鹬蚌相争后得知兵法要义般的类似情节，朱一贵也见薙蛇大战后得知兵法奥义，并前往芙蓉岳。朱一贵在山顶与吴二用等人结盟，尊朱一贵为主君。后来，被六安王杀害的福建第一忠臣欧阳格子之子欧阳铁假扮成朱一贵被抓。最后的场景设定在六安王宫盛花门，被抓的欧阳铁身分暴露，六安王试图利诱之，但被拒。之后，欧阳铁在吃下其父的肉酱后，突然精神勇猛，挣脱绳子。后来，六安王逃入宫门内，朱一贵也率兵驾到，并在最后让欧阳格讨伐其父的敌人，他自己就即位，号顺成王。

在这一戏剧中，虽然朱一贵事件是在台湾发生的民变，但却被扩大到统辖台湾的福建省规模来处理，朱一贵所反抗的对象不是台湾知府，而是福建一省的统治者（「福建大守」「福建王」）。而且，在这一戏剧中，《国性爷合战》、《国性爷后日合战》所构建的历史想像没有被继承，而是在「今之康熙皇帝即位」的历史背景中展开叙述。而且，朱一贵虽是明朝皇族所遗留的贵种，但故事结局也仅止于在福建称王而已。将朱一贵理解为明朝皇族所遗留的贵种这种剧情明显受「明洪武帝之裔朱武音之孙」说法的影响。而且，在《唐船噺今国性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吴二用」也明显受前述吴二用传闻的影响。

如上，该剧是在唐船传来的相关消息基础上再编剧而成的。但其剧情张力明显不如《国性爷合战》，且如以朱一贵见薙蛇大战后得知兵法奥义的剧情直接模仿国性爷在见鹬蚌相争后得知兵法要义这一情节，明显炒冷饭。

上述这种种原因导致《唐船噺今国性爷》并不卖座，但其中明朝皇族贵种流离的故事情节可能或多或少也启发了后来的小说家。如后述，小说的情节基本上是比较忠于史实的。

• 4.朱一贵事件文学化

在《唐船噺今国性爷》演出的隔年（享保八年，1723）日本就出版了《通俗台湾军谈》一书。该书也是据《靖台实录》再加上来自长崎的传闻（「崎之所传」）写成的。但如德田武所指出的，相较于《靖台实录》的叙述，在《通俗台湾军谈》中，朱一贵已被描写为一位悲剧英雄，加入《靖台实录》所没有的文学内容。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就加入从朱元璋到李自成、郑成功、郑奏舎等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故事以说明朱氏王朝的兴起与没落，并导出有志于复明之士皆来到台湾的叙事情节。最后，并以「明之皇孙也不知居于何国也（明ノ皇孙モイツシカ何国ニ居玉ウトモ知ズナリ）」一句为朱一贵出场的伏笔。

所以，在第二章中，朱一贵就被描写为「明太祖朱元璋の后胤」，且把《靖台实录》中描写为「居家不事生产，游手荡博」的朱一贵描写为「能孙吴兵法」和具「张良诸葛之智谋」的英雄。其他如参与朱一贵事件的李勇也被诠释为明代武将李文忠玄孙并且是斩妖英雄。又如杜君英也成为「明皇之一族」，并且是为百姓怒擒残暴县令哙元的英雄。然后，再采用《三国演义》的情节，以文学手法叙述朱一贵等人在「岗山」结义后，举「明之旌旗」和清兵对抗的过程。其次，则在第三、四、五卷中叙述清兵反撃并打破明军的过程。但与史实不同，作者最后说「朱一贵等率诸将，遂逃入深山而没被捕（朱一贵等ハ诸将ヲ引、遂二深山二逃レ入テ捕ルコトヲ得ズ）」，让朱一贵的英雄形象不至于破灭。

如前也有所论及，《通俗台湾军谈》是种据史实的翻案小说，读本的前史。如作者描写：「内地之民口口声称，明之总大将如孔明之人，其诸位大将中有如樊哙、关羽、张飞等人出现，只五六日就攻取台湾」。他明显利用当时读者熟悉的《三国演义》剧情来铺陈。但如中村忠行所指出的，因为演剧和稗官野史是一般中国人民的知识来源，故《通俗台湾军谈》的底本《靖台实录》本身的叙述也受《三国演义》影响。只是《通俗台湾军谈》的作者将之更加文学化、戏剧化。如《通俗台湾军谈》中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成功」中授予张角《太平要术》的仙人角色，插入「神通道人出台湾」（神通道人出现在台湾）一章，描写能以符水治病的神通道人的神迹。

如上，朱一贵事件传到日本后被描写为另一次的明清对抗，民变被改编成王种的复仇剧。但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唐船噺今国性爷》中，某种程度上复仇是成功的，在《通俗台湾军谈》则以失败收场。若以接近史实的程度来说，则当然是《唐船噺今国性爷》远不如《通俗台湾军谈》。因为该剧加入了太多戏剧创造的要素。

其次，在江户后期，郑成功故事也和朱一贵故事有所连结。就这点而言，上述的《通俗台湾军谈》实际已将郑成功故事与朱一贵故事连结，但只是在该书第一章中略加提及而已。到了《绘本国姓爷忠义传》时，则将两者连结在一起。事实上，如前述，该书前编大抵当是依据《国姓爷忠义传》，其中有郑成功故事，只是在三十年后写的后编又再加入朱一贵故事。而且，朱一贵故事几乎都直接使用前述的《通俗台湾军谈》。不过，为要使两个故事连接顺畅，《绘本国姓爷忠义传》作者山珪士信改编《通俗台湾军谈》第一章，并加入「国姓爷撃杀猛虎」、「国姓爷神力破城门」、「国姓爷得仙书于天柱岭」、「国姓爷尸解并清帝治世」等部分。他明显吸收了《国性爷合战》中，受日本诸神保护的郑成功形象后，又加入某些道教的元素。后来，《绘本国姓爷忠义传》在明治时期分别以《明清军谈：郑森伟传》之书名，及《国姓爷忠义传》之书名翻刻、出版过。但因篇幅所限未能详论，这两本书当对明治时期的郑成功的台湾人物论当有一定的影响。

不论如何，如前所述，因这两个戏剧中之郑成功故事的关系，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普遍知道在日本的南方有一个「高砂国」。但实际上我们可发现上述这些就算以台湾为名的故事，也不尽然是以台湾为主体来描述的。在江户剧作家、小说家所描写的台湾史相关人物主要还是在对中国的历史想像延伸下展开的。如台湾与福建的关系是被模糊处理的。但针对明朝忠臣郑成功和被想像的明朝皇族贵种朱一贵所展开的戏剧和小说乃至绘本故事，都赋予了台湾历史代表着反清（反抗夷狄化中国）的意义。这在明治以后，在日本的帝国扩张志向中，将成为重点。

五、江户文艺中的郑成功与日本帝国的台湾统治

大抵在江户中后期，《国性爷合战》中诞生的打虎并受日本神保护的日本人郑成功形象已在净瑠璃、歌舞伎、绘本、小说、汉诗文等诸种文艺中展现，并且郑成功的忠义形象也渐深入一般日人心中。 《国性爷合战》可说是形塑江户时代郑成功形象的最重要文本，但该文本的郑成功形象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当然也是靠其他江户文艺辅助传播的结果。就这点而言，本文未能论及的浮世绘及《台湾郑氏纪事》等史书对郑成功形象的影响也有待探究。不管如何，郑成功的形象经过江户文艺的洗礼已充分日本化，乃至被认为是生母为日本人且受日本神保护的日本英雄。

在江户文艺所呈现的想像中，郑成功与朱一贵能在明遗民叙事想像的脉络中有所连结，但相较于生母为日本人的郑成功能与日本有更深的联结，朱一贵则否。虽然就郑成功的情况来说，日本在江户时期以国姓爷为题材的书写中，台湾时代的郑成功事迹不太被重视。但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后，郑成功与台湾的关系遂成为重点。也就是说，同时与日本和台湾的历史有所联结的郑成功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日本人对台湾之历史心性形成的投射对象。因为历史心性往往也都是在戏剧和文学等文艺中养成的。而且，重要的是，如前述，因为文学、戏剧诸多文本间的影响关系，江户时期形成的郑成功形象其实已承载了日本史上对外的战争记忆和忠臣形象。就是在物语与物语间建构起来的重层战争记忆，及和楠木正成等人物的类比中获得的忠义形象中，明朝忠臣但又是日本英雄的郑成功形象联结了重新开国的日本帝国与其殖民地台湾。

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中，陆军教授且参与过甲午战争的丸山正彦在日本殖民台湾的初期所写的《台湾开创郑成功》（1895）中说：「今将军遗恨透骨髓，死也不能遗忘的清朝无法抵抗我仁义之师」，其结果是「将军（郑成功）埋骨之地台湾已归入生国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匪徒镇定之期将近。将军灵魂必欢喜而翱翔于天国，并仰望大君崇高之御威棱」。郑成功在这种叙事中，已更进一步被收编为「仰望大君崇高之御威棱」的臣民，而日本帝国的军队则是为此臣民遗恨复仇的仁义之军。明朝忠臣在其死后被收编为要感谢为其复仇的日本帝国忠魂。所以，在丸山的叙事中，郑成功征台前的祭「皇天皇祖」仪式中，祷曰「天祖辅我……」，将「天」替换为「天祖」（天照大神），把郑成功理解为受日本皇祖神保护之臣民。丸山的郑成功论是奠基在一定的日本郑成功史事研究的成果上的，但也吸收了江户文艺中形塑的受日本神保护的日本英雄郑成功的形象。

不仅如此，这位日本英雄在日本正式统治台湾不久后，其自身更成为日本神祇。 1896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1841-1909）来到台湾视察，其在台期间咏〈台湾巡视中作〉一诗，咏叹「郑家遗迹今何在，只见孤坟没野榕」。非常巧合地，在伊藤视察过来的一个月后，或因伊藤的指示，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1849-1910）在1896年7月25日就向总督桂太郎提出建言书，主张将位于台南县的延平郡王祠能改称为社格为「国币社」、社号为「开台神社」，并道：「若犹得依旧配祀母田川氏，不只慰籍成功之忠魂，标举其开台之伟勲，兹确定民意之所向，有资将来治化之处当亦不少」，郑成功在这一建言书中已被称为「忠魂」。

然郑成功虽可在死后被收编为日本帝国的「忠魂」，但在其生前毕竟是明朝忠臣，非日本帝国之忠臣。后来，总督府在〈民内第四二八号〉公文中表明决定其社格非为「国币社」而是降为「县社」，社号为「开山神社」。其中的理由就是郑成功是「明廷之忠臣」，但非「我帝国之忠臣」。然也因郑成功之开台与治台功绩符合对「一州或一地方有功绩人士奉祠于府县社」之例，故定其社格为「县社」。尽管该位阶比原本建议的低，但从江户时代以来已被认为是日本人的光荣代表、道德模范的郑成功，在这之后已正式进阶为当受日本人和台湾汉人崇拜的「帝国之神祇」。原本福州风格的庙宇也增建了日式的拜殿与鸟居，也成为以一种中日混血的建筑物，从而构成一种台湾特色。

然而，将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实是有些讽刺的事情，因为延平郡王祠设立的本身就是因在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1820-1879）听杨士芳（1826-1903）等士人基于「有功德于民则祀」的理由建议，才「奏为明季遗臣，台阳初祖，生而忠正，殁而英灵，恳予赐谥建祠，以顺舆情，以明大义事」。其建祠本身就是要将郑成功这一「有功德于民」的「明季遗臣」之「英灵」收编为大清帝国服务，以培养台人的忠义之气以抵抗外敌（当包括日本）。但既然过去的敌国可收编其「英灵」，其生母之国自然也可收编郑成功的「忠魂」。所以，又如著名东洋史家那珂通世（1851-1908）所强调的，郑成功「始终为明守节，至死不渝，是真大和魂也」。明朝忠臣被收编为日本帝国的「忠魂」后自然也能有「大和魂」。这除了源于其母的血统要素外，郑成功所具有的忠义精神才是重点。因为如上所述，郑成功的忠义形象在江户时代的小说中已透过和楠木正成等人物的类比而得到强化。日本统治台湾之时，在现实上明朝已灭亡时空中，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忠义形象足以用来强化台湾汉人的反清意识，以使战胜大清帝国的日本与反清的台湾汉人有共同的敌人。但是当时祭祀郑成功的台湾汉人究竟是认哪一国为敌呢？郑成功的「功德」「功绩」究竟属于哪一国的？郑成功的「英灵」「忠魂」究竟又要效忠于哪一国？

后来，随着台湾统治的稳固与日本帝国的扩张，郑成功的故事也再度得到发展的契机。在《国姓爷后日物语》中，郑成功故事的诠释重点被放置在他移往台湾以后的行动与思想，及其后继者的相关事迹。其中有一郑成功和陈永华的对话十分値得玩味。陈永华说：「台湾乃中华南海之重镇，扼南洋航路之咽喉，制东印度诸岛，东是日本，南是吕宋，航通自由自在，远征、贸易随心所欲。斯得此地利外，岛内物资丰富，天恵之宝岛。若王想完成远大的志向，此诚为天赐之岛国。……若国富兵强，则不要说恢复大明，连远征南洋之志望也定当能有所成就」。听完，郑成功则回答：「闻及日本丰太合征三韩，自为王，雄图日本属国于海外，我也欲学其智慧，若不久能恢复大明，我将离开台湾，远征南洋之国，把大明国的领土扩张到海外诸国」。

上述这一段对话基本上把大正时期的日本帝国的图南之志和以台湾为南进基地的想法直接加诸在郑成功与陈永华的身上。如此一来，他们两人成为了日本帝国向南扩张之思想与行动的先行者。所以，郑成功从受日本神保护而打败北方大陆珍奇野兽老虎且反清复明成功的英雄，演变为成功征服台湾而怀图南之梦的海洋帝国英雄。正是在这种故事情节的延长想像中，在1940年代初，当日本意欲打造大东亚共荣圏时，郑成功转身又蜕变为进入南洋而「梦想着团结南方共荣圏」的英雄。江户戏剧与文学中之郑成功形象无疑深深地融入后来日本的台湾乃至南进政策中。而且，在日本统治下生活的殖民地台湾的知识人自然也十分关心郑成功，如西川满的〈赤崁记〉及魏清德对《八重潮》与《被闲却之台湾》的翻译皆是在鹿岛樱巷《国姓爷后日物语》等日本之郑成功书写脉络下展开的。

但是不管彼岸的半岛、大陆乃至「南方共荣圏」都是异域。承载多层战争记忆的日本英雄郑成功的故事给予日本人征服异域的想像空间。帝国的野心以文学的修辞召唤人们一起进入这一想像空间。然而当梦醒时，开山神社又改回延平郡王祠，「梦想着团结南方共荣圏」的海国豪杰也变回在剧场上演的充满异国情趣的打虎英雄。

另一方面，清末时期，如前述郑成功的「逆贼」形象已开始转变为「英灵」。受江户与明治时期之郑成功论的影响，及在清末的排满民族主义中，郑成功也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如匪石参考前述丸山正彦《台湾开创郑成功》等许多日本之郑成功论后写成的《郑成功传》（1904年出版）中，郑成功成为「吾中国之英雄」。在作者笔下，郑成功不只是「幼禀日本大和魂之薰陶」，也是「久受中国国粹学」之人。而在满清政权这一共同敌人之面前，郑成功可以同时是具「大和魂」的日本英雄和拯救「国魂」的中国英雄。而且，匪石在抗清的脉络下关心台湾历史，并说：「实惟甲午之岁，西方共和国民所讙呼拥戴之称号曰「伯里玺天德」忽出于我中国南部海外一孤岛」，对于「台湾民主国」的出现给予同情的理解，他甚至想像早在郑成功之前就已占据台湾的郑芝龙成为「西方华盛顿」的可能性。

总之，在满清这个夷狄政权之前，汉民族和日本人可同是「华」，「大和魂」和汉民族的「国魂」可同体并存。日本帝国主义乃至民族主义和抗满的汉民族主义毫无违和感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在20世纪初前后，具正面连带意识的亚洲主义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当然，在面对来自更远的西方（大英帝国等）或北方（俄罗斯等）夷狄（或文明）之时，日本帝国与汉民族主义知识人所抵抗的满清政权之间也有合作的空间。

不管如何，如前述，郑成功在日本脉络的忠义形象是透过江户文艺，及和楠木正成等的类比而创造出来的。但不只大日本帝国，大清帝国和后来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未来或可能出现的台湾国都可收编他的忠义形象，及其形象和道德情感所具有的政治效果。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再问一遍，郑成功的「功德」「功绩」究竟属于哪一国的？郑成功的「英灵」「忠魂」究竟又要效忠于哪一国？当然，这是个可以有很多答案的问题。郑成功可以同时是明朝忠臣，也可以是保佑清朝政权的「英灵」（所以是中华英雄），也可以是日本人的「忠魂」、英雄。

让我们大胆想像一下，若未来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东亚诸国的政权，则郑成功也必然会是该国（某种帝国）之英雄的。这正是因郑成功是活跃于海洋之子，少数与日本、中国、台湾乃至东南亚的历史皆相关的历史人物，又带上了许多文学、戏剧创造出的形象。我们对他的理解无法局限于台湾。反之正是透过郑成功乃至与其相关历史人物的书写，我们能从更寛广的视野来理解台湾。当我们重新思考近代东亚历史之际，郑成功无论如何都是要角。

蓝弘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副研究员，及国立交通大学社文所合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思想文化史，特别是17世纪以后的日本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专书《汉文圈における荻生徂徕：医学．兵学．儒学》（2017），及〈会泽正志斋的历史叙述及其思想〉（2018）等论文。

此文开放给所有读者。这是《思想》第41杂志的第二部分内容，反思主流近代帝国日本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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