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了又有什麼用呢？”

最近和我的同學、親戚有過幾場聊天，發現大家有一種非常明確的，要在情感上逃避眼前的現實，這樣的一種無力感。

他們都認為不要過於把自己代入到新聞中的受難者，比如貴陽9.18防疫轉運中被害的27名同胞、防疫中因為飢餓或心理健康問題而自殺的人、防疫中因為無法得到及時醫治而受害的人。提及這些事件的時候，他們的第一直覺和回應是，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不要想太多。如果追問，“假如因此死亡的是我呢？是你的親人呢？”他們都會繼續否認這種災難落在自己身上的現實可能性——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所以不要基於這樣的假設向我提問。但此時很明顯，他們的語氣已經沒有剛才那樣肯定。因為此地防疫政策造成的災難，的確有可能落在任何一個人的身上。但是他們不願承認。

他們只願意承認此地政策的合理性，即使用一些數據，如重症率、死亡率、本地極限時期（上海春季）的接診能力，用一些其他國家或地區政策的論證作為對比，他們只會承認此地的防疫政策是最優的。此時還會拋出一些滑坡謬誤或因果錯位的話來，比如“以後病毒一代代變異了，這裡會是最後淪陷為喪屍國的地方”、“中國人就是不自覺，如果不全民核酸，讓一些人只做抗體自測的話，一定會有人不自覺，是陽性也不上報，影響防疫”。

他們認為真相是不重要的，或者說自己不需要知道真相，“死亡人數不只報出來的這麼多，不報出來是為了讓大家不驚恐”。他們認為人是可以無條件讓渡自己的主體性的，不需要去質疑政策的科學性、合法性，不需要了解真相，認為配合才是最高效的應對。他們認為一定有一部分人，一定不會配合他們無條件相信的防疫政策，因此執行越嚴苛，越能避免一部分“不自覺的人”對政策的干擾，以實現清零。

但針對以上的追問，他們都不再給出明確的回答。比如，“死亡病例越多，才越能說明清零政策是最合理的，為什麼要漏報呢？”“如果這些形式主義的流程或要求本身（如全民排查、戴口罩吹奏樂器）就是錯的、浪費時間和資源的，越配合只會越浪費資源。”“如果你有急事需要越過防疫圍擋，獲得救治，你會'闖關卡'嗎？為什麼你認為你可以做到理性自覺，而其他人無法做到理性自覺？”

對於這些追問，他們的回應大致可以總結為，我想太多，並且勸我不要想這麼多；我的想法偏離了正常的社會。

只有一處，我覺得這是我們共同分享的一種期待。他們都是有孩子的人。當我問到，如果你的孩子可以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裡，你希望他生活在那樣的社會裡嗎？通過他們的語氣和眼神，以及部分直接的回答，我知道他們都這樣希望著。但表達了希望之後，有人還是會補充一句，“希望了又有什麼用呢？沒有那麼完美的社會。”

他甚至連這樣的希望也要否定，我覺得特別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