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作-1

工作上遇到的前辈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想做内容这个事情的？

我也很难答上来。我知道自己一直喜欢写作，但把本像浮萍一样轻飘飘的业余爱好摆放到“为生命创造价值”的位置，似乎是在来到三明治以后。

三明治成立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并接着度过了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初高中时代。生活在所谓的下沉市场，乡镇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QQ空间以外的博客和软件。到了2020年，它也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从一开始聚焦于30代中国青年人生活状态的非虚构写作媒体发展到现在，有了“短故事学院”“每日书”两个固定产品，发展各类写作、阅读、艺术课程和周边产品，也积累了一群固定且忠实的写作者。 

非虚构的概念其实是个舶来品，和上世纪中国的“报告文学”相比，除了服务目标和调性的不同，也存在注重细节、写实等共同点。在21世纪初，纸媒仍然火热，记者仍是收入蛮高的体面职业，《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南方周末》也曾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记者，他们成为了现在大批非虚构写作者的前辈。 

前《南方周末》记者、知名特稿作者叶伟民在采访里说过，他在南方周末时，仅一个特稿版面的差旅费和稿费总和，就接近2万元，而一个特稿记者的长成（平均以5年计），背后机构所支付的成本将是百万元级别。

曾经报社的光辉岁月不复，纸媒的衰弱是令所有传统媒体人嗟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些记者选择去高校读书，另一些则出走传统报社，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或新媒体。这就有了前《时尚先生》总编李海鹏带队的“ONE实验室”、界面旗下的正午故事、魔笛、真实故事计划，隶属大媒体的《GQ》和《人物》也紧随其上。

非虚构写作的热度由ONE实验室《太平洋逃杀》百万高价的版权出售开始，最擅长追逐风口的资本热钱纷纷涌入。但随着类似咪蒙这样篇篇百万加的营销文热起，资本们嗅到了更香的饽饽，才发现一只专业（且相对更昂贵）的特稿团队虽能产出优质内容，却不带来流量，而《太平洋逃杀》似乎更像是一个偶然，无法批量化复制。

除了背拥时尚资源的《GQ》或聚焦自带流量的娱乐圈的团队，其他非虚构写作团队则需要通过媒体广告和活动营销解渴。比如前《冰点》团队张伟创办的新世相，以爆款活动出圈，以知识付费和品牌合作变现。还有一系列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大公司子团队，如网易的人间工作室、搜狐的极昼工作室、更偏公益性质的腾讯的谷雨实验室及故事硬核，它们更像是非虚构编辑部，而并没有精干稳定的记者团队。  

始终有一批人在坚持写好东西，无论环境多么困顿。在图像和视频泛滥的时代，他们珍视文字和故事的价值，重视文字架构的叙事空间和张力、逻辑清晰讲究节奏的纯文本，在意信息的质量和导致的后果。乱七八糟的商业电影环境中，总有导演在坚持着做好作品; 那些好故事也像伟大的电影一般，告诉人们在荒唐的价值观体系里，如何体面地活着。

我们反复询问着，反复思考着：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能这同一时空下不同的生存状态，被更多人看见？如何能让这些截然不同的人性互相映衬，为这世界的合订本增添一页？ 

没有一个严肃的媒体或平台会声称：我们没有价值观，如果有的话，那它一定是在企图用“没有”掩盖其价值观的丑恶。数字、代码本身是中立的，但背后的逻辑和目的却是人所控制的。我们生活在充斥着碎片化信息的时代，视频、短文本、广告，它们被包装成与每个人相关，而真实目的只是娱乐。娱乐是顺应人类天性的，在基于点赞、转发、竞价排名的竞争机制中，它对人类时间的侵蚀被进一步放大，把任何具有反思、逻辑、说理的内容狠狠踩在脚下。（教育娱乐化，大多只是给娱乐戴上“教育”的帽子，让它更好听） 

而对文本的坚持，是对连贯信息的坚持，是对阐释、讨论、说理、思考的坚持。认可花大量时间去做的事情，读书、写字、运动、思考，我们都可以对自己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边娱乐一边收获的。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把写作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回复到嘈杂的尘世生活中，我仍然需要去处理和面对各种各样我“不得不”做的事情：上讨厌的课、聚令人不自在的餐、做无意义的工作。这或许是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中不得不面对现实：每天的生活就是如汪洋一般的各种要求，所有人都教育我们去遵从时间规范，我们每天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却可以花上三个小时刷手机。

所以能在周五上午开完无聊的会议后，花上一点时间整理读书笔记，并在这里写下点什么，或许已经是我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结与共鸣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