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文化宿命

今天年初我寫了一系列關於深二代的文章，後來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為什麼要寫這個主題。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我開始需要一個在地理上的確定“身份”，或者直白點說，自己人到中年，需要一點歸宿感。

我在很多個地方說到，我對“潮汕人”這個身份是沒太多認同感的，因此我對“深圳人”或“深二代”的身份稍微有一些期待。跟畢業後來深圳發展的人不一樣，我對這個城市的發展速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我感受到它對新興科技毫無保留的擁抱，對投身國際競爭一往無前的勇氣，也享受到由此帶來的便利和機會，但在某種程度上我的人格同一性正在為此付出代價。在人緣冷淡的中學時光，我建築起來保護自己的文學世界是有一些物質依託的。我把在紅嶺路和紅桂路交界的那個有陽台的家想像成約翰·克利斯朵夫在塞納河左岸住的小閣樓，我把從那個十字路口到紅寶路的那一段距離，命名為克勞德·西蒙的“弗蘭德公路”，荔枝公園湖面上的夕陽，是泰戈爾的守財奴，正在收起他最後的金子。後來小閣樓拆掉了，建起了紅嶺路地鐵站，弗蘭德公路上KK mall拔地而起，那些金子還在，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個年代的光芒。

我回深圳已經七年，這七年裡，我們家的物質生活大為改善，至少我不用蜷縮在陰暗的上下舖鑿壁偷光，也不用坐40分鐘的公交車只為去羅湖圖書館借一本書（押金五十隻能藉一本）。只是我無法再次和深圳建立那一種“雪中送炭”的聯繫，那是一個狂飆突進的城市用它全部的胸懷去包容一個貧窮、孤僻的青少年。我現在也沒辦法和它“肝膽相照，惺惺相惜”，因為它如今展現給我的，正是當初那迫使我自我邊緣化的東西。

我在小學、初中和高中，每一次到一個班級，都暗暗下決心，要和同學們搞好關係。我和每一個集體都融洽過一段時間，比如四年級時每到週五陳志樂會邀請我去他家打遊戲機，初一我和鄔海忠幾人去螺嶺吃了一年的腸粉，高一我還試過課間和山雞在走廊吹水。到了最後，我都會被他們激烈地排斥，被排斥的原因大同小異：當我對群體裡面的風氣提出質疑，最後往往是我敗下陣來。

我對深圳最大的不滿在於它的文化活動數量少質量也不高，深圳的人對於不能賺錢的文化事業也有一種的天然的鄙夷。這兩件事互為因果，最後使得深圳變成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我並非說能夠賺錢的文化事業質量都不好，但如果一個城市只想吸引賺錢的文化事業，那它最後能得到的，也只是錢而已。因為看透了這點，一旦我想參加任何文化活動，我的港澳通行證就可以很好地發揮作用。這種情況甚至發展到，我想找個人聊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也會優先考慮找河對岸的某些朋友。

自從被限製過河，我的文化生活受到了空前壓抑。剛好最近密集地收到深圳文化類活動的邀請，我突然想，說不定以往我對深圳沒有文化的印像都是偏見，這有可能是我精神上真正紮根這個城市的契機。上個月底有一個在倫敦學習表演的朋友來深圳，約我去看一部叫《你若安好，那來得了》的話劇。看完以後，我們兩個都感到十分尷尬，他為浪費了我幾個小時感到抱歉，也對這樣的話劇能在深圳大行其道感到失望。

為了緩解他的歉意和失望，我邀請他去參加深圳讀書月的一個講座，主講人是劍橋社會人類學系教授艾倫·麥克法蘭，題目是《現代思想的誕生與深圳的未來》。我自認為也是個思想史的研究者，對這樣的話題特別感興趣。承辦這個活動的人一開始通過認識的朋友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幫忙做一下晚宴的翻譯，我推說自己可能不夠專業（這是真心話，不過事實證明當天講座的翻譯也沒有多專業）不敢獻醜，晚宴倒是可以去。朋友笑說，他們晚宴的席位正在拍賣，每位一千起拍，不過以陳兄的名氣，您跟那位老師說說，我看就可以免拍了。我看到“拍賣”這個字眼，心裡生起一股厭惡，說，這個人情太大，我看我是受不起。

不知道是不是被這件事影響到，那一天的講座，我聽得特別不舒服。主辦方和承辦者花了大量的時間自我介紹和互相吹捧，把麥克法蘭晾在一邊。麥克法蘭可能也是被重金禮聘，不敢折主人的面子，他一直在誇耀深圳是一座“未來之城”，並重複羅列了中國和深圳經濟增長的數據。講座對深圳人的英語水平也十分照顧，不僅麥克法蘭語速極慢，而且一旁還有直抒胸臆的中文翻譯。如此低信息密度和高銅臭濃度的環境讓我產生生理不適，坐了不到四十分鐘就走了。

後來我在韋森老師的朋友圈發現，他主持了麥克法蘭在復旦的一個講座，題目是《中國、日本、歐洲和盎格魯世界：關於四種文明的比較研究》，時間就在麥氏來深圳前的一周。從講座後面的記錄和訪問來看，麥克法蘭發揮得相當正常，也就是說，他在那個講座上的水平，反映的毋寧是他對深圳的聽眾的評價。

我在深圳認識一些相當優秀的作者、詩人、藝術家和研究者，不過大家全都各玩各的，因為一聚起來做點事情就有被找的風險。其中有一個聽我講完感受，安慰我說，這樣的活動本來就不是為你這樣的人而辦的，你去的話純粹是自討沒趣。我說，那我這樣的人在深圳可以有什麼樣的文化活動呢？他半正經半開玩笑說，吃自己吧。

最終讓我爆發的，是蔣方舟來深圳參加的“綠景名家講壇”。這個講壇與其說是一個文化活動，不如說是地產商的一個大型推廣活動，從踏進場地的第一步，我就從各種人模狗樣的打扮中嗅到名利場的味道。我想逃之夭夭，但與我同行的那位是蔣方舟的粉絲，一定要和蔣方舟合影，聽完她講的所有內容再走。我對幾個講者沒有任何意見，甚至還對紀錄片導演顧桃的作品產生了興趣。在對談的時候，缺乏文化素養的主持人一定要拉著幾位講者往論壇的主題“稀奇的城就”上扯，於是對談的畫風是這樣的：

主持人：蔣方舟，你覺得你和“稀奇”有一些什麼特殊的關聯？

蔣方舟：我覺得我並不算一個很“稀奇”的作者……

這個對話不僅讓在場的人感到尷尬，也讓我有一種強烈的受辱感。主持人儘管面容和善，但依然是一副“大家都是拿錢的，誰也別裝逼”的嘴臉。她事前對三個講者的作品和成就的了解可能僅限於百度百科，但她的任務只是凸顯這個地產項目的主題，於是就肆無忌憚地給他們貼上了“稀奇的作家”、“稀奇的創業者”和“稀奇的紀錄片導演”的標籤。演講和對談中間，那個項目的負責人氣勢洶洶地跑上了講台，一頓廣告猛如虎，然後又志滿意得地下去了。她說自己為了這個項目加班加點，別人都覺得她沒有生活，但她無怨無悔，因為“這就是深圳人”，越說越激動，差點要喊出“007就是深圳人的福報”。蔣方舟和顧桃所點亮的微弱文化火苗，全被這種強勢的“深圳價值”碾壓了。這大概就是大部分深圳人對文化的態度：一邊利用，一邊又不屑一顧。

回去的路上我問那個同行的人，你那麼喜歡蔣方舟，其實你看過蔣方舟的文章嗎？她說沒有，只是看過蔣方舟上《圓桌派》。我說，所以你覺得上《圓桌派》已經是一個作家的全部了嗎？你有沒有想過，她有些更深層的想法，是只會寫在文章裡，但不會在一個公開播放的節目裡說的？我看她神情懵懂，心裡產生了一點愧疚，我想我不該把對這個城市的不滿遷怒於一個萍水相逢的人。

有的人對我上面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們覺得深圳重實用輕空談，本身就是一種更高級的“文化”，中國這四十年的發展，都是建立在這種“文化”之上，深圳就是其中的典範。還有的人認為，深圳形成這樣的文化氛圍，是在深圳的一個個個體的自我選擇匯集而成的結果，按照我信奉的自由主義，這也沒什麼不對的。還有的可能會對我說，你行你上啊。

如果那真的體現了個體合力的結果，如果我們真的有創造我們自己想要的文化的自由，那我也不會有什麼怨言。當我在朋友圈發了對上述活動的評價，有深圳的朋友給我留言說，深有同感，希望你能打破這樣的局面。我能打破這樣的局面嗎？且不說我有沒有這個能力，以現在的時勢，我能不能弄任何的公開活動都不好說，和我研究領域（倫理學、政治哲學、思想史）相關的公開活動就更加別想了。

前陣子在香港的內地生不斷往深圳撤離，有人在一個群裡轉了深大教授向香港科研人才呼籲的帖子，裡面有這樣的話：“如果您正考慮換一個生活和工作環境，不妨親自來深大看看，這裡有良好的教學科研條件，創新創業的濃厚氛圍，潛心學術造就大師的土壤，相信您一定能在深圳大學找到新的事業發展平台。”用一個朋友的說法，這是“深圳想抄底香港”，但不管深圳是不是想抄底香港，用深大這個牌子和價碼，估計香港的科研人才是不會願意的。至少根據我對深大的了解，“潛心學術造就大師的土壤”就是吹牛皮不打草稿。

不過這個例子側面反映出一點：深圳一直在各個層面受惠於香港，只是隨著深圳的財大氣粗，它越來越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在我長大的年代，深二代聽的是張學友、陳奕迅和楊千嬅的粵語歌，看的是香港人配音的動畫片和TVB的連續劇，連我們對日本流行文化的了解，也是間接地通過香港。如果把周星馳、《男兒當入樽》、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我和殭屍有個約會》、《YES》和濱崎步從我十幾歲的記憶裡抹去，我也不知道那些文學名著撐起來的對世界的認知會不會過於生硬死板。

有人問我既然覺得深圳沒有文化，為什麼不到北京、南京、杭州、武漢、成都、西安這些我覺得有文化的城市去。除了氣候和家人的原因，讓我留在深圳最重要的考慮，就是它靠近香港。剛回深圳寫博士論文的那兩年，我沒事就去香港聽講座，參加各種文化沙龍，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衝了我從博士生活到世俗生活的落差。然而香港的文化輻射效應，並不意味著一種單向度的香港對大陸的文化輸出。我在深圳印象最深的一個文化活動是關於香港作家西西的介紹會，在舊天堂書店，主講人是兩個香港的文學編輯。另一方面，我在香港參加的不少文化活動，主辦者、主持人和主講者都有大陸人，我至少有四個在大陸讀完本科的朋友現在在香港大學教書。我傾向於認為，今時今日的“香港文化”，也包含了這二十多年來香港和大陸的文化人的共同創作和努力。對於中國的文化人來說，香港不僅僅是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也是為中華文明注入自由元素的東方之珠。

深圳去年GDP超越了香港，前不久又被中央確立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現在有的深圳人巴不得香港沒落，好讓深圳取代香港，這真的是癡人說夢。不管中央願意給深圳多少政策，或者願意調動多少資源來支援深圳，深圳都不可能將香港的功能全部接管過來，要在文化教育上達到如今香港的高度，更是天方夜譚。且不說深圳大學比起香港嶺南大學都差得遠，中山大學在深圳的校區，也遠遠比不上它在珠海的校區。有人建議趁這次機會，將香港各個大學的教授重金挖出來，辦一個深圳聯大，亞洲第一指日可待，這真是看不起深圳的領導。難道這樣的條件以前沒有領導開過嗎？那些世界知名的教授不來深圳，難道只是因為有那些香港的大學在截胡？深圳人不懂的是，對於那些一流的頭腦來說，重要的不僅是體面的收入，還有自由開放的大學文化和研究環境。這個深圳現在沒有，以後就更加不會有了。

不過聽說上面將香港的亂局歸因於香港的通識教育出了問題，如果是這樣，深圳將會更加自豪，因為它不僅經濟比香港好，在文化教育方面它也是絕對安全的。

畢竟什麼都不想，也就什麼危險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