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言說對抗恐怖

上個月底我在端傳媒上發了一篇文章，前半部分寫到我在派出所裡十幾個小時的經歷，後半部分是我對這次“粉紅狂潮”的成因的分析，兩部分乍看沒太多關聯，其實想論證我一個觀點：體制外有可能產生比體制內更反動的極權主義。文章發出來後，大部分批評集中在後半部分，但我在端上看到一個相當顯眼的評論，ta也不說我哪裡寫得不好，只是說，我前半部分似乎在暗示自己受到體制的“優待”，有點挾此自重的意思。

可能是為了增加說服力，ta又進一步說，ta一位媒體人朋友，在北京一個飯局上聽我說過自己被喝茶的經歷，覺得我“非常興奮”，好像自己終於得到公權力的關註一樣。我七月初在北京只在兩三個飯局上談到自己被喝茶的事，其中的媒體人屈指可數，那位媒體人我大概可以猜到是誰，此前我們基本沒有打過任何交道，聊到喝茶也是因為在場有另一位老師有過比喝茶更嚴重的遭遇，我們算是交流一下經驗。我不解的是，就算你不喜歡我吧，私下跟別人吐槽我也覺得正常，但是將這種敏感信息四處傳播（有另外的朋友也對我說過這件事），在道德上似乎略顯卑劣：如果有司真的相信了你們的說法，以為我在積累什麼“政治資本”，那我的人身安全你們考慮過嗎？

有人說，既然你擔心有司，為什麼還要說出來呢？你還不止說出來，還要寫成文章，是不是不能怪別人懷疑你炫耀？有些關心我的朋友，確實擔心我將這些事寫出來會惹來進一步的麻煩，他們希望我暫時低調一點。如果是我的朋友遇到這種狀況，我也不會鼓勵ta寫出來，如果ta問我要不要寫，大概率我也會建議ta不要。

每次有司找完我談話，都會說，希望我不要把這些說出去。我當然不聽，回頭就跟朋友說了。我跟朋友說，並不是為了跟他們炫耀我有多重要，聽我說這些的朋友，大部分自己也有過喝茶的經歷，很多時候我是希望從他們那裡獲得一些建議。比如我會告訴他們，有司是在哪種情形下找我的，態度是怎麼樣的，說了哪一些話，他們會幫我分析，這件事性質有多嚴重，我怎麼做可以避免最壞的結果。這是一些實用的方面，在不實用的方面，發生這種事後找人訴說，是希望通過所謂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慰籍，以克服被國家暴力機關盯上以後的恐懼。

這種恐懼，沒有過類似經歷的人（比如那位北京的媒體朋友和那位在端上留言的朋友）大概是很難想像的。這大概接近佩蒂特（Phillip Petit）所說的處於被“宰制（dominated）”的狀態：對方不需要直接限制你的自由，但他們隨時可以這麼做；不管你在外面獲得了多少成就，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將其毀掉；大部分人不敢跟你建立正常的社交關係，因為這可能會連累到自己。在霍布斯的意義上，我是“自由”的，在佩蒂特的意義上，我卻不是。

在這種狀態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想到要去炫耀，反正我想到的是，那些在你這種時候還惦記你的安危、願意聽你訴說、在你失聯時為你奔走的人，是你一定要去珍惜的人。我一直不喜歡花過多精力去維繫社會關係，這是我第二次意識到了人與人之間真情的可貴，上一次是我大三生病朋友們紛紛慷慨解囊的時候。並非說，只有當別人對我“有用”的時候我才想起他們的好，而是我覺得他們為我所做的超出了朋友的“義務”範圍，他們就算不這麼做，我也沒有任何資格指責他們，更不用說，他們這麼做還要冒一定的風險。於是通過這種訴說，我和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比陌生人社會中的“友誼”要更深刻和更穩定的聯結，接近於中國古代所說的“道義”。

至於為什麼寫出來，除了說我和這些朋友的聯繫大多建立在我的文章之上（尤其是我的公眾號微博和豆瓣已經被封之後），還有一點，其意義和＃MeToo中倖存者的公開訴說差不多，即我們都通過這種方式，來進行“自我療愈”。

有人說，我寫自己在派出所的經歷，就像一個剛踏入社會的毛頭小孩，對一切都充滿新鮮感。這個說得沒錯，而且我也是有意去這樣觀察。當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去寫一些宏觀問題的時候，我會提醒自己要“政治地”去看待它們，以免錯過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政治意涵”。然而當我身處體制機關之中，隨時有可能遭到“專政”，或者被籠罩在它們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反而盡量讓自己“非政治化”地去面對這些，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壓力。

我從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員的口音中聽出他慣常說的是粵語，於是毫不猶豫地切換了語言頻道，後來進來的，只要能說粵語，我都讓他用粵語跟我溝通。第一輪的問話結束，我和問我話的中年警官聊到他中上學的女兒，並交流了一下對深圳教育的一些看法。在等待手機拷貝結束的期間，我也和負責技術工作的人員聊到在深圳工作的壓力，以及業餘打發時間的方式。我並不是想讓他們對我放鬆警惕，更多地，我是在挖掘他們身上“人性化”的一面，以緩解自己的緊張。這幾年來，我看過太多抗爭者和異見者寫到暴力機器的成員，在他們筆下，後者要么表現得確實像“機器”，要么對他們懷有極其強烈的惡意。我並非說他們寫的不是事實，只是當自己進入那種地方，過分去留意那些方面，那對自己的心態百害無一利，只會過早讓自己陷入無邊無際的恐懼，更容易被他們擊潰。

跟他們聊天時，我固然發現彼此根本政治立場的不同，但也看得出他們所做的並非針對我個人。裡面當然有一些冷冰冰的部分，比如對我的詢問和記錄，但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工作而已。在與多個部門的多次打交道過程中，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不同部門的成員，不僅在自我認知上，完全把自己當作正常的公務員，而且也甚少意識到他們對工作對象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比如我在他們面前提到移民，他們會認為我是因為被人肉以後影響到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因為擔心他們以後會經常來找我。他們的思維是這樣的：如果你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那就不需要怕他們，如果你做了違法的事，那也不值得同情。也許是我觀察得不仔細，但在目前接觸到的不同部門的人員裡，我還沒遇到那種純粹享受自己掌握權力的快感的。

整個過程中，我除了在發掘他們日常化的方面，也嘗試跳出自己的處境，去觀察整個維穩機制去如何運作的。譬如說，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許多社交賬號，包括臉書和推特，都處於被監控之中，但我不知道他們是通過什麼方式監控我的臉書，因為我的臉書的隱私設置已經是最高級，所以有可能是上面的好友裡有他們的線人。一旦他們發現我發布了什麼敏感的內容，他們會讓負責我的國保跟我溝通，要求我刪除，如果我拒絕刪除，又沒能給出合適的理由（是的，在他們那裡也有討價還價的空間），這就會在我的記錄上留下消極的評價。他們也會在外面蒐集我涉敏活動的信息，這些信息累積到一定程度（像明州案，我發布一次視頻就直接敏感爆表了），國保就會約我出來喝茶，讓我對那些活動進行解釋，我的解釋在記錄上都會有所反映。根據我對自己那份記錄的了解，它至少包括了陶崇園案、左翼青年、明州案和最近去香港遊行的事，它也知道我在港台有哪些師友，以及我與哪些外媒有過聯繫。至於其他人生履歷，那是不在話下。

因為這種探索的心態，我慢慢不太害怕他們找我了。這些當下不愉快的經歷，都可能轉變成我以後做學術和搞創作的素材，一旦這樣想，那就變成了一次次冒險之旅，就算偶有損傷，感覺也是值得的。在我所接觸的工作人員裡，其中有一位給我帶來最大啟發。我這幾年一直在研究官方的意識形態轉型，我的基本判斷是，這種意識形態轉型是失敗的，在他身上，我的這個判斷得到了印證。

首先根據我和他打交道的一些細節，我可以大概推斷出他的級別，我的邏輯是這樣的：如果這兩年意識形態轉型是成功的，那在他這種級別的領導的思想中，那些意識形態應該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而且如果他真的理解了這個意識形態，他也會有動機對我說出來，因為他在我面前還是代表體制的，這種表態是必要的。我們的交談，雙方都在營造一種輕鬆的氣氛，但他還是說了不少場面話，所以合理來說，這些場面話應該包含官方的意識形態的內容。事實上，他確實跟我說了類似的，那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在此之前，他大肆批判了馬克思主義，說裡面談到的“剝削”和“剩餘價值”，他覺得都是胡說八道。且不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能構成真正的意識形態，因為裡麵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一般體制內人員就很難解釋清楚它們和普世價值有什麼區別。更重要的是，在官方意識形態裡，馬克思主義依然是基礎，是不能被批判的。這位有司朋友，不僅如他自己所說，“完全不知道最高層在想什麼”，而且也不清楚官方意識形態的方向，到最後，只有兩個價值是堅定的，一是穩定，二是愛國。

許多人可能覺得訴說自己被喝茶，表情語氣應該是淒苦的，或至少是嚴肅的，我完全不這麼認為。在將這些喝茶的細節與自己的理論對應上（有可能這種對應是錯的，畢竟樣本有限）以後，我沒有馬上將它寫出來，但不止一次在朋友面前說過，還將它變成段子。因為和我談這些話題的人，大多是有過被喝茶的經歷，或者以後可能有這樣遭遇的人，我想讓他們知道，我們可以有另一種心態來面對和講述這些事情。我們可以不悲情化，而是日常化、學術化，甚至娛樂化。我們一邊理解它，一邊嘲笑它，挖掘其中讓我們感到熟悉的一切，以此在精神上對抗它意圖創造出來的恐怖。和極權抗衡的關鍵，不是在力量上蓋過它，而是一直保持我們身上的人性和人格整全，並將它們貫徹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領域之中。在這個過程，言說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抵禦恐怖，它還在其中塑造我們的人格同一性。只有知道自己能承擔什麼，我們才能明白“我是誰”。

這也是為什麼，那位北京的媒體圈朋友會覺得我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只是他的人生境界太有限，只能想得到這是“被權力承認”以後所產生的“自我拔高”，而沒有想到這背後是一種他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對學術的“愛欲”和對權力的否定。

這種以小人之心度人的態度，往小了說，可能只是一種缺乏想像力的體現，往大了說，其實反映了在對體制持異見立場的人裡，不少人持有嚴重的機會主義思想，和跟體制一樣的權力邏輯。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政治”，無非就是“誰統治誰”，所謂的“抗爭”，無非就是一方要取代另一方。因此，所有涉及到政治的人，背後都是有利益動機的，一個人參與任何形式的抗爭，或者聲援別人，都是為了在某個圈子積累政治資本，一旦ta受到體制的約束或迫害，ta還可以將這種代價作為自己身上的“勳章”。這跟當局認為任何抗爭行動背後都是有“境外勢力”完全沒有任何區別，甚至當局也認為部分的抗爭者就是上述所說的野心家。

這種邏輯，在今年四五月份，已經有人在我身上套用過一次，我當時嘗試用康德主義解釋過一次。這一次我倒不是基於康德主義，而是基於我在世俗利益以外，對一些內在價值的“擔當”。這些內在價值，比如友誼、學術、勇敢、價值共同體，又反過來，在我低落的時刻給了我巨大的力量。

有的人可能會說，這是我運氣好，當局這次對我手軟，否則我將會是另外一番描述，到時就不太可能以這種輕鬆的心態來面對了。我當然承認這次我的運氣比另外一些人要好，但我們更應該承認，對於一個被公權力盯上的人，如何跟各種部門人員斡旋，如何過一種在精神上正常的生活，這是我們長期要面對的問題。二戰期間，歐洲猶太人被送到波蘭的各個猶太聚居區（ghettos），等待命運的裁決，在裡面，他們努力維持一種正常的生活，有學校、醫院、賑濟處、劇院、音樂會和政黨，還有一些只為死得光榮的抵抗組織。我們的情況沒有糟糕到那個地步，有什麼理由要陷入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