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印象中见过周其仁三次，一次在北大，一次在科斯 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新书分享会上，一次在美国大使馆签证处。今天再次读到2014年发表的《南方人物周刊》人物稿，才意识到周其仁也已经有70岁了！

周其仁（1950年8月7日－），上海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有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与管制、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货币与金融等。周其仁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方面的重要学者，2011起兼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在北大曾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生于1950年8月，1968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插队落户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在农场呆了10年，其中七年半在完达山狩猎。并在插队期间结识朱嘉明。

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在此期间遇到了“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并参与了对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调查。1982年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1989年到199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访问。1991年秋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96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著作

《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世事胜棋局》

《挑灯看剑》

《中国做对了什么》

《病有所医当问谁》

《城乡中国》

《突围集-寻找改革新动力》

《产权与中国变革》

《改革的逻辑》

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徐琳玲

受访人/ 周其仁 ，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撰稿/徐琳玲（南方人物周刊）

来源： 《南方商业周刊》（2014年4月17日）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1990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曾撰文回忆，1993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

在80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忆起当年开会讨论的场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长的何道峰笑出声来，“我后来和他开过玩笑，说他光做学术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别的地方，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鼓动家。”

在这一帮老同事们看来，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当时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的蒋中一说，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乡不平等问题的人之一。“大概是83、84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已经完成，大家在讨论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内部讨论得很热烈，观点很多。他们几个人就提出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认为户籍制度把国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组提出的另一项更重大的议题是：改革已存在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在被饥饿记忆缠绕着的共和国史上，粮食问题一直被视作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蒋中一说，当时许多中央部委包括农业部、商业部、计委的一些司局长们都有抵触，“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坚定地认为粮食必须进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们问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难道粮食这种东西没有商品属性么？”

周其仁后来回忆，他们那个小组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一起跟进的还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杜润生的肯定下，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双双派出秘书上山听会。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让他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送上专列，他才知道中央领导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一开车，总理就召集开会，谈着谈着，他让“农口”来的小周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1985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当年，我们有幸接触的到那些很会听的领导人。”

回顾过往，戴小京说：现在当作一般常识来看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路都有争议，“也许其仁那时候就预测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1986年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记录他们那时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否者“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一旦重建这种权利，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将需要全盘变革。

归国10年后，周其仁从2007年起又一头扎进老本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地调查研究，试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变革现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在中国近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市民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2004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人民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说起和周其仁调研的经历，自称外行的北大学者薛兆丰会频频使用一个词——“厉害”。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原因之一是问题本身会激发他无穷的精力，他只会关注激起他兴趣的，然后就抛开一切，抓住问题的本质。

2009年，我曾和其仁一起到内蒙古做一个和食品安全相关的课题调研。白天，我们跑到养牛农户那里做调查，当时室外是零下二十多度，养牛棚里也有零下十多度。我们都想的是问几个问题就赶紧回车里。结果，他拉住农户，在养牛棚里不停地和他聊，不停地问。

这里也有他的语言天赋，他好像什么方言都听得懂。还有钢铁一样的肠胃，什么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白天的调研结束后，晚上回到住处。他先召集同学们坐下来开会。等会结束，差不多已经快晚上11点了。他还有一个客人来访，等到来访已是凌晨1点，他们还在那里聊。我们都累了，同学们也累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两眼放光。

他每天见很多人，名字，官职，来自的组织和部门，很多信息的碎片。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些碎片缝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调研能力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得到的。

在北大国发院，愿意跟着周其仁出差做调研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排上一个长队。薛兆丰形容：“只要他愿意带，一招手，学生们都会乐意放下手头所有的事，跟着他跑，去给他当助手。”

国发院一些学生毕业后留学国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名校。每年12月，北美那边一放圣诞假，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跟着周其仁做调研，一直待到假期结束前一两天才请假离开。

“我跟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在走不同的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路）了，在美国用数学公式写论文，有导师，还跑回来跟周老师做农村调研干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这样跑跑很有启发。”

关于如何做社会调查，周其仁可以给新闻记者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们上几天几夜的精彩课程，关于他的调查法则，他遭遇的故事和人……

我是不会喝酒的。但喝酒这个问题，我已过关了。最早时候在安徽做调查，农口喝酒的风气很重。因为一到基层，你不跟他喝酒，他就不好好跟你聊天。我是真不会喝酒，同时我也不喜欢，耽误时间。他们中午喝酒，喝了后下午就没法好好跟你谈了；而且那个氛围，你要不喝酒，你很难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曾是我的很大问题。

后来，我找到一个法子。当时我们所里有一个计算机，上头连着一台小打印机。我就打了一个图，放在衣服口袋里。一到喝酒的时候，我掏出来，说你看，这是我的心电图。在场的人一看这个，算了。等时间长了，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人是真不会喝酒。

你如果有问题意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门钥匙。你跟他讨论，利用那套发问的办法。很多人觉得他虽然在这地方待着，有些事情他也不了解，你把他问倒了，他就很有兴趣给你聊下去。

我后来发现，你探察世界的这种好奇心本身也会感动一些人的。其实，人多多少少都对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有一点好奇心，也有兴趣想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发现，所谓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探索过程，大家一起来“缝”，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我们一起把这个图像给缝全了。

很多人说，你怎么那么会跟人聊，怎么到哪都能问出问题来，人为什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自己心知肚明，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异功能，就像驾驶员一样，你是飞过一万小时的人就多少不一样，你再聪明，再伟大，再天才，续航时间不够就差点劲。

这首先是一个态度，你如果真想弄清楚事情，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当时在杜润生那里，我们小组里就这么一句话：不是什么能力和智商高低的问题，你就是续航时间不够长。在农口当年，我们每年多少趟出差得出去跑，这个没什么窍门的。

一旦你对中国社会真正深入进去以后，它的方方面面都会展现在你面前。如果你像一个挺纯真的青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看和纸面上不一致就一惊一乍。人家不敢给你讲了。真实的社会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如果一个事情不是个别的，就是系统里头有问题。

总的说来，我对哪类事情比较有兴趣呢？就对“事与愿违”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你说搞人民公社的出发点不好么？毛主席当年就是想把农民穷成这样？我不那样认为，他领导这个国家，怎么会要那样的结果？问题是经济规律。

等你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以后，实际上所有的当事人在某种程度获得一种解脱、解放。这就是体制改革，否则就变成对人的改造。人是很难被改造，所以我们说“文革”是个狂妄的年代，以为可以改造人。等游戏规则改变以后，人的行为就不同。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和本刊记者讲起一桩往事。2000年左右，有关方面组织了几位如今都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去横店做调研。汪丁丁是调查报告的审阅人之一，那时他还不认识周其仁，阅读中，他被一份深入透彻的报告所吸引，大呼精彩。后来得知：有几位学者转了一天就回北京了，只有周其仁在那里蹲点了足足10天，访问所有重要当事人，还泡在档案室里一份份读院士记录。

提到这些年国家机关盛行的调研风气，周其仁忍不住批评了起来，“离当年农研室差个十万八千里”，“哪是在调研，他们是巡视，对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没兴趣，感兴趣是到底摸准上面的心思没有，看能不能迎合。”

他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调研“口碑”，恪守保密原则，远离聚光灯。网上流传他的照片，大多是他在各种研讨会现场的抓拍照。他喜欢人家不认得他，交谈起来才自然。

走另一条制度经济学研究路径的汪丁丁一直鼓励北大学生去跟周其仁学习做社会调研，希望看到有谁能模仿到他。“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学成的。”

汪丁丁对周其仁在社会调查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他甚至认为，周其仁已超越了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因为费老的‘乡土社会’基本是稳定不变的，而其仁后半辈子调查的是急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多么困难！”

大约2003年前后，两人在西湖边有一次对话。“我让他注意身体。他回答我说：丁丁，大多数省份和企业是我以前就拜访过，可能拜访过多次。但是变化太快了，几年不去就要再拜访一次才跟得上变化。”

汪丁丁视周其仁为兄长。除私谊外，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其仁的感受中感受了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其仁的感受，总是比任何人都更贴近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微妙”的逻辑与艺术

在和庙堂咫尺之遥的中国经济学术圈里，周其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譬如，他是一个较少挨公众骂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譬如，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却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所倚重的学者，陆续担任过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发申委委员等“显赫”要职；譬如，他和权力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和新一代的“他们”之间有某种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拿他和动则犯“众怒”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茅于轼、许小年等相比。他和这几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讲起话来有所不同。而与一些曾为政府政策“背书”的“高参”学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独立而赢得了认可。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圣经》“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来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马太福音》，耶稣在打发门徒外出传道、治病赶鬼前，勉励他们要像鸽子一样良善温柔，又要像蛇一样讲究策略。

听过周其仁讲座的人，多少领略到其话锋的犀利。他也承认，自己的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差别很大，“经常自己的一篇讲话稿也会改上一整天，可能这也是个坏毛病。”

在他不温不火的文字中，你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商榷”针对的是哪一类观点、哪一些人。

周其仁说，自己只追求“把话说准”。

“什么叫分寸感好？”他略有几分抵触，“所谓分寸感好，一个是说你政治上的谨慎，一个是把话说准确。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把意见讲过头，就不会引起注意，我认为这有点偏颇的。问题是你说话到底准不准？”

和周其仁共事4年的学者薛兆丰用“subtle”（义为“微妙”）来形容他的语言风格。“为什么各方面都会买他的账呢。一是因为他的观点都是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的，这是最强大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微妙。”

“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中庸，他只是subtle（微妙）。”薛兆丰笑着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要‘说得通’。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方的力量在博弈，这些你都不能忽略，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所以，他会表达得很微妙。”

这样的微妙，自然不会让媒体觉得“过瘾”，因为“不够刺激、不够非黑即白”。

如果把这种“微妙”，仅仅理解为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那可能是对周其仁的一种误读。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自由派学者告诉记者，周的特点是不说“正确而无用的话”。“就是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大家都知道正确的方向该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去做到？”

“譬如谈土地私有制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已经这么久了，把已经公有化的土地再长期承包给个人或家庭。这中间的过程太复杂了，涉及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很多学者，包括我，都没有这个耐心，什么增减挂钩等等，光这些名词已多得让人头晕，算了，我就登高一呼：就是要搞私有化或者私有制。反正，方向是对的。”这位学者说：“只有周其仁有这个耐心，具体地去看怎么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去做。”

2010年，周其仁带领的国发院综合课题组总结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经验，出版了《还权赋能》研究报告，随后引发了他和湖北“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关于土地私有的持续论争。争论中，贺批他以给农民“确权”（确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的含蓄说法，实质是主张“土地私有化”，是“假不懂”的深谋远虑。

“我哪里会有话不全说出来？”周其仁辩解说，“我当然知道清晰到家庭的土地产权的含义，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

19年前，周其仁就撰写了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对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权变化进行了研究。

1950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年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时隔3年，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60条》，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甚至连宅基地都一并收归集体所有。

为了搞清楚当年这“一放一收”是如何完成的，他曾查找到历史档案。当时，集体化工作队动员的时候说：这个地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分的，现在毛主席又要求集体化，你不拥护，就把你的土地收回。

“所以，他的观点是：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维护的一种权利。如果缺乏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的自由，没有长期的演练成为普遍的行为习惯，仅仅通过一场政治运动来赋予的‘产权’，它注定是非常不稳固的。”薛兆丰分析说。

如今致力于农村扶贫公益事业的何道峰说，农村目前的贫困化和现有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近十年。“我同意周其仁主张的土地确权和私有制。但再往下走，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俩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他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当然，这会涉及一整套有关城市规划、行政、税收的法律制度。

相比较，周其仁的观点似乎要更保守一些。“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发一个文件或者做一套新的产权制度。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来一个开明婆婆，往这个方向改；明天再来一个保守婆婆，往那个方向改。”这样变来变去，人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也将更变异。

“让一套产权制度在社会当中慢慢地磨，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博弈，慢慢地成型，成为习俗，变成所有人的习惯，然后用好的法律把已成事实加固下来，而不是重新去打造一个新世界。”

什么是他主张的“渐进”路线呢？

三十多年前的“包产到户”，是把耕作权给农民；接着，是把经营权、卖粮食的权利还给农民；然后再是土地承包的转让权。最后，一套日渐完整的土地权利就还权赋能了。“眼下这一环节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问题。慢慢来，不要着急。”

采访中，汪丁丁说自己更愿意用“判断力”来定义这种“分寸感”，“就是康德反复强调的判断力。”

“其仁对中国政治有极好的判断力。在康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传统里，可称为实践智慧。既不是单纯的实践能力，也不是单纯的思辨能力，而是两者的适度结合。其仁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已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质。”

在汪丁丁眼中，周其仁是他认为具有出色“实践智慧”的两位友人之一——另一位则是新闻界的胡舒立女士。

猎人的枪声

不温不火的周其仁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那是10年前引发巨大舆论风暴的“顾郎之争”。

当时，媒体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说法极力渲染、推动这场风波。

在《经济观察报》上，一向以“不爱赶热闹”婉拒媒体的周其仁以《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为题，用自己从1996年起对三十多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为经验依据，对郎质疑几家上市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方法、数据、逻辑等等漏洞进行了全面的批驳。言辞之尖锐犀利，令许多熟悉他的风格的人大感意外。

“太精彩！其仁那篇是那场论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说：“大概是他这辈子火气最大的一篇。”

一位接近主流经济学圈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噤若寒蝉，因为“谁敢批郎咸平一句，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网上的愤青们骂臭、骂死。张维迎素来是这样的脾气，周其仁火气这么大，倒有点意料之中的意外。”

周其仁后来几次反省，说自己那回写得太冲了，“没控制好”，“情商有问题。”

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学生说，看似温和的周老师“骨子里是一个很孤高的人”，对自己认定的理念相当坚持，其实从来不怕得罪人。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此事在农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传开，令一干亲历过政治动荡和世态炎凉的当事人颇引以为傲。一位农研室的旧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常和其仁见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价值观是相同的。”

2005年，一位晚年居住在富强胡同6号的前国家领导人去世。周其仁闻讯后当即赶往杜润生家，正好老人家要赶去吊唁，临行叮嘱他得写点东西纪念首长。在前领导人去世一周年，周其仁以当年直接的接触为据，撰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后在网上广为转载，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公道自在人心。我当时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连党员都不是，是改革的浪潮让我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应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把当时的东西写下来。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回去打猎。”

光阴苒冉。90年代后，当年的小伙伴们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经商，其中有不少如今活跃在舞台的中央。仅周其仁所在的研究小组，就走出了多位如今在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高官，其中有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从来没发现其仁有任何拉帮结伙的迹象，他也从不加盟他们中的任何派系。”汪丁丁说，“朋友们议论过其仁不像上海人。这是褒意的评价。据我观察，其仁在待人接物上始终是清清爽爽（沪语，意为干干净净） 的。”

在两种力量之间

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会前，他让助手写信邀请周其仁写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缘由是——“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

在这篇后来影响广泛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周其仁提到产权理论在中国情景中的应用——“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尽管科斯的理论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周其仁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

“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也不怕，中国的改革已经预备下一贴可用的解药。”

历史的机遇，让周其仁这样一度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有幸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决策。那么，如何看待80年代那场改革的缘起和发展呢？

周其仁说，回头再看那被评价为历史地位很高的5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是用来教育干部的。“你说包产到户是农研室发明的？是杜润生发明的？是人民被逼得饿得不行了，活人不能活活就这么饿死，总得找个办法吧。”

“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仅此而已。

这也是他最为推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经验”的理解。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到所谓的“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但是，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也是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在为“中国往何处去”忧思一片的中国思想界里，这也多少解释了周其仁对未来的乐观——一旦现有的游戏规则“摆不平”，底下自然会冒出来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办法和创新。

“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至始至终抱有怀疑。“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在芝加哥开完“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的第二天，周其仁坐着国际航班赶回了国内。在成都，一场以“确权”为基础的城乡统筹土地改革试验正在进行中。

2007年，重庆、成都两市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次在成都开会的机会，使得周其仁对那底下发生的事产生兴趣。他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得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重视。

2008年10月，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土地交易所在成都挂牌。

在过去5年中，他带领国发院的课题研究组，对成都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进行蹲点调查，跑遍辖下各区市县，与官员、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商人等进行了几百次的座谈，同时参照了重庆、长沙、嘉兴、深圳、北京京郊等8个点的调查研究。

成都郫县的“占补平衡”做法，柳街设立解决土地确权纠纷的“长老会”，民间商人自办蛟龙工业港的创新和经营，三道堰的小城镇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的制度创新，锦江实施的集体土地的招、拍、挂……各路人物在底下进行的土地流转的“大开练”，让周其仁兴奋不已。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突破路径。

亲身见证过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他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参考文献：马国川，《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中国做对了什么》；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 》。）

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

作者：周其仁

一年前（2005年－－编注），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的当天，担心杜润生老人家受到过大的刺激，我就到他家看望。当时杜老夫妇已经打了电话，要去富强胡同6号吊唁。老人家行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嘱咐说，写一点文字纪念赵紫阳吧。

我默默无语，不敢接半句话。赵紫阳先生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一位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有历史性贡献的伟大人物，怎么就轮到我这样一介书生来写纪念文字呢？

回想起来，实在是机缘巧合。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因为下乡已经10年，对农村实际生活有了观察和体验，脑子里也存下许多挥之不去的问题，所以凡脱离实际、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自己的兴趣。

当时的大学里，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应该不少。其中气味相投的，就常常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在一个跨专业的读书小组里，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没有料到，小组的一位成员、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之子－－编注）早就认识当时的国家农委领导人杜润生，并把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转述给杜老听。更没有料到，杜润生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

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1981年夏，包括北大、北师大和人大学生在内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到安徽滁县地区调查，介绍信和出差经费就是国家农委提供的。

滁县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摘要刊登在一份内部简报上。赵紫阳看了简报，批语说这份调查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谈到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并以农村发展组为例，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选出500人来参加工作。

因为赵紫阳的这个讲话，我们尚未毕业就已经被“分配”－－农村小组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业务上受杜润生指导。

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身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各种程序都过了，杜老精心修订文字，然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没有资格过目！

正是那种重实际、少禁忌的氛围，才让我有机会见识到赵紫阳作为经济领导人的卓越和魅力。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1981年底起草第一个中央农村1号文件。当时的背景，正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从非法转向合法、从落后边远地区向全国“蔓延”的关键时期。

但是在官方政策方面，上一年中央75号文件刚刚划定的界限－－仅仅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究竟还要不要突破？怎样突破？

那时，赵紫阳正在黑龙江考察，传回来一封信，认为实际经验表明，即使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建议不再按发达、落后地区划线，而是统一承认农民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

杜老向文件起草班子传达了紫阳的意见，在新文件草稿里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合法性，并针对农民怕变的担心，宣布新体制“长期不变”。当时，中央总书记是永远充满理想和激情的胡耀邦，分管农村工作的是主持过安徽农村改革的万里。

“胡、赵、万”三位领导联手，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给农民自发创造、屡起屡背的包产到户，举行了一个普遍合法化的奠基礼。

从那之后，多次听杜老转述赵紫阳关于农村和国民经济的意见。每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也是请紫阳讲话或由他接见各省参加会议的领导。另外，也出席过几次由紫阳召集的会议。

说来不好意思，自己从来没有养成做记录的习惯，所以当时虽然听得认真，但今天留在脑海里的只剩一个整体印象－－紫阳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一丝一毫“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紫阳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

他似乎是一个把是非问题转化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则问题吗？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大是”站不住，吵一万年也对国计民生无益。

如果有机会靠近赵紫阳，你对他的风格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觉。我的第一次机会是1984年秋，有一天突然得到通知，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到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把我送上专列，才知道这次是跟紫阳到山西大同调查。

专列刚刚启动，警卫参谋就急忙通知到会议车厢开会－－说这是赵紫阳多少年的习惯，火车一动就开会－－我进去的时候，情形有点尴尬，因为总理和计委、煤炭部、铁道部的领导已经坐定，就是我这个农口来的后生迟到了。幸好赵并不在意，示意我落座，继续讲他的话。

赵紫阳开始交代此次调查的意图。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调查山西大中型乡镇煤矿的生产潜力。为什么国务院总理要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原来当时煤炭供应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瓶颈”，而增加煤炭供给的关键，是增加铁道运输能力。如果提前完成大（同）秦（皇岛）铁路的双线项目，晋煤外运的能力就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生产“以运定产”的局面就可以改观。

但是，当时国家投资的盘子就那么大，如何筹措投资大秦铁路的资金？赵紫阳提出了一个他的构想，就是把国家对山西煤矿的投资省一部分下来，集中于铁路。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发生一个新的危险，就是铁路外运能力提高了，但煤炭生产能力下降，结果顾东失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这位国务院总理开始打乡镇煤矿的主意。当时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已经进入煤炭行业。乡镇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靠赢利预期的刺激，就可以动员非国家资本搞起来。根据报告，一部分乡镇煤矿已经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潜力可观。但是因为事关重大，赵紫阳要亲自去看一看。

赵一边讲他的考虑，一边与随行的部门首长交谈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同部门的影响明显是不同的。铁道可以得到追加的投资，拥护这个构想没有问题。但是对煤炭部门，减了国家投资不算，还要对煤炭供应的后劲负责，顾虑当然不少。不过，当着总理的面，大家讲的都是顾全大局的话，“部门利益”深藏不漏，话里有话地在那里“过招”。

研究中国经济的，不会不知道“部门所有制”这回事，但是从文本上看概念与真刀真枪“观战”，感受完全不同。我当时看紫阳对付这些事一点都不费力。他可不是靠总理权威，而是凭对情况的熟悉和思路的敏捷，常常你刚刚提一个头，他就讲出很多例证，把你拉回到他的思路上来。

难免也有“卡”住的地方。这时候，赵很懂得转一个话题，轻松一下气氛。比如他会看着车窗外说，这条线路从来没有走过，回来最好安排白天走，看一看。或者提一个细节问题，让行家有一个说行话的机会。

完全没有想到，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他会问“小周，你怎样看？”－－我一直做落手落脚的农村调查工作，对乡镇企业仅略知一二，但是如此专门而又重大的经济问题，从来没有碰过，怎么答得上来？

总理看我说不出话，就像老师看见一个考砸了的学生一样，宽容地补了一句：没有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那你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经他这么一提点，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到总理专列上来。原来个多月前，百十位中青年聚会浙江莫干山，集中研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记得会议分了六个组，分别讨论宏观稳定、价格改革、国企转型、对外开放和农村经济等专题。那是一个北大同学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旗帜的年代，人们都觉得应该对这个开始大有希望的国家尽一点力，使她变得更有希望。莫干山上，大家不分白天晚上，一连几天吵呀吵的，终于形成几份改革建言。

没有人知道，赵紫阳会派他的秘书李湘鲁、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会派他的秘书孔丹，双双到莫干山听会。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各小组代表到大会发言，汇报形成的思路，交叉提问，互相吸收意见。然后，会议通知几位发言代表，下山到杭州向正在浙江考察工作的张劲夫汇报。因为农村经济组的发言人是我，所以也就跟他们一行下了山。

轮到我汇报，主题是包产到户后的农民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势必与才开始酝酿全面改革的城市发生矛盾。其中牵一发、动全身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肯定守不住，但市场化之路怎样走得通，是棘手的挑战。

对粮食问题，我们那个农村研究组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后来跟进的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后来得到杜润生的肯定，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基本想法，是政府对城市粮食供应的行政责任，要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和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下来。政府必保的部分，靠农民上缴实物税满足。这部分的总量逐年减少，余下的部分就开放市场，激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并提高农民收入。

我们还建议政府在过渡期的供粮责任，分中央、省区两级处理。中央政府只负责最必要的部分，其余全部落实到省区，实行省长负责制。

考虑各地情况的差异，建议给地方变通处理的权力－－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可以允许农民交货币税，就是说，种经济作物赚了钱的农民可以交钱到产粮地区购粮交任务，以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刚刚讲了一个大概，张劲夫就站了起来，一边在会议室里转圈走步，一边不断地提问题（孔丹事后告诉我们，张劲夫的特点就是听到令他兴奋的意见，一定站起来边渡步、边发问）。

我们当然听说过这位财政部长出身的中财秘书长的思维慎密过人，但没有料到他可以一口气提出二、三十个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有意思的地方是，张劲夫发问时不怎么看你，等到问题倾盆而出，他就站定在那里双目逼视，等你回答。

没有谁可以救你的。好在我们自己对这个粮食问题吵过多日，算是下过一点功夫；也曾经向杜润生、田纪云等作过汇报，受过问讯和诘难。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回应：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重要，是否先让省长们去对付？中央政府就是把大框子划定，然后跟着看，肯定高明的，批评愚蠢的，也帮一把那些不能对付的，看看能不能把这条路走通。

这回张劲夫没等我说完，就大声连说两遍，“好，把这条路走通！”大家一起笑了起来，知道农村组的汇报算是过了关。从张劲夫那里告别时，记得李湘鲁在门口问过一句什么时候回北京。莫不是他推荐我把粮食问题的意见直接向紫阳报告？

听到总理问粮食体制，我总算可以讲出话来了。不过还是有点紧张：他的秘书长就那样厉害，现在他亲自问，岂不是还要更加厉害？好在赵紫阳听得轻松，我只汇报了几句他就明白了大意，然后边听边插问。

他的问题比较好应付，因为真的不是问我，而是问他自己－－你只要不做声，他一定自问以后就自答。过一会，换一个角度又问，把刚才的结论修订那么一下。这样的汇报很过瘾，因为你似乎可以“看见”赵紫阳怎样形成他的思路。

我很快发现，赵紫阳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是务实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了－－能下手做的事情，他才有兴趣；正因为真的准备要做，所以非仔细推敲不可！

这与后来我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才不会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

那天专列上赵紫阳问的最多的，是怎样分步、分级限定政府的供粮责任。这无疑是从统购统销体制里走出来的关键。至于政府责任范围以外的粮食供销，我们不过原则建议“靠市场机制调节”，但怎样一个“靠”法，究竟是不是靠的住，以及万一靠不住怎么办，就付之阙如了。

赵紫阳可不放过这一点。对他来说，老体制不是靠推理推掉的，新体制也不是推理推出来的。新旧之间，必须切实找到过河的船或者桥。记得他不断问，什么是你们讲的粮食市场？一些地方是粮食销区，另外一些是产区，产销之间怎样连接？出现了缺口怎么办？难道粮店可以挂块牌子说“今日无米”？

眼看总理自己把问题提到了几乎无解的高度，我心里想这件事情大概搞不成了。是的，粮食统购统销几十年，哪里有一个可以把一亿多农户与几亿城市工业人口连接起来的现成的“粮食市场”？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先是满足农民自食（过去是农民自己吃不饱还要完成上缴任务），然后主要靠国家“加价增购”消化，真正的粮食市场时开时闭，规模相当有限。

我们主张逐步缩小政府供粮的比例，正是为了放出一个粮食市场来。你还没有放，从哪里想象出一个可以有效运行的粮食市场来呢？

赵紫阳自己出难题自己解。问来问去，他看在场没有一个人接他粮食问题的话茬，就讲了一句：看来，还要搞合同制。他的意思是，国家在逐步减少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可以与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而粮食的销区与产区之间，也可以签订粮食购销合同。这就是说，依托合同制来发育全国粮食市场！

这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想法。因为“合同”不是强制的上缴任务，买卖双方可以议价、定量；同时，合同又要事先定，不是完全的事后调节。其实，市场经济的骨架就是合同，就是靠合同才得以完成惊人庞大的商品供求。这些认识今天没有问题，可那是1984年！

是年年底，赵紫阳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专列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工作人员告之，到了大同以后，地方上很多领导要来，赵总理就不可能再与北京来的同志多谈，你就跟着看，有意见回程火车上汇报。警卫还给每人发了一枚小徽章，宣布考察期间佩带这枚徽章， “总理看到哪里，你们就可以跟到哪里”。接下来的几天（似乎是三天），赵紫阳在大同市的五个县看乡镇煤矿，果然再没有与我这个“跟班”的谈话。

印象是，这位总理精力过人，从早餐开始，就不断地提问题，讲想法；出门上了中巴，也是一路看、听、问；到了考察地点，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集中。还有一点，赵紫阳深入实际非常自然，到了当年那些乡镇煤矿，一定坚持下井看，也是一边走，一边谈；到达井底，就与第一线采矿工人交谈几句。

他可不是做一个“视察”的样子，而是真有问题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验证。几天时间里听赵紫阳讲了那么多话，全部谈经济，没有一句官腔党八股。

回来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白天走。离开大同的时候夜色很晚了，路上也没有再开会。他的秘书白美清先生说，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记得我回来向杜老报告赵总理关于搞粮食合同制的想法后，还真把这次“跟班”出差时的想法写了一份。赵紫阳看完，批给了山西省长做参考。

1996年我回国后有一次到山西，一位省领导说，我们知道你，那年赵紫阳批来一个件，就是你写给他的信。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不过作为一个学经济的，难得有此机遇亲见一位真正的经济高手，能够把现象、问题、构想、检验等做浑然一体的处理，有一种经脉被打通的感觉。回想起来，情形很像一个受了教的学生，想法再幼稚，也要拿出来向老师表演一下。

大同之行回来以后，再一次面见赵紫阳是1985年的8、9月间。地点是中南海赵紫阳办公的地方，时间就是一个多小时。那天集中谈粮食问题，受召见的是三个年轻人，罗小朋、刁新申（这两位90年代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师从拉坦教授，成为农业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顶级专家）和我。

谈话的背景，是从1985年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制后，出现了新情况，主要是粮食产区的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与销区签定粮食合同。销区供粮没有合同保障，迫不得已重新给本地农民下命令多缴粮食。销区一般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搞粮食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不肯就范。这样粮食全局就摆不平。

紫阳过问之前，杜老派我们到浙江等地做了调查，也做了分析，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出问题，但是因为1984年增发票子很猛，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产区粮农惜售。为此我们建议大幅度提高利率，认为只要通胀预期下来了，农民还是愿意卖粮的。短期内，减少的粮食征购任务加上库存，应该可以对付局面。

紫阳听得仔细，重点推敲两点：（1）通胀预期与农民惜售的关系；（2）征购任务究竟守多少（记得我们算的帐是1000亿斤）。其实我们知道，粮食从来是国民经济的“高压线”，经济问题与政治责任顶多只有一步之遥。当时因为粮食合同制的困难，紫阳作为第一线经济主管已经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是那天的赵紫阳，还是从容自在，集中于问题本身的经济性质和机理，半句经济以外的话题也没有讲。

第三次直接接触赵紫阳，是1986年春季。也是突然通知跟他去河南考察。这次的题目是横向经济联系，重点是看那些越出行政框架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联系形式。那次随行的还有田纪云副总理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国家体改委还有两位年轻人“跟班”。

赵紫阳还是那个风格，思维集中于分权改革后究竟怎样组织国民经济。他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突破行政架构发展市场联系。但是他绝不满足抽象的“市场”。他要寻找具体的“图像”，这就是分下去的权究竟如何通过跨县、跨市、跨省的“横向联合”把经济活动按照非中央计划模式再组织起来。记得那次考察也看了一些村庄，但主要还是看城市和企业。

这个题目，联系到一段公案。1980年代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走的是分权改革的路线。后来有一个批评，意思是赵热中于行政性分权而不是经济性分权。我认为这个批评的道理不充分，也不够公道。从道理上讲，传统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作为消灭私产后的一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特征就是以行政权约束竞争，或者可以说就是以行政权替代产权。在此体制下，行政权和经济权一体化，想分也分不开来。

分权改革是邓小平的发明，而在当时条件下，分下去的权当然既是行政权也是经济权。只有把高度集中的权力分下去，启动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包括以行政权从事经济竞争），行政与经济权利才有机会进一步分解开来。因为经验和逻辑都表明，正是那些重新划定产权、相应分开政企（经）的地方，经济表现要更胜一筹。先分权力集中、再分政企，是中国摸索出来的一条改革之路。

赵紫阳不是一个从概念出发的人。他贯彻分权方针很坚决，是要抓住那个差不多惟一可以在一个大国把计划经济改出来的机会。行政权和经济权混在一起放下去，当然不会没有行为的扭曲，当然不会没有代价。赵紫阳并没有闭眼不看分权改革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分权改革的后续路径。

记得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的构想（并在上海、山西安排系统的调查准备试验），后来又开启市管县、计划单列城市等体制试验，连同提出横向经济联合并亲自调查研究，一以贯之的意图，就是在分权改革的基础上切实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河南调查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记不得途中在哪个县市，听到河南省里的几位领导一起劝紫阳回家乡看看，但赵就是不答应。我开始以为是他怕惊动地方，但也注意到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赵紫阳失去了他贯有的谈笑风生。

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赵从来不回家乡，原因是他父亲似乎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抗战时还支持过共产党，不幸后来在当地的土改运动中，被乱斗一气后去世了。我当然无从核实领导人的家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段传说大大增加了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对赵紫阳务实倾向的理解。

早就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分工，一部分人管“方向”，另外一部分人管“产量”；一部分人批批批、斗斗斗，还有一部分人就不能不管国计民生。也许天性使然吧－－因为讲不出什么道理的－－我就喜欢赵紫阳这样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人，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真正的机缘巧合，使我在1980年代中有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的机会。当然不可能因此就对这位一定要被写进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共产党领导人，有比其他老百姓多很多的认识。赵紫阳留在我心目中的，永远是一个印象。

衷心直说，这个印象里没有一丝一毫“大官”的影子。他更像一个走经验科学路线的大牌教授，心目中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不是权位，而是“事实和包含在事实中的逻辑”。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紫阳平生倾心的事务，恰恰与十几亿中国人探索在新体制下扩大经济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这样一件事情密切相关。

（写于2006年1月17日，改定于2006年1月24日）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1950年生于上海，1968年到东北农场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大学期间进入国家农委杜润生主导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参与农村改革的基层调研工作。

大学毕业后，周其仁先后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

1995年底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聘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曾出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近年研究领域包括：产权与合约、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与货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