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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龍 | 我的六四初體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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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六四30週年的紀念日了。

看到站上@公長 、@火鳥 、@Hymnsin 分享了自己“當初是如何知道六四”的經歷(拉到下方可以看到這幾篇文章),想來接力一下,也許這些記憶能夠連結在一起,它們會走出火鳥所說的“记忆都在心里,没有回应,无法扩散,无法凝结”的孤島。

我是通過我的父親第一次知道六四運動的,已經記不清自己當時多大和具體的場景了,我只記得父親說,當年電視上一直在播,其實全國沒有人不知道。

那一年,父親大學剛畢業,自願回鄉成為了一名村官。父親說起這件事情時,語調平緩,他記得當年趙紫陽走到廣場和學生談話,學生哭了,“大家都很激動”。父親始終迴避為這場運動的結局下一個道德註腳,只是會強調,廣場上的坦克和子彈是很可怕的,但“這就是政治”。我後來慢慢發現,父親對我職業和生活選擇的干涉,很多時候都離不開這個判斷。

而那一年,我的叔叔是在海南參與遊行的一名大學生(正如公長所說,這場運動並非只在北京發生,全國的大學生都在響應,我當初從叔叔口中得知這一點時也很驚訝),他就讀於地質學系,正要搭車北上,還沒坐上車,鎮壓就發生了。叔叔後來談起這件事情,說當時幾乎全國的大學生都想北上走進廣場啊,但現在也慶辛自己當年沒有去,因為後來畢業時,每個人都要接受是否參與了六四運動的調查,如果真的去了,畢業分配就麻煩了。叔叔現在有著讓很多人羨慕的穩定工作,是一名公務員。

我喜歡與長輩聊六四,每一次追問他們常常會比上一次更願意多說一點。雖然我們現在的政治立場不同,但當他們與我說起他們作為親歷者的故事與感受,我會覺得此刻我們建構起一種共同體,因為我們共享一個秘密,它只能關起門來說,平時也很少提起,但我們都知道它是存在的——不是通過外媒新聞或者紀錄片,而是通過真實的人生,確認了它的存在,長輩們把這種確認傳給了我。

這兩天看到夕岸《被圍困的六四論述,需重新對接後冷戰的時代光譜》一文,提到對六四論述被他者化(“只有它能夠和主流建制派議程結合時,它才會被搬上檯面,變成一種工具價值”)、狹隘化(”既沒法和中國當前的思潮與運動形成呼應,更沒法與其他地區的社運產生任何積極的連結“)的擔憂。@流維 在Matters回應此文,認為在與遺忘和極權鬥爭的漫長時日中,像六四這種常識被反復地重複,有其重要與必要性。

而作為一名在牆內的人,最深的感受是六四二字要被看見已經越來越難(這兩天看到很多朋友原來用的vpn失效了),更遑論六四論述與左翼社會運動的結合了——國內一些具有左翼性質的組織今年也遭受到從所未有的壓力。

如果說六四真的有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流動方式,我會認為,它應該首先來自這種真實的經驗交流,不是宏大敘事的,不是批判的,而首先是一種確認,然後是一種理解,盡可能走近那個時空下的故事,並去理解當時父輩們的選擇,以及那個選擇與我們當下生活的聯繫。由此,也許我們會感知到,不僅是智識上的了解,而是包括情緒上的體會到,六四不僅是一種話語建構,而是影響了我們生活的一個重要事實,我們是歷史的一代。

這也許是在六四論述被專政者完全改寫前,我們在目前的環境下,還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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