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政治哲学与现实感——陈纯书序

按：征得钱先生同意，特发于此。

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一门「显学」，音量与可见度均超过了哲学的其他分支，在各个人文学科之间也显得格外热闹。当前一些受到瞩目的学者、思想潮流，一些观念的正面冲突，均可以归到广义的政治哲学领域。为什么政治哲学如此动见观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列─毛的革命意识形态与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现实断裂之后，中国要走哪一条道路，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政治价值的选择与体制正当性的重建，原本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课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对政治哲学一直保持浓烈的兴趣，许多年轻人投身这个领域，不是没有其真实而迫切的背景的。我相信，从政治哲学在中国大陆的演变，可以掌握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核心议题，也可以窥见中国知识人面对这些议题时的心灵状态。

陈纯先生这本文集专攻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但是他写作书中文字时的志趣并不是要探讨政治哲学内部的专业问题（在这方面他另有著作），而是在纪录与思考这个领域的生态与趋势。你可以说它是一本后设性质的著作。一般所谓的「后设」，往往指概念层面的反思与重建，但这本书的「后设」则更像民族志，着眼于政治─文化─心理层面，从人物与学派从事──以及使用──政治哲学的方式，去诠释与检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生态。读这本书，你能了解当前几个学派的特性与活动，同时你也可以从作者的评论中看出它们的长处与短处。本书的趣味在此，价值也在此。

先说趣味，这本书读起来确实是挺有趣的。一般学院哲学的写作，作者的「我」尽量避免出场，但这不是陈纯的作风。他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左翼自由主义，进而评论其他自由主义学者的得失，借着对比呈现自己的观点。他也从左翼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棱角分明地批评当代几种影响力更为强大的政治哲学，主要是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保守派自由主义，以及政治儒学。他在行文中不忌讳以我手写我口，评论时也不在意称姓道名直指个人。他会借着一些故事、传闻，一些侧写、素描刻画人物，他个人的正反好恶评价在笔下自然流露。我自己并不习惯这样「敞开」说话，不过我相信，只要出于真诚的认知而且保持礼貌，学者能够磊落、明快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健康的事。

但在趣味之外，我们更应该重视这本书的知识价值。本书之所以值得一读，原因在好几方面：他对自由主义论述的内部分歧，提出了相当全面的介绍与评论；对于自由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短缺不足，他直言无讳；对于中国施特劳斯学派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与歧途，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亲访年轻一代的各类左派，介绍他们的思想状况。这些，相信会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我也希望有人出面反驳、回应，从而推进相关的讨论。

不过在我看来，陈纯的现实意识，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应该会给本书读者最深的印象。

上面提到，哲学是一种后设性质的反思，也就是检讨与重建我们谈论现实时所用到的概念、价值等等。学院哲学的学者出于职业习惯，优先取用这些价值与概念在经典著作中的定义，假定它们具有某种抽离于时代、环境的，普遍性的内容；所以哲学反思往往会忽视历史与生活脉络，显得高度抽象。但不能否认，概念与价值的词汇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在生活中使用的，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由具体的语境来提供内容。政治思考的语境是当下的时代、社会，以及弥漫在周遭的意识形态。因此，政治哲学虽然可以高度地抽离，不过如果要介入现实，要引起回应、共鸣、对话，它需要联系自己的时代，回到身处的社会，陈述、思考自己的问题。政治哲学不能完全脱离现实，原因在此。

「现实感」的意思可以分出几层。第一层，「现实」当然指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现实感首先指意识到中国政治秩序的现实状况。在当前的中文语境里，多数政治哲学的研究者都有这方面的自觉。许多人的关注都是：在当下中国，最紧要、迫切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儒家、「施派」、新左派都在思索这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答案。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并不例外。重点在于，各个学派所想像的中国现实问题非常不一样，其间的差异几乎阻隔了相互关注、对话（以及学习）的可能。当然，中国的现实问题不会只有一种；提问不可能定于一尊。其实不仅学者互有分歧；公务员、农民工、都会白领、退休老人对「中国问题」是什么也会有迥异的想法。那么如何判别谁的问题意识比较合理、比较准确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却并没有见到公开、深入的讨论。

无论如何，陈纯一直在整理自己的中国问题意识。拿他前后几篇文章里的陈述对照，可以看出他的观点还在演变之中；他的同辈同道例如林垚，也公开提出了不同意见。在本书中，陈纯剖析了当代几家政治哲学，以便掌握当下中国的迫切问题，发掘「左翼」自由主义的答案的特殊性。他的思考历程，构成了这本书的主题，值得读者参考。

现实感还有第二层的意思，那就是如实地面对时代与社会所施加的条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成分，显然超过了前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成分。无论社会的组织方式、人际关系的变动、个人的自我意识、价值观，乃至于人口的庞大流动、工作与休闲方式的推陈出新等等，中国都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社会。 「现代」的含意与价值，上百年来在西方争论不休，不过无论正反立场，任何理论想要有起码的说服力，都要先承认「现代」乃是无可更替的现实，因此具有现实感的思考，无论是否情愿，皆必须在现代所给予的条件之下寻找出路。

在这方面，儒家、施派、左派的现实意识，不如自由主义清醒。他们思考中国时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于西方现代性的不满、不屑，甚至于希望加以「超克」。这不是说他们的不满没有意义；「现代」的缺失历历在目：西方支配的、资本主义的、虚无失序的、科技霸权的，你可以继续加上自己中意的这样那样的标签；「现代」几乎注定要引发一些人缅怀前现代，向往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想对现代社会发动彻底的改造。用这些观点来针砭现代，自有其警世的意义。不过要谈当下中国的政治问题、政治身份，尤其是值此中国崛起，已经在世界上扮演强大的国际性角色的时刻，不可能也不应该忽视现代世界的给定条件，幻想可以另起炉灶，创造另一种非现代的政治秩序。 「时代」与「社会」并不是可以随意按钮变换的；诚实而对自己同胞负有责任感的知识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宜轻浮。

对比之下，自由主义的一个长处，就是它愿意正视现代的现实。现代不是没有它冷酷的一面，因此常听人说这是一个黑暗时代。不过自由主义重视进步，相信比起昔日，今日世界的黑暗程度已经稍减。你可以嘲笑自由主义过于天真童呆，但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的意义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单以受到影响的人数衡量，反现代、反西方现代性的哲学家便不应该忽视女性、劳动者、穷人、弱势人群的处境，已经借着「现代」的种种制度与观念大有改善。自由主义认为，这些改善证明了现代的一些特色有其价值，而提炼、发展这些特色，正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要务。陈纯在书中引述刘擎所列举的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三项特色，都是自由主义眼中的「现代」价值。这些价值是不是已经被中国社会普遍认可，也许还有疑问；但是这些价值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连动关系，并且这些价值的实现与否会影响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道德品质，应该并无疑义。

但是「现实感」还有第三层的意思，涉及如何想像人类这种生命。读者不难看出，无论儒家、新左派或者施派，所设定的理想往往围绕着某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崇高价值，其实现的前提是人性的提升或者改造。确实，追求超越与崇高，可以说是属于「思想」本质的动力；从轴心时代开启人类思想的几大传统以来，摆脱肉身与日常层面的各种需求、欲望的骚扰，进入一种由理念所构成的真善美境界，便是许多思想者的梦想，今天的一些政治哲学会设定这类目标并不意外。事实上，这种对超越的追求，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许多精彩成就，其价值不能否认。

问题在于，人类必须以肉身活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能躲避，也很难超越。你的生命无论遥望什么样的高远目标，仍然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地面上颠簸前行。自由主义深知人类是一种脆弱的生物，需要一些内在与外在的条件才能去追求比较像样的生活：你我需要安全、安定的环境，需要拥有健康、常识与谋生技能，需要具备学习与推理的能力，需要思考与选择的空间，需要与他人相互尊重，需要拥有平等的公共身份，需要获得身边人们的同情、支援、帮助。试想一下：如果少了这些条件中间的任何一项，你的生活还像个人吗？自由主义寻找合理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目的完完全全是为了形成一种能够提供这些条件的日常生活环境。我要再三强调，你我这样的脆弱人类，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才可能活得像「人」。至于崇高的道德修为、文明成就，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瑰宝，我们应该向往，但是为了脆弱人生之需而设想的政治体制，目的并不在此。自由主义生性缺乏豪气与自信，反而能够认清政治的所能与所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现实感的。

在这三层意义上，现实感为中国左翼自由主义者包括陈纯在内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不错，仅仅意识到了现实给予的问题与条件，并不代表政治哲学的研究便能够为现实找到出路；政治与哲学两者都没有那么简单轻松。在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与「讨好现状」有天壤之别，不能混淆；政治哲学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仍然必须努力维持一份理想主义，或者罗尔斯所谓的「踏实的乌托邦」，借以对抗现状。这两方面的沉重挑战，政治哲学的从业者不会陌生，因此不贸然乐观，不妄自虚无，应该是政治哲学的职业风格。陈纯下笔时洋溢着年轻人的锐气，在这一点上却已经知所警惕，我觉得是难得的。

陈纯曾在我们几位朋友所编辑的《思想》期刊发表文章，与我结下文字因缘。他在思想、实践上的一些观点，也常能引起我的共鸣。如今他出版新书，邀请我写序，我觉得义不容辞，谨此记下翻读之余的一些联想，与他、也与本书的读者们切磋。

钱永祥 2020年春 疫病横行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