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之外的抗爭（2）：新工會浪潮（下）

疫情下的新工會

2020年1月22日，首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透過高鐵輸入香港，港府卻未有在邊境實施控管和檢疫政策，引發民間社會的擔憂和憤怒，新成立的醫護工會率先用罷工挑戰邊境控管政策。在街頭抗爭沉寂的2020年，政府在各行各業進行「整頓」、清算和控制，新工會則持續就疫情下的職場生計問題和社會上的不公義發聲。

1.   罷工封關救港

香港發現首宗確診的翌日，新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1]」要求醫管局[2]要求政府禁止旅客經由中國入境、並確保醫護人員的工作安全，否則發動工業行動。隨後，逾十個新工會舉行「工會防疫聯合新聞發佈會」並提出「禁止旅客經中國大陸入境香港」的共同訴求。

在醫護工會宣佈發起工業行動的動議後，會員人數在短時間內呈海嘯式增長（由300人增加至18,000人），佔員工總人數的22.5%。2月1日，醫護工會在會員大會大比數（以 3123 票贊成，10 票反對）通過五日的兩階段罷工計劃，9000位來自各職系的工會會員簽署《罷工宣言》。在工會和醫管局、政府談判不果後[3]，工會在2月3日發起非緊急服務員工的罷工，當晚和醫管局的公開談判破裂後，工會再啟動第二階段持續四日、包含緊急服務員工的全面罷工。

抗爭者陣營積極向市民解說醫護罷工以爭取市民的支持，在罷工投票當晚，「工會陣線」聯同各區的文宣網絡、區議員在全港將近30處自發組織「醫護罷工點票直播和集氣街站」，數百名市民直播見證工會大比數通過罷工議案的歷史性一刻。在罷工期間，各界別的新工會、黃店、社區抗爭網絡、區議會積極投入動員和宣傳聲援、向市民解說醫護罷工的原因，並鼓勵和醫護同罷。在社會的支持下，醫護罷工對政府產生一定程度的壓力。雖然特首屢屢批評罷工，強調「任何人如果認為用極端手段可以威迫政府，都不會得逞」。然而，在醫護工會要求「封關」並動議罷工後，政府修改入境政策，關閉跨境高速鐵路、多個口岸、實行14日強制檢疫，雖然無法完全堵塞漏洞，但使由內地入境人數顯著下降。

醫護罷工是2019年所成立的新工會所發起的首場罷工，在實際入境政策上的推進之外，在運動中也有劃時代的開創性意義。正如職工盟幹事鄧建華所總結，「『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的『抗疫五大訴求 』將罷工中的政策要求和員工的實際需要扣在一起，罷工因此既是政治罷工，也是經濟罷工。」醫護的罷工打破香港過去的社會運動中經濟和政治鬥爭割裂的局面。工會在罷工的試煉下經歷海嘯式的會員增長，在短時間內成為組織基礎遍布各個職系，有行業代表性的大型工會，也成功發起首場以「工會」為集體行動主體、經民主程序決議發起的罷工。

醫護罷工也創造了兩個重要的連結：連結跨界別工會、連結社會。在醫護罷工期間，其他行業工會動員公眾聲援，並在工會內部發起罷工動議，雖然最終未能出現接力罷工，但也奠定未來跨工會的團結基礎。過往香港社會對罷工並不支持，但在2019年的運動的積累、市民對政府抗疫表現不滿、抗爭者陣營動員的大背景下，醫護罷工連結市民，罕見地在社會上得到廣大的支持。民意調查顯示「逾6成受訪者認為，若政府未能有效處理疫情，將支持前線醫護人員發動罷工，迫使政府回應訴求。」

2.  行業發聲、堅守專業、政治表態

在疫症下，因政府不作為、企業只顧搾取最大的利益，工人面對嚴峻的健康風險和經濟蕭條下的就業困境；與此同時，政府也在疫情下大力推進各種社會控制和打壓。各個行業的新工會既關注職場上的勞動問題，也關注政治問題，並且積極用行業的立場發聲。

在2020年疫情爆發期間，多個密切接觸潛在病患的行業工會揭露企業為節省成本，沒有為前線員工提供足夠的防疫裝備和有薪隔離假。更有企業隱瞞工作場所的確診個案，令員工曝露於感染的風險中。2020年4月，港府推出高達810億元的「保就業」計劃，向僱主提供財政支援以支付員工薪金。但新工會和職工盟搜集前線員工的求助和爆料，踢爆在政策的漏洞下踢爆有公司領取保就業補貼卻解僱員工、放無薪假、零散化用工，計劃未能保障前線員工的生計。

在疫情和運動的低潮中，政府以「防疫」之名推行監控措施，並且在各行各業推進政治打壓和社會控制。工會則擔當重要的角色來捍衛專業自主、直斥政府政策的不合理。例如：醫護工會帶頭杯葛恐增加社區傳播的「全民檢測」、對抗侵害個人隱私的「安行出行」監控系統；當政府就《電訊條例》訂立電話卡實名登記制度展開公眾諮詢，資訊科技界工會則要求撤回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

與此同時，各工會也持續在抗爭者間推動工會戰線、招募會員、解答疫情下的勞資問題。當《國安法》在2020年5月壓境，「三罷陣線」聯同「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就《國安法》舉行罷工罷課公投，絕大多數的會員反對《國安法》，惟參與人數未達門檻而未能發起工業行動。

新工會浪潮的意義和挑戰

新工會浪潮是在2019年的政治運動中煉成的。在2019年的示威浪潮中，各行各業的工人為推進運動、支援前線示威者而發起罷工；示威者遍地開花的堵路、以「不合作運動」拉開罷工封鎖線以「支援罷工」，以共同達至癱瘓生產的目標。民間的「大三罷」作為未竟的嘗試，將經濟抗爭大規模帶入政治民主運動的實踐中，是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中前所未見的。

2019年，在長達數個月的直接行動中，抗爭者創造了職場同路人的連結、跨界別行業網絡的連結、和經濟抗爭的想像和主流民運範式的連結。這些「連結」是一個開端，也是新工會浪潮煉成的重要背景。在2019年年底，部分抗爭者為發起更有力量的罷工而組建工會，「工會抗爭」的路線也在新工會的共同動員下引起討論。

在2020年初，疫情在香港爆發，政府未能及時推出適切的邊境檢疫政策，但示威者又難以大規模聚集，而數個行業的新工會網絡則是公民社會中積極發聲的主體之一。醫護工會不僅在短時間內成為組織基礎遍布各個職系的工會，更發起新工會浪潮以來首場以「工會」為行動主體、經民主程序決議發起的罷工。醫護的罷工將「罷工救港」的政治要求和員工的職場需要結合在一起，在當時支持運動、恐懼疫情、對政府充滿不信任的社會上產生不少迴響，也令新工會在運動中的參與在普羅市民眼中變得更加可見。

在「反修例」運動中，工人網絡在嚴峻的政治打壓、急遽收縮的公民社會空間中發展起來。在2019年，工人在職場表態或罷工後被解僱的例子不勝其數，也出現職場的白色恐怖。例如：「國泰航空」向員工發出內部電郵，要求員工不得支持或參與在機場舉行的未經批准示威活動，公司內部也出現同事間的大規模舉報；「港龍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更因社交媒體的言論被解僱。在2020年上半年，政府開始在各個行業推進控制、清算參與運動的行動者。新工會不僅站在職場的最前線連結同路人一起抵抗職場上的打壓，也和其他的公民社會網絡（區議會、社區）一起，以行業的專業角度，就政府的政治打壓、社會不公義、勞工健康和生計問題發聲。

和所有的運動網絡一樣，新工會的發展也面對嚴峻的挑戰。在強硬的打壓下，當初為參與政治罷工而入會的會員是否會續會？工會理事作為核心的積極份子，如何和其他職場的同路人建立緊密的聯繫，成為群眾基礎更加堅實的網絡？不同行業的工人網絡如何扣連其他的公民社會網絡，回應大時代的變化？

註：

[1] 「醫管局員工陣線」是在「反修例」的大三罷浪潮中成立的新工會，2019年10月中在Telegram群組形成核心的籌組工會小組，11月遞交申請，12月初正式成立，選出首屆共8人的理事會。

[2] 「醫管局」是香港的法定機構，負責管理香港的公立醫院，並透過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向香港政府負責。根據2018-2019的年報，醫管局逾九成的收入來自政府撥款，聘用的全職僱員總數近八萬人。

[3] 2月2日，工會和醫管局及政府的談判因「抗疫督導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不出席而取消。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繁體電子書（PDF）下載：
tinyurl.com/TC-WhatHappenedinHK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簡體電子書（PDF）下載：
tinyurl.com/SC-WhatHappenedin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