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與輿論的兩極分化

作於今年六月下旬

近日因為香港反修例的事，不僅國內輿論發生了兩極分化，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撕裂也再一次得到凸顯。遠在芝加哥大學的趙鼎新教授恰好在《二十一世紀》撰文稱，近年中國輿論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原因在於執政黨內部出了“雙面人”左派，假傳聖旨對正常的言論進行了過分的打壓，以至於自由派知識分子重新獲得同情。在《觀察者網》就香港事件發表文章的北航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則將知識分子內部的撕裂歸因於自由派的“率先文革化”，他認為，是自由派自身的不寬容導致了分裂的產生與擴大。

在6月13日，也就是香港出現兩百萬人和平遊行、抗議“送中條例”的前三天，田飛龍在“觀察者網”發表了《反修例運動拖累香港法治》，其中寫到：“更關鍵的是，此次極限對抗及無節制的尋求國際干預，充分而全面暴露了香港反對派不可合作、沒有底線、損害國家利益的政治本質，也暴露出美國對香港的超強影響力及'影子管治權'。這必然反向警醒中央嚴肅面對香港管治中的結構性政治挑戰，倒逼中央及特區政府更加積極檢討和完善香港的安全法制與教育法制，更加全面準確地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更加理性而嚴密地推動中央管治權與特區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也會更加合理高效地推動大灣區建設及香港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大局的政策科學設計與製度配合。”

這篇文章在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體制外學者榮劍將田文轉發給曾經提攜過田飛龍的高全喜教授，高教授回復道：“此人可恥久矣！我們的學理早就分野甚鉅，政治憲法學派左右之辨已若霄壤之別。我早就不是他的導師，千帆也不認這個弟子。”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也在自己的師門群對田飛龍說：“立場不同可以容忍，但你的一些言論明顯有曲意迎合之嫌，令人失望痛心。你本是同學中才華出眾的一個，希望你能把才華用在正道上，不要為虛名小利所惑而喪失學者的基本良知底線。人的一生在歷史長河中很短，但政治氣候變化莫測，而你的文字白紙黑字是會永久留存的。將來時空變幻又如何以此文字面對自己同行乃至後代？望慎思之！人可以無才華，但不可以無廉恥！”

高全喜和張千帆的兩段話，從語氣上看似乎高全喜比較激烈，但從辭意上來看，張千帆的話明顯要更重，高全喜只是說他和田飛龍立場對立，但張千帆除了承認這點，還指出田飛龍有“投機”的嫌疑。有趣的是，田飛龍本人對兩個回复的態度卻完全顛倒：“高的回复讓我極端失望，於私於公都缺乏擔當！千帆老師還不錯，只在師門群裡予以批評告誡！”按理說一個“才華出眾”的學人不至於看不出批評的輕重，唯一的解釋是：在田飛龍的立場上，高全喜只是提攜過自己的人，而張千帆則是自己名義上的恩師，以親疏遠近來作為回應的標準，這在一群自稱對儒家有信仰的人（田飛龍的回應首先發在大陸新儒家的群中，再流傳出來）面前，尤能博得好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田飛龍將兩位老師對自己的態度歸因於“自由派率先文革化”，並認為這是“中國當代思想史的重要現象”，“標誌著一個知識世代的消去”。不獨田飛龍，人大國關學院副教授任鋒也說，因為政治立場而導致“人倫破裂”，“劃清界限”，不禁讓人想起文革。這件事在輿論中發酵中，指責自由派“專制”、“不寬容”者不乏其人。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的要旨是“寬容”不同立場，胡適甚至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說法（儘管自由派的周保松和張學忠都曾經批判過這個命題）；田飛龍的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只是提出一種理解”，是在學術層面探討政治問題，如果不同意他的觀點，那大可寫文章提出其謬誤；大牌學者公開與青年學者割席斷交，這對後者來說，無疑是對其職業生涯是的重大打擊，超過了學術爭論應有的限度，故而讓人懷疑自由主義是否本身也是一種“專制”。

趙鼎新發表於《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號的《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同樣對自由派知識分子進行了抨擊，儘管在趙看來，自由派不是造成近些年（按照趙的時間分段，即2014年至今）輿論撕裂的根本原因，但也是造成他們自己在上一階段（2003年至2014年）丟失道德高地的主要原因。趙鼎新認為，在2000以後，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變質，表現在：“首先，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日見豐厚的收入限制了他們言行的尺度。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目標愈來愈局限於揭露社會黑暗，而不是直接追求西方民主體制。從當政者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制度化的群體。其次，這個群體開始有了腐敗傾向。他們的腐敗主要有三個來源：其一當然是在快速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機會；其二是因為這個群體在國內長期佔據著道德高地，並且政府對這個群體的壓制往往給予他們道德優勢，他們的道德優勢和掌握著的話語權於是就成了腐敗源泉；其三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離，中國社會上不存在可以與這個群體相匹配的反制力量，而缺乏有效制約是腐敗產生的重要原因。”

令人覺得意外的是，趙鼎新將近年輿論兩極分化歸因於“雙面人”左派對自由派的過分打壓，導致後者重新獲得廣泛同情：“在當下，對中國的人心穩定、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最具挑戰性的就是'雙面人'左派。這批人不但人數可觀，並且還掌握著各種權力。雖然他們'左'的行為背後都是機會主義目的，但是他們的行動深具破壞性後果。他們助長了社會各種非理性的左傾勢力，毀掉了在網上和社會上出現的各種理性的中間聲音，並把社會各界引入十分焦慮和失望的境地，這些都是極其真實的。”他舉了2017年落馬的網信辦主任魯煒為例，魯煒一手捧紅了周小平和花千芳，敗壞了“自乾五”的名聲和信譽，又對網絡的各種理性言論進行嚴厲的打擊，“毀掉了微博上不斷壯大的中間聲音”。

在我看來，田飛龍和趙鼎新的歸因有一個共同的缺陷：他們都用一種相當粗糙的還原主義，將一個複雜的進程歸結於某類人的品質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原本屬於“自由主義者”的那個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日益萎縮。三十年來，一共出現了三次知識分子的大分裂。這三次大分裂主要是：90年代新左派從自由主義者里分裂出來，200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者從自由主義者里分裂出來，2012後激進派從自由主義者里分裂出來。如今的“撕裂狀態”，主要是前兩批分裂出來的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義者，跟激進派和自由派的對抗。

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間有一種“啟蒙自由主義”的共識，他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對毛式共產主義有一種普遍的反感，於是要回到五四，回到西方現當代思想中去汲取養分，想讓中國重新回到現代文明的康莊大道。其中，影響最大的兩批知識分子是以金觀濤和劉青峰為首的“走向未來”編委會，和以甘陽為首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更是網羅了中國當代思想界最重磅的人物，除了甘陽，還有王慶節、陳嘉映、趙越勝、徐友漁、劉小楓、劉東、杜小真、李銀河、陳平原、陳來、周國平、錢理群、閻步克、郭宏安等。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東歐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都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其中蘇聯解體，東歐國家全部變成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只有中國的政權依然維持共產黨的領導。這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有一批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國家能力”，才能抗衡資本主義國家的“顛覆”，這其中的代表是王紹光、胡鞍鋼和崔之元，另外一批認為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官員腐敗，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一些優勢也自己放棄了，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汪暉。這兩批人都對八十年代的“啟蒙自由主義共識”發起了挑戰，認為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但他們並不是拿傳統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而是藉助西方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和當代政治學的理論來批判西方的普適人道主義思想，於是被稱作“新左派”。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攻讀博士的甘陽，也發表了《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對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想進行批判，並開始以“新左派”或“自由左派”（不同於後來的左翼自由主義者）自居。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者內部也對八十年代的啟蒙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方面，他們對蘇東劇變和冷戰結束感到振奮，他們相信這充分驗證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歷史終結論”：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所有人類社會的共同未來。另一方面，他們也對中國何以未能追隨“歷史的終結”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就是在這個語境下提出來的。這種理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數次轉型失敗，都是被激進思潮所累，如果希望未來中國能轉型成功，那必須走漸進改良的道路：中國必須告別革命，才能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否則永遠擺脫不了王朝更替的命運。

這時期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或可以成為“自由保守主義者”）看似分裂，實際上都以自己的方式認同了現狀。在新左派看來，中國是朝著增強國家能力的方向前進的，其中的代表就是“分稅制”改革，通過這個改革，中央政府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用於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國計民生的提高。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中國也是在朝著他們預想的方向走的，這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國企改制，住房、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申請加入WTO等，他們相信假以時日，經濟改革一定會推動政治改革的發生。儘管在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就相當多的理論問題和社會議題進行了爭論，但他們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接受中國共產黨對目前中國的領導。

進入2000年以後，新文化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爭論，逐漸取代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爭論。文化保守主義者主要是兩批人，一批是以甘陽、劉小楓為首的“施派”，另一批是以蔣慶、康曉光和陳明為代表的“大陸新儒家”。前者與自由主義之爭論的緣起，看似有一點個人的色彩：2000年左右，甘陽將列奧·施特勞斯介紹給了劉小楓，劉小楓迅速拉起自己的學生故友，將施特勞斯及其門下弟子之著作譯為中文，並編輯“經典與解釋”叢書，一時盛若“文化：中國與世界”。劉小楓與甘陽一樣，從80年代以來，經歷過數次學術轉型，最終兩人又齊聚“施特勞斯”旗下。施特勞斯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集中在“虛無主義”：在施特勞斯看來，近代政治思想自馬基雅維利以來，歷經霍布斯、洛克、盧梭、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變得越來越虛無主義，解決的辦法在於重新引入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思想，為現代社會重新奠定價值基礎。劉小楓和甘陽認為施特勞斯的批判對自由主義是致命的，將施特勞斯引入中國，可以對沖自由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的“霸權”。

大陸新儒家的興起，與甘陽和劉小楓沒有直接關係，但兩個陣營後來卻互相交織。在90年代，蔣慶就從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轉向“政治儒家”，在90年代末和新世紀初，蔣慶陸續出版《公羊學引論》和《政治儒家》，提出了自己的“王道政治”理念。蔣慶認為，傳統儒學有兩個維度，一個是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心性儒學”，另一個是以“公羊學”為代表的“政治儒學”。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及其弟子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只發展了“心性儒學”，而他的“王道政治”，才把“政治儒學”重新引入中國當代思想的舞台。中國未來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建立在“政治儒學”之上，方能具備“三重合法性”（超越神聖合法性、歷史文化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以真正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這兩批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批主張回到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一批主要回到中國古典政治思想，似乎關聯不大。然而，施派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破除了國內知識界對西方現代思想的“迷信”，恰好給中西古典政治思想都開拓了道路，施派自身，也逐漸從西方的古典政治思想，走向中國的古典政治思想。甘陽自己，借助“公羊學”的“通三統”概念，提出當代中國兼通了“儒、毛、鄧”三統，有著強大的文明創造力。劉小楓也在闡述施特勞斯的基礎上，不斷出版關於儒學和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並將毛澤東稱為現代中國的“聖王”。相當一部分大陸新儒家（比如康曉光），同樣認為可以在中國共產黨的基礎上，再次建立一個儒家的文明。施派和大陸新儒家，正是以這樣的方式走到了一起，他們進一步聯合了一些新左派，一個橫跨左右的“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的陣營得以形成。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登場和集結，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中國的崛起和其意識形態危機。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的GDP每年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在增長，一路赶超各種老牌發達國家，並於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有著全球最完善的產業鏈，並開始出現能在國際市場上與一流公司競爭的民營企業。 2008年全球發生金融海嘯，中國政府憑著強大的財政能力和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保持了穩定增長。中國國力的壯大，刺激了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野心，他們不滿足於讓中國成為“世界民族之林”的其中一個，也不滿足於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他們希望讓中國恢復一個“文明國家”的地位，重新開創一個新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在“績效合法性”（趙鼎新的概念）不斷增長的同時，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很早就看到中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短板。由於中國的階級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從長遠來看，馬克思主義是必須得到揚棄的。甘陽的“通三統”和蔣慶的“王道政治”，背後都有“取而代之”的意圖，蔣慶想直接讓儒家取代馬克思主義，甘陽的用“毛”來替換掉馬克思主義。後起的其他大陸新儒家，基本上走的都是“儒家與馬克思主義並舉”的路線，他們既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也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當下中國的意識形態基礎，他們不斷用儒家的概念去解釋馬克思主義，以保證“意識形態轉型”的成功。

與90年代不同，在與新的對手的爭論中，自由主義者顯得招架無力。香港周保鬆的《自由主義、寬容與虛無主義》，台灣錢永祥的《多元論與美好生活：試探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兩項誤解》可以視作華語學界的自由主義者對施派的回應，但在“施特勞斯熱”之下，但大陸自由主義陣營沒有發展出足以抗衡“施派理論”的系統論述，尤其是這套理論裡面還有自由主義的死敵卡爾·施米特。趙鼎新判斷2003年到2014年是自由主義在輿論上失勢，從而使輿論界出現“正態分佈”的時期，但據我的觀察，一直到2012年，自由主義言論還在輿論場上佔據相對的優勢。這也就是說，知識界的“戰況”並沒有迅速傳導到輿論界，自由主義在知識界的敗退，沒有影響到自由主義在輿論界的地位。自由主義言論在輿論場上的式微，和他們自身的腐敗也沒有特別大的關係，根源在於公權力的全面打壓，打壓的高潮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師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數被封……

2015年後的自由主義，不管在知識界還是輿論界，都進入一個異常艱難的時期。在2016年和2018年，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又發生了兩次大討論，導致了一些人又脫離了“自由派”。 2016年6月楊絳先生去世，出現了一種聲音。這種聲音認為，楊絳和她已經去世的丈夫錢鍾書，在世的時候始終專注於“明哲保身”，沒有盡到“鐵肩擔道義”的責任，不足以作為知識分子的楷模。一些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為楊絳夫婦辯護道：在極端的年代，他們也沒有參與迫害過什麼人，這已屬難得，以過高的標準去要求知識分子，是一種“道德綁架”，甚至可以說違背了“消極自由”原則。另一些同樣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此回應說，對知識分子進行評價，本身和消極自由沒什麼關係；在沒有“自由”的國度大談“消極自由”，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莫大的反諷；在當下，更重要的是先爭取“積極自由”，沒有“積極自由”，就沒有“消極自由”。

爭論的發生，同樣不是因為其中一方道德有問題，而是在一個持續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想逃避和想冒進的傾向都會被放大。擁護“積極自由”的一邊，有的人開始棄用“自由派”的頭銜，自稱“變革派”或“激進變革派”。儘管這些“變革派”沒有提出一個可行的進路去取代他們所反對的“改良派”，但“漸進改良主義”的共識在自由派內部已經全然破裂甚至破產。

對自由主義衝擊更大的一次分裂，是2018年的＃MeToo運動。 ＃MeToo剛興起的時候，得到大部分自由派的支持，因為它衝擊的都是體制內腐敗的學者，但隨著＃MeToo進入“公知圈”，尤其是趙思樂提出對熊培云的指控以後，自由派對＃MeToo的質疑就開始加劇。七月下旬，自由派女學者劉瑜在朋友圈發布了自己對於＃MeToo的17點看法，認為＃Metoo這種控訴形式有“大字報”的嫌疑，迅速引爆輿論。一邊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轉發和讚賞，一邊是以女權主義者為代表對劉瑜表示失望和憤怒。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那些批判“消極自由”的變革派，基本都站在了＃MeToo的一邊，他們和女權主義者一起形成了“激進派”，不滿足於自由派的憲政法治、程序民主等有限的目的或價值，自由派在輿論中顯得愈發孤立。

激進派與自由派的分裂，除了有全球＃MeToo運動的背景，同樣也有中國政治環境的原因。本屆領導人上台以來，除了對自由派進行了全方位的打擊，也出台多項政策跟女性權益直接衝，比如放開二胎卻又沒有給予女性相應的法律保障，造成職場性別歧視加劇。對於通過吸引公眾關注來維護女性權益的女權主義者，當局更是將其視為棘手的維穩對象。 2015年初，“女權五姐妹”被執法部門帶走，關閉多日，女權主義者和當局的緊張關係達到最高點，連希拉里都在推特上進行聲援。 ＃MeToo的出現，雖然不符合自由派對變革進路的期待，但在一個萬馬齊喑的環境裡，它通過弱勢者的正當訴求，聯合了所有對“父權專制”持批判或否定態度的群體，撼動了自2015年來形成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局面，在中國當代社運史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自由派對＃MeToo的消極反應，可以看做他們對社會變革速度超出自身預測的一種焦慮，是“以觀念的水位上漲帶動社會進步”的漸進改良主義徹底脫離中國現實的標誌。

然而激進派和自由派的分裂並不像前兩次分裂一樣，壯大了自由派的敵人。新左派從自由主義者中分裂出來，與其說他們寄希望於中國政府提高國家能力，在發展的同時糾正改開過程中的官員腐敗和社會不公，不如說“只有國家有能力糾正腐敗和不公”是對現政權的一種正當性論證。文化保守主義者從自由主義者中分裂出來，與其說他們看到了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復興儒家文明的可能性，不如說“只有共產黨才能複興儒家文明”也提供了一種正當性論證。換句話說，他們從自由主義者中分裂出來，背後都帶有國家主義的動機，國家不僅是手段，國家也是目的本身，即使國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他們的期待，他們也不會放棄對國家的絕對擁護。在他們看來，自由派是資本主義文明的代言人，妄圖將中國全盤西化，是他們珍視的一切價值的頭號敵人。

激進派與自由派的分裂，背後卻沒有這樣的國家主義動機。不寧唯是，與自由派相比，他們對體制的批判還要更為徹底，對自身的正當訴求更為不妥協，可接受的變革手段也更為靈活，自由派內部或許有些人惑於國家發展帶來的好處，也有些不願承受社會變革所帶來的代價，只想靜等時變。可在根本的方向上，激進派和自由派都是反國家主義的，他們都反對肆無忌憚的權力和全面保守化的國家政策，這使得他們的分裂只是暫時的。

趙鼎新認為輿論的兩極分化存在於“左右”之間，這不僅是一種簡單化，也是對近年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的狀況缺乏了解：如今撕裂的雙方並非存在“左”與“右”之間，而是“國家主義者”和“反國家主義者”之間。由於中國特殊的當代史，中國的“左”具有非常複雜的脈絡，但它依然包含“平等主義”的內涵，很難想像劉小楓這樣的極端反平等主義者，居然可以被稱作“左派”。與自由派對立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聯盟其實同時網羅了左右兩邊的國家主義者，用“左派”來涵蓋實在是亂炖一鍋粥。在另一邊，反國家主義者內部有“左翼自由主義者”，還有“激進女權”、“馬克思主義女權”等，同樣不能被歸為“右派”。這兩年浮出水面的“左翼青年”，有不少公然宣布“反國家主義”的立場（包括一些毛左），這也打破了以往認為“左”必然蘊含“國家主義”的刻板印象。

如果我的分析能夠成立，趙鼎新和田飛龍對觀念市場兩極分化的歸因也是極其片面的。在輿論層面，自由派一直在2012年都佔據優勢，但在知識界，自由派知識分子從90年代開始已經經歷了兩次分裂，並且在他們的對立面，集聚了一個強大的橫跨左右的力量。在2012後，自由派遭到政權全面打壓，不管在知識界和輿論界，自由派都被急劇邊緣化。如今出現的輿論兩極分化的狀態，固然有一部分源於民間對政府過分壓制的反彈，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從自由派分裂出去的激進派，採取了比自由派更靈活的議程設置，進行了更廣泛的社會動員，他們和自由派組成了反國家主義陣營，以對抗知識界和輿論界的國家主義聲音。這就是為什麼在輿論界，支持香港反修例的聲音會比想像中要更大，也是扭曲事實的田飛龍在知識界會遭到自由派知識分子集體抵制的原因。

有的人可能不太理解為什麼我要談知識界的分裂，畢竟趙鼎新談的只是輿論界，沒有談知識界，為什麼我不把自由派的在輿論界的失勢和如今輿論界的兩極分化講清楚就夠？這大概源於我對中國特殊國情的理解，在我看來，中國的觀念市場還是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影響，只是知識界的風向不會那麼快傳到輿論界。沒有80年代來自由派的啟蒙，今天輿論界不會使用那麼多自由主義的“公共理由”，沒有知識界里文化－政治保守主義者的理論“努力”，今天輿論界的國家主義就不會有那麼多砲彈（比如那個譁眾取寵的趙皓陽，從新左派裡吸收了多少理論資源？）。不把知識界的分裂說清楚，我們就沒辦法把輿論界國家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的兩極對立說清楚。

當然，我並沒有說知識界的能動性是分裂和對立的根源，相反，知識界的分裂，輿論界的對立，大多都是因大的局勢變化而起。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會陣營發生的大事件，以及中國社會出現的腐敗和不公，就造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分裂，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國力的迅速增長和階級結構變化，也導致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興起。趙鼎新的文章，不僅對中國輿論各方的此消彼長刻畫錯誤，而且對輿論態勢之轉變的歸因也犯了簡單化和道德化的錯誤，這不得不說讓人感到十分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