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中產階級的“去政治化”與“再政治化”

兩三年前有人做了一張左右意識形態在中國各省份的分佈圖，其中偏“右”的前五名是上海、廣東、浙江、北京、江蘇，偏“左”的前五名是新疆、貴州、廣西、寧夏、河南。從去年開始，我就發現這種劃分是比較粗糙的：“有些地方的'左'，是官方的'左'，比如新疆，有些地方的'左'，是民間的'左'（主要是毛左），比如河南。”今年因為寫任正非的文章，我也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改開時代的“右”，跟毛時代的“右”不一樣，跟一般理解的“自由主義”更是越來越遠。

我在《從任正非的訪談看中國精英階層的價值共識》一文中寫到，中國的精英階層／中產階級有一種“去政治化”的傾向，但這種“去政治化”的說法需要進一步說明：他們並非沒有政治立場，他們在政治上大部分都擁護中國共產黨，但他們希望“政治”盡量不要“出場”。一切問題，在他們看來，都可以歸結於“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能用經濟手段解決的就用經濟手段解決，實在不行，用行政手段解決也可以，但不要“上綱上線”，不要意識形態化，不要“整那些虛的”。鄧說的“韜光養晦”、江說的“悶聲發大財”，還有胡說的“不折騰”，都是這種價值觀的體現。

前兩天，我跟一個在港大教書的朋友講到這個問題，給他舉了一個例子。大約六七年前，台灣歌手張懸在英國的一個城市演出，不少在那裡讀書的大陸留學生也去聽了，中途有台灣歌迷往台上傳了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張懸看到頗為開心，說“這是一個來自我家鄉的禮物”。台下的大陸留學生非常不滿，大喊：“No politics！”張懸聽到，接過話說：“這面國旗只是讓我想到我的家鄉，它對我來說和其他台灣的特產沒有什麼區別。”大陸留學生並不買賬，這件事後來演變成在臉書上的罵戰，張懸被蓋上“台獨藝人”的標籤，甚至有寫文章替她說話的大陸學生直接被人舉報，給學校處分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非常有趣：這些大陸的留學生是以一種極其“政治化”的方式（在異國他鄉公開宣示自己的反台獨立場，在社交平台上與不同意見者針鋒相對，以政治的理由抵制張懸，舉報不同意見者）來表達他們的“去政治化”傾向（“No politics！”）。他們心裡的想法是，你一個歌手，唱好你的歌就行了，為什麼要去牽扯政治，政治的事關你什麼事？哪怕張懸心裡真的想台獨，只要她不表現出來，他們也根本不在乎，但她一旦顯露跡象，那他們也只能“被迫”表明立場。在他們看來，這是張懸的錯，她在文藝的場域“不恰當地”引入了“政治”。他們本可以沉浸在華語演唱給他們帶來的鄉愁撫慰之中。這戲劇性地體現了中國精英階層這種“去政治化”的複雜性。

由於平時工作的性質，儘管我時常接觸這樣的精英階層，但我們並不會就敏感的話題進行交流。在中國這樣的大環境下，普通人只有在非常放鬆警惕的情況下，才會對他人透露自己對那些問題的真實看法。在新疆旅行的途中，面對高原雪山、戈壁沙漠，人的心胸變得開闊，這樣放鬆的環境就應運而生。

在第二週，我與原本結伴的兩位朋友告別，來到第二個自駕團，因為後者幾乎把南疆的路線都囊括其中。我的讀者小白是我的引薦人，在巴音布魯克的第一晚，我和他們見了一個面，算是讓他們了解一下我的情況，畢竟後面還有整整十天要相處。這個團原本是四男兩女，其中一個男生在伊犁那邊脫團，現在由我補上剛剛好。所以我剛坐下，作為團長的Alex對我極其熱情，沒有問什麼就爽快同意了，另一位叫重陽的中年人一直面露微笑，倒是坐在小白旁邊的老朱，對我“關懷備至”。

這個自駕團來自五湖四海，恰好我和老朱都來自廣東。老朱是60後，60年代末生，上海人，大學在北京一個名校就讀，畢業沒多久就來了深圳，現在已經是一家中等規模的科技企業的老闆，兒子在英國排名前二十的一所大學就讀。這是個非常典型的中產階級（這不是我給他貼的標籤，他本人多次承認自己的中產階級身份）。

老朱面相看起來相當年輕，皮膚甚少皺紋，也沒有任何脫髮的跡象，以至於我一開始以為他就是40出頭，當我直率地讚揚他駐顏有術，他對我的整個態度突然變得友善，此前他一直追問我的事業進展，並偶爾露出一點刻薄。當我們結束談話各自起身，我不禁對他的舉止感到詫異，這是一個超過60歲的人才會有的身形：肚子凸了出來，卻又佝僂著背，行路異常緩慢。他說這是得了強直性脊柱炎的緣故。

我對自己半路插隊感到抱歉，所以他們要我交的十天租車費和押金，我二話不說就給他們轉了。在路上，我一個人坐在那輛越野車的最後一排，就算雙腳不能伸直，也不曾要求別人暫時跟我換一下座位。出發去塔縣前，他們發現我沒有邊防證，讓我一個人在喀什再住一晚，第二天去本地有關部門辦完證再去跟他們會合，我也沒有任何異議。總而言之，我盡量不想給他們帶來任何麻煩。

我不是個話多的人，但Alex總是千方百計想讓我開口。他們來到這個古時的“西域”，不免發思古之幽情，到一些人跡罕至的地方，他喜歡指指車窗外，說，博士，來給我們講一下這一帶的歷史。我一般都是笑笑說不知道。

第一天晚上在庫車，Alex 繼續問我，聽小白說你最近很出名，是因為什麼事啊。小白替我接過話說，你們沒有關注劉強東的事嗎？ Byron是幫那個女生髮視頻的人。 Alex恍然大悟說，這個案子我當然知道，仙人跳嘛。老朱也順著說，那個女生肯定有問題。本來話比較少的我，因為他們兩個的態度和他們吵了起來，在酒店前台的時候，小白氣呼呼地甩頭就走。

我和老朱一間房，他一路上對我說，這就是小女生的反應，真正成熟的女人一定不會這樣。我半冷笑地說，我覺得你不是那麼了解女人。

他說，不是我不了解女人，是你們提供不了證據啊。我就問你，她是不是挽著劉強東的手進房間了？你們發的那些我也看了，那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我是個講邏輯的人，如果你能向我完整地證明劉強東是如何強奸了她，那我就認。

我跟他解釋說，我沒有能向他“完整地證明”強姦確曾發生的證據，就算有，那也不會在我手上。既然他相信司法，那就靜待美國那邊的司法判決。不過，如果他是真的把我們發的視頻都看了，音頻都聽了，那斷不可能還有“仙人跳”的懷疑。如果他是真的了解女性在現在中國的處境，那他也應該能理解在那樣位高權重的人面前，一個涉世未深的女性為什麼難以明確地拒絕，為什麼事發後也不敢報警。

他走到床邊坐下，有點不以為意地說，為什麼不能拒絕？人都有自由意志啊。反過來說，既然你沒有拒絕，又釋放出了“願意”的信號，那後面發生的事情，不是順理成章嘛？你別跟我說那個到最後關頭都有權說“不”的理論，誰能證明她說“不”了？

我又笑了，說你現在比我更像一個自由派。他怔了一下，突然沉默，然後說，我就覺得你有點……原來你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那個圈子的。我說，這件事跟我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沒什麼關係，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是站在劉強東那邊的。他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望著我，有點狡黠地說，如果美國那邊的法庭最終判決那個女生敗訴，你還會堅持你現在的立場嗎？

我說，會啊。

他馬上從床上跳起來說，你看，你這就不是一個理性的態度。比如說我，如果美國那邊判女生勝訴，我就會修改我的立場。這樣才是理性的。

我說，我並不覺得在這種事件中，司法能絕對地還受害人一個公道。這種民事訴訟，最後的判決會被許多因素所影響。一旦那個女生敗訴，那在公開場合我當然不會再說什麼，但我心裡還是願意相信那個女生。這並沒什麼不理性的，理性沒有完全消滅我們在司法判決作出以後再進行信念選擇的空間。 （2018年11月，香港田徑教練被訴非禮一案，最終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法官特意強調，從法律上只能這麼判，但法庭的判決可能並非事實的反映。這種態度與我的立場相近。）

老朱並沒有被我說服，不過他也不想再聊這個問題。從他的今晚反應來看，我覺得他是個相對可以理性溝通的人，不像Alex，Alex一路發表了各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言論，不接受任何反駁。第二天在車上，他問我平時寫一些什麼東西，還沒等我回答，他說，是不是咪蒙那種風格的？我當時差點一口老血吐出來。

Alex說，不要看不起咪蒙，人家是大V，影響力槓槓的。我說，我可不要做什麼大V。他不依不饒，說那你究竟寫什麼文章嘛。我被他纏得沒辦法，只能把寫任正非那篇文章發到群裡，我估計有任正非他大概勉強看得下去，畢竟也是個生意人，其他的真的不敢指望。

我從後座看到老朱很認真地把那張長圖打開來，一段一段地看，Alex掃了幾分鐘就說，你前面拍了一下我們馬屁，後面又開始批判了，你的把戲我看得很清楚。我不說話，等老朱看完。他把眼鏡摘下，很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這篇是真寫得好，你這裡面總結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很準確，我可以坦白告訴你，這就是我的價值觀。老朱的這一番話，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根據，他是自己對應上了我研究的這個群體。

老朱把手機放下，開始憶苦思甜。他說自己當年因為參加過春夏之交的事件（聽得我肅然起敬），喪失了進入體制的任何機會，於是南下深圳，謀了一份差事。三十歲出頭他毛遂自薦進了一家著名的科技公司，從打雜做起，逐漸做到了高層，又自己出來創業，於是有了現在的江山。這個故事不算很新鮮，新鮮的是他一路對我們至少講了三遍，透露了大量個人信息和商業信息，完全沒有遵循他的偶像江core的教誨。

Alex聽說老朱推崇江，有點不以為然。他說現在的腐敗，種子都是江時代埋下來的，所以本屆領導人的反腐非常有必要。 Alex和老朱兩個人最大的差別在於：Alex幾乎無條件地認同現在政府的一切政策，但老朱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判斷。老朱承認現在有點“矯枉過正”，但他認為這一切都會過去，因為這個黨有自我糾錯機制。為了證明他不是一個盲目擁護政權的人，他還說，自己也去地方人大投過票，他唯一不滿意的一點是，他們對候選人沒有任何介紹，於是他在選票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客套話說完，老朱話鋒一轉，說，但他堅決認定，中國不能按照自由派知識分子說的那樣去走，因為他們對中國現實的了解都停留在紙上談兵。他的這個批評我也不一定反對，這也是為什麼我這幾年的研究從政治哲學轉向了具體的政治現象和不同群體的政治觀念。他說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有經營過企業的經驗（這個說法不太準確），更加不懂得如何經營好一個國家。他在和我講到政治的時候，一直拿做企業來類比，甚至勸我說，如果我想把中國政治研究好，那就得實實在在地去開一家公司。我一開始以為，他是想說只有經營企業才能知道中國政府在產業方面如何調控和部署，但他並不是這個意思，他的意思就是經營一個企業和經營一個國家本質是一樣的。這種對中國政治的奇特理解讓我感到十分好奇，不知道這在中國中產階級裡面有沒有代表性。

我並沒有著急沒有反駁老朱，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說，他對執政黨的認同，是不是也有“中產階級”視角的局限？他沉思了一下，說，他不僅代表中產階級，也了解其他群體。他經常到全國各地出差和旅行，每次一有機會，回程就坐硬座，和底層的人民打成一片，他們個個對未來充滿信心。他會坐硬座這一點，我並不懷疑，因為他去超市買二十塊錢的啤酒（我們並沒有喝），都會在群裡開AA付款。我們在路上的前幾天，他都在盤算著如何從烏魯木齊回深圳最划算，最後決定多中轉六七個小時，省下三四百塊錢。他確實樂意跟各種類型的人打交道，也因為他身上沒有那種“富豪”氣，那些人也願意跟他多說兩句。

那天晚上他的談興更高了，一直拉著我聊敏感的話題。他大概是以為我聽得進他的話了，想給我重新指一條明路，我也想測試一下他的底線，看看他是不是自己說的那麼開明。根據那晚的總體印象，我依然不覺得他是個不講道理的人，但他講道理的程度是有限的。他毫不掩飾對自由派的厭惡，說他經常上推特，看各種“跳梁小丑”表演，“這些人都是被西方思想洗腦了”。

“自由派天天危言聳聽，說什麼'國進民退'，我告訴你，從我一個做企業的人的立場，根本不存在什麼'國進民退'，政府對我們這些民營企業非常照顧。'國'和'民'，利益是一致的，國進才會民進，國退才會民退。”

他怕我不相信，給我看了一下他和一個女士的聊天紀錄，這個女士是他公司管理財務那一塊的。他們公司前陣子進了一批貨，交了上百萬的稅，後來行情不好，稅務局主動聯繫他們，要把部分稅給他們退回去。 “這不是我們自己去申請的，是稅務局主動聯繫我們的。”他興奮地說。我看聊天中顯示的數字，確實是給他們退了總共六七十萬的稅款。

我說這件事我倒不覺得奇怪，畢竟在深圳，民營企業是主力軍，怎麼也不可能壓榨你們，但是你不覺得中國的國企效率確實不太高嗎？我正想東北為例，老朱擺擺手說，你又在想當然了，恰好相反，我認為國企是中國經濟的“秘密武器”。他說你看這個5G，是華為研發出來的，但要是沒有那些國企通訊公司去買，他們研發出來也沒有市場。我打住他說，慢著，你說國企的作用就是作為民企的買方而存在的？國企能做買方那是因為他們佔有國家給的資源，這能算啥貢獻？

他說，那好，我換一個論據，你知道那些軍工轉民用的技術嗎？我說具體技術不知道，但知道有這麼一種操作。他說，中國現在市面上有大量從軍工轉為民用的技術，如果靠民企，很多技術是不可能出現的，這就是中國國企的優勢。這方面我確實不算了解，但我問他，美國也有許多軍工轉民工的技術，但他們的軍工並不是國企，這個你怎麼解釋？你總不能說中國的軍工轉民用技術比美國的牛逼吧？他一臉嫌棄的表情說，中美髮展階段不同，這個能比嗎？

我笑著說，好吧，老朱，我也不跟你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支持現政權最有力的理由是什麼？來點乾貨。他說，你讓我想想啊，低頭搓搓手，躍躍欲試的樣子。

他說，我就從投資的角度來給你分析一下，如果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創業團隊，那我為什麼會給它投錢。判斷一個創業團隊有沒有前途，要看三點。第一點，是他們的background，第二點，是他們創業以來的表現，第三點，是對他們未來有沒有可能犯渾的評估。所謂的background，就是他們團隊在各個方面的實力，這一點共產黨沒有任何問題，無論從官員選拔、晉昇機制和黨建水平來說，共產黨都是一個實力相當強的團隊。至於表現，中國這四十年來的發展速度舉世矚目，一個團隊能有這樣長期穩定的表現，足以讓投資人放一百個心。所以最後一點，他們未來有沒有可能犯渾，我覺得不會，我相信現在和未來的領導人一定會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

他一邊說，我一邊在手機上打字，他以為我心不在焉還在跟別人聊天，其實我是在做筆記。我打完字，回過頭對他說，你又一次把國家政治類比為經營企業，但這裡有幾個問題，首先，你前面說的表現只覆蓋了後面四十年，那前三十年呢？他見招拆招，說沒有前三十年的基礎，哪來後四十年的輝煌？我說，好，因為你的整個論證槽點太多，我也不在一個小點上跟你糾纏。那第二，我想問你如何看待現在的最高領導人的集權和無限任期？這算不算一種“犯渾”？他淡定地說，這算什麼犯渾？國家要調整方向，要糾正往屆留下的問題，那就需要集中權力，也要有足夠的時間，他所做的既符合黨的利益，也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沒什麼問題。我對著他鼓了幾下掌，因為我覺得他作為一個普通的生意人，對國家的政治思考能和搞意識形態的人暗合，著實不容易。

我繼續追問說，那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如果這是一次投資，你現在幾乎是“all in”的狀態，你不覺得你對你剛才所說的最後一點考慮得太少嗎？執政黨會不會犯渾，我覺得你並不具備預測能力。他攤開雙手，一臉無辜地說，我看不到一點犯渾的跡象，國家整體在走向法治和理性治理的狀態。我說，現在這種“依法治國”並不是真正的“法治”，真的“法治”至少需要保證兩點，那就是司法和立法的獨立。他又一次不耐煩地擺擺手說，你這是被西方思想洗腦了！憑什麼“法治”就得讓司法和立法獨立，“黨的領導”為什麼就不能和“法治”並存？我很想繼續反駁下去，比如可以問他“在不存在對統治者的約束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國家的法律真的服務於人民的福祉”，但突然意識到我的目的不是要在辯論中獲得勝利（況且我也能預料到他會怎麼回答），而是要探索他的信念系統，於是我又打住了。我不太確定他是否讀過強世功等人的東西（或者通過某些曲折的轉述），但他的辯護思路和他們非常相似。這至少說明了，這一類的政治思想並不僅存在於國家主義的知識精英中。

我放鬆了一下，對他說，剛才那幾個問題是針對你的理論內部的，現在我想講一些我自己的政治分析。必須承認，我接下來的講述陷入了一片尷尬。我本來想和他講我關於中國意識形態空心化的分析，以及政治自由主義的價值證成，但我越講就越沒有底氣，因為我已經預料到他的反應：他一定不會覺得那些是問題。對於一個在擴張中的企業，你對他的老闆說，你們的企業核心價值出了問題，或者對他說，你的員工無法在工作中獲得意義感，他一定不會覺得這些有什麼大不了的。果然，老朱聽完我的兩段講述，一臉怪笑地看著我，只說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我感到有點失落，不是因為老朱的防衛是無懈可擊的，他的大部分回應都建立在“黨不會犯重大錯誤，即使犯了也能迅速糾正”的基礎上，但從他的反應，我不僅意識到他的辯護的局限，也意識到自由主義的價值證成的局限。一種價值證成要能對聽眾產生說服力，那該證成所訴諸的價值必須能被聽眾“合理地接受”，問題在於，如果那些價值在聽眾看來不是價值，或者很輕易地就被其他價值所壓倒，那這個價值證成就不可能成功。在老朱看來，“正義”、“自由的學術”和“宗教”等價值，並不是多麼了不起的價值，或者說，他懂得如何將這些價值在“黨的領導”的框架下自圓其說，這就是找我的那位有司所說的“我們很支持你做學術研究，但要遵守法律”。我跟他提了一下那些因為維權被抓的人，他一句話就打發了：這些人背後都有人指使，都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不然怎麼會被抓？我說，所以你想像不出有人會純粹為了幫助別人去做這些事是吧？他有點木然，不知道是不屑於回答還是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看著昏暗燈光中的天花板，想起最近吳法天（居然輪到吳法天來寫這種文章）寫的“掃黑除惡”中的冤案，有些企業家被當成黑惡勢力掃掉了。我最後對他講了一句，除了祝你生意興隆，我沒什麼想說的了。

網上流傳一段關於八九事件的評價，是以一個曾經的參與者的口吻寫的，有人說作者是胡錫進。裡面說，他們當初都是希望中國好，但現在回想起來，黨的處理是對的，只要改開被證明是正確的道路，那個事件就永遠不可能翻案。這就是老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他那天為自己參與過事件而洋洋得意，回頭就說，學生永遠只會被人當槍使，one hundred percent！

和老朱兩天的交流讓我受益良多，但在那個晚上以後，我們都發現彼此已經耗盡了互相了解的慾望。這是第一次，有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跟我如此深入地談論中國政治各個方面的問題。在這篇文章裡，我盡量如實地還原了他的一切觀點和論證，也沒有對他特意醜化，我本人對他的觀點有一些評論，但考慮到我和他立場的差別，讀者應該能自行對這些評論進行分辨。老朱談論政治所使用的語言，大量地出現經濟、經營和投資的術語，這一方面和他生意人的身份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中產階級的去政治化傾向。如果他不是一個生意人而是一個IT工程師，他未必就不會使用這樣的語言。老朱的去政治化還反映在他對任何民眾大量參與的事件的厭惡，比如他對自己曾經參與的八九完全否定，左翼青年、＃MeToo、香港年輕人所做的事情在他看來全是負面的，我不知道這個和毛時代群眾運動的後遺症有沒有任何關係。

改開四十年，中國共產黨用另一套話語取代了毛澤東的神話，話語的信奉者漸漸從工農群眾變成了中產階級。我認為，這套話語至少包含兩點，一是“發展是硬道理”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部分帶有強烈的去政治化色彩，二是“黨永遠不會犯重大錯誤，即使犯了也會迅速改正”，這一部分在老朱和我的辯論中頻繁出現，它乍看起來是政治化的，其實依然有去政治化的味道：它當然是一種“宣傳”，但更像一種政治績效的“廣告”或“口碑”；這裡面當然有意識形態灌輸的成分，但也是一種非政治經驗的（片面）總結。這套話語顯然是鄧時代建立起來的，也是“中國精英階層的價值共識”的來源。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經窮盡了自身的“魅力”，或者新的領導人是否在創造一個新的神話，但它證明“左”和“右”、“國”和“民”、“體制內”和“體制外”區分，在中國越來越喪失意義，而且只要這套話語不破滅，自由民主對這些中產階級永遠不會產生任何吸引力。至於第一部分先破滅，還是第二部分先破滅，目前我們完全無法猜測。

有人可能會注意到，這篇文章中的老朱所表達出來的價值觀，和任正非那篇文章中的中國精英階層的價值觀是有張力的，這種張力應該如何解釋？按照老朱自己的表態，他對那種價值共識是充分認可的，我並不覺得這是一種客套，但在和我的辯論中，他幾次打破了我的預設。比如說，在任正非的講話裡，他對西方，尤其對美國，是有很高的認同的，但在老朱這裡，就表現出很強的對西方的敵意；任是民企精英的代表，老朱也是民營企業家，但任的談話中，處處透露著民企的底氣，老朱卻說出國企是中國經濟的“秘密武器”這樣的話（且說服力明顯不足）；我在寫任正非那篇文章中也提到，那種價值共識儘管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依然希望中國政治往一個更講規則的方向上走，這一代領導人打破集體領導制和任期制的做法並不符合他們的期待，然而老朱卻自發為這種做法找到了理由。

這些張力，不能簡單理解為老朱和任正非在性格、地位、格局上的差別，也不是“公開場合”和“私下場合”的差異所能解釋的。我傾向於認為，這種張力反映了鄧路線和習路線的矛盾，對他們信念體系所造成的衝擊。老朱的反應，是他對這兩種路線進行了“中和”，用自己的框架將兩種路線解釋為一種之後的表現。我相信許多中國的精英階層，都在自己的信念體系裡進行了這樣的“中和”，以緩和內心的焦慮和恐慌。也許可以說，在2012年以來的新時代，一部分中產階級經歷了一個“再政治化”過程，從反腐、“核心化”，到修改任期、設立監察委和掃黑除惡，政治觸覺和政治合理化已經成為關乎中產階級生死存亡和身心健康的根本技能。這就是為什麼，和文章開頭的那批大陸留學生相比，老朱在“去政治化”受挫後的“政治表態”會牽扯得更加廣泛，也呈現得更有防衛性。

有人可能會對我這篇文章裡得解釋進路提出異議：老朱也許不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中產階級樣本；鄧時代的路線和新時代的路線或許沒有本質的區別；不存在鮮明的“去政治化”，也不存在與之對應的“再政治化”；中產階級還沒有什麼能和其他群體徹底區分開來的“價值共識”。我承認我目前的研究樣本、研究材料、理論解釋尚不足以說服大部分關心類似議題的朋友，我也並沒有在這種觀察性的文章中做出蓋棺定論的意圖，但我相信這個方向值得為之付出進一步的努力。如果有朋友願意就此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那我將十分感激，不過，建議我去開公司的話還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