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S：技术竞争与中国
作者James Andrew Lewis系华府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副总裁暨技术政策项目主管。
本报告是为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中心和哈佛大学费尔班克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舞台上的中国”项目编写的。对CSIS的一般支持令本报告成为可能。没有直接赞助方为本报告做出贡献。
正文部分
拿破仑“沉睡的巨人醒来后将动摇世界”的名言，今天看来似乎有先见之明，但深入考察后会发现这个故事比表面看来要复杂得多。中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这样的预言：冲突不可避免，美国终将衰落。这些论调一般过于简单，其所依赖的对中国经济政治轨迹的预设，本来可能就是不成立的。不过，短期内的竞争确实难以避免，而对美国而言更重要的挑战，来源于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努力，以及在美国重估其全球角色的同时，中国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甚至可能正滑向冲突的边缘，但这并不是19世纪帝国之间为控制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竞争。与前几个世纪的大国竞争不同，当下的重点不再是军事实力或领土扩张。当下的冲突体现在对现代权力杠杆——全球规则和制度，标准，贸易和技术——控制权的争夺上。创造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鉴于其对政治、防务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能力，已成为中美关系当中的关键因素，并反映出两大特征：商业上的密切合作，和政府间深深的不信任。这种撕裂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
技术，创新，国家安全和国际实力之间的关联现已得到广泛认可。当弗拉基米尔·普京称在人工智能 (AI) 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将成为世界的主宰”时，虽是夸大其词，但也正说明政治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创新能力是国家实力的强大来源。在数字时代，技术变革和网络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安全和国家实力的要求。
创新已成为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要素。这种观念并非第一次出现——美苏太空竞赛是不同体制在产生新技术能力上的较量，不过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政府项目。今天的技术竞争是国家之间、更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创新和产生先进技术的能力，为其提供了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作为无形优势的公认领导地位。
中国和美国在这场竞赛中各有优势和劣势，虽然通常会关注量化指标——例如工程师或专利的数量以及在研发 (R&D) 上的支出——但这些并非国家间技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当下的竞赛，实质上是一场在投资、创新和互联网治理理念上的比拼。互联网和全球连通性不仅重塑了竞争环境，还孕育出了两国都难以控制的政治和市场力量。
一个发生了根本转变的中国
在毛之后，中国开始了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但任何追求平行的政治开放的运动最终都遭到了镇压。毛思想的旧主题——坚决反抗来自一个充满敌意的西方国家的侵略——仍然在中国的政策中产生共鸣，现在更伴随着如"一带一路"倡议这样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道路或控制之外的竞争性基础设施的计划，及其反映出的过度自信与固执己见。这种世界观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孤立和敌意。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用怎样的方式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有效沟通，重塑中国的政策。
理解这场较量的一块试金石，是中国共产党避免戈尔巴乔夫乃至苏联命运的强烈愿望。中国对苏联解体的诊断，将错误归咎于腐败造成的问题，暴露于破坏性的西方思想，以及苏联为了追赶美国军费开支而付出的徒劳努力。然而，这一诊断恰恰忽略了苏联体制本身存在根本缺陷而不可持续的可能性，以及苏联模式派生出的政体（不论与苏联的关系多么薄弱）是否可以持续下去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可以休矣。造成紧张局势并非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用来实现这种崛起的手段。撇开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特定解释，中国和美国实际上都在极力避免破坏性和高风险的军事冲突。在涉及军事冒险时，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即便是最为自负的领导人也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类似于与印度和俄罗斯边境战斗的低烈度冲突确实有发生的可能性，但即使是低烈度冲突也存在相当大的升级风险，从而使两国保持克制。今天的冲突和竞争将以新形式发生，而这些新形式的冲突正在重新定义中美关系。
经济上的成功，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充满自信甚至固执己见。中国回归国际舞台，正值美国及其西方盟国1945年之后创建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出现动荡。1945年创立的国际秩序不再适应全球实力的分配，新兴大国对现状存在广泛但松散的不满。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认为，1945年后建立的国际架构旨在为美国提供经济和安全优势。中国领导人在声明中指出，他们希望改变或取代这些结构，为中国提供类似的优势，让中国在国际上发挥“带头”作用。
中国的历任领导人认识到，技术上的领导地位是国家实力的必要一环，这种认识首先在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得到彰显，向苏联人和美国人展示中国有能力在战略技术上与他们平起平坐，而不需要他们（的保护或帮助）。现在中国意图在广泛的技术领域中赶超美国，并再次断言中国不需要美国的帮助就能做到这一点。
市场 vs. 国家
美国在任何技术竞赛中都具有内生的优势，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研究基地，领先的科技企业以及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创新文化。美国落后的地方，在于公共支出。在过去的15年中，美国仅在阿富汗就花费了2万亿美元，而不是将这笔钱投资于研究、基础设施或教育。相比之下，中国在科学、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
与中国一样，意识形态塑造了美国的政策。围绕政府角色产生的激烈辩论，令美国举步维艰。一些人认为，公共政策应侧重于纠正过去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市场可以提供公共产品，例如交通、基础设施或研究，而无需税收或政府。这两种观点都难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削减政府开支并依赖私人融资的倾向——在奥巴马任内与其共和党同行的做法并无不同——在美国统治地位无可争议的时期也许还算合适，但田园时光已告终结，而这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直在破坏美国的创新体系。
简单地说，该体系（在艾森豪威尔任内创设）动用联邦资金支持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开发可转作商业应用的军事技术。主要的例子包括半导体、移动电话和互联网。这套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存续到1990年，但是在冷战结束时变现“和平红利”的愿望以及强有力保守主义思潮的再次抬头，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模式日渐式微。
即便如此，以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仍扮演着巨额财富创造者的角色；直到最近，科研商业化的能力始终是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硅谷一直在从一个更大的全球创新体系中获益。A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媒体热炒的所谓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真正的竞争发生在企业之间——阿里巴巴、腾讯、Facebook、谷歌等等，但美国公司仍然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研究AI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而中国排名第七。同理，AI依赖于利用海量数据库的“训练”算法，虽然中国企业可以在将美国企业排除在外的市场上获得大约20％的数据，但美国企业在其余80%市场上比中国企业更具吸引力，从而拥有远比中国企业更加广阔的资源。与其说这是一场竞赛，不如说这是一个以硅谷为中心的AI创新生态系统，囊括中国、以色列、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技术中心。
无论追求小政府和加大对私人部门的依赖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对冷战后的政策制定造成了极大影响，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共投资的撤出似乎是安全的。而现如今，美国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提供从基础设施到基础研究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历史先例告诉我们，美国政府职权从扩张到收缩，往往与从冲突到和平的周期相吻合，但冷战后的和平已宣告结束。有迹象表明，对这种变化的认识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在关于外国投资的立法中，提到要针对没有“美国政府的财政援助”或缺乏“适当的法定工业基础激励措施”的情况下，会令美国陷于被动的国家安全关键技术实施审查。
一场新的登月竞赛？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登月竞赛是对两套不同体制的检验一样，目前的技术较量也是一次检验，但在内涵上有显著的不同。中国不是苏联，它依靠一些人所谓的“市场列宁主义” ("market-Leninism")，在为其经济提供动力的同时，仍牢牢掌握着对政治的控制。美国现在也有所不同，因为围绕联邦政府的政治辩论已经破坏了华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包括当初将美国人送入太空的公共创新项目。
直至最近，美国及其盟国甚至都未意识到自己身处一场新的竞赛。西方在中东一连串不幸事件中浪费的大量精力，乃至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在1979年后所采取道路的盲目乐观态度，让中国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然而，对中国最终一定会成为市场民主国家的期冀是错误的。这是冷战结束时一厢情愿的想法，并通过千禧一代对“全球和平新时代”的幻想得到强化，为中国提供了毫无约束的增长机遇和时间窗口。这段绥靖时期行将结束，因为其他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做法持怀疑态度。鉴于中国媒体源源不断地制造正面新闻构成的“粉红泡沫”，中国受众可能对这些外国担忧一无所知，但针对中国民族主义做法的全球反应已经初显规模。
美国在部分技术领域领先地位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其他国家研究投入的增加，美国在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全球供应中的份额自然会有所减少。美国的创新模式不再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美国找到了一种利用政府投资科学来创造军事实力和经济财富的新方法；其他国家试图复制美国的系统，想要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DARPA (国防高级研究项目机构，直属美国国防部的新兴技术研发单位) 或硅谷。
中国就是其中一个国家，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在人力资本方面下了血本。虽然毕业生的素质不尽相同，但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才数量还是稳步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大幅缩减了科学与教育领域的联邦补贴，总的来说让攻读大学学位的成本变得异常高昂。
中国最新的半导体项目拥有1080亿美元的融资承诺，同时还有相匹配的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创建本土产业的第三次尝试，而它仍需要从西方获取技术产权和专业技能。美国没有类似的战略，但这可能并非表面上看到的劣势，因为让市场决定投资比国家规划的效率更高。美国市场道路的唯一缺陷，可能在于基础研究融资，但美国仍然在这方面领先中国。
美国在“全球创新”份额上的相对下滑，可能造成的最严重风险，就是未能及时弥补这一缺陷。美国的创新模式已经运作了50年。研究投资对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派生出半导体和互联网等新产品。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告终，因为联邦投资和技术的全球传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只有部分是美国可以左右的。如果美国要做到有效竞争，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融合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政府研究。
华府的一些人认为，硅谷本身会产生新的技术，但硅谷对无法商业化的基础研究往往并不感冒，防务市场对它也没有吸引力——一方面防务市场的蛋糕太小了，另一方面硅谷对于相关业务有着天生的敌意。与此同时，中国利用美国经济的开放性进入硅谷，并在新技术上进行投资。硅谷欢迎投资，而且不论联邦还是私人资金来者通吃，但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制定旨在限制中国准入的政策。
正确认识到中美较量的日益加剧是必要的，但鉴于我们经济的连通程度，这种较量本身就面临着独特的限制。对技术“领先地位”的争夺已经成为焦点——这与俄罗斯或伊朗等其他美国对手全然不同。这不是冷战背景下阵营对立的全球经济，存在两个势不两立的经济集团。在技术和贸易方面，当下的世界远非两极分化。美国和中国经济相互交织在一起，又以与苏联时代不同的方式与全球商贸交织在一起。美国和中国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两者都与欧洲、以色列和其他亚洲国家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联）而且难分难解。
在创新方面，中国仍需付出远超目前水平的努力，但中国充足的资金和人才供应使其成为外国企业眼中极富吸引力的合作伙伴。10年前，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其创新能力存在争议；而现在已无人怀疑这一点。中国拥有强大的创新文化，但创新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技术道路与全球投资和创新的主导（也更高效）趋势背道而驰。中国的最新一波创新动力，脱胎于已成过去式的政治（相对）开放期。近来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引发了对这种状态能否得以延续的疑问，尤其是在中国变得更加封闭的情况下。
如果个人自由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现在中国正在向更加集中、管控程度更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迈进，我们可能会看到这对创新能力的“急刹车”效应。中国正在检验关于政治，社会和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长期假设。关键问题是开放性和创新能力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何定义开放性，以及该定义是否包含政治开放性。中国仍面临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和没有个人权利的科学创新可能实现吗？
在马克思和市场之间找到平衡
美国在（公共研究）治理和新创新模式的发展上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意味着其领导地位将自动让位于中国。中国政策的内在紧张，使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愿望更加复杂且问题丛生。中国已经跻身于西方世界的舞台上，却并不属于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中国领导层并不认同构成全球制度的价值和信仰，因为这些价值和信仰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相悖。当然，中国政治在国家 vs. 国际做法上也存在撕裂，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背景决定其合法性来源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如果中国寻求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带头”作用，那么对民族主义的强调自然会令事态复杂化。
中国和美国都担心从相互连通的供应链中获得的技术被对方染指。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本土产业以提供核心技术，这种解决方案需要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这恰恰只能通过更加紧密的全球连通来获得。中国强调做大做强国家龙头企业，在国内市场对它们加以保护，并帮助它们在不受约束的海外市场上竞争。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曾经说过，如果中国没有封锁谷歌，就不会有百度。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做大做强国家龙头企业是当前贸易紧张局势的根源，西方政府正在逐步制定应对措施，必然会限制中国的增长，除非中国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
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受到来自全球的钦佩，中国宣传工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创造了“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认知，但我们不应该浮于表面。中国仍然需要其他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作为市场和先进技术的来源。全球经济的趋势是更多的相互依存，而非更少，中国创建本土供应链的努力与此背道而驰。少数几个仍依赖国家工业的国家大多数都是穷国，未来也是如此。在一个企业寻求国际存在、并购交易和战略伙伴关系，科研创新在跨国而非国家层面上进行的高度连通的全球经济中，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只会适得其反。金钱和技术优势并不能保证全球领导地位；如果中国的目标是复刻它所认为的美国霸权，那么它将面临重重障碍。中国对霸权来源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财富，技术创新和军事实力上；但这些并非美国领导力的唯一来源，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来源。美国的领导力来源于它的政治和个人观念，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具有吸引力。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在将选举视作政府合法性来源上的强烈认同，几乎每个国家现在都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就如同每个国家都必须在宪法中做出保护个人权利的承诺一样，不论他们是否履行这些承诺。
同理，推崇科学理性的进步观念，以及通过科学发现带来人类状况稳步改善的核心原则，令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马克思所述“内在矛盾”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的挑战。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进步也与个人权利的概念息息相关。虽然中国共产党将这些权利和价值描述为西方观念并强调其不适用于中国，但这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类似于苏联加入《赫尔辛基协议》后的紧张状态（译者注：1975年8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安全与欧洲合作会议上，在合法化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同时，确定了包括“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良知、宗教和信仰”在内的十项原则，包括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内的东欧阵营领导人均签署了该协议），从而加速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侵蚀。
中国在进步和普世价值上的矛盾立场（及其专制做法）在扩大其“软实力”方面造成了困难。列宁主义对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没有吸引力。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循环自证的独特解释，包括遗漏在中国之外广为人知的事件，都会影响其信誉。对有关事件讨论的抑制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让好莱坞电影中描绘的中国更加积极（中国本土电影产业并没有报之以礼），但在其他方面适得其反，例如打压西方学术讨论的尝试。
中国的政策是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捍卫中国主权服务的，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回归全球主导地位的期冀的影响。对于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侵略，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复仇心理，属于受害者思维阐述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旨在赋予其合法性并转移任何推动政治变革的意图。然而，基于民族主义的叙事对外国观众几乎没有吸引力，伴随的受害者思维也是如此。中国施加影响力的最有效工具是金钱和胁迫（例如威胁通过提高经济壁垒进行报复），虽然中国经常使用这些手段，但效果终归有限。
一场不可避免的双输竞争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它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起到主导作用，但有几个因素限制了它的影响力。在一个民族主义抬头的后西方世界中，基于中国民族主义（而不是普世价值）的政策无法吸引全球受众。金钱和胁迫至多只能部分弥补这个问题，现在判断像一带一路这样的举措能否创造一种强化中国影响力的新政治动态还为时尚早。中国可以在独立、富裕、强大的同时不造成东西方对立，但这需要中国共产党看待国际事务的思维发生重大变化。
上个世纪，美国将自己视为民主价值的典范与捍卫者，但在过去18年中，他的全球影响力逐步下滑。美国缺乏一套应对转型中世界的战略，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视作连续三任总统的大型车祸现场。那些对此评价提出异议的人应该自问，2002年开始在中东和阿富汗耗费数万亿美元的干预，是让美国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了。摆在中国（以及美国盟友）面前的问题在于，这是反映了美国政体的一些系统性缺陷，还是一连串不良决策造成的后果。
这是影响中国崛起方式以及国际秩序重塑的几大交叉趋势之一。西方关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观念，正受到专制政权和诞生自互联网的令人不安的政治力量的挑战。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现在正面临挑战，包括针对全球主义的逆流，就业和移民上的负面影响，目前形式的民主政府无法确保公平分配财富等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对这些危机的反馈催生了再次抬头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而阻碍任何国家维护国际秩序的努力。互联网加剧了这种趋势，但我们不应假设这些条件将永久存在，因为民主国家拥有自我重塑的能力。
工程学上会将这种多重趋势的交叉称为“应力点” ("stress point")，即最容易发生断裂与失效的地方。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随着各国适应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以及治理互联网方式的改变，我们将迎来动荡的十年。在评估技术实力时，政治变革很容易被忽视，在治理方面对中国的评估似乎可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但具有更大灵活性的美国若能重新定义其政治和国际角色，就可能会比中国更好地应对这些压力。中国已经回到了世界舞台，但它的发展轨迹及其将扮演的角色仍然不确定。
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经历了整整50年持续加剧的不稳定性后，国际社会终于下定决心，要发展一套旨在创造稳定并基于制度、规则和合作安排的体系，但不幸的是这都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在被技术、贸易和数字网络重塑的环境中重新定义国家和人民该如何互动的压力再次涌现。美国可能是暂时拂袖离开了世界舞台，但中国政策中的矛盾，例如在宣扬捍卫全球主义的同时积极奉行民族主义政策，放慢了中国取代美国的步伐。这造成了中国内部和外部信号之间难以弥合的撕裂问题。
中国媒体宣扬的信念——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中国不再需要美国或西方——可以休矣。事实上，中国和美国的企业需要彼此，但中国对美国（及其掌握的技术技能）索求的更多。最好的结果是建立在互惠和诚信基础上的新伙伴关系，但中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部分出于它对自身崛起不可阻挡的心理预设。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领导地位首次遭遇挑战时（译者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苏联分析人士曾称，“世界大国的关系均势从根本上倒向了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则遭到了震慑”（语出1975年Yevdokim MalTsev著《用列宁主义概念为社会主义正名》）。而历史证明，他们错了。虽然中国不是苏联，但在评估中国的崛起时，我们必须要问，中国崛起必然性的预言，是否忽略了过去两个多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周期性；在既有政治经济范式失效并导致政权倒台和经济崩溃后，从旧制度的废墟中一定会诞生出崭新的思想和经济的复兴。
篇幅等原因有删节。
来源：Lewis, James A.,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China, CSIS, Nov. 30th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