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形針解散兩年了，他們怎麼樣了？

2023 年 6 月 28 日（編輯過）

實際上，在這篇稿子的操作過程中，文中的受訪者擔心負面輿論影響現在的團隊，一度希望刪除自己的所有內容、本約好要發稿的平台因為被約談而不得不放棄這篇稿件、而幾家我們熟知的媒體也因為我們都知道但都不能說的風險而無法發表。這實在是一種太中國的處境了，這篇稿子和回形針的境遇從某種角度來說甚至是互文的。所以在徵得所有受訪者同意之後，我們決定自己把稿子發出來給大家免費看。如果你覺得還不錯，可以轉發或打賞支持。

作者：史靼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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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這篇文章起筆於2022年底。

那時我們剛寫完一篇關於國內媒體參與構造新冠歧視的稿子，驚嘆於官方話語對科學的挪用和打擊。我們產生了一些疑問：對於普通人，生活裡的荒謬已經無法忍受，那麼科普工作者們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提出之後，我們想到了“回形針”，一家曾在中文網絡名聲大噪又徹底消失的科普自媒體。

我的一位朋友，也就是文章的主人公羅枚就曾就職於這家媒體。採訪中他提起我才想起，當初是我鼓勵他入職這家公司。我看到他因為做科普被很多人認識，又看到他們被罵，最後見證了回形針的消失。時間很快，馬上就兩年了。

我們採訪了回形針的幾位核心成員，想知道他們怎麼看待這一系列境遇，以及解散之後大家都在做什麼。

實際上，在這篇稿子的操作過程中，文中的受訪者擔心負面輿論影響現在的團隊，一度希望刪除自己的所有內容、本約好要發稿的平台因為被約談而不得不放棄這篇稿件、而幾家我們熟知的媒體也因為我們都知道但都不能說的風險而無法發表。

這實在是一種太中國的處境了，這篇稿子和回形針的境遇從某種角度來說甚至是互文的。

所以在徵得所有受訪者同意之後，我們決定自己把稿子發出來給大家免費看。如果你覺得還不錯，可以通過打賞的方式支持我們。

01

去年3月，羅枚發了一條朋友圈，開頭就是：“我崩潰了！”

他說，因為甲方不滿意他交出的視頻腳本，發來一個培訓文檔讓他學習如何寫作。這篇不到兩千字的文檔裡，列出來的參考案例正是羅枚三年前寫的。

那是他在2019年做的科普視頻，主題是吹風機馬達。在視頻結尾，羅枚告訴大家：

“如果你喜歡本期節目，歡迎轉發支持我們，你可以在微博、微信、b站、youtube搜索「回形針Paperclip」關注我們……”

回形針曾是中文網絡上最具影響力的科普自媒體之一。 2021年底，由於不可抗力，團隊大部分人解散，各尋出路，主筆之一的羅枚去了丁香醫生，後來又回歸團隊。如今他們是一家服務於企業、只接外包的視頻製作公司，再也不做面向大眾的內容。

他們在原來的園區租了另外一間辦公室。那裡光線有些暗，擁擠，像是工廠車間，比原來的辦公室小了許多，也少了滑板和懶人沙發，但依然提供零食和飲料。牆角堆放了十幾台主機箱和顯示器，每個人都規規矩矩地坐著，但並不是都在工作，有人在看電影，有人在打遊戲看直播，有人在下午五點吃起了晚飯。

狹小的雜物間門口放著價值兩萬元的按摩椅，裡面有一個巨大的沙發，對面是上下舖，這都是團隊以前的資產。

羅枚陷在沙發里，指了一圈雜物間裡的家具說：“以前的辦公室有休息室，這張床誰想睡就可以睡。現在沒人在這裡睡覺了，但按摩椅是有人用的。我偶爾也按一下子，挺舒服的。”

羅枚總是用一副“事不關己”的口吻說話。提及甲方讓他“參考”自己過去的作品，他的語氣也沒什麼波動。事實上作為外包公司，他們已經是乙方的乙方，算是丙方。羅枚說：“我覺得乙方不會告訴客戶這個視頻其實是我做的，那樣搞得面子上很奇怪。對我來說這件事並不是大事，但也不是毫無用處，我可以發一條有意思的朋友圈。”

02

在加入這個團隊之前，羅枚曾在另一家科普團隊工作過。

這家公司的幾位創始人均為名校畢業，這也是他們宣傳中引以為傲的部分。團隊擴大後，他們也更傾向於招聘名校畢業生。

一開始，“雙非”畢業的羅枚並沒有顯得格格不入，工作的大部分時候他都很開心，儘管他不像科普行業的其他人那樣有“使命感”，更像是隨便試試。但試一試的效果很好，他做了一個關於梅毒的系列科普，非常出名，到現在還會有人提起。

不過到了第三年，羅枚無法像之前那樣持續並高效地寫出東西了，他認為自己無法集中註意力，想不出好創意。幾位創始人懷疑他是否能勝任“科普這種專業工作”，跟他談了幾次，最終的結果是，羅枚必須離開。

在家打了四個月的遊戲後，羅枚加入了回形針。

按照團隊元老陳柏的說法，這是一個“壞學生團隊”，他們很多選題的出發點僅僅是為了“好玩”，比如怎麼建造一座監獄、影視作品怎麼砍頭、冥幣如何製造、垃圾短息如何發送、電話銷售機器人怎麼給你打電話、攝像頭怎麼監控人……“這是非常壞學生視角的東西，好學生不會這麼幹。”

“科普行業的特性決定了大部分從業人員都是好學生，但我自己特別不喜歡的一種風格就是好學生風格。”他一一列舉了這些特徵：熱愛學習、成績很好、遵守規定、老師喜歡等等。

2017年底，團隊成立，此後發布其第一條視頻“攝像頭如何監控十三億人”。他們的視頻喜歡以如何、怎麼、為什麼開頭，試圖用普通人看得懂的敘述把專利文件、論文、國家標準等看起來更專業的東西說清楚。

陳柏不修邊幅，注重實際大於想像。他臉上有很多痘，但只有在上鏡的時候才會請後期同事幫忙P掉。

回憶起一開始加入這個公司的原因，他依然自信：“為什麼當時我們做科普視頻？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一直就沒有什麼科普視頻節目，我們隨便做一做就能做得很好了。”

陳柏的童年是跟一幫“壞學生”度過的，後來他被這些童年玩伴稱為“唯一的希望”。在他看來，如果能夠把科普這件事做好，會像是一種“挑釁”。

“你看羅枚這樣的人，他看起來像好學生嗎？”陳柏反問我們。

羅枚留著很長的頭髮和鬍子，打過唇釘，後來因為吃飯硌牙，一生氣又摘了。他喜歡喝酒，因為總喝斷片而順勢停掉了在服用的碳酸鋰和勞拉西泮（抗焦慮藥物）。其實還有別的藥，但他實在想不起來叫什麼了。

他看上去不太靠譜，但又有奇怪的秩序感。訂外賣送的飲料，整整齊齊地壘在電腦旁，像一座城牆。在一張幾年前的新聞團體照中，照片裡的每個人都笑著，只有羅枚站在邊上，表情頹喪，斜睨著鏡頭，看起來不太配合。

03

在這裡，羅枚找到了久違的歸屬感。 “這個世界就挺草台班子，這個團隊也一樣是個草台班子。”這裡從來沒人質疑過他到底能不能寫出東西，也沒人在意你從哪所院校畢業。

“大家的身世都很奇怪，不像是想要認真上班的人”，羅枚解釋道。團隊裡有人大學沒讀完，也有人來實習之後發現不想上學就退學了，有的人甚至沒上過幾年學，初中畢業之後直接進了廠，通過閒暇時間自學影視後期動畫製作，來到了這裡。正經走過幾年職業道路的他反而顯得“平平常常”。

回形針當時後期製作的負責人叫徐宇，北京海淀人，沒上高中。初中畢業後他發過傳單，在電影院掃過地。 20歲的時候，他認識了一群搞攝影的朋友，他們說未來影像可能是大趨勢，他就去報了個班，學完便算正式入行。

來回形針之前，徐宇給綜藝節目做過花字，在只有7個人的廣告公司做過後期。 2019年8月，廣告公司黃了。他每個月要還9000多的房貸，得在斷供之前找到下家幫繳五險一金。回形針到底是做什麼的，b站怎麼用——他在面試的路上才搞明白這這些問題。

“面試完我說咱五險一金亂七八糟的都管是吧？工資能到我說那個數是吧？陳柏說是的，接著他問我對公司還有什麼疑問嗎，我說公司不都那樣嗎？就走了。當時特別著急，因為緊接著還有另一個面試。”講起四年前的面試，徐宇依然興致勃勃。

坐在他身旁的女朋友冉遙補充：“當時面試他的同事回辦公室說今天面了一個人，說我們的片子他兩天就能做完。我當時就不相信，那時候一個片子後期得做五天。後來我發現他一個人真能幹倆人的活。”

徐宇和冉遙是同事，兩人在2020年確定關係，他們用“回形針的最後一年”來代指這一年。但說到談戀愛，冉遙說，來這里工作之後，很多人都和對象分手了。

“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工作，一天恨不得在那待16個小時，沒有休息日。沒對象的就在公司找了，有對象的見不著面也就掰了。”冉遙回憶道，“但沒有人討厭這種工作狀態，當時我們巨他媽開心。”

有時你分不清大家是在玩還是工作。徐宇回憶當時在辦公室的情形，“比如我想做一個鏡頭或者動畫，就在辦公室喊人，大家覺得這東西有意思，就立馬開工；有人乾著活，突然站起來模仿《教父》，你甚至不願喊我一聲god father；玩兒也是這樣，我想玩光劍，想打網球，想耍紅纓槍，喊一嗓子，烏央烏央一大幫人就玩去了。”

團隊裡沒人在乎時間管理，時間表形同虛設。羅枚認為這是他們對內容的創意性要求高、特別依賴靈感導致的，沒人能預估工期，以及靈光何時乍現。

回憶這段日子，羅枚形容為快樂和自由：“那時候不像現在，所有人都還在，同事關係非常好，可以邊玩邊工作。做的內容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一些表達的想法，發出後也可以跟互聯網互動。”

04

這個看上去有些草台班子的團隊，一步步獲得了名聲與擁躉，規模也逐漸擴大，巔峰時期有超過100名員工。

2020年初，憑藉一部對彼時還未被公眾所認知的新冠病毒的科普，回形針出圈了。彼時，互聯網公司還有大筆預算給這些內容團隊做廣告投放，知識科普類短視頻受到青睞，內容創作者還有在縫隙中做點事情的可能。

而那段時間，不論是合作還是背書，官方媒體和他們的聯結都十分緊密。當年5月，他們與新華社合作推出短片。 11月，隨著，中國載人潛水器奮鬥者號在馬里亞納海溝成功坐底，他們與CCTV聯合製作了短片；12月，再次與CCTV合作發布短片。

這一年，團隊總收入1985.8萬元人民幣，盈利371.9萬元。

羅枚認為，當時他們做的東西更像能讓大家參與其中的報導，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科普。 “一些自媒體的邏輯是，講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它們總是試圖教大家點東西。而他們的邏輯是，我一開始也不懂，但我找到了某個政府在某某時間發布的某個文件，我發現原來它揭示了這樣一件事情。我認為這樣的過程之前的媒體很少這麼做。”

在一期介紹動物園如何建造的節目裡，羅枚寫道：“你可以坐在大巴車內，穿越2300畝的野外園區，通過車窗讓自由生活的馬來熊、狐猴、金毛羚牛等動物們，看看你究竟長什麼樣。”觀眾看出了“讓動物看人”的梗，在彈幕裡給出直接的反饋，他享受這種心照不宣的互動。

讓觀眾“參與其中”更極致的體現，是公司每年都會公開自己的年度營收。羅枚說，這麼做的理由很簡單，“我們一開始的科普目的是揭開某個行業背後的黑箱，其實作為公司本身也是一個黑箱，大家也想知道我們的運作會帶來什麼，我們的運作背後有什麼？收入就是其中一部分，把錢花在哪也是其中一部分，這些我們都做了視頻公開。”

除此之外，每個視頻的作者在視頻的最後都需要實名出鏡，並為視頻配音。陳柏後來回憶起這個設定，會帶著反省和不贊同，“這麼做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我很認真，我為這個視頻內容負責。就像發微博舉身份證實名一樣。但現在想想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最容易導致我們被掛了。”

除了陳柏，似乎沒人認為這家公司是科普團隊。徐宇認為他們是個做動畫的團隊，羅枚認為曾經的他們是商業團隊，“不會有人真的出於社會責任心，教你冥幣是怎麼做的。只有當你能確保自己存活下來之後，才能去考慮社會責任心。”羅枚顯然是意有所指。

05

“社會責任心”讓他們聲名鵲起，最終也為他們招來滅頂之災。

2020年3月，剛出圈不久，團隊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的視頻引發了強烈爭議。

視頻中說：“經濟全球化時代，巴西的蝴蝶扇一下翅膀，未必會引發得克薩斯州的龍捲風。但我們的肉蛋奶消費卻可以實實在在影響巴西森林的消亡。”

批評者認為他們在指責中國——因為中國人的肉蛋奶消費，導致了巴西熱帶雨林面積縮減。

“我們完全沒這個意思”，團隊在回應中說，“視頻想說的是：在大豆需求越來越高的背景下，巴西等大豆生產國可以通過更優的耕種方案減緩森林消耗……'我們'不是中國，而是全人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有人扒出他們之前用錯過中國地圖。

此前一期講自來水的視頻中，b站版本的中國地圖裡有台灣，但Youtube和微博版本中沒有，人們認為這是原則問題。

根據創始人後來在團隊官方微博中的說法，那期視頻的原始地圖素材是有台灣的，但工程文件地圖中的台灣顏色與背景顏色重疊，導致台灣地圖在視頻中模糊不清；視頻的另一處也使用了相同的素材，因為提高了亮度而能辨認出台灣。視頻於2019年在b站因為地圖問題下架，修改後重新上架，但由於團隊內部分工有交叉，修改後的視頻沒有在微博、YouTube上更新。在那條微博中，創始人坦言自己是“主要責任人”，願意承擔一切相關處罰和後果。

回形針停更了一個月，這個月所有人的工作是檢查內容上的錯誤，反復自我審查。

當年9月，創始人招募了10個觀眾，“可以當面直接噴我，聊點讓我尷尬的東西”。時長兩個半鐘、全程一刀不剪的視頻發布了出來。創始人全程冷靜、條理清晰地回應著批評者的質疑，即使一些人的問題只在反復重复那一個：“你的屁股是不是歪了？”、“我兩天沒吃肉蛋奶了，你能給我磕個頭嗎？”、“你們的視頻太難看了，沒有評價，沒有觀點”、“你影響力大了我就是要罵你”……

指責並未就此消失，2021年1月，同為科普自媒體的“賽雷三分鐘”指責回形針在其作品中“夾帶私貨”，回形針因此再次登上熱搜。

“沒有人能避免夾帶私貨，我覺得還挺難的。但哪怕是正確的觀點，不喜歡（這個觀點）的人也一定會罵你，一定會覺得你是想灌輸我什麼。”羅枚說。

6月，自媒體“賽雷話金”發布視頻，稱曾任職回形針的兩位前員工為“境外勢力”。一個月後，回形針國內各平台賬號均被永久封禁。

此時他們還有大量的商單不得不按時完成。直到2021年11月15日，掃尾工作基本做完，公司也養不起那麼多人了，回形針“散了”，留下大約五分之一的團隊成員，通過接商單維持團隊運轉。

對於最終的結果，陳柏很平淡，“你得面對這件事情。”他說這話時仍在工作，時不時地在鍵盤上敲打。他看起來精神不佳，頭髮很久沒洗了。羅枚說陳柏今年剛生了二胎，工作和家庭的壓力都很大。但陳柏的神態依舊很平靜，“（我的心態）是挺實用主義的。”

相對之下，其他人可能沒這麼輕鬆，有人完全轉行，也有人不到30歲就因此發作過輕微腦梗。 “（同事們）覺得我們也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會有很多這種情緒。”陳柏說。

沒有人告知被封禁的原因，羅枚的猜測是，因為輿論鬧得太大了，“就算你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你引起的討論也足夠讓大家不穩定。我們不是因為政治觀念或者政治立場的原因被封了，是因為政治環境的原因被封了。”

“政治環境”所帶來的問題是，它默認內容創作者必須了解所有不能觸碰的紅線，但這對大多數未經政治訓練的普通人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徐宇說，“說到底我們根本不了解政治，不是說我們刻意要放什麼內容，而是真的不知道。但在中國做內容至少要知道什麼不能說。”

他們都認為，只要一個賬號有足夠大的關注度，那麼就一定會出現問題。 “一旦太多人盯著你看的時候，沒有一家（媒體）能活下來。”

後來，抨擊過回形針的“賽雷話金”也遭到封禁。回形針曾經的成員們既高興，又覺得很荒謬，大家對很多事的看法變得虛無而不再認真。 “也挺可笑的，因為他們可能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觸碰了什麼樣的紅線。”羅枚平靜地分析道，“大家其實沒有解氣的感覺，即便對方再受到什麼懲罰，我們原來的團隊也沒了。而且這不是一場博弈，我們只是被同樣一種東西給擊敗了。”

06

羅枚有一隻放了11年的橘子，大學室友給的，他一直沒吃，無論搬家去哪都帶著。

現在，這個橘子像一個倔強的小老太太，皺縮、乾硬、表皮深黑。有一次，橘子被保洁阿姨當成垃圾扔了，他又撿了回來，像寶貝一樣失而復得。 “這個是我的本能行為。我不希望東西丟掉，我不希望當我想到某個東西的時候它不見了。”

他的電腦上一直貼著“回形針”logo的貼紙，問及原因，他說：“因為我也沒錢換電腦，回頭換了電腦估計就沒了。”

團隊解散，對羅枚不僅意味著失去了一份喜歡的工作，而是生活被全方位瓦解，“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整個狀態，你和周圍人的關係，中間少一個其實都會讓人覺得很空。”

辦公室不再像過去那樣熱鬧，告別一個接著一個。

離職後，他去杭州玩了半個月，期間仍然以兼職的形式做著一部分原來的工作，但收入驟減，每個月只有幾千塊。他自己交過一次五險一金，2600塊。這筆錢花出去之後，羅枚決定開始投簡歷，“我肯定得有一份穩定工作，不然沒法生活。”

之後，羅枚加入丁香醫生。他說，這里和“回形針”最大的不同就是“太規矩”。

“規矩”一方面意味著嚴謹，羅枚承認，丁香醫生在內容的嚴謹程度上比“回形針”高很多，因為他們願意花錢請各個領域的專家來做知識校對和審核；但另一方面，他完全不能適新公司的“規矩”：要寫週報、開各種會，溝通的時候有各種各樣的規矩，要走各種各樣的流程。週報是一個大工程，寫得越多才越能體現員工做了事情。這讓羅枚感到難受。

他更不能適應這裡的工作風格：要在最高的效率中得到最高的瀏覽量，而無需自己創作、探索出新的東西。 “他們已經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論了，沒有必要去探索，探索的事情更適合小團隊。某一個小團隊出圈，大家發現這個東西行得通，ok我就可以抄了，但我沒有必要自己去探索。”

業務頻繁的變更和流動也是大公司的常態：羅枚先是做長視頻策劃，但所在的頻道被砍掉了；又去做小紅書短視頻，業務又被砍掉了；最後他被分配去寫公眾號。 “我不想寫公眾號，我沒必要消耗自己，我就直接走了。”

工作了半年，羅枚又出去玩了一大圈。 “我這個人就想出去玩，我工作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錢，當我有錢又不用工作的時候，我肯定是想出去玩。”

他從浙江、福建、廣東一路跑到了海南。白天喝酒、夜晚上山，看到酒吧叫“極樂淨土”，會聊兩句“極樂迪斯科”。

當他想“回形針”的時候，就去油管看看過去做的節目。韓國梨泰院發生踩踏事故後，羅枚在朋友圈發了一張視頻截圖，視頻的主題是如何在踩踏中保護自己。提起這個視頻，他連著說了三個“不錯”。他希望看到這條朋友圈的人能去搜索這個視頻。 “那個視頻是一個水平不錯的實習同事做的。他蒐集到了一些關於人群踩踏的前沿研究，當時我就很喜歡。”

打開這一期視頻，有不少新評論：

“以為是梨泰院事件後才做的，沒想到是去年的影片，謝謝算法。”

“動畫做的真好！不知道貴頻道主是否可以分享是用什麼軟體製作的？”

這條評論下有一個回复，“他們頻道被封，可能回不了你”。

2022年3月底，海南新冠病例激增。羅枚只好又回到了北京。

他找到一個甲方的項目長期合作，所以他又一次加入了原來的團隊，跟陳柏一起做事。 “現在我們以一種零散的方式，合作接一些外包廣告謀生”羅枚又一次強調。

和從前不同，沒有人再以看待作品的眼光去對待手中的“活兒”，也沒有一群人湊在一起頭腦風暴了。

這個曾經的壞學生團隊，不得不像好學生那樣，去做出更加穩定的選擇。

其實，在最後階段，羅枚面臨著在上家公司同樣的困擾：寫不出東西了。但面對外包文案，這樣的困擾不復存在，因為“寫的東西重複性高，壓力更多不是在創作了。”

徐宇對羅枚的評價是“金牌寫手”，他和冉遙在團隊解散後也以接外包為生，做著一些之前不感興趣的項目。一般項目接下來後，他們想到的第一個合作對象就是羅枚，因為他安靜，老實，守信。

“很多人寫外包文案，可能會發脾氣或者懶得改。如果他們以前做過不錯的東西，就會帶著一股傲氣，認為自己之前做的比這些牛逼多了，甲方怎麼還想教我做事？”但羅枚不會這樣，他自有一套應對客戶的辦法。

“客戶總是想全都要。羅枚會答應，但不會真的把所有需求全部給客戶解決，而是解決那些能解決的。改幾次之後，客戶會發現這個腳本已經大體成型了，想要的東西確實沒地兒加了。如果客戶認為哪一部分還不行，羅枚會說，你要的這段我給你加上，但只能把另一段刪了。像太極一樣。”

徐宇也在學習如何做一個合格的“外包”，一開始，他還會盡量把東西做好做全，但後面發現客戶不僅不需要，還會挨罵，之後就說什麼做什麼了。

冉遙和徐宇在離職後就開啟了接私活的生活，這些是他們在崗時從未搭理的——“公司當時給我其實也不少了，然後我覺得在這做東西有意思，而且不是我一個人厲害，是我這幫同事都很厲害，大家願意一塊做一件事才厲害。就完全不會心動。”

房貸壓力巨大，徐宇一度需要接報酬為800元的視頻剪輯來維持生計。現在客戶和收入逐漸穩定，但他又不時遇見收不到款的問題，因此，他更喜歡有明確上線時間的業務：“就跟今年618似的，天貓的視頻6月11號就要上線，就算你改死我，也就一個禮拜對吧？就怕那種上線時間不確定的，拖了我們一年了，還不跟我們結賬，微信發消息也不回。”

“在這個環境做視頻，都是乙方，都是狗。”

徐宇考慮過轉行，冉遙也想去賣奢侈品。兩人曾想過出國，但擔心適應不了另一種文化又放棄了。 “我覺得我已經定型了，外國的文化比較自我，我不喜歡太自我的人。”

陳柏對團隊和未來持有一種實用的樂觀態度。 “只要有機會能去做可視化的視頻節目，我們就挺開心的。”

但他接著說，“我這個人再（出鏡）做視頻肯定是一堆麻煩事，對吧？”

無法做曾經那種表達，羅枚也沒覺得多可惜。這種釋然來自一種對自我的新的認識：“現在讓我去做以前那種東西，我也拼不過別人，因為強人非常多。如果大家都能自由地表達和創作，我們不一定好到哪去。”

他舉例說，以前他的直屬領導是一個真學霸，高考狀元，“老天賞飯，我永遠超越不了他。”羅枚認為自己是個沒天賦的人，他認命似地補充，“反正我也寫不出特別好的人文的東西，我其實不是很能對一件事情產生旁觀者的好奇和興趣。”

對於現在的工作，他說，之前是打工，現在想試著跟陳柏一起把公司撐起來，心態變了，有更多話語權和參與感。羅枚的想法很實在，就是把事辦成，“只要公司能撐下去，我就能一直交社保。”

2022年，羅枚被居家隔離了將近50天。面對工作、生活和社會環境巨大的變化，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確定。

“不確定兩年之後世界是什麼樣的，我能確定的就是當下這個工作還可以繼續下去。以前我的想法是之後能開個小酒吧。但這幾年，所有事情都要等通知，不能做計劃，那就沒必要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