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浮沉

去年的六七月我在土耳其呆了一個月，在南京的修和講課兩週，期間參與了＃MeToo的幾個案件，我以為這麼讓人驚心動魄的暑假可一不可再，結果今年又一次刷新了我的個人體驗。 “八月五號從派出所出來，我感覺自己已經跟不上世界的變化”。

派出所只是一個被借用的地方，來“慰問”我的那些人平時都不在這個所里工作。在裡面十幾個小時，我基本沒有感到什麼恐懼，這除了因為我沒有犯下網上所指控的那個罪名，還因為這些人對待我的態度和我以往聽聞的有所差別。從有司第一次找到我，我就感受到這種差別，也私下和朋友探討過。有的朋友將這種差別歸因於深圳的執法比較“文明”，這有一定道理，就像我在文中寫到的那樣：他們一直強調我享有的合法權利，也對辦案過程中合乎法律程序的一面頗為得意。從宏觀層面，這說明體制暴力機器，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理性化”了（至少在深圳），在微觀層面，說明執法人員也已經部分地認可了“法治”的價值。這樣的體制結構，當然有可能被極權化，而且由於它“理性化”後所具備的效率，更容易產生大規模的迫害，就像齊格蒙·鮑曼所揭示的那樣。然而在作為改開最前沿的深圳，這種可能性暫時還不會變成現實。

儘管如此，我不會天真到以為事情會這樣就過去，現在我更擔心的是，網上掀起的“粉紅狂潮”將會肆虐到什麼地步。我出來才知道，四號晚的九點過後，我的朋友、老師、讀者和學生，都在打聽我的消息，懷疑我在裡面受到了虐待。我向朋友報了平安以後，登錄了豆瓣和微博。豆瓣上也有許多人在追問我的下落，有一些還是和我沒有打過交道的網友。有一個有點名氣的作者，發了一個豆瓣狀態：在這種時候，我想說，我支持陳純，得到了數百人的支持。

這讓我頗為意外，因為我一直很少和豆瓣網友交流。我在2009年的時候熱衷於在各種小組發言，並旁觀了全盛時期的vivo和楓林仙的對罵，還留意到尚未成為教主的“數卷殘篇”。 2013年以後，我在豆瓣上就很少說話了，每次都是發了文章就走，默默地標記著自己讀過的書和看過的電影。這幾年來，我感到豆瓣的審查越來越嚴，在微信公號和微博能發出去的政治哲學文章，在豆瓣基本發不出去，對它的認同感越來越低，對在上面活躍的網友也無甚了解。我沒有想到，豆瓣有這麼多人跟我價值觀相近的人。

在新浪微博上，我搜了自己的名字，在追著我罵的各種微博中，我看到呂頻發的一條，大意是呼籲所有支持我的人都站出來，抵制這一場對我的網暴。在我最後一次看到的時候，這條微博已經有三四千的轉發量。我和呂頻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但一直沒有和她深入聊過，我心裡對她是抱有敬意的：在劉強東一方發出關於明州案的第一批視頻時，是她第一個站出來寫了文章力挺jingyao，為聲援jingyao的行動者贏得了喘息的時間。五號晚上一位合作過的律師朋友給我打電話說，好人是有好報的，你要相信這一點。

在我失聯期間，幾個學生和讀者一直在想辦法幫我澄清，他們將這些信息整理成一份聲明，拿給我看，最後發了出來。這份聲明內容清晰明了，無非就是說清楚我已經從中大畢業，不支持港獨，且參加的也是合法的遊行。他們認為我是愛國的，因為我跟他們提過我一直不想移民的一個原因是希望留在中國進行第一線的觀察和記錄。這份東西發出來以後，很快也有了幾千個轉發。小粉紅迅速佔領了微博的留言，但也有一些支持我的朋友跟他們正面對抗。幾個小時以後，這條微博就被新浪刪了。

從四號晚開始，那些在微博上幫我說話的朋友都受到小粉紅的圍攻。有一位在深圳的朋友在微博上提到我的次數比較多，所以很快就被搜到，小粉紅在留言裡奚落他說：“你的純叔去香港打警察了。”他不得不把微博評論關掉了，另外一些沒有關掉的，乾脆不再上去看，免得影響心情。還有一些，在微博上發布了比較多的個人信息，被小粉紅人肉到了學校和家庭所在地，和我同樣遭到了人身威脅。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被黑上了兩次熱搜。小粉紅的邏輯是：那些幫我發聲的朋友，都是我的“腦殘粉”，“腦殘粉”越多，這個人就越可恨。我在四處出擊的粉紅微博中一再看到這樣的思維，不僅替他們感到可悲。這些口口聲聲反“腦殘粉” 的人，完全是以“飯圈”為參照系的，他們裡面有的就是飯圈中人，有的卻是一貫反飯圈的，可就連反飯圈的人，漸漸也被“飯圈文化”潛移默化了。他們裡面沒有人會想到：我和我的朋友們很可能是因為共享同一些價值，才如此守望相助的。

可能是因為我每一篇文章都引來很多爭議的關係，我對別人罵我基本已經麻木，今年四月，我的微博已經經受過一輪劉強東水軍的網暴，對這種事情基本免疫，但兩次熱搜把我的親人和朋友嚇得不輕。我媽在這件事中出乎意料地，沒有過多的埋怨，她幫我向打電話過來的親戚一一解釋，還建議我暫停一段時間的工作，好好休養。一些關心我的學界前輩，有點恨鐵不成鋼地說，之前就叫了你低調，低調，你就是不肯，你進去了有誰能給你送飯？有多位朋友建議我移民，移民教主賈葭幫我設計了一套方案，在臉書上有初相識的海外朋友甚至表示，如果願意，可以形婚助我移民。

第二次上熱搜後，有幾個部門的人又找了上來，這多少有點讓我覺得不堪其擾，與此同時，我的兩個微博和豆瓣賬號全部被封禁，其中兩個伴隨了我十年。如果我繼續留在中國，我以後的生活大抵可以想像得到：我在牆內的所有發聲渠道都將被堵住，註冊一個封一個，我的一言一行處於時鬆時緊的監控之中，這會嚴重干擾我的正常生活。當然，這還是運氣比較好的情況，因為經過這一輪，我的安危基本已經被綁定在香港這件事上，如果上面真將此事定性為“港獨”，那秋後算賬一定有我一份。

我確實有想過就此離開，或者就算不離開，以後都低調做人，這意味著我不能再寫任何和現實政治有關的東西。我可以寫我已經手生多年的小說，也可以寫純理論的東西，分析哲學的政治哲學、規范倫理學和元倫理學、價值現象學……。即便我作出這樣的讓步，我的東西依然很可能無法在牆內發表出來，因為他們擔心裡面含有影射或曲筆。如果情況嚴重一點，我光寫不發表也會有麻煩，他們可以定時掃描我的電腦，對我生產的每一句文字進行仔細地甄別。這等於說，如果我老老實實地過日子，那對寫作就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有幾天時間，我一直沉浸在這樣的憂慮之中。

把我拉出低潮的，不是什麼振奮人心的好消息，而是進一步惡化的輿論形勢。先是“814飯圈大團結”，然後是澳洲和加拿大的小粉紅在異國街頭霸凌香港年輕人。一直以來，我都不認為“飯圈”的出現具有什麼進步意義，但飯圈的政治化之快，超出了我的想像。我兩年前就寫過“粉紅全球化”的文章，所以海外小粉紅的言行基本在我的預料之中，但我擔心的是，這種愚蠢的炫耀式民族主義，會讓當地反過來出現排華現象，牽連那些並不那麼民族主義的華人。最讓我義憤填膺的，是牆內外愈益猖獗的人肉和舉報。小粉紅借助體制的偏袒，大規模翻牆出來，四處搜刮臉書和推特上的大陸用戶，如果發現在香港問題上有與中國政府立場不一致的發言，那就截圖，牆內舉報，“孤煙暮蟬”這樣的微博營銷號成為他們獵巫狂歡的聚集地。在我認識的人周圍出現了大量的“熟人舉報”。同事、同學和同鄉，在關鍵時刻“大義滅親”，有的甚至將被舉報者多年以前的言行報告出來，以增加舉報的“可信度”。組織化、輸出革命、熟人舉報……這些事情串起來，毛時代的圖景依稀可見。

看到了這些，我反而不憂慮了，也不為難了：如果以後這片土地要變成這樣的地獄，那我選擇離開，不就是做逃兵嗎？那幾天，巫寧坤先生剛剛去世，朋友圈里分享了多篇講述他生平的文章，讓我心有戚戚焉。有人拿他和李政道先生、余英時先生對比，暗示他做了錯誤的選擇。我無法去評價巫先生的選擇是否錯誤，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不想以自己的禍福作為行為的第一考量。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如此評價小加圖：他固然不怕死，但他要是不自殺，可以給共和國帶來更大的裨益，共和國或不至於覆滅。孟德斯鳩認為，歸根到底小加圖還是“自私”的，只考慮到了個人名譽，沒有考慮到共和國的未來。對於我來說，離開還是留下，本身無關宏旨，關鍵是哪一種選擇更有益於我所投身的事業，即本真的學術與自由的政治。

張潔平有一句話，我十分喜歡：漩渦中的人，有責任說出漩渦的樣子。這兩年來，我一次次靠近各種漩渦，也就是為了“說出漩渦的樣子”，為此我招惹了不少麻煩，但並不後悔。然而最大的漩渦，當然是中國的政治社會本身，遠離了這個漩渦，對我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也許是歷史和哲學讀得多了，我經常會想，自己死前的那一刻，會希望自己過的是怎麼樣的一生。今年來略微有一種感覺，就是自己終於“活得值了”。

我的微博和豆瓣被關閉以後，我對牆內的社交平台基本死心，於是徹底轉戰臉書和推特。很早以前有朋友提醒我說，牆內的“輿論陣地”不值得經營，因為能看你文章的人，基本都會翻牆，那些不會翻牆的，遲早會國家主義化。我不是很贊同他這個判斷，我在寫文章的時候，基本是以牆內有自由意識的人作為自己的目標讀者的，但現在自己被迫噤聲。在牆外我收到許多讀者的慰問，他們有的一直想認識我，但我後來已經不開放微信給讀者加了，這次很多人知道我出事，都在默默關心我的遭遇，其中有一些也和我一樣被舉報和人肉。我將《粉紅狂潮與體制外的極權主義》發表出來以後，除了又被關心我的師友教訓了一頓，也引起了許多爭議。有些朋友覺得我誇大了小粉紅的威脅，覺得體製本身威脅更大，小粉紅只是任由體制擺佈的烏合之眾而已。

就好像我在寫老朱的那篇文章裡說的，我依然沒有辦法完全說服那些對我的論述的“科學性”產生懷疑的人，因為我的方法論屬於分析哲學和現象學，不屬於實證主義。我當然承認實證的科學性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認為這個就是“學術”的全部。最重要的是，我的文章絕對不是“價值中立”的，而是有明顯的價值承載，我往往以這些價值作為基礎，再展開我的論證或者描述。我希望我的文章，除了能揭示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現象和規律，還能成為喚醒和聚集“價值同道”的精神場域。因為在這樣的時勢，對國家主義抱有疑慮的人勢必過得更為艱難，我們除了依靠自己的心力，只能依靠其他同道者施以援手，就好像我在八月所遭遇的那樣。

這不意味著，我就是個“黨派分子（partisan）”。我一直非常渴望拓寬自己的知識範圍，經常想听聽一些不同立場的人，對我們關切的問題的回答，偶爾也嘗試站在不同價值的立場，去推演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判斷。我對體制和體制內的人也並非抱著敵意，就八月這件事來說，體制當然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但它未必樂意見到一股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的出現，即使它看上去是“他們那邊”的。如果反國家主義者不至於變成無政府主義者，那他們就必須承認，這套體制機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依然會控制著這個國家，和這個政權本身還有多長沒有直接關係。如果國家主義者更了解這套體制是怎麼運作的，那他們就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換句話說，如果體制外那股極端反動的力量最終同化了這個體製本身，那反國家主義者除了移民，還能怎麼辦？對那些沒有能力移民的，他們能怎麼辦？這種可能性現在不大，但不是完全沒有，尤其是經濟持續下行，中美貿易戰加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的數量會急劇增長，這些人是更有可能被極端反動的一邊吸引，還是更有可能被進步的一邊吸引（不是說那些人天生反動，或者說進步的理念缺乏吸引力，而是進步力量的組織和傳播資源嚴重匱乏）？

這是我們無法逃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