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與風月

這麼些年來，我認識的學術伉儷不在少數，比如秦暉老師和金雁老師，週濂老師和劉瑜老師，西閃老師和西門媚老師，劉樂恒兄和陳曉旭師姐。要說我不羨慕那是不可能的：兩個以學術為志業的人在一起，不僅可以時常切磋學術問題（只要不是都研究黑格爾的就行），而且生活習慣和腦迴路都接近，可以省去許多麻煩。

除了一個讀經濟學的博士，我沒有跟搞學術的女生談過戀愛。在我的興趣從學院派的政治哲學轉向以行動為導向的政治哲學之後，我和一些熱衷公共事務的女生談過，但大部分時候，我找的女生對學術和政治都不感興趣。對於像我這樣的人，進入親密關係會面臨許多困難，這裡面的其中一些困難與我的本性有關，畢竟我本來就不算什麼“好男人”或“暖男”。另一些困難，跟整個大環境的關係要更密切一點，我把這些寫出來，也是想讓更多人了解一個群體生存狀態的某個重要側面。

第一個困難就是，現在我們面臨的環境和七八年以前已經完全不一樣，戀愛在某種程度上也“政治化”了。我記得2012年我回深圳的家裡寫博士論文，認識了一群名校畢業的“深漂”，他們大部分在科技公司，其他的是做金融和外貿的。那時說自己支持自由民主，他們最多覺得你標新立異，不至於覺得你“恨國”，更不會去舉報你。大家就政治問題吵得面紅耳赤，回頭還是跟沒事發生一樣。一個女生覺得你“思想偏激”，但依然願意和你談戀愛。現在公開談論自己的政治傾向是一件危險的事，你永遠不知道對方的底線是什麼，不歡而散還是小事，怕就怕對方還偷偷地記錄下來，以後調轉槍頭對付你。

在這裡，“保護自己”和“坦誠”是有衝突的。如果說“坦誠”是親密關係的必要條件，那要進入親密關係，你就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當然，我這麼說是因為我的情況確實比較特殊，並不是每個“少數派”都有這麼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真心去開展一段長期關係：一方面，我怕她介意自己的經歷，所以傾訴的時候總會有所保留；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安全，或還能安全多久，這樣的處境，又如何去開展一段長期的關係？ 2016年美國大選的時候，我看到很多關於“政治正確”的探討，其中一個是這樣的：不願意跟黑人談戀愛，算不算種族歧視？我當時想，跟誰談戀愛不是個人的自由，這怎麼就種族歧視了？現在回想起來，真為那時的覺悟感到羞愧：跟誰談戀愛確實是個人自由，但當一種特質被系統性地針對、而個人受到這種系統性的影響時，那就是歧視。政治的“少數派”在中國被歧視，正如在少數族裔在美國被歧視一樣。雖然嚴格來說，政治立場不是一種“特質”，但它也和宗教信仰類似：如果宗教信仰不應該被歧視，那為什麼政治立場就該被歧視呢？

有的朋友勸我，還是得找個政治立場相近的，大家都是少數派，這樣的問題就不會存在，說不定還願意給我“送飯”。從現實一點的角度來說，“少數派”在深圳這種地方是極其罕見的：深圳土生土長的大多分享了深圳四十年高速發展的紅利，思想偏向既得利益階層，來深圳闖蕩的一般也是為了賺錢，對政治沒有興趣。當然，如果不在意距離，也可以網戀，我確實也試過，只是維持起來相當困難。

我不太想在“少數派”裡找，還有一個原因是，這裡面讀過我的文章的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被人誤以為是專挑讀者下手。在七八年前，一個男的憑才華追到女生，還是一件光榮的事，現在因為欣賞他的才華的人變多了，這種事突然變得可恥，原因是他們之間存在“權力關係”。我一直以為權力關係只存在於具有等級和社會影響力的機構裡，公司裡的上司與下屬，學校裡的老師與學生，都存在權力關係。現在隨便一個人喊我一聲“陳老師”，似乎都賦予了我一重“權力”，我在無形中就對ta負有某種責任。有的人拿飯圈裡偶像和粉絲的關係來類比，說他們之間存在權力關係，作者和讀者也一樣。飯圈內部確實是有等級的，但粉絲隨時可以選擇離開，不會因此影響到自己的學業和生計，甚至不會影響到自己現實的社會關係。而且偶像和粉絲的關係，跟我設想的我和讀者的關係完全不一樣：自始至終，讀者讀我的文章，讚美也好，批評也罷，我們都是平等的。他們或許會稱呼我一聲“老師”，這與其說宣示著某種權力關係，不如說是對我所付出的勞動的一種肯定。我不排除有的作者希望自己的讀者群體飯圈化，但這和我寫作的初衷是違背的。

且不論“作者和讀者”是不是一種“權力關係”，即使是，這一種對“權力關係”的定義也過於靜態，忽略了兩人彼此的複雜性和其關係的動態變化。一個“德高望重”、在作協裡舉重若輕的作家和ta的讀者，當然可以說得上有權力關係。一個在市場上呼風喚雨，得到資本加持的作者和ta的讀者，也可以說得上有權力關係。但是一個跟權力和資本都沒任何合作，甚至被打壓的作者，要說ta有任何“權力”，那隻能來源於其作品本身，要說這樣的作者和ta的讀者有權力關係，那權力關係也不是單向的：只要讀者對其進行舉報，作者立刻陷入困境。這種情況下，誰是強勢的一方，誰是弱勢的一方呢？

也正因為上面所說的原因，我對自稱“少數派”的人，也並非完全信任。有的“少數派” 就是為了混圈子，只是把政治立場當成一種在某些群體裡“自我標榜”的噱頭，他們面臨的最大政治風險，就是因為翻牆，或者在微信群說了一些敏感內容而被喝茶。聽說上次關於許先生的流言，最早就來自某個知名“反賊”。這種背後插刀的事情，從我接觸這個圈子的人開始，就沒有斷過，一山還有一山高。

需要說明一下，這種對某些少數派私生活的攻擊，並不僅僅是一種出自“人性”的八卦，也不僅僅是對自由主義倫理的一種反叛，而可能是黨國有意促成的。像上回我被惠東縣總工會會女工部部長“孤煙暮蟬”率獸狙擊，那些關於我的惡意流言被拿來作為攻擊我的武器，連聲援我的人也遭到波及。 “港獨”再加上“睡粉”，正如“反黨”再加“嫖娼”，可以大大降低路人乃至部分道德潔癖者對被攻擊者的好感，其後續效應還會在少數派的圈子發酵，加速他們的內耗，借刀殺人，兵不血刃。

我認識的一些人，有好幾個都被說拿了當局的錢做特務，理由是“其他人有事，怎麼他沒事？”這樣一種流言的存在，很難說不是老大哥挑撥的結果：只要言論審查的權力在它身上，它完全可以控制讓什麼樣的言論存在，讓什麼樣的言論消失。所以在這個圈子，其實經常也是需要自證清白。像我在網上被人攻擊私生活，遇到聽過這些流言的新朋友，總是需要辯解一下。如果一個姑娘打算跟我進入一段親密關係而聽到這樣的流言，十有八九會打退堂鼓。或者，她會糾結一點，把她這個朋友說你的話，那個朋友說你的話，統統在你面前擺出來，要你證明你並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這樣的審判我經歷過，對於後來的關係是個巨大的傷害。

最可悲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護自己，我也產生了一種我自己十分厭惡的多疑。我無法對要跟我進入親密關係的女性坦白一切事情，即使她是一個“少數派”，因為作為“少數派”並不意味著更多的東西，我既不能相信她以後不會在當局那把我跟她說的話說出去，也不能相信她不會在外面說一些別的事情。曾經有一個這樣的女生，在我們第一次打電話（她提出的）的時候就錄了音，然後把音頻文件發給了她的幾個朋友。儘管我那天沒有說到什麼敏感或私密的事情，但這樣的操作確實讓我不寒而栗。

這就是政治權力對少數派的一種“扭曲”，它的統治術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它知道只要把環境塑造成某一種狀態（就好像斯坦福監獄實驗），你們就會互相傷害，互相消耗，直至一些人黯然退出，一些人鋃鐺入獄。在親密關係中，這種消耗體現在對兩人之間信任的腐蝕：對方要求你證明自己並非如傳言中所說，你也很難相信對方絕對不會加害於你。對方沒有錯，你也沒有錯，但你們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親密關係”。

張潔平在她的新作《極權之下，我們的恐懼、抵抗與愛》中，也有類似的描寫：“極權並沒有足夠的牙齒去實現細緻的暴力管治。它的真正有效，是依賴恐懼讓人們自我約束；同時，通過審訊、抓捕的秘密化，令人們彼此猜疑，陷入孤立。恐懼會消滅行動，猜疑會消滅組織——極權由此有效。”

當然，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政治環境。在我被盯上之前，親密關係在我的價值排序裡，本來也不算高。不高的原因主要在於：我從未從親密關係中獲得過心靈的慰籍和振奮的力量（這不代表我沒有從女性那裡獲得過這些，只不過我和那些女性，並非處於親密關係之中），只有過一種如痴如醉的狂喜，而且消逝得很快。這樣一種狂喜給年輕時的我帶來過一些靈感，但在我看來並不是多麼高級的東西。那些一般由親密關係帶給人的東西，全部由文學和哲學帶給了我。這就是為什麼，在很多段親密關係中，我都不得不回答這樣的問題，寫作與學術重要，還是她重要？按事後的說法，她們一般不會問這樣的問題，但我似乎有一種氣質，總逼得她們不得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進入名單以後，這樣一種心理狀態又進一步加強：我潛意識裡不相信任何人會真心看待和我的親密關係，也不相信我們的親密關係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中可以長久維持。三年前我寫過幾篇東西，裡面有探討這樣的問題：親密關係成為政治的救贖是否可能？親密關係是否會提高抗爭者的心力？我的答案是悲觀的。由於倖存者偏差，我們總是想到劉曉波和劉霞這樣的例子，但對於聚光燈以外的千百對“江湖兒女”，情況可能比想像中要更殘酷。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生活上的貧賤尚且如此，政治上的貧賤就更哀鴻遍野了。

有的人看到這裡，可能會給出建議：你根本不懂愛情，也不適合親密關係，就不要禍害別人了吧。老實說，我自己得到的也是類似的判斷，但我對那個俗世人常掛在嘴邊的三段論相當反感：大前提是“親密關係是美好人生的必要條件”，小前提是“你的性格不適合親密關係”，結論是“你的人生完了”。我一直竭力證明親密關係對於美好人生來說不是必需的，以至於有些朋友認為我言行不一：既不斷地貶低親密關係，又不能徹底地遠離親密關係。但我那麼說是有根據的。我以前寫過，在婚姻裡存在這樣的兩難：有些人指望婚姻成為社會生活的避風港，但婚姻是整個系統的一部分，如果整個系統是壓迫性的，婚姻又怎麼能獨善其身呢？在親密關係裡也有類似的兩難。

對於極權下少數派的生活，張潔平給出來的辦法是，“建立自己的行事準則，並儘量使其透明化”。 “建立自己的信任清單，信任清單上的人說的話，默認為真，除非有事例被證明為假。不在信任清單上的說的話，且聽之，且存疑，除非被多方證明為真。立場變化非常突然且劇烈的人，不妨先存疑，直到經過一段時間的驗證。”“說話時，盡量不要去分辨朋友。只需自己分辨，什麼事可以說，什麼事不可以說。”

將這裡面最有用的建議概括一下，就是哈維爾說的那句，每個人堅持“活在真實中”。就好像我對一些朋友所說的，我的人生已經回不去了，所以我現在已經預設我生活的所有細節，老大哥都是知道的，這裡面有哪些可以被用來對付以後的我，我無法預知，也懶得去自我審查。我不想讓任何人在我這裡享受“貓抓老鼠”的快感。我也不會活在什麼“聲敗名裂”的恐懼之中，因為我不想去打造什麼“禁慾的殉道者”的人設，我就是個有血有肉有慾望的人，且我不為我的慾望感到羞愧。

當然，我並不是要號召所有的少數派都別信任任何親密關係。即使是對現在的我來說，“兩個人一起對抗全世界”依然是一種難得的美好，如果你遇到某個人願意和你分享這樣想像，那就不要管我上面說了什麼，因為你們完全可能比我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