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安
李易安

記者/譯者

〔调查报导〕物产丰荣的台湾,究竟为何会缺蛋?

(编辑过)
这场蛋荒,反映了台湾农业的体质、以及台湾人看待「涨价问题」的方式──某程度而言,其实是全体台湾人的共业。
接受采访的「水盏养鸡场」一家人。他们的蛋得过评比冠军,却因为无力经营品牌、拓展通路,而必须依赖包销制,价格也受「冻涨」限制。

算上之前的养殖渔业和凤梨释迦,今天刊出的这篇蛋荒报导,已经是我加入端传媒之后做的第三篇农业报导。

很有意思的是,前两次(凤梨、释迦)的「供需危机」都和北京直接关联,因此有更明确的指责对象,反而能动员台湾民众「团结度过危机」;然而此次缺蛋事件,却是少数和两岸动态、地缘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危机,也没有明确的「外部敌人」可以归咎。

此外,凤梨和释迦处理的都是「需求消失、生产过剩」的问题,受害的是人数较少的农民,对一般消费者没有太大影响。

然而此次缺蛋,处理的却是「生产不足、供不应求」的问题,因此所有消费者都能感受到影响,舆论对执政党的伤害也更大。

不过历经这三篇报导之后,我也愈来愈能理解,为什么农业议题这么迷人──它不仅关乎人类存世维生的基础,也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样貌和问题。

这种传统鸡舍,至今仍是台湾蛋鸡场的主流,没有密闭恒温设施,也让鸡只更容易感染流行病、影响产量。

总的来说,这次缺蛋危机,是许多因素叠加、串连的结果:

2021年初国际粮价大涨,接着台湾又爆发本土疫情,导致鸡蛋需求锐减、蛋价崩跌──许多蛋农眼见饲料变贵、鸡蛋需求前景不明,于是纷纷减养蛋鸡。

再到了2021年底,蛋鸡在冬季里产蛋效率降低(为了御寒,母鸡会把养分留给自己、减少下蛋,毕竟生蛋就是在把养分排出体外啊,妈妈们辛苦了),再加上彰化出现禽流感、和其他陆禽传染病──这些季节性因素,都进一步让蛋量减少。

缺蛋危机的时间线;灰色曲线是进口玉米价格、黄色曲线是鸡蛋批发价格的变化。
去年至今,彰化县通报的禽流感疫情。

但除了上述的外在因素、以及每年都有的季节性因素之外,此次缺蛋还有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台湾的鸡蛋产销,至今依然以「包销制」为主流。

所谓的包销制,指的是「每个蛋农,固定和一、两个蛋商配合,不管蛋农生产多少,蛋商都会全数收购」。

由于台湾蛋农至今仍有90%以上,是饲养数不到五万只的小农,他们资本不足、饲养设施也不够现代化,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供需风险的影响,也因此「包销制」就某个意义而言,也是在保障这些小农的销路稳定和生计。

然而「包销制」也有缺点:蛋农出货时,几乎没有任何议价空间,因为包销的大盘批发价,是由北市蛋商公会商议决定的。

更糟糕的是,这个批发价的决策过程高度「中心化」、市场机制不足,也特别容易受到政府介入──农委会在过年前夕宣布「鸡蛋冻涨」,就是鸡蛋产业「市场机制不足」的「冰山一角」。

于是这下好了:蛋农已经因为饲料大涨、叫苦连天了,结果蛋价又涨不起来,变成「卖一斤、亏五块」──如果你是蛋农,你愿意增产吗?

这次缺蛋的结构性因素:「包销制」。

上周在彰化采访蛋鸡场时,也有种仿佛回到阿根廷、乌兹别克的感觉。

当时我和受访的蛋农说,「我想买200块的鸡蛋,你就用合理的价格算给我吧,不要管政府规定的价格,你不要亏钱,有合理的利润就好。」

对方听了之后很高兴。

他说,过年期间,也有很多北部人下来,闻风循线来跟蛋农直接买蛋,而蛋农也都很乐意以真正的市场行情价,直接卖给消费者。

「如果卖给大盘,就要用政府冻涨、制定的价格卖,我卖愈多、赔愈多。」

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这种状况,简直和还有外汇管制的阿根廷、乌兹别克有点像:明明市场价格就不是这样,但你政府就硬要规定一个价格,导致市场供需失衡,部分人必须以高于「官方价格」的金额私下交易。

我用两百块台币,跟蛋农直接购买的鸡蛋。

但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急着为这次缺蛋寻找「头号战犯」,因为这起事件,就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所有台湾人的共业,反映了台湾鸡蛋产业(甚至整个农业)的体质,以及台湾人看待「涨价问题」的方式。

比如上周有些媒体,披露了所谓的「红盘蛋」机制,并将蛋荒成因指向「蛋商贪婪」、「让蛋农无利可图」,所以才会导致鸡蛋产量不足。

但事实上,之所以会有「红盘蛋」机制,也是因为过年期间市场休息、运输业者放假,但母鸡每天都会生蛋,因此蛋农为了增加蛋商收蛋诱因,才会愿意降低售价,让蛋商多赚一点。

换言之,其实就是因为现有的定价制度太过僵化、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价格,鸡蛋产业才会发展出「红盘蛋」这种机制,来补足市场机制。

彰化县一处已经清空、不再养鸡的鸡舍。

此外,农委会的「冻涨」决策,也反映了台湾政府的物价政策,以及政府和民间对于「物价上涨」的认知框架。

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府如果干预市场、限制价格,本来就很容易造成供需失衡,这次蛋荒就是很好的例子。

然而采用「冻涨」措施的,不只是农委会而已:去年十二月,行政院也曾指示法务部成立「物价稽查小组」,查缉「是否存在不法业者囤积物资、联合操控价格」。

结果查缉了老半天,我们没看到哪家业者「囤积物资、操控价格」,只看到法务部发布新闻稿说,某某餐饮业者在接受稽查之后「同意暂缓涨价」,还说这是「公私协力,稳定物价」。

把「介入民间定价」的行为,当作政绩在宣传的法务部新闻稿。

这种做法,俨然是将公部门介入民间定价的行为,当作政绩在宣传,但厂商涨价更大的原因,分明就是原物料涨价,而不是囤积物资、更不是联合操控物价──要求厂商降价,根本毫无法律依据。

此外,「一看到涨价,就直觉要查缉」的作法,也反映了决策者是以「法律框架」、而非「经济框架」在看待物价问题(我们的经济部长居然是学法律出身的),于是才会做出不符市场机制、过度干预的决策。

但说到底,这个问题也不只是台湾政府的责任。

我有时会觉得,台湾社会、媒体对于物价议题,似乎有着不太理性的偏执:哪家咸粥涨价了,媒体就要去采访,然后问民众愿不愿意买单,但这种报导真的大可不必──消费者觉得贵,市场机制自然就会提出解答了。但在媒体的炒作之下,执政的决策者也就被逼着要「看新闻做决策」,进而做出过度干预市场的决策。

而这次的蛋荒,某个程度上,或许也就是这个「物价思维结构」的间接产物。

再次跟大家推荐这篇调查报导,一起来了解,台湾缺蛋危机的来龙去脉: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21-taiwan-egg-shortage/invite_token/qvUhGpfuOk/?fbclid=IwAR2mc3JtempRXirsngWZHvPTTRcB_WWOD5GGI38qfSpp6aCL06hjoEEm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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