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们｜短篇小说

晚上，老公务员坐在客厅里。为了省电，客厅的灯没开。唯一亮着的是厨房的灯，那里是他的妻子，正在做饭。这样的场景，像极了他位于苏北农村的家乡：小时候，到了晚上，堂屋里永远黑着。阴凄凄的影子从堂屋里爬出来，爬到厨房门前，到蜡黄的光影前停下，饥肠辘辘的孩子们都待在那里……直到入伍，他才离开家。战争让他提了职位，辗转多处，他退了伍，落户市区，做了公务员。

住在同一座城市里的，是比他大了二十岁的哥哥——在家里排行老大的他也参了军，在军队里做过卡车车队的队长，退伍后，成了这里拖拉机厂的干部。除了哥哥，老公务员还有两个姐姐在乡下。他很小的时候，两个姐姐便已嫁给了同村的男人，绝少与家里来往。稍年长的姐姐没有生育，稍年轻的则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死于酒精中毒，另一个去了苏南务工，后来做了别人的上门女婿，没再回来。如今，她们依旧待在荒凉的苏北农村，身体衰老虚弱，务农之外，便是吸烟、赌博，还有酗酒——除非借钱，否则很少出现。于是，在父母去世之后，哥哥成了这位老公务员唯一保持了点联系的亲人。

而现在，他不得不去医院探望他的亲生哥哥，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从电话机上抬起眼睛，转而研究起床外的寒风与夜色——冬季，天黑得着急：墙上的挂钟刚指示五点半，天早已彻底地暗了下来；路灯黄色的灯光在雨后脏兮兮的窗玻璃上描出树木的轮廓；不时有汽车驶进居民区，车灯光又在这轮廓上再抹下一笔——如果不是等待着什么，他大概不会注意到这些。厨房里的声音渐渐响起来，他从沉思中稍稍回过些神，便催促妻子快点盛饭。他告诉她，中午的剩菜不必再热了。说完，他低下头，望向着自己叠在一起的大腿，皱着眉头，仿佛要把它们窝成一团丢掉。他看起来紧张极了，大概随时都会抽搐着跳起来——不止是因为必须探望哥哥，兴许也是因为明天的会议安排。他已经快退休了，比起例行公事、不得缺席的会议，更愿意待在家里侍弄花草。“饭好了没有”，他再一次催促着。妻子被催得有些不耐烦，便从厨房里转出脑袋问他怎么了。

“吃完了我去医院看一眼老大。”

“怎么了？”

“他们要让老大出院。”

说完，他没有做更多解释。妻子也没继续问，只是看着自己的丈夫，仿佛沉默的空气里有一大段补充。略微顿了几秒，妻子叹了口气，这才转回头，把叮叮咣咣的碗碟从餐橱里拿出来。他站起身，走到餐桌边坐下，继续一言不发。妻子来回端着饭菜，他也只是从紧锁的眉头下看着，倒是不再催促，但也没有帮忙的意思。

“孩子最近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他问着，边用手指缓慢敲击桌面，像只得了抑郁症的啄木鸟在工作，发出让人不舒服的“笃笃”声。妻子只是摇摇头，把自己的碗搁在餐桌上，然后坐下。而他则将双手握在面前摩了几下才放下，抓起筷子，心不在焉地开始吃饭。餐桌上方的灯洒下白色的光，淡淡地落在这对夫妻的身上。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他们吃饭的声音，和这声音的回响。他们的儿子在外上学。边上的陈列柜里，是他童年时的玩具。小时候，他总在吃饭的时候多话，父亲反复教育他吃饭时要保持安静，但并不能让他安静上一刻——如今，老公务员并不想这么做了。

小老头儿喝下小半碗粥，鼓着腮咀嚼着，发出清脆的咔嚓声。他木然地看着面前的那碗咸菜，又看了看对面的老伴儿。他想和她说点什么，可她专心地吃着饭，根本没在看他。他想说哥哥这次是自作自受，或者简化为那两个字——那是一种过于严厉地说法：过去，妻子总是告诫他，“他毕竟是你哥哥，不管有过什么样的矛盾，别那么没人情味。那些孩子呢，再不懂事，再不成器，出了什么岔子不也只能指望你么”。虽然他依旧觉得哥哥的现状是惩罚性的：他对父亲做了那样的事，最终还是轮到他自己了；但是，他却一点都没觉得讽刺，取而代之的，是沮丧，和一点恐惧——可能是妻子的说教起了作用；也可能，对父亲境遇的同情跨越了时间，又落在了哥哥身上。他用儿子的存在劝慰自己：儿子会很孝顺，而只要他孝顺，自己也就有了依靠。

从餐厅望向空旷的客厅，是沉默的黑暗。客厅的尽头，是另一间荡然的卧室。卧室的尽头，是那扇被肮脏的雨水和人造的光线们留下过涂鸦的窗户。窗下，是老公务员闲暇时照料的植物。不出两三年就要退休的他，需要为未来的冷清做一些打算。他买了两株兰草：虽然偶有新叶抽出，但它们从不开花。近来，兰草的叶子总是莫名其妙地枯掉，变成黄褐色——看到这颜色，公务员总是显得不快，那表情让他更老了几岁。他猜想那植物是缺少了什么，但他不清楚缺的到底是什么。养育植物方面，他一点也不在行。而兰草之后，他又买了两盆景天。可惜的是，景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它们肉质饱满的叶片总是掉，但又看不出什么异常。绝望的公务员只好把景天掉下来的肉叶放进兰草的盆里，怀着迷信般的虔诚，期待着一切好起来。而老天也很争气，没让他看到一点变好的迹象。回到家里，他总是一个人走进那间卧室，看看自己的植物，看看那张空着的床——那是儿子以前休息的地方，这些年的大多日子里，它都空着。

喝着粥，老公务员又从塑料袋里拿出个饼，费力地把它撕成两半，脸上日渐松弛的皮肤随着发力的节奏抖动起来。他夹一大团咸菜丢进碗里，一边吃饼，一边就着粥。妻子叫他少吃点咸的。他说着知道了，继续喝那漂满咸菜的粥。他当然知道，他知道：自己的血压很高，即便吃药都不能控制得很好；哥哥的血压很高，这次脑溢血和那就有关系；自己母亲的血压很高，那时候，她只是坐下来休息了下，便再也没有起来。他总说高血压是被儿子气得，而如今，儿子已经很少和他吵架了，他的血压还是不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浑圆的肚子的确与体检表上的高血压、高血脂相得益彰。但是，他并不担心——孩子很孝顺，不是么？懂得让着自己年事已高且血压已高的父亲，担心把他气死——想到这里，公务员感到了安慰，觉得踏实。

“你不吃了？”

妻子问他。他“嗯”了一声，便起身穿过客厅，走到门口。说着“早点去，早点回家洗澡”之类的。公务员从鞋柜里拿出皮鞋，打开厚厚的防盗门，把鞋轻轻掷在门外的地上。吃到一半的妻子放下碗，跟了过来，问着他要不要带包。老公务员摇摇头说不用。然后，他的妻子说：

“快穿鞋。外面那么冷，家里的热气儿都跑出去了。”

他只得出去，到黑洞洞的楼道里穿鞋，把门关上。世界变得模糊了，直到到了医院，才又能看清楚。

踩着踢踏作响的皮鞋，老公务员穿过住院病区漫长的走廊：走廊的两侧尽是门，有的开着，有的关着。他随意地经过了其中几扇门，挨个向里看了看：他的哥哥不在那儿，侄儿和侄女也不在。他有些不耐烦，可是门旁没有任何指示，有的只是让人眼花的数字。他根本记不得哥哥的床号，也不想打电话给侄儿和侄女。绝望之下，他来到护士台。白灯下，咨询台后坐着两个神情倦怠的护士，黑眼圈上的眼睛看着屏幕。老公务员扭捏地咳了声，她们才抬眼看他。他客气地告诉她们自己兄弟的名字。她们却只是面面相觑了片刻，又立即转过头问他：

“是哪一床？”

他束手无策地站着，手机讽刺般地振动了下。他在兜里反复掏着，才最后看到了侄女的信息——竟然只是问他到了没有。

“是那个住了一个多月的吧？”

一个护士问另一个。见自己的同伴点了点头，她这才又一次抬起头，对老公务员说：

“四十五床，往那里面走。”

老公务员顺着护士手臂的方向看过去：走廊在尽头分成两条。他还想再问问具体是那两条里的哪一个，可护士已经再次低下头应付自己的计算机屏幕，看起来毫无继续搭理他的打算。机械地道了声谢，他又无用地在护士台前站了会儿，果然没人再搭理他。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可算是知道了床号，也就够了。想着，越发迷惑与不安的老公务员便转进昏暗的走廊，继续在那些门与数字里找哥哥。他先是左转，看到门上写着“58床—60床”，这退休年龄让他打了个抖，老公务员继续向前望：“61床—63床”……不对。他停下步子转过身换了个方向，他催促自己走快点，他就是快不起来。

而那一端，在病房里，靠窗的床上，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正躺在（确切地说，是“被搁在”）医院消过毒的床单上，身上覆着层被子。说是消过毒，那床单和被子可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干净——好像只是把有毒的物质从这些物件里驱赶了出来，而它们，则转移了战场，在冬天冷清的空气里，凝结在那床上老头儿的身上。老头儿旁边的床空着，上面铺着整齐的被子，被子上是一则告示：已消毒，勿坐用。靠门的那张病床边搁着果篮和铁罐装的某种营养品，病人和家属都不知所踪。老人身边，是两男两女，都穿着臃肿的羽绒服，敞着怀，露出各自的毛衣。除了他们的交谈声，病房里并没有其它来自活物的动静。

“叔，你来了？刚给你发短信，问到哪儿了。”

其中年长些的女人把头转向病房门，老公务员正站在那儿。短暂的寒暄后。男女们的脸上露出了谦卑而试探的笑容。老公务员想开门见山地把事说清，奈何床上躺着的哥哥太过扎眼，他不得不先抛开身边的晚辈，走到床边。他打开床头灯，刺眼的荧光落在熟睡中老人的脸上，安详而可怖。

“医生给打过镇定剂了，醒着的时候痛得到处乱抓。”

年轻点的女人自告奋勇地加着注释；两个男人从刚才开始，就一直面色凝重地盯着床上的老人。公务员少少地掀起被子的边缘，看到哥哥的手脚都已经被结结实实地固定（捆）在床上——这显然是为了止痛——便又掩上。抬起头，看着眼前的侄媳妇，遗憾而又明显地叹了声。子女们像忽然被雪打了，表情更加哀愁和酸楚起来。老公务员不想把遗体送别仪式提前到这个晚上，会议的前一天；于是开始寻找哥哥还活着的证据。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哥哥露在被子外的手里，攥着弯弯曲曲的塑料软管。尽管这玩意不值钱，这垂死的老头儿仍然牢牢地抓着——一如既往。软管里，流动着据说是营养液的清亮溶液。按照医生的说法，它的成分和我们从食物里吸收的东西一样。所以，只要每天从静脉里滴注两袋进去，即使不吃不喝，也一样能活下去——但也仅仅是活下去。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老公务员大概不会相信；如果躺在床上的不是哥哥，他兴许还会为科技的进步而礼节性地鼓个掌——比什么“表彰大会”好得多。

老公务员有那么一会儿失语了。他准备的官腔意外地失了效：“会议”比预想中要费力。事实上，小老头儿越发地觉得：一切都比预想中费力，或者说比过去更加费力。曾经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现在却不得不亲自前去；曾经只需要亲自去了就能解决的事，竟然也变得破费周折……而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小老头儿自己也记不清楚。

有那么一会儿，没有人说话，这个城市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在说话。寒风凛冽，萎缩的叶子摇摇欲坠地挂在枝头，总是睡不着。桔黄色的灯光落在梧桐依旧粗壮的树干上。灯下，环卫工人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载满了人们再也不想看到的垃圾，在满是沥青补丁的马路上爬行。路边是残缺的砖墙，漆皮掉下来，留下时间的广告。墙内，是被拆毁的废墟，砖块散乱地摆着，边上是待命的钢架。无主的狗颠颠地跑过，穿过马路，钻进蛇行的小巷：两边的红砖平房，是死者的家。巷口是一家寿衣店，卷帘门上，是撕掉的小广告，还有新贴上的小广告。整个城市只有一个人在走动，他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干瘪的身体摇摇欲坠，他扶着铁架，上面挂着一袋不知名的药水——救命的药水，生命的乳汁——他的静脉吸食着它，甘之如饴。他透过那药水看着走廊的灯，他走着，墙壁、门、护士台、抢救车……在他身边摇晃，还有走廊尽头的光——医院对面的大厦挥下的光。大厦的底楼，连街的商铺大方地把灯光掷在门口。

两男两女也没有说话。如果能一直等下去，等到天亮，……

如果等到天亮，连街铺里有一家水培植物店——老公务员会结识这家不起眼的店，归功于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称他为“植物屠夫”，因为他养的植物总是死。他假装不以为然，他说植物总是要死的；他心里到头来还是郁闷坏了：怎么会不在乎，不然他干嘛要养那些植物？最后，他当着儿子的面自嘲养育植物水平低下。儿子为他出谋划策——“水培植物好养得很，适合你这样养不好又懒得花费心思的”。

水培植物？它们的根系垂在配制好的营养液里。把绿色的部分伸出来供人把玩。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植物怎么能不长在土里？但是，技术进步了。老公务员跟着儿子来到那家门面不起眼的水培植物店，也听到了店员一番类似的介绍——他们像有感应装置一样，从植物架后绕出来，粘附在含羞的小老头儿身上，小老头儿的儿子站在一边欣赏着；可店员那种炫耀的姿态把老公务员的某根神经触到了，他迂腐而愚蠢地站在新鲜事物对面，攥紧了钞票，死活也不肯买。

小老头儿告诉店员他不要买，他说这些植物只是好养而已，看上去没什么意思。听到这种解释，店员显得颇为不屑，却继续耐心的劝导着，告诉小老头儿，这些植物是多么地绿色和健康，多么地富于生活情趣。越是劝说，小老头儿就越是生气。渐渐地，他的儿子也不耐烦了，自行站到了店门外，只是等着争论的结果。植物陈列在架上，通过透明的容器，它们连同根系暴露在商人和顾客的视线下，看起来像是某类植物标本的半成品——对的，标本！标本！没有一点生命力，反正叫小老头儿越看越不舒服。最后，他甩下絮絮叨叨的店员走到门外找儿子回家，从头到尾，连一张毛票也没让他瞧见。

如果这件事换成老公务员的哥哥，买卖大概会进展得顺利些。虽然经历大体相似：农村出身，从军，退伍，投入工作；但是，细细看来却又有些区别：少年时，老司机和父母险些和父母一起被饿死于他乡；可他不恨别的，独独恨带给他这命运的父母。于是，当上卡车车队队长之后，他很少回家；父母过世之后，他也总是凑巧在清明节前感到身体不适。离开军队以后，老司机去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拖拉机厂，和自己新结识的一帮伙计们吃吃喝喝。显而易见，和越南战场归来的弟弟相比，老司机随和得多，时髦得多。他相信：人生自有方向，新的总比旧的好。在这思路的指引下，他和三个女人结了四次婚，和其中第二个，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生育了一女两男。对老司机而言，结婚就像拐弯，拐了四次，老司机沿着老路继续向前，奔向明天，直到拖拉机厂倒闭。而老公务员则板着脸过着重复的日子：他提职无望，只是小心翼翼地存下每月收入的零头，时至今日，倒也过得不赖。

而现在，随和而开明的老司机成了现代技术的一部分；他那古板的公务员弟弟依旧绷着脸，站在他的床边，对哥哥的现状感到难以置信——就算医生告诉他侄女，他侄女又告诉他：病人的情况相当稳定；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无非是说哥哥仅仅是还没死，只不过是一种好听点的说法而已。

老司机的鼻孔里、手臂上被接上了各有名目的管子，把瓶瓶罐罐和他枯枝一样的身体连接起来。如果不是医生的说明，老公务员更愿意相信：这些管子正在把什么从自己哥哥的身体里抽走，而不是注入。抽走了什么？大概是尊严和健康这样的东西。留下的，则是命和难以忍受的疼痛。现在，他被捆在床上止痛，还被打了镇静剂——安静地陈列在病房里，像一具标本，膨起的血管里流动着防腐用的福尔马林。老司机身上，只剩下手心还有一些血色；不过，只要继续打点滴，这红色也会很快消失的——然后，他就可以长久地活下去，就像水培植物，只要还浸泡在营养液里，就会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没完没了地活下去。

想到这些，老公务员忽然有些理解了侄儿和侄女们想让哥哥出院的主意，不再那么不屑和排斥。

哥哥没有希望了，他注定会死。而他的子女，虽说曾经因为年轻而不负责任，逼着自己的老父亲通过装病来换取他们的关心；但现在，他们似乎已经长大了，并且已经确确实实地付出了可观的金钱，竭尽所能地陪伴了父亲——他们尽力了，可生活不可能这样没完没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柴米油盐，父亲死了，还有母亲要赡养，还有孩子没完没了的费用要支付。虽说侄女失业后，借着丈夫的庇护做了些小生意，比起两个弟弟来说已经颇有家底，但谁也不能做这个决定，偏让她继续为父亲偿付无底的医药费……而且，没有人能看到他们的心底是否已经有了抱怨。他们想得也足够周到，甚至为父亲准备好了后事——体面的葬礼，这也是孝心的一部分。

而“脑溢血”，听起来又是如此专业——每年都有无数的老人因为脑溢血去世：人都是要死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死于脑溢血或是癌症，似乎比车祸之类的更让人心服口服一些。对于早就准备好要投降的士兵，敌人强大，也能显得悲壮。况且哥哥已经快八十岁了，子女都有了着落，孙子都已经上了大学……难道还要看到孙子娶了媳妇再死不成？

老公务员心里念着：不能怪儿女，你也该知足了。

甚至，老公务员有些理解了哥哥和嫂子当时把父亲接回家的举动；甚至，他坦然承认自己变了，不想再责怪或者追讨些什么。他看着眼前陌生的老司机：盛年的光景已经没了半点证据，回忆里的争执都在这枯萎的身体前变得模糊且无足轻重。虽然关系冷淡，但比起两个姐姐，兄弟两人也算是相依为命……小老头儿叹了口气，无端地心酸起来。

“还睡着呢，醒着的时候疼得到处抓。”

两男两女向病床聚拢了来。老公务员的侄女说着，又叹了口气。她的两个弟弟也惋惜而投机地跟着叹了口气，大侄媳妇挨着自己的丈夫，目光呆滞。

“你妈人呢，回家了？”

老公务员的大侄子抢在姐姐之前，用主事者的语气说母亲回家了。他高中时因为斗殴退学，靠着自己父亲在拖拉机厂谋了些差事。后来拖拉机厂关了门，他也和父亲一道失了业，随后和自己同样无业的弟弟合伙开了家夜排挡。排挡生意没多久就因为兄弟间的拳脚冲突告结……而最终，他竟然也成了卡车司机，开始了运输生意。站在他身边的，就是他的妻子：十八岁时因为未婚先孕同他结了婚，婚后因为屡次被丈夫酒后殴打，多次跑回娘家——老公务员不得不替哥哥承担起父亲的责任，提着礼品，腆着老脸去求对方的父母再给自己的侄儿一次机会。他们的孩子……正在外上学。老公务员问大侄子，“那孩子知道了没有”，侄媳妇摇摇头说没有，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孩子疼他爷爷，怕孩子受不了。

聊着，病床上老司机缓缓睁开了眼睛，凝视着天花板，或是更高更深的什么。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不再挣扎，只是睁着眼睛，一言不发。床边，他的弟弟和子女们保持着惊异的沉默无言，仿佛环绕着一个刚被分娩出婴儿，正期待着他的哭声，便好欢庆。因为嘴上罩着氧气罩，老司机只是小幅度地来回转了下头，像是张望了片刻。便将脸微微侧向老公务员这边，定了几秒，看着自己的弟弟。他的嘴，在凝着水汽的氧气罩里动着。老公务员猜想哥哥想要说话，便问侄女能不能把氧气罩拿下来。侄女点点头，说问过医生，也可以拿下来

老司机动了动胳膊，发现自己依旧被捆着。他大概是因此动了怒，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出着气，鼻翼扇动，鼻毛长出鼻孔一节，竟然也和头发、胡茬一样白得差不多了，正随着呼吸抖动着。老司机的嘴巴动着，像是在咀嚼。老公务员知道他想说话，便弯下腰凑过去听。床对面，几个晚辈紧张地看着这老迈的兄弟俩。

于是，被摘下氧气罩的老司机告诉老公务员，他的亲弟弟，说：“他们，孽子。”

“是怕你乱动，把管子弄掉了。”侄女赶紧对父亲解释着，又看了眼自己的叔叔，确认他也听见了。

老司机白了自己的儿女一眼，虚弱地哼了声。刚说完话的女儿尴尬极了，不再说话，也不再管他。老司机继续转向自己的弟弟。隐隐约约地，老公务员听到哥哥说自己被自己的子女掐了。老司机还想指给老公务员看具体是哪里，又一次发现自己被捆在床上。老公务员抬眼看了看对面的孩子们，把手放在哥哥的胸口，隔着被子拍了拍，说孩子们只是为了他好。老公务员顿了顿，却发现也没别的什么好替侄儿侄女们解释，便又轻轻地拍了两下，继而直起身。

白色的被单掩住了老司机的身体，勾勒出细弱的人形轮廓——无论在病房，还是在别的地方，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已没有一丝体面可言：叫人反胃，叫人怜悯，叫人害怕。老公务员下意识地转了下身（即便是在越南，他也从未弃枪而逃），被监护仪器挡住，它杵在床头，屏幕上跳动着幽冷的光，数字平静地变化着。老司机把目光投向窗外，固执而不舍地望着，无论老公务员和那些男女如何做戏，他只是不再把头转回来。他看得出神，几乎要轻声笑起来。有那么一个瞬间，老公务员感到了冬天的寒意——到了冬天，每年都不太一样，但都很冷，现在也是：哪怕窗户明明已经关好了。他看着对面的侄儿侄女们，他们像电影散场以后被堵在远离出口一边的观众，并没有继续观看的打算，无声地显出了不耐烦，默默催促着。

本想在哥哥身边多待一会儿，可侄儿侄女们胁迫而又期待的眼神之下，老公务员只得妥协。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如此磨蹭——即便如此，他依然慢吞吞地抬头，握住滴注管上的调速器，无用地拨弄了几下，仿佛是某种宗教仪式，仿佛是在祷告。结束了这些，老公务员低头又看了眼哥哥，意外地，他竟然看了一眼他。小老头儿愣了下，却发觉侄儿侄女也正看着他，只好挪动步子，和他们来到病房另一端：远离窗口，远离哥哥的一端。

投降书已经被拟定好了，老公务员心里有数；他是哥哥的代言人，他心里也有数。万事俱备，只待走个过场，他点头同意，明天就拔管回家……是啊，家。

小老头儿孤伶伶地走过去，绕到男女们身后。他们跟着转过去，背对着自己的父亲，望着面前这位父亲在风俗上的代言人。挨个看过几个孩子的眼睛，小老头儿脸上的表情松弛了下来，示意他们中的某一个宣读一下他们的讨论结果——当着面，而不是通过电话。

“叔，我跟你说实话。爸的情况不好，你也看到了。”小老头儿的侄女坦率地说，“在医院也已经住了这么久，能治好的话，早也就好了。现在这样，真的是好也好不起来了。再拖下去，你看爸现在这样子……也已经不成样子了。”

小老头儿没什么更高明的见解。侄女说的是实话，他只好沮丧而赞许地点了点头。哥哥的一切就到此为止了——小老头儿想着，事情商讨得如此干脆，多少也缓解了他心中的悲伤。他的眼睛重新变得黯淡，叹了一口没边的气。

侄女低下头，用纸巾在脸上擦着。老公务员看在眼里，心里跟着也酸了起来。接着，两个侄儿，侄儿媳妇，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挨个低下了头。侄女儿领头带着哭腔低声念着，“爸爸啊……我的爸爸”。侄女看起来伤心欲绝，缺的就是眼泪。没几秒，剩下的几个孩子也伤心欲绝了起来。老公务员想起了父亲葬礼上的嫂子，嘴角跟着沉了下去——但他倒也没说什么，任由他们演下去。

一切就绪，只待这多余的表演结束，就可以举手同意。老公务员无神地看向窗边。

那里，老司机似乎并没有睡着，他把头转向了弟弟这边——听到儿女们的“哭声”了么？也许是，但似乎又不止，老公务员看见：他睁大了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老公务员被吓得站在原地，他睁大了眼睛，想要确定眼前的景象是否是自己杜撰出的幻觉。而那二男二女依然投入地悲痛着，对身边的事一无所知，留那兄弟俩在沉默的空气里猜测彼此的心意。老司机的手臂依然被绑着，最后，他缓慢地竖起留着静脉针的手掌，微弱地摇晃起来，哀求一样地摇晃起来，在冬天刺骨的风里摇晃起来。

——冷风絮絮叨叨地念着，路灯的黄光闪动了起来。废墟边上的学校开始有学生陆陆续续地走出来。路的对面，老女人把饺子摊推到路边。摊前停着几辆自行车，中学生三三两两地跨在车上，操着筷子从塑料袋里夹出几只粘在一块儿的煎饺子。地上，几只塑料袋飘着，有的最终不知去了哪里，有的横在巷口。蹬着三轮车的清洁工不见了踪影。留下绝望的小巷和红砖平房——它们也即将变成废墟，老司机的家就在其中。巷口是已经关门的寿衣店，除了卷帘门上的小广告，边上还有白色油漆留下的模糊字迹：告诉行人，租赁棺材和送丧喇叭队的电话。

病房里，灯明晃晃地照着。老公务员感到世界都跟着摇晃了起来，在冬天刺骨的风里摇晃，摇摇欲坠。   为什么？为什么还想要活下去？难道不感到痛苦么？难道不为自己的模样感到难堪么？难道不知道自己对别人来说是个负担么？对，钱，没错，就是钱：你那丑陋而吝啬的妻子会抱怨，你那些儿女会因此而再次四分五裂……你从未想过么？为什么还想要活下去？为什么要向我哀求？我不亏欠你什么，一点都没有。老公务员的心里塞满了这样的话语；但是，哥哥依旧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固执地摇晃着他那干瘦蜡黄的手。老公务员想到了“报应”两个字，他迫不及待地想逃出这可怕的知觉，他迫不及待想去核实寿衣、花圈、喇叭队……只要一个电话，就一个电话，甚至墓地都可以立刻准备好，什么尴尬都不会有——

可他就是不死！

整个医院只剩下一个行动自如的人，他从走廊转进病房。依旧扶着铁架，照顾着自己尚存的皮骨，病员服沾着不知名的污渍。他漂浮在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神妙药水里，慢慢地从哀嚎中的男女们身边走过。他只有一个人，脸上是甘于自生自灭以后的得意，仿佛在说，“喝！我还活着呢”。还有那走廊尽头的光，已追随他而来，气数将尽地落在病房前晦暗的地砖上。房间的另一头，老司机的手放下了，他合上双眼——大概是倦了，想睡了。做完决定的老公务员独自站在病房中间，素净的白光落在他木然的脸上。

他曾经假装重病，我知道他是装的，他只是想要我们去看他。因为在今年初春，当我最后一次在医院外头看见他的时候，“大病初愈”的他正精神抖擞地独自散着步，快活地挥舞着手里的拐杖，得意又狼狈——我当时就应该意识到：他已经变了。可是，这次是真的，是最后一次……

“叔，你也别太难过了。”侄女安慰着老公务员，打断他的思绪，手比向旁边，“坐下来歇歇吧。”

“没事，你们坐吧。天天忙里忙外的。我先回去了，明天局里还有点事。”

“嗯。叔，天冷了，你也要注意身体啊。我送送你吧。”

“哎，没事。我自己回去就好了，这么高，医院电梯又不好做，来回折腾干嘛。”

老公务员沿着安静的夜晚向家慢慢走去。他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一切，感觉像是一个让人不适的梦——他醒了，正走在苏北城市破旧的街道上，迎面吹来的冷风显得如此自然。路灯精神地亮着，路上行人稀少，两边的场景变得不熟悉起来。小老头局促不安的张望着两边：路边断续地横着砖墙，斑驳的漆皮上书着个鲜红的拆，显出政府文件般的不容置疑。从墙的缺口处看进去，砖块堆积成山，边上是待命的钢架，废墟中，吊车立起。向远处看，大厦灯火通明。野狗从小老头儿前方跑过，带着幸存者的侥幸和快活，穿过马路，消失在平房间的小巷——它们正在褪去最后的生机，隔着马路，观摩着自己的命运。天被不熄的灯光映红，而老公务员却置身于废墟横亘的梦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过了前面的路口就是家，但他却越走越遥远，他觉得自己快到越南了。

“爸爸，你在越南杀过人么？平民。”老公务员的儿子曾放下书问他。

他本想让儿子去找些电影看一看就好，可问号后的内容否决了敷衍的可能。于是，他告诉儿子，没杀过——

我没杀过，但我们杀过。是的，我们杀过，但每天都有人死：还没离开国境，上海兵就被自己人的火炮炸死了；双方还在交火，只配了三挺机枪的舟桥连被逼着去架浮桥，多少战友被炸死——最终浮桥铺成，行军路线却换了；向高平去的路上饶了弯，苏北兵被敌人的炮炸断了腿。等到了高平附近，军装硬得像一身泥壳；后勤跟不上，所有人都饿得要命，伙食却只能自己解决：越南的村庄双方的炮火轰得只剩下废墟，树都被炸烂了，树皮都没得啃。家禽野兽，只要是能见得着的，都被抓得干干净净。谁也分不清平民和民兵：只能把没穿军装的都当成越南人杀死，哪怕是孩子——他们给孩子配了武器。我们拿用不着的东西跟他们换粮食，可没多久，越南人的炮就打过来了……没杀过，是没杀过，可最后，中国兵见人就杀。当时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不让他们死，他们就会让我们死；就算我们不杀他们，越南逃兵自己也会杀了他们……“他们用的拖拉机都是我们的，枪炮都是我们的，米是我们的……吃的比我们好，用的比我们好，杀我们的武器都比咱们好”——这当然也是炸毁房屋和杀人的理由，虽然做得可能确实有点过，但还能怎么样？

小老头儿的妻子穿着睡衣急颠颠地跑来打开门，问着。小老头儿一边脱鞋一边应着，说还是家里暖和。妻子穿着睡衣嫌冷，催促他快点进门。他换上了家里的棉鞋，转头把门外的皮鞋拿进屋，顺手把门带上。他抬头对妻子说：

“还行，把客厅灯开下，都看不见了。”

于是，灯“啪”得开了。客厅骤然亮起，他一时难以适应，总觉得哪里还透出暗色的影子。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家里变得更加空旷。

“老大不行了，估计管子拔掉就撑不住。”

“唉……人啊。”

“怎么弄呢？本来也就不行了，就靠管子撑着……给儿子打电话，让他请几天假回来。”

“你也不看看几点了，明天再跟他说吧。”

“行……水烧了没有？我洗一把睡觉。明天还开会，八点钟车就过来接了。”

“衣服在床头柜上，自己拿。”

说完，老公务员的妻子就转身小跑回卧室钻进了被窝，丢下他一个人站在客厅。小老头颓然关了灯，跟着向卧室走去：房间里黑糊糊的，闪着电视机的光，声音微弱，妻子躺在被窝里，露出脑袋，望着电视机，在那闪动的光影里打着哈欠。他走到边上，一声不吭地捡起床头柜上的干净衣服。

“窗户都关好了没有？”

在等取暖器发挥作用的当口，老公务员从卫生间伸出脑袋问道。

“对了。”妻子疲惫地声音传来，“你看看儿子那间窗户锁起来没有。”

老公务员披上棉衣从卫生间走出来，走到那间卧室门前：窗帘都没拉上，雾蒙蒙的黄光落在窗前的地板上。兰草和景天，四只大小不一的花盆阴凄凄地列在闲置已久的床前，床头柜上的台灯被老公务员爱干净的妻子用塑料袋包了起来——儿子常用的东西也被她收拾得一干二净。老公务员弓着脊背走过去，看了看窗上的销子，关上，又拨弄了几下，推了推窗户。确认关好后便拉上了窗帘，黄光映亮了帘子，散发出灰尘的气味。老公务员孤独地站在这幕布前，念着老套的独白：

“窗户没关。你可不小心点啊？今天是我在家，想起来了。万一哪天没关好，有人翻进来，那可就真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现在就有这种人：专门挑家里小孩儿不在，就只有老头儿老太的下手。快过年了，特别要注意。”

老公务员一本正经地发完言，却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回应：仅有的那位观众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赞同——她大概是睡着了。老公务员只好默默退下，关上房间的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独自走进了卫生间。

第二天七点都还没到，小老头儿便已经醒过来：他揉了揉被冻得冰冷的鼻子，看着自己肥胖的身体在被子上留下的轮廓。他理了理自己的不多的头发，伸出胳膊，从地上捡起毛衣、外套和裤子——裤带上别着的一大串发出清脆的铃音。

“今天醒得蛮早的嘛。”

妻子问着，从厨房里端出昨晚剩下的粥——那粥因为失去了更多的水分而变得黏糊起来，散着热气。老公务员洗漱完，坐到餐桌边，妻子便用勺子从锅里挖出一团粥，盛进碗里后，又把勺子放在碗边刮了刮。老公务员笑起来，说：

“儿子要是在家，又得说这稀饭得用铁锹才能盛出来。”

话音刚落，司机的电话就打来了——时间刚刚才到七点四十。老公务员很奇怪，以为是刚来的年轻驾驶员记错了时间。而电话里，他解释得清楚：先来接这快退休小老头儿，再去接建设处的领导。小老头儿让这年轻人上来吃两口饭，年轻人谨慎地拒绝了。小老头儿只得快点吃完，稍微擦擦嘴，便夹起皮包赶去小区门口。他小跑着，在早晨的冷风里缩成一团，赶忙钻进车后座。车里的空调吹出暖风，困意便“嗡”得冲回了脑袋里。老公务员一上午都晕乎乎地，好在会议不再有他的发言，让他可以任由自己坐在那里打着没完没了的瞌睡。困意一直持续到他吃完油腻的工作餐，侄女打来电话的时候——

小老头儿被告知：他的哥哥死了，就在今天上午，就在被拔掉那些管子以后，没过多久便死了。不过幸好，老头儿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出院手续都已经办妥了，还得在医院办理更多繁琐的手续……侄女的语气听起来明显舒畅了许多。

挂了电话，老公务员就开始掐算日子：按照苏北的风俗，三天内要让哥哥入土。而作为死者唯一的弟弟，只能由他主持这些事，而不是哥哥那些靠不住的子女们。那么，今天就应该通知哥哥的老同事、老朋友、老家的亲属……不过，这是哥哥妻儿们的事。而对于老公务员，他只需要告知自己的儿子请个假赶回家——他已经成人了，这是必须参加的俗务；然后，就是准备遗照之类，布置灵堂，雇佣喇叭队和车队。明天，他们就会陆续赶过来，在哥哥的家里进行遗体告别。后天，就是火化入土，办一场酒席，款待前来的送别者——老公务员对此流程十分熟悉，他并不是第一次主持丧事，如何接待死者生前的亲朋，追悼会上该如何发言……他胸有成竹。

可是，第二天，当老公务员同妻子赶到哥哥家，让妻子先进去，却发现自己被晾在了一边。而取代了他位置的，是二侄儿的岳母。

老公务员不能理解，为什么哥哥的丧事会由这种人主持：这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死了丈夫后没再嫁，却和诸多来路不正的男人不清不楚。她烫得乱糟糟的毛发像鱼缸里的水草一样飘荡在头顶；眼角的粉沾不住，一粒粒站了起来，挑高的眉毛被描画得脏兮兮的，干裂的嘴唇覆着血一般的红色……她竟然以如此糟糕的打扮站在死者家门前，正和三五个前来吊唁的陌生男人闲谈，时不时便笑得前仰后合，露出黄褐色不整的牙齿。老公务员忿忿地想：若不是自己的二侄儿从监狱出来以后讨不到媳妇，他大概一辈子都用不着这样的女人打交道——事实上，二侄儿结婚以来，他也确实没和这女人打过什么交道。可是今天，他们不仅见面了，他还必须看着她大模大样地站在门前，站在他以往的位置上，和陆续赶来的吊唁的傻瓜们聊起天来！

老公务员气呼呼地站在冷风里。尽管也有些体面人绕过那老女人，前来同他打招呼、握手、说上几句客套话，但依旧没人理会他内心中的不满。没过多久，孤伶伶的小老头儿终于失望地转身向屋里走去，震天的喇叭声齐齐冲他响起——活了快六十年，他还从没参加过如此不成体统的丧礼！

他的眼前，是死者生前的住处：红色的砖块砌成的三层楼房，唯有靠路边的一面被潦草地刷上了白漆；路对面，是一片已经被拆作废墟的旧房子——这里曾经是拖拉机厂的宿舍区，后来拖拉机倒闭，便被这个苏北城市忘在得干干净净……直到这里即将兴建高档住宅区，人们才想起：原来还有这地方呐！原来这里还住着人呐！你瞧瞧，这房子看起来就要倒了，哪还像住人地样子？门外，鞭炮的碎片落了一地，骨灰般撒在沙砾和尘土中。逼仄的楼道里，喇叭队的男人鼓起了腮帮。凡有吊唁者从中间走过，他们便使出全身的力气，鼓起两腮，吹响嘴里的唢呐，乌鸦一样不吉利地叫起来。转进一楼开着的门，便是死者的家：进门连入客厅的过道大约只够两个人并肩；左手边是唯一的卧室，充当休息室；右手边，先是三五平米的卫生间，再是十来平米的厨房。抬起头，便是客厅，现在则临时充当灵堂。掉了漆的餐桌上，摆着老司机的遗照——多么久违的笑容！桌前，是塞着海绵的垫子供晚辈们在此磕头。老司机的妻子和大女儿也在这里轮流嚎哭。再向外看，窗前，是老司机的二儿子：几个孩子中，数他长得最像他的父亲。这个日子里，他披麻戴孝，低头站着，窝囊而疲惫。

这会儿，正轮到老司机的大女儿在灵堂里干嚎——过分夸饰的哭声反而叫她的悲痛显得意味不明。老公务员慢慢地转过去，将目光投向另一边：他的嫂子在卧室里休息，想必刚表演完毕。老公务员活动下僵死的大脑，心情轻松了些，视野内的大部分也跟着亮堂了起来。他看见妻子也在那里，和嫂子坐在一起。他弯下矮胖的身体，冷冷地向嫂子打了声招呼，直起身向遗像那里走过去，准备鞠躬。他的二侄儿看见他，叫了声叔。小老头儿不知道说什么，就只是叹了口气，例行公事般地开始鞠躬。一鞠躬，老公务员的高血压却差点叫他出了丑：他起身太快，忽然一阵晕，睁开眼，恰是哥哥的笑脸。他只觉得腿软，晃了一下，眼泪洒了出来。他接着鞠躬，三个躬鞠完，眼泪竟然也干了。

老公务员狼狈地钻进卧室，发现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仿佛一个拥挤的噩梦。嫂子把白色的腰带递上来，叫他系上。小老头儿魂不守舍地接过来，正打着结，却听见他的嫂子叫了起来：

“哎呀！你怎么打两个结啊？”

这叫嚷吓了老公务员一跳，那老女人却不依不挠，继续说：

“死一个人打一个结！你打两个结是不是想让我也跟着去死啊？”

老公务员大约有些恼羞成怒，他抬起头瞪了嫂子一眼，接着又把腰上第二个结狠狠地拉紧，说：

“带子太长，打一个结拖地。”

老女人白了老公务员一眼，不再说话。旁边，妻子责怪地看着他。也就在这时，客厅里的侄女收了哭声，从老头儿身后挤进了屋，仿佛歌剧演员在幕间回到后台休息——老头儿的妻子为她递上一杯温水，她接过，攥在手里，开始向叔叔和婶婶问辛苦，描述父亲死时的情形。聊着，老公务员却发现嫂子不见了。不消半分钟，客厅里便传来了比刚才响亮得多的哭嚎声，连哭带唱，振振有词。老公务员的表情顿时十分难看，妻子瞧见了，知道是怎么了，便拽了拽他，示意他忍忍；不过，这提醒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瘆死了！”老公务员低声咒骂了一句。

老司机还活着那会儿，大约六十多岁的时候；有那么一次，他同这女人大吵了一架，据说是因为退休金的事。事情惊动了街坊四邻，邻居赶忙打电话给侄女，侄女打电话给老公务员。当老公务员急慌慌地赶到哥哥家，只看见嫂子蹲在路边守着一堆火，嘴里念念有词。老公务员问她自家老大在哪儿，她只是抬起头，怪异地看了他一眼，继续唱着，“老头儿啊，你可好死啊”。定睛看过去时，烧的正是老司机的衣服。老公务员来不及理会这女人，打算进屋去找哥哥，却发现哥哥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片狼藉：抽屉被翻得底朝天，满床碎布；一切都和父亲死后一模一样。那时，哥哥和嫂子坚信父亲有存下一笔钱，并为了找到它把家里的枕头和被子都剪烂了……可依然一无所获。老公务员记得如此清楚，因为那女人最后坐在堂屋里大哭了一下午，咒骂自己的父亲把钱都藏起来了；他自然也记得，哥哥在自己家里喝得烂醉，当着诸多晚辈的面怒斥自己的死去的父亲。

老公务员幸灾乐祸了起来，若不是周围还有别的人，他一定会把那两个字说出来——报应。而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嫂子忽然在灵堂叫了起来：

“老头儿，我对不起你啊！活着的时候，我跟你争钱，你现在把钱给我自己却走了啊！”

接着，便是不断地抽泣和咳嗽声。老司机的二儿子从客厅跑进卧室，神色慌张，喘着粗气招呼着姐姐：

“大姐，来帮忙扶下妈。好像哭狠了，看看要不要送医院看看。”

屋里的客人们赶忙起身，错愕地问着“怎么回事”。稍过了几秒，只见姐弟俩架着自己的母亲进了屋。热水被老公务员的妻子喂到那老女人嘴边，她喝下一口。老公务员以为表演还会继续，那老女人却看了眼他的妻子，弯下腰缩成一团，悄声哭着。老公务员看着妻子拍着她的背，愣了许久。最后，他只是叹了口气，在边上找了只小凳子坐了下来。此刻，他不知道嫂子是不是在装可怜；但无论如何，她看起来确实很可怜……他原以为让哥哥拔管出院，这跋扈的女人会自在些，可是……老公务员想着，忽然有些后悔。他左右看了看，想找主持这件事的几个孩子，去和他们聊聊，教教他们；可不知何时，他们已经不见了，丢下他和一群不顶事儿的老家伙们坐在这里……不，丢下他和一群其它不顶事儿的老家伙们坐在这里。小老头儿落寞地坐着休息，悄悄把腰上的两个结解开了一个。

忽然传进一阵喧闹，死者的大儿子从门外急匆匆地走进来。带着某种权威特有的腔调，他冲耳边的手机说着话，不停步的走进卧室，身后跟着他消瘦的妻子。屋里的老骨头们抬起头，老公务员也是。他看见自己的大侄儿一边打电话一边扫视着屋里的人，看到自己时，微微点了点头。小老头儿没有反应，也没有出声说话，略带费解地看着自己的大侄子。侄媳妇撇开自己霸道的丈夫，在拥挤的床边找到一尺多一点的空隙，做了下来，向宾客们解说着：自己的丈夫在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家。听到这句，一屋子的人都从沉闷的空气中清醒过来。老公务员看到自己的嫂子转过头，意味不明地看着她那正在打电话的大儿子。

“爹爹去世了！”

他向电话那头刚刚十八岁的男孩儿宣布道，平静得有些蛮横，让老骨头们觉得多少有些欠考虑。或许本该多瞒几天不是？至少等到孩子从遥远的北京回来，再告诉他这个消息。现在就告诉他，那孩子一定会受不了的。就连老公务员也必须承认：哥哥生前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孙子。这本就是人之常情，但凡是都是这样：是什么并不重要，和什么相比才更值得一提——倘若将哥哥平日里的自私和愚弱计算进来，他这没有任何利益和痛快可言的爱就多少显得不可思议。老公务员曾经听哥哥这样和他说：

“看到我那儿碎掉的镜子没有？”

喔，那原来是他的孙子干的好事。“练铁头功呢”，说着，老司机“嘿嘿嘿嘿”地笑起来，皱巴巴的皮肤攒成一团，嘴角向两边大大地扯开，露出嘴里的一口坏牙，看上去就像一个被施舍了十元钞票的老乞丐。笑着，老司机回过头钻进厨房，悄悄来到脏兮兮的灶台前，趁儿女们不注意，又偷偷地往孙子的稀饭里加了两勺白砂糖。接着，又跑到孙子跟前，教他待会儿喝到稀饭里的糖不要告诉爸爸妈妈。老公务员觉得这种关爱寒酸极了，但又真挚极了——至少依着他哥哥的行事方式，这已是无可比拟的真挚。

孩子不会理会寒酸，而尽管哥哥不计较这里的得失，他的这份真挚还是得到了回报。在他刚刚入院的时候，还是国庆节的假期，那孩子尚在家。他固执坐在病床边，对父母的劝说不管不顾，不厌其烦地试着同自己的爷爷说话，就算床上的老人一直在昏迷中——这孩子又获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老人偶尔醒来时会冲着他笑，颤抖着伸出枯朽的手，抚着孩子的胳膊，做出轻轻拍打的动作，鼻子里断断续续地漏出一点点生气。

现在想来，他那时就已经疼痛难忍了吧。老公务员回忆着，想起那孩子走出病房以后，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独自站着：他垂下小脑袋，细幼的脊背在白昼的日光里抽动着。

“这孩子还是跟他爹爹亲呐。”旁观者们叹着，将目光各自投向别处。

无论这孩子是谁家的，都那么惹人心疼。老公务员想，无论是谁，看到这样一个孝顺孩子的眼泪，哪怕再铁石心肠，都会跟着心酸起来。谁又能知道电话那头的孩子现在的表情？

老公务员无奈地注视着正在打电话的大侄子，感到整个房间都一同颤抖着。

“别哭了。赶紧想办法买机票回来。听到没有？”

小老头儿发现自己的嫂子也正侧过脑袋倾听，衰败嘈杂的背景下，充满她双眼的，是忧郁而慈爱的神气。风挟持着阳台外树木的枯枝，敲打着玻璃窗。太阳慢慢向天顶浮去，可空气依然冰冷，让人觉得它就要带着日光远离这个苏北城市。街上的汽车渐渐拥挤起来，两侧是衣着臃肿的行人——他们是贫困而懒惰的苏北人，在绝望中度过无所事事的周末和每一天，用烟、酒、滑稽的吹嘘和在纸牌中运转的安乐捍卫他们共同的心灵。现在，所有的苏北人都坐在这间狭窄的房间里，注视着一个男人手里的电话。他们共同的孩子正在遥远的北京，痛苦地流着泪，拨通大学辅导员的电话，拨通机票订购热线的电话。他和这里的每一个老人不同，他还在哭，因为惊愕、不舍、缺乏经验……听起来，恰是希望所在。

老司机曾认真地告诉弟弟：他这一辈子已经完了；早在他还没预知自己死亡的时候。是啊，饥饿的童年，乏味而自负的青年，荒谬的婚姻中浑浑噩噩的中年，在孤寂里早已死去的晚年……他这一辈子确实是完蛋到了极点，就像正生活在这城市里的每个人一样——每个人都活在老司机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从未离开那个叫做“失败”的灰暗世界。但是，老司机补充说，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孙子，他能感到希望。是啊，感到希望，不知道算是大还是小，但已经是全部的希望——所有的希望都在孩子们身上，此外又能是什么呢？老司机说，他的孙子将来会造飞机，造大飞机，挣大钱，见大领导……他充满了希望地笑着，眸子里闪动着纯真而安慰的光，继续说，这小东西以后坐飞机再也不要钱。老公务员听着觉得滑稽，回家以后学给儿子听，儿子笑了，又说：

“人老了啊。”

电话再次响起，引来了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应当让这铃声多响一会儿再接一会儿电话，应当让这源于短视的希望多停留一会儿再将它变成现实。而被礼节性的尊重冲昏脑袋的男人，死者的儿子，却自作主张地接起电话。当电话那头传来哭诉，他的表情变得庄严而凶恶。

“你这孩子是不是没有长脑子啊？”

他怒斥着电话那头的孩子。这粗鲁的指责引发了所有老人的怜悯，他们问着怎么了。孩子的母亲走到了丈夫身边，尴尬地站着。

“把身份证弄丢了，你们说是不是要死？”

男人放下电话，也放下了最后一点希望。叹息声和辩护声在房间里低低的回荡，父亲对儿子的训斥还在继续：

“你自己说你是不是魂都掉了？哭有什么用处？你说啊！”

老公务员看到嫂子从床边忽然站起来，踩着细碎紧密的步子向自己的大儿子走去。她伸手去拽儿子拿着手机的胳膊，哭着叫道：

“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吗？你骂他干嘛？他是故意的吗？孩子难过死了，他能是故意的吗？”

她唤起瘦小身躯里的所有力量，不顾边上宾客的目光，和大儿子粗壮的胳膊争夺着。儿媳妇赶上去分开这对母子，男人甩开自己的母亲，慌张却依旧强硬地站在门口。他的妻子狠狠拽了他一把，继而安抚地说：

“别骂啦，孩子懂什么呀。你让他问问人，身份证能不能补办，能不能来得及。”

“你赶紧去补办身份证！”男人最后对电话里的儿子说道，便气呼呼地挂掉了电话，继续盯着手机屏幕，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给南京机场的熟人打电话问问。”

老公务员看着嫂子哭着回到床边，蜷缩着坐下；整间屋子，也没有一个人敢叹气。

老公务员从床边站起来，走到大侄子身边。那中年男人与怒未消，依然不依不挠地抱怨着：

“这小孩儿真是越过越不像话了，身份证怎么能弄掉了？魂怎么没掉！”

说着，他垂下手，仿佛所有人都是他不争气的孩子，仿佛他是所有人的家长。老公务员知道他在冲自己说话，便冒险地皱起眉头：

“小孩儿都哭成这样了，就不要骂他了。”

屋里的老人们开始应和；中年男人恶狠狠地哀鸣一声，走进房间，在床边沮丧地坐下，丢下无奈的妻子站在他身边，一个劲地说着劝慰的话。老公务员走出房间，看到门外的二侄儿，那从牢里出来没有几年的年轻人也看见了自己的老叔，无奈地松开了自己紧张的浓眉，走了上来。

这个孩子几年前因为打架斗殴进了监狱：他用刀子捅坏了别人的脊梁，尽管老公务员出面，受害者家属依然不依不挠，他不得不因此服刑。出狱后，老公务员本想送他去军队磨练下，换一换运气。可好不容易打通派出所，抹掉了档案里坐牢的记录，却又被人打电话举报，从军之行也因此泡了汤。他开了排挡，又被自己的亲生哥哥抢走；他娶了妻子，却又求子不得……一次又一次，他锁紧那遗传自父亲的眉眼求着：

“老叔……”

小老头儿叹了口气，和那孩子走进狭小的厨房，贴墙站着聊起近况；身边，不时还有零星的吊唁者经过，只是越来越少。

吊唁的最后，所有的悲伤都已是强弩之末，唯有死者还不知疲倦地在相框里笑着。

时过正午，已经没有人再哭，喇叭队早就偃旗息鼓，鞭炮灰也是尘埃落定，可吊唁老司机的人还是在断断续续地赶来。接下来似乎没有其它的安排了，但是对于吊唁者来说，就此告辞也不是什么得体的做法；于是，所有人都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看着死者的大儿子在他们之间忙碌的穿梭。各处都拥挤起来，人和人挨着，几乎要打成结，屋子里的空气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浊。渐渐地，屋里的男男女女开始三五成群地站到楼外（那里已经不像早晨那么冷了），心不在焉地低声聊着。一旦看到死者的子女，他们便接二连三地上前说上几句，迅速地给一个借口，然后快步离开——他们的借口如此相似：有事、有事，和有事；而死者子女们的送别也总是这样的：谢谢、谢谢，和谢谢。

在告别声和汽车的发动声中，花了一上午聚集起来的吊唁者只用了一个小时便四散而去——仿佛苏北街边那些梧桐树的叶子：它们春天在长，夏天在长，甚至初秋还在长；但只消一夜冷雨，它们便纷纷地掉了下来，丢下一些萎缩的叶片吊在屈曲的枝节上，摇摇欲坠，但就是不坠。

太阳透过空气里的浮灰撒下叹息般的光，一切都白亮晃眼，只有那卧室里依然昏暗。老公务员疲倦地坐在床边，整个一上午，他都没有和任何人一起走出这间屋子：其它人都走了，任人进出的临时灵堂又有了点家的样子——至少，老公务员是这么认为的。他环顾整个房间，搜罗着哥哥在这里生活过的蛛丝马迹，神情严肃得好像要在这里长住。最终，他的目光在通向阳台的门边停下：木质门框因经年而腐烂变形，苏北冬夏的温差和不息的水汽将门框从砖墙上扯开，留下一道明显的缝隙。而就在那里，小老头看到一块补丁般的水泥，上面还带着拍打痕迹，看起来潦草得很。再明显不过，这一定是哥哥的手笔。老公务员的脸上继而泛起了回忆似的微笑，可没人注意到，让这难得的笑容落了空。周围安静极了，仿佛只有他和哥哥在：他们在每道裂缝中填进水泥，直到这危房在柴油燃烧出的浓烟里倒塌，镇定而徒劳。

老公务员发着呆，时钟已经指向两点。在他视野的末尾，大侄子走了进来：他扫视着房间里的亲人，像极了苏北农村里的一家之主，脸上主要是“我已经忙得够呛”和“我还应该做点什么”的神情。他甚至不自觉地喘了两口粗气，仿佛有人会质疑他不够累。他把姐姐姐夫晾在一边，过分负责，以至于自作主张地建议道：

“老叔老婶，中午就别走了，我们找个地方一起吃点吧。他们有的人可能下午还过来。”

一时间，屋里没有人说话。老公务员注意到嫂子从之前开始，就一直垂着脑袋坐在床头：她佝偻的背豁达地迎向阳台外的光亮，撇下头埋在阴影中，干瘪的脸上眼睛黯淡。无论周围有谁说了什么，她都只是僵在那里，不哭不笑不说话，和破旧的家具融为一体。

听到侄子要留，老公务员焦躁了起来，可一时又不想搭话；只因为侄子的说话方式又让他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火气。最终，边上的妻子催促地看了他一眼，他才慢吞吞地站起身，说：

“现在吃也比较晚了，我和你老婶先回去歇会儿。你老婶糖尿病还得打针，来来回回折腾也麻烦。我看还不如晚上再到旁边那家菜馆吃点，你们想想，行不行？”

小老头儿这个提议得到了身边侄女、侄女婿的支持，这让他感到了些许无用安慰。小老头儿的大侄子则有些难堪：他只得自找台阶地赞同了一句，便略带不甘的让开了房间的门，跟着叔叔婶婶、姐姐姐夫出去。到了门外，他主动让姐姐姐夫先回去；比起关心，这更像是找回一点自尊。

回家之前，得到了一丝鼓舞的老公务员最后一次试了试自己的运气：他搬出长辈的姿态，向大侄子询问追悼会和墓地的细节，并试图就此发言和指导。可孩子的回答让他无奈：原来，早在确定哥哥不可能活着离开医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联系好了。没错，联系好了，准备好了，一切早就准备得妥妥当当……可老公务员现在才知道，和他一同被蒙在鼓里的人正在相框里微笑。

冷，尽管已经是正午，天依然冷极了。天空像灰雾一样盘踞在所有人的头顶，边远处，垂向模糊不清地高楼大厦。地上滚动着来自工地的沙土，路中央被往来的汽车压出车辙般裸露的路面。灰头土脸的冬青呆立在两侧，拱卫着梧桐树垂死的权威。没有地平线，前面就是小老头儿的家，他就要回去。什么也没有，废墟远处的商业街消化着这个苏北城市所有的力气。

老公务员冷极了，不止缩着脑袋，还试图把皮夹克的毛领立起来。妻子低着头走在他身边，卷曲的头发被寒风吹散，露出下面掩藏着的白头发。小老头儿软塌塌的毛领一次次的倒下来，最后，他不得不一路用手扶着，看起来狼狈而滑稽。进了自家楼道，他这才抽出手，他这才看到了儿子两个小时前发来的短信：

“上车了。”

“儿子估计五点能到家，菜买了没？”老公务员问妻子。

“昨天就买过了，晚上就弄，不会饿着你儿子的。”

老公务员笑着，血液里满是安定、快乐和虔诚，在他全身的所有血管里流动——也可以从他的双眼里看出这些情绪，因为那里有不少血丝。他不再想把儿子从地上抱起来；他不再想把儿子背在身上，说要把他带出去卖掉；他不再需要儿子学好英语为他争面子；他不再劝说儿子节约用钱；他不再拒绝儿子提出的任何要求；他不再自作主张地给儿子建议……在儿子面前，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已经不中用了——他一点都不在乎：现在，只想看到孩子在身边，带着那种安定、快乐和虔诚的眼光——

他多想这样，尽管想起来就像个年迈的自闭症患者。但是，在他面前，玻璃制小酒壶已经被白酒填满。

椅子后面，是两只被遗弃的空酒盒。两瓶白酒被打开，服务员依次为桌上的人斟着酒。

“哎，哎，哎。我不喝酒了。”

侄女婿连声道，说着将手盖在了酒壶上。老头儿身边的大侄子搬出了劝酒的派头，说：

“你今天也没开车过来，喝点吧。”

“前段时间体检，三高，三高。”

“没事的，少喝点。”他伸出手，指了下服务员，又戳向他姐夫的酒壶，“来，给他少到点。”

服务员迷惑地眼神徘徊在两个中年男人之间，不知道谁更不能得罪。老公务员瞥了眼，看见侄儿正逼迫地看着服务员，直到她开始倒酒。

“行了行了，不能再倒了，太多了。”

“哎呀，没事的呢，这才一半，哪块就多了？”

桌上，冷盘已经摆成一个圆，随着桌上沾着油垢的玻璃圆台转动着，好像圆形的钟面。老公务员把壶里的白酒斟进酒杯，低下头端详着多少。透过酒杯，他二侄儿的媳妇正在向身边的姐姐姐夫讨教育儿的经验，她的丈夫则坐在一边认真的听着。多亏了人工授精技术，她刚刚成功的怀孕。老公务员不能理解：“试管婴儿”为什么还是装在人的肚子里。不过，他没有问出来，以免被桌上的年轻人嘲笑，就算不被嘲笑，也逃不了被年轻人普及现代科技的命运——他烦透了这些。在老公务员眼里，二侄儿有了后代，对于哥哥一家（嗯，对，哥哥一家）总算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侄女侄女婿的另一边，大侄儿的媳妇伸长了脖子，探着脑袋，笑着，试着插上两句，借机提提自家的孩子。老公务员身边，大侄子正发着脾气，冲服务员抱怨菜怎么上得如此之慢。那倒霉的服务员放下最后一份冷盘时，嘴里忙不迭地连连答应：

“就来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大菜已经下锅了，马上就好。”

“是啊，赶紧上点菜啊。大菜慢点没事，我们不能光吃冷菜啊。都饿了。”侄女婿转过肥胖的脑袋应和般地催促道，肥肉在脑后叠出几层，透过头发显现出来。

服务员一脸歉意地出去了。对面的几个女人间爆发出一阵笑，在外面散桌客人“嗡嗡”的嚷嚷声和催促声中。小老头儿被晾在主席上，始终插不上一句话。他独自赴宴，妻子留在家里，给刚到家的儿子整理行李，准备晚餐。服务员推门进来，把一盘蒲菜摆在桌上：空出了中央的位置，仿佛在说，“还有大菜呢”。白绿色的蒲菜被切成大致两寸长的小段，在盘子里被码放成扇面形，上面浮着一层淡淡的油光。掂量着自己的高血压，老公务员迟疑地端起酒杯，想说一段漂亮的，开始这顿从开始就叫人不耐烦的饭。可调校妥当的话语到了嘴边，却始终找不到空隙出来：各人各聊着，孩子们都忘了坐在主席上的叔叔，欢声笑语，一点也看不出是丧事间隙的酒席。想到自己和死者一同被忽视，老公务员心里安慰了些，妥协地放下了手里的酒杯。直到又一道菜被端上来，大侄子开始呼喝自己的兄弟姐妹：

“先开始吃吧，再等要饿死了。”

说着，他率先端起酒杯伸了出去。边上的老公务员也伸出手。

“今天就随便吃点吧，大家都辛苦了。”

小老头儿的大侄子补充道，继而把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又粗俗而贪婪地“呵”了一声。众人陆续喝下手里的酒和饮料，小老头儿也是。

“开始吃吧，菜比较简单。”

“这家的鱼做得还蛮好吃的。”

筷子和碗盘碰撞的叮叮当当声和席间的闲聊声中，老公务员插不上半句嘴。他想低头吃饭，不去参与谈话，可却在桌上的菜里迷了路：桌上的人不多，菜色的花样却多得有些奢侈；菜看起来很精致，口味却又太过经济，只是靠着油腻掩盖口味上失败。最终，老公务员发现老鹅汤的口味还不错。他端着碗、持着汤勺微微起身，想要舀几勺汤，膝盖后面却又被椅子抵住。为了不推动椅子，发出让人尴尬“嘎吱”声，他不得不保持一个费力的半蹲姿势，伸长脖子，在瓦罐里寻找那被煲地发白的鹅肉。嘈杂声里，小老头儿不安喝着来之不易的荤汤，准备应付那些不看时机的敬酒。尽管不至于惊慌失措，可他还是在心里问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喝酒应酬也变成了一桩苦差事？

空调“嘎”地叫了一声，开始像发作的哮喘病人一样把热风呼哧呼哧地吹在老公务员的后背上。他脱下已经拉开拉链的皮夹克，把它挂在椅背上，顾不上着凉的风险。他靠着椅子，用桌上的餐巾纸擦着额头上渗出的汗——擦也擦不完，无奈之下，他只好用手抹了把脸。

他在渐渐平息下来的餐桌上寻找回家的机会。当大侄儿起身去上洗手间时，他便起身跟了出去。到了包间外，他唤了声侄儿的名字。那男人回过头：

“老叔，吃得怎么样，还好吧？”

十点是这个苏北城市的深夜，再也没有人大声说话，只剩下电视机的窃窃私语。寒风穿梭在渐渐空荡的街头，萎缩的叶子摇摇欲坠地挂在枝头，就是不坠——它们中的幸存者最后会在春天的新叶里悄无声息地消失。桔黄色的灯光落在酒后晚归者的身上，时而有环卫工人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载满了这一天的最后一批垃圾，打满沥青补丁的马路一点点送走它的车轮。老公务员独自站在饭店门口，对面是残缺的砖墙，斑驳的漆面成了时间的广告。墙内的废墟在散乱摆放的砖块中度过又一个安稳的夜晚，边上是整装待发的钢架——废墟最终会在支起的钢架间渐渐消失，直到它们生锈，崩塌，重复起自己的命运。肮脏的野狗颠颠地穿过马路，对零星车辆的灯光视若无睹，自顾自地钻进蛇行的小巷。没人送老头儿，他转身回家，走了两步，确定自己并没有喝多。身后不远处，是红砖砌成的房子，是老司机的家。巷口的寿衣店合上了卷帘门，静静地看着路上的行人，在灰色的城市里，送往迎来。

离开了饭店，老公务员快活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没有喝多少酒，心想着回家以后，如果儿子又问起，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爸爸现在喝得少了”，再也不会被儿子埋汰血压高还喝得东摇西晃。尽管风夹着刀刃吹打着他的脸，他却不再需要那毛领的保护。从这里到回家只要十五分钟，想着，泪水从老公务员的眼眶里溢出来。他哭了，哭了很久才到家。他摸黑上楼，独自站在自家门前黑洞洞的楼道里，狼狈地抹着眼睛，擤着鼻涕，没有敲门，只是把双眼埋进冰凉的手心里。过了好一会儿，他把皮包夹在腋下，右手伸进夹克内袋摸出笨重的手机，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它的屏幕亮起来。灯光亮起又熄灭，他才刚刚把钥匙从裤环上取下来。小老头儿不得不再次祈求手机的光亮，一次又一次，直到拇指和食指夹住了那把正确的钥匙。他推开门，家已经被黑夜爬满，妻儿都已经睡下，只剩下灵魂般的他行走在阴影中。

洗完澡，老公务员穿着棉毛裤棉毛衫，提着裤子、毛衣和外套，蹑手蹑脚地从卫生间里走出来。转身关上卫生间的灯，他扶着墙摸到了儿子卧室的门把，转动推开，他探进脑袋：那张床上，儿子正躺在那里，背对着门。窗帘被拉得严丝合缝，被窗外的路灯映亮。儿子没说话，手机在他手里亮着。

“早点睡啊，明天五点钟就要起来了啊。”

老头儿关怀而不甘地说着。床上的年轻人翻过身，“嗯”了一声，给予老公务员巨大的安慰。

“赶紧睡吧。”

说着，老头儿退出身子关上门，走到自己的床边。放下衣裤，他小心的掀起被角，在妻子身边躺下。又是夜晚，又到了作出决定的时候，他却像船一样停泊在阴影里。他盯着窗外，虔诚地祈求什么能填满他瘫痪的头脑，让他思索些什么，无论是什么。月亮像罗盘一样挂在天边，透过夜晚的浓雾，只给这城市留下模糊的影子，供运河畔无眠的船夫们解读。

老公务员无助地合上眼睛，焦急地想从空空的脑袋里召唤出些回忆，哄自己入睡。

当他迈开步子，离开苏北农村松软的旱田与禾茬，踏上田间硬实的土路，那些三五成群的坟包就已经在身后。这些坟包，有的上面插着小旗，有的上面垒着石块，更多的，则毫无用以区分的标注。梦里，他举目望去，找不见那间破房子，那间墙壁上画着红色五星的破房子：红色的五星兴许已经被风雨带下了砖墙，流进泥土的缝隙。可通向它的路边，两座不起眼的坟包里，却安居着他的父亲和母亲。而现在，他找不到它们，只能看到农田尽头矗着的稻草人——它远远地守在视野的尽头，时而弯下腰，从地上拾起垂在那里的天空。那破房子兴许已经不在了，梦里，父母的坟包也已经不在了。没人知道那破房子里住的是怎样的人，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可以是各种各样，都已经无所谓。那些坟包呢？里面又是什么人的骨殖？只要无人告慰，便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他还记得：岳父岳母的坟包也在那里，被埋葬在别人家承包的田里。那户人家每年都蚕食着坟地，终于将庄稼种到了岳父岳母的坟包边上，甚至没给人留下磕头焚纸钱的地方。他不得不去劝说那户人家空出那一小块，甚至可以为此每年贴补上一笔小钱，只为时不时的祭奠。不能随便找个坟包就开始祭奠……还不能这么做：他想找到那间房子，找到父母的坟包，他得找到它们，再为它们做上永不消逝的标记……但，那该是怎样的标记，有没有这样的标记，能让每个人在这尸骨的田野里找到自己死去的亲人？

没有。

死后，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被变成一模一样的灰烬，被迫变成某个一度在这个世界活过的人的象征。每一天，都有无数的生者跨进另一端：而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停下了心跳和呼吸，沉默不语，一动不动——所有人，沉默着，一动不动，一模一样，作为象征，继续在这边的世界忙碌，同每个生者一样，奔波操劳，驱动着唢呐、鞭炮、纸钱、各色的花束、话语，还有无穷无尽的念想和恐慌。每个夜晚，生者各自把自己哄睡，再在每个早晨把自己唤醒；他们还有不少的年月，他们还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

五点很快就到了。

睡眼朦胧的老公务员喝着粥，妻子又从厨房里端出一只小碗，里面是几只煮鸡蛋。小老头儿抬起头，看着对面没精打采的儿子：他拿起装着咸菜的碗，把它们一股脑儿扫进碗里。他的母亲让他吃两个煮鸡蛋，他却只是闷头“呼噜呼噜”地喝着稀饭，完全没有精神理会母亲。失落的母亲回头劝丈夫少吃点咸的，老公务员应着，忐忑地看着漂满咸菜的粥。儿子却没有只言片语。老公务员从碗里拣出一只大一些的鸡蛋，在碗边上轻轻来回磕着。等到蛋壳变碎变软，他一把将他们拨开，露出一颗完整的煮鸡蛋，伸手要放进儿子的碗里。儿子却挥了挥手，说：

“不用了，你自己吃吧。我自己来。”

说着，从碗里拣出另一只鸡蛋。老头儿一时不知道应该感到安慰还是失落，便把鸡蛋放进嘴里咬下一口——黄还挺大，味道不错。

“妈，有醋么？”

儿子靠在椅背上，向后伸长脖子，问正在卫生间里化妆的母亲。卫生间的门斜对着儿子卧室的门。那门正敞着，儿子床头的台灯亮着。灯下，是那老公务员的兰草和景天，依旧了无生机地病着：枯萎、掉叶子。

“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关窗户。”老头儿不忘说教着，“车马上就过来了。”

车就要到了，郊区就要到了，殡仪馆就要到了。老公务员的手机响起来，显示着侄女的名字。老头儿接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

“我们就要到了。”

苏北冬天的早晨，干燥的冷风总是夹杂着夜晚的余烬，一刻不停地顺着领子往早起者的衣服里灌。老公务员躲在停下的车边上避风，面前是数十级水泥台阶，灰白地覆着冬季清晨六点的夜色，向两侧延伸，有一两百米宽，边际处溶进了黯淡的天空，和它连成一片。它倾斜向下，指引着老头儿的目光来到下面笼罩在黑暗中的水泥广场。广场的西面亮起了灯的有两间追悼大厅，门口是长长的回廊，上面摆放着二三十只花圈，在夜幕里一律显出灰色——只有追悼大厅门外两侧的才能看清：那里，花圈上白纸黑字的挽联在风里抖动着，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死亡；广场的南面则是一间休息室，看上去是钢制的临时建筑，窗口洒下昏暗的黄光。站在高处，老头儿视野开阔了起来，他抬头，视线翻过连绵的平房，看到远处牌楼的影子，上面朦胧地显现出“西方极乐”四个大字，标志着墓园所在。广场上面，三三两两地站着十来个人。天还在微微地驶向光亮，俯视下去，所谓的“人”只有鬼魂般的阴影，如同寻找蟑螂尸体的黑蚁一般。老公务员定了定神，看见自己的侄儿和侄女们正在那里，在其中一间追悼大厅的门口，便打算走下去。他转身招呼身边的妻子，教她喊醒还在车后排座位上酣睡的儿子。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几年前。那时候，上级在出差的归途中遭遇了车祸，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呼吸。后来的追悼会和火化也是在这家位于市郊的殡仪馆。他曾经和这里的追悼会主持人聊过，那位瘦小的先生总是带着胸有成竹的微笑。当被问及是否害怕这里的环境时，主持人操着让人不舒服的普通话告诉老公务员，在他眼里，死者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再次走动，也不会再表达任何不满，自己非但不怕，反而觉得很轻松。回想起这些，老公务员总想要感慨些什么，甚至想用“报应”这两个字去谴责点什么；可他还是放弃了。最终，他只是感到一丝不甘——为什么自己总是在冬天为别人送行，为什么总是天还是没亮的时候来到这里：上一次，这一次，下一次，最后一次。他从周围长长地吸进冰冷的空气，掐算着那个说远已经不会太远的日子。他又细细地四下看了一番，带着某种贪恋和担忧。

他长长出了一口气，表情坚决而冰冷了起来，携着妻儿走下漫长的台阶，两边没有灯：尽管曾经来过，有那么几次，他依然差点踏空摔倒。妻子跟在他身边，儿子在一旁扶着他的胳膊；尽管远处树木光秃密集的影子依然叫他害怕，可儿子不那么周到的体贴却让老头儿感到了一丝欣慰和伤感。来到广场上，他向那群男女走去，模糊的面孔随着缩短的距离或是缓慢亮起的天空渐渐清晰起来——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距离缩短了，大概是天色渐渐亮起来了，又大概，这一切都是渴睡者半梦半醒间的幻觉。

“厅定下来了没有？”老头儿问着男女们。

“定下来了，就是那间。”

老头儿循着侄女抬起的手臂看过去：是右边的那一间。他站在那里和孩子们继续说话，眼睛在那追悼厅的门口打着转：花圈上的挽联上有的写着哥哥的名字。而另一边大厅门前的花圈上，则是另一个名字。虽然不熟悉别人家的故事，但至少，死者有人相伴的话，大概便不会寂寞——这点上，死者和生者不尽相同。

望进空荡的告别大厅，想着竟然就要在这里送哥哥最后一程，老公务员决定领着孩子们进去看看。追悼大厅里回荡着脚步声，被挂起的黑色幕布间是一个巨大的“奠”字。老公务员不知道“奠”字因为什么才具备了出现在追悼会上的资格，他注视着它的每一笔，只觉得冷极了。他身边是白色的墙壁，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什么都没有”来表达稳妥的庄严，这偷工减料倒是真切地提供了几分肃穆之意。“奠”字下方，烛台、香炉、盘子被整齐而对称地陈列在刺眼的白色灯光里，它们被抹上了金色的劣质油漆，模仿或是象征着华贵的鎏金木器，结果，深浅不一的颜色叫它们看起来甚是滑稽。更远一点的地方，是沾着某种不具名污垢的水晶棺，里面暂时还空着——这就是哥哥最后要躺进的地方，老公务员想。他看了眼水晶棺里面，白色的床单有些潦草地铺在那里，唤起了小老头关于医院的回忆。他心里搁应了下，转念劝自己，想着死者大概不会那么讲究。

“在化妆呢？”

“嗯，在后面呢。从走廊绕过去。”

“主持人呢？”

“也在后面的办公室。”

老公务员让妻子在这里陪着孩子们，顺便等着说要从乡下赶来的两个姐姐，便自己带着儿子绕到后面看看。出了门，老头儿迷失地看了看门两边，辨认了一番。想起当时送别上司时，是从左手边，也就是北边，绕到殡仪馆的化妆间和办公室。天竟然还是没有亮起来，老头儿觉得黑暗处，会有不少的鬼怪埋伏，便领上儿子一起过去。转过走廊的拐角，儿子忽然说想要上厕所。他僵硬地笑笑，问是不是早上稀饭喝多了，儿子点头说是。小老头儿心里暖和了起来，感觉自己还能给儿子一些帮助，便像儿子小时候一样，抚着他，告诉他卫生间位于走廊外那片草坪的另一端。

“喏，就是那边那个小房子。不急吧。”

“唉，不急的。”

草坪里，数不清的枯草长长地卧在一起，在缺少光亮的空气里彼此难辨。它们被一人宽的鹅卵石小径分割开，任由那无人会踏过的路蛇行向别处。草坪的深处，是一片人造水池。池壁上是年代久远的马赛克瓷砖，池里的水早已结起厚厚的冰，在逐渐稀释的夜色里呈现出污浊的深褐色（大概只是传递了冰下常年不换的污水的颜色），上面还横七竖八的掩着几根枯草。远看起来，与其说是水池，毋宁说是陷阱。茫茫的一片，在屋檐下的寒风里摇动着，反射出混沌的颜色。

想起儿子小时候怕黑，老公务员又关切地问：

“是不是怕？要不要我陪你过去。”

“早就习惯了，不怕的。待会儿我自己去。”

是啊，他不是七八岁的小孩子了，确实早就该习惯了。望着自信而冷漠的儿子，老头儿在心里默默地承认道。

又转过一个拐角，老公务员领着儿子来到了走廊的尽头。等候在那里的，是熟悉的小门，和一眼望不见底的长廊。长廊顶上，隔开几米就有一盏小小的白灯虚弱地亮着，沿着长廊走过去，它们仿佛是最后的脉搏。脚步的回声中，老公务员来到了化妆间门前，宽阔的空间里，停着两辆推车，上面躺着几具尸体，想必有一个就是哥哥。化妆师并不在，白光下空荡的房间里，靠墙摆着几只仿佛是人形的盒子。老公务员想回头问问儿子，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已经是一个人。他无助地站在空房间门前，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不知道该大喊，还是哭泣。老公务员只是站在那里，任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扼住自己喉咙；他脸上的所有表情，都在刹那间融化在晃眼的白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