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愚民和乡愿:传统文化的另外10张面孔
“中国传统文化 ”,这六个字,非常有魔力,简直像 “ 六字真言 ” 一样,只要说出来,很多人就像中了魔咒一样,会瞬间变身无脑粉,双膝酸软、双眼发直,不由自主跪在面前。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非常优秀的内容。但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文化一样,它有优点,就也有弊端。我们不能提及 “中国传统文化 ”,就觉得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怀疑和反思都不敢有。
所以,很早就想写一篇文章,说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除了仁义礼智信、除了经史子集、除了铮铮风骨,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被我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比如吃人的传统、反智的传统,愚民、功利实用、轻视文化、毁书、趋炎附势、以奸治善、官本位和潜规则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传统文化这些“另外的面孔”,才是更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正视的。
我们要弘扬的,应该是“优秀传统文化”,本文所说的这“十个传统”,还是尽早的丢弃他们吧。(另,笔者反对把一切归因于“文化”,我觉得更多时候,文化是被规则塑造的。这篇文章谨在提醒“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另一些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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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一:吃人的传统
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传统”?
一般来说:世代相传的,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也就是说,这个现象,在历史上出现比较早,而且一直延续了下来。
那么,“吃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个“传统”。
鲁迅的《狂人日记》里说,翻开历史上每一页,上面写的都是“吃人”。鲁迅先生说的“吃人”是比喻。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吃人”的传统,就是其字面含义,实实在在的“吃人”!
上古时期祭祀、战争,吃人肉很常见,我们不多说,这是未进入文明状态的时候。商纣剜心吃之类的,我们也不说了。我们往下说。
《左传·宣公十五年》:宋国发生饥荒,易子而食;《史记·赵世家传》载,智伯围兵晋阳城两年,城内人吃人、易子而食;长平之战,秦军困赵军日久,赵军“阴相杀之、人食人”。《吕氏春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个住城东、一个住城西。有一天偶然相见,就一起喝酒。然后没有下酒菜,就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对方吃,最后都死了。这虽然是个讽刺的故事,但是可以看出,当时吃人肉现象的存在。
汉代也充满了吃人的记载。
楚汉相争,关中人食人。汉武帝时期,两次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新莽时期,山东人吃人。东汉建国初年,就好几起人吃人:刘秀称帝时,蓟县人吃人;刘秀征彭宠,城中粮尽,人相食;《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二年(公元26)十二月,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汉朝末年,军阀混战、灾难遍地,人吃人现象更为普遍。汉灵帝时期,“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灵帝纪》);汉献帝时期,长安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
汉末三国,袁绍围困臧洪,城中粮尽。臧洪把自己小妾杀了给将士们分食。结果大得人心: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魏晋南北朝,人吃人的事,就更是多得数不过来!
盛世隋唐,总该没有人吃人了吧?实际远非如此。
隋末大乱,军阀朱粲可谓吃人魔王。当时襄阳、邓州大灾荒,百姓相食成风。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熟吃肉。他曾说:“世上最美的食物就是人肉,只要国中有人,就不用担心军粮。”妇女儿童体弱者,多被他杀来当军粮。黄巢起义,因军中缺粮而杀吃人肉;唐末军阀秦宗权更是恐怖,把人杀死用盐腌起来食用,故而他行军不带粮食,只带盐。
宋代元明清,都有人吃人的记载。
北宋靖康元年,人肉腌来晒成肉干充饥;南宋朝高宗绍兴三年(1133),杭州人吃人,同时还有了称呼:瘦的男女叫“饶把火”;女孩子叫“下羹羊”,小朋友叫“和骨烂”,这些被吃的人,统一被称做“两脚羊”。元末驻守淮右的官军缺粮,捕人为食,他们把人肉称作“想肉”——所谓“想肉”,就是说人肉吃了之后美味无穷,使人想念。明朝万历大饥荒,人吃人。清朝一直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
同治年间,安徽、江苏人吃人。有个剧作家叫余治,也是有名的大善人,一开始听说江南人吃人还不敢相信,因为他觉得江南民风斯文,不会做出这种事。后来看到,十分难过,还作了一副《江南铁泪图》募捐,其中就有人吃人的悲惨描摹。
如果私下吃人肉也就算了,但是公然在市场上售卖人肉——这就是某种普遍问题了。
唐末朱温围困凤翔城,城里公开卖人肉,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只需一百钱;明代万历山东大饥荒,一个少壮男尸不过十五千,而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人肉比一斗米、一只猪还便宜;清同治年间,江南吃人成风,皖南人肉30文一斤(后涨价到120文一斤),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则是80文一斤。
人肉如此便宜,可想而知,在当时,吃人肉是多么普遍的一件事!
清朝有本书,叫《圣谕像解》,其中有个《烹奴招饮》的故事,赞扬一个举子柳仲塗杀恶仆煮来吃肉的故事。《圣谕像解》类似官方颁布发的白皮书、课堂教材,是宣讲道德教化的,里面褒扬的,都是道德模范。可见在当时的认知中,只要杀的是“恶仆”,哪怕煮来吃也是没问题的。
吃人肉的传统,是在太过久远,就连《四大名著》里,每本都有吃人肉的记载——小说虽然不是现实,但是却是现实的某种反映。所以,在我们的传统中,很多时候,是不把吃人当什么大事儿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吃人为果腹,而盛世的时候,吃人又是某种荣耀的象征。比如北宋仁宗时期,侬智高的母亲爱吃人肉,侬智高为了孝顺母亲,每顿饭都要杀死一名小儿供她食用。
看修仙小说的朋友,可能会熟悉,在中药、修仙的记载里,有一味神秘的药,据说药效比人参灵芝还要厉害,名字叫“紫河车”。而“紫河车”,其实就是人的胎盘。能把人胎盘当做药来吃,那进一步,吃小孩、吃童子做药引,摘别人的身体零件为自己长生延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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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二:功利、实用的传统
无论是灾年还是盛世,吃人如此普遍。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种种的灾难逼迫,让我们自古就有了另一个传统——功利、实用的传统!
各种哲思、文学、艺术、音乐……都抵不过三个字:“有用吗”?
这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解:通常提到传统的功利、实用,我们会说,说中国文化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
其实错了。
功利≠功利主义,实用≠实用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
请注意,但凡叫做“主义”——那就是哲学思辨,就是一种相对“无用的”思辨和学术。而中国有很强的“实用”传统,但不是学术思辨、没有理论构架,仅仅是一种短视的经验感觉。
所以,功利主义,是密尔、边沁的伦理价值学说,强调的是追求幸福,如何获得“最大效用”;实用主义,是西方的一个学术流派,比如杜威、胡适就是代表,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人本主义“——意思是,以人作为经验和万物的尺度。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反对的正那种“短视的功利”;实用主义,反对的也正是那种“什么都看能不能拿来用”的局限判断。
而在中国功利、实用的传统中,恰恰是不会有这些理论构架的。并且,不仅没有理论构架,还要对那些“无用的、思辨的、纯粹的”学问,嗤之以鼻。
所以我们常用的判断标准是:
“啥?你学哲学?你思考?你这玩意儿,有用吗?能吃不?能穿不?能让我多挣钱不?能让我当官不?能考上大学不?能加薪不?你读这个专业吗,能找到工作不?……都是很短视的经验判断。
所以在传统中,读书也是充满了功利的心态,是为了实用的——为了科举、作八股!到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重视技术,重视实用的学科,但是社会并不鼓励去搞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比如基础物理、基础数学、哲学、艺术等等。很多时候,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学一点围棋钢琴之类,目的更多的,不是让孩子培养审美,而是为了“考试加分”、“比别人家孩子强”。
当然,也有很多古代大儒,反对读书科举做官写八股,这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也还是没能跳出“实用“的坑。他们认为,读书不是为了考功名,而是为了“立言立德”,为了“文以载道”,读书要“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要教化百姓,要救民救国……这还是一种“实用”。
只是这种“实用“,比起赤裸裸的读书为了考取功名做官,已经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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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三:不尊重文化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用、功利,不注重玄远哲思、不重视那些“无用”的文化。有人会反驳:
你说的不对,你看中国传统有那么多“无用”的文化遗产。书法、绘画、音乐、思想家、学者……这些不就那些“无用的文化”么?
没错,即便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有那么多的文化遗产——但是,这些从来不是主流。读书再多、学问再好,也不如有权有钱。倘若思想观点和权力、金钱发成冲突的时候,人们普遍首先选的,还是是权力和金钱!并且,在传统的构架下,思想艺术,从来都被权力所左右。
所以 ,即便中国有那么多的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却非常可悲的是,他们都是皇帝、权贵豢养的宠物、奴才,是为皇权所服务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 。”可谓一语中的,在统治者看来,文化艺术都是为自己、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本质和宫中的俳优,是一样的。所以东方朔刚进宫的时候,是和宫中的侏儒一样被对待的。
元代把人分为十等,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读书人被排在第九等,所以有个称呼“臭老九”就这么来的。
这个情况在历史上,偶有改善——比如在宋代的某些时候。但是思想学问被权力改造,才一直是主流传统。到了清朝,更为严重。民国初年许指严撰写的《南巡秘记补编》,记载了个小故事:有一次,纪晓岚想为一个官员求情。乾隆得知后勃然大怒,劈头盖脸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尽管这个故事有可能略显夸张,但是轻视文化,确实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如是,网络上对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污名化,正如火如荼。
中国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一开始就是被皇权豢养的——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历史都是这样。但是在西方,知识文化逐渐获得尊重,在权力之外有独立的评价体系。但是被豢养、不能独立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好比今天,即便很多艺术家能独立生存,但是思想上还是渴望被“豢养”——不少人还都要以加入官方协会、官方为荣,好像只有进入协会,才算一种“肯定”。很多人如果没入展、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不被官方“许可、承认、封赐”,他们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书法家。
因为在传统中,被皇权豢养、进入体制内被豢养,才是正统的、最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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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四:毁书禁言的传统
不尊重知识,必然不尊重知识人,当然不会尊重知识的载体——书籍。所以,一方面,中国历来有藏书的传统,同时,也有毁书禁言的传统。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凡改朝换代、兵燹火劫,必然会毁掉大量的书籍、文化载体。秦始皇焚书禁书、项羽焚书、王莽之乱毁书、董卓之乱毁书……一直到太平天国,都在大量烧书、毁书。
但凡有动荡,必定先去毁书。因为“书籍”是最“没用”的东西。
这些毁书禁书,都是很明显的。同时,还有不明显的——“以修书为名的毁书”:
《四库全书》是清代最大规模的官方修书。但是,《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3000多种。并且,在那种环境下,民间畏惧而私自毁掉的书籍,又不知有多少!
至今大多数都在赞叹《四库全书》保留了那么多的古籍。但是,我想做一个比喻来分析一下这个事。
有人把你推到河里,再把你救上来。我们诚然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但是却不想想,到底是谁把自己推到河里的?
还有私人毁书的例子,更是多的不行。还有禁言的传统,我也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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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传统五:趋炎附势的传统
皇权不尊重读书人,同时,中国的知识人,由于缺乏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评判系统,往往也不容易自尊自爱——当然,这要求有点高了,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历史之同情”。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传统说一下。
传统中,尽管有“逆命而利君谓之忠”的理想,但是现实中,往往都是“从命而利君”顺承。所以,我们一方面有正直、直言进谏的传统,但是同样有乖巧顺承、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舔痣吮痈的传统。
“舔痣吮痈”,是两个故事。“舔痣”出自《庄子》。说秦王身上长了脓疮,下令求医:能用舌头舔这些脓疮的,给他赏车一乘;能来给他舐痔疮的,赏车五辆舔的地方越恶心,收到的赏赐就越大。“吮痈”出自《史记》。汉文帝曾得脓疮,邓通常为他吸吮脓疮。
舔痣吮痈,就比喻人以丧失尊严为代价,去获得权力青睐。中国历来有这个传统。从古至今都大有人在。很多还是大知识分子、大儒。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主动调整自己的姿势,去迎就皇权的淫威。
早一点的,比如叔孙通。凭借花言巧语、奉承顺应,侍奉秦朝、项梁、楚怀王、项羽,最后又投靠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换成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迎合刘邦。后来,他延续秦代威仪,帮刘邦制定了礼仪,让刘邦享受到了当皇帝的威严,因此获得巨大成功。人称叔孙通是“汉家儒宗”,“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清朝初年,汤斌、李光地,一个助清擒获明朝将领,一个出卖朋友钻营奉承。但是他们两个,汤斌是清朝第一个被谥为“文正”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号称一代完人、清朝儒宗。他们都是调整姿势,迎和取媚的典型,当然无疑都获得了世俗意义上巨大的“成功”。
麻烦的是,读书人通常都能言善辩,他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给自己的行为找出圆满的理由。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个故事:
元代建国,招揽南宋儒生。有个大儒许衡,就立刻应召赴京。别人问他:你怎么不稍微矜持一下呢?诏令才下了一次,你就急忙应征,是不是太急了?许衡回答:“不如此,则道不显”;
另外一个人刘因,却始终辞官不应。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
到底应该“显道”,还是应该“尊道”?如果抛弃某种坚定的信念,从他们自己的角度,都似乎有十足的理由。所以,一件事无论你怎么做,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的传统中,就充满了矛盾的箴言:
忠臣不事二主vs良禽择木而栖;冤冤相报何时了vs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vs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vs百无一用是书生……
各种说法都有,完全没有清晰、可以依据的信念准则。如果一件事比较简单还好,碰到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首鼠两端、左右为难了。
所以,到了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呢?
功利、实用的传统,就跳了出来:管他什么道德信念,怎么对我有用、怎么能快速见效,就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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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传统六:反智的传统
伴随以上种种传统,必然导致另一个现象——反智的传统。
烧书、毁书、不尊重知识,和反智是一体两面的亲兄弟。因为如果一个人爱惜书,那么,他至少还是想学习的、知道自己有可能不足的;但是当大家都没有书、都不读书,却还要为自己烧书找合理性的时候,就会诋毁知识、反对逻辑、不尊重理性——这就是反智。
反智的观点,直到今天,比比皆是。我随手举几个常见的说法、常见的例子,就可见一斑:
“你用一句话给我讲明白最复杂的道理;
“不要有分别心啦,要平常心、要无分别,哪里有对错啊?
“学再多,不如行动做一个!知行不合一,还不如“不知而行”,哪怕做一件小事,也比你读再多书有用……
“医生哪里懂?百度明明说的是xxx;博士懂个屁,啥都不会;
“你太讲逻辑了、你那是西方那一套,中国文化根本没有逻辑;
“你太理性了,难道在你生活里和你媳妇也这么理性吗?
“我只说我认为的就可以了,凭什么要我论证?我就喜欢想到哪里说到哪……论证啊、推理啊、证据啊、定义啊,你累不累啊?
“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好的。如果不读线装书、不认识繁体字,你就没文化;
“你心中有啥,眼中的世界就是啥;
当然,还有阴谋论,还有没有半点政治学常识,却可以纵论天下大事、如同自己是个诸葛亮一样,把天下局势分析的头头是道……
实在太多了。“反智传统”实在太过深入人心。这个传统,绝对被我们完美无缺的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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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统七:愚民、弱民的传统
前面说了很多看起来不那么好的“传统”,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传统”并挥之不去呢?
社会学的观念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现象普遍存在,那就一定不是某个人、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游戏规则、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继续追问:造成这些糟糕现象的原因,就会发现另一个传统——愚民、弱民的传统。
愚民、弱民,是所谓“帝王术”中最重要的内容。把这些东西论述的最为系统、最为赤裸裸、最为明白的,是法家的两本典籍——《商君书》和《韩非子》。
法家和今天的法制不一样。法家的所有目的,是为了让君王获得权力、获得更大的权力。在他们的观念中,“君王=国家”,“君王强大”就是“国家强大”,所以,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为了让君王获得权力”而来。
第一步,他们把国、民对立起来。
《商君书》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一个国家的任务,是什么?是弱民!他们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足强盛,居然是弱民!我们没有听错,这是法家思想的根本。
那么,如何“来达成弱民的目的”呢?《商君书》提供的大战略是:所干的事、所作的政策,一定要和老百姓对着干、让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才会变弱。如果你的政策,老百姓都喜欢,那他们就会变强——他们强了,君王你就弱了。
《商君书》说:“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商君书》里,充满了这种论述。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为了达到“强君、弱民”的目的,商君书具体提出五种办法。这就是后人总结的、著名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壹民:就是统一思想,不能让老百姓有别的想法,就是愚民;
弱民:就是让老百姓孱弱,没有力量;
疲民:给老百姓制造困难,让他们疲于奔命,为生存奔走,无暇顾及他事、更不用说提升思考等等;
辱民:践踏老百姓的尊严,让他们没有自信和自尊;并且教唆他们,让他们相互检举揭发,整天生活于恐惧氛围;
贫民:不让他们富裕,但是也不让他们饿死,让他们始终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通过这五个方法,就可以实现“强国(君)、弱民”的效果。
那么我们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老百姓哪里有时间和闲暇、以及能力,去学习、去思考、去获得智慧,思考一些超越现实的东西呢?长此以往,大家能不变的愚昧、反智无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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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传统八:以奸治善,诬陷、举报的传统
对于老百姓而言,君王的命令要下达,还要仰仗官僚体系。所以,相对于老百姓而言,国君和官吏的利益是一致的;
可是对于国君而言,还要防着官吏,不能让他们对自己有半点威胁。
所以,法家利用“法术势”,不仅要统御老百姓,还要监管各级官员。于是,商君书的另一个指导纲领就出来了——以善治奸。
《商君书》说的很明白: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我们以前看历史书,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坏的人,皇帝为啥不罢免他?为什么小人能当权来诬陷好人呢?
后来了解了法家思想,就明白了。在法家的思想规则下,小人得势、忠良被辱,是事所必然,因为它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规则啊!
为什么?因为,在君王看来,你如果是忠诚正直、不怕死不爱钱、不贪污不受贿……那你对我的权力而言,是个威胁啊!我没有你的把柄,我不敢信任你!所以,在这种观念下,古代常见的一种政治智慧就是:自污名节以求自保。
王翦、萧何这一类的,功劳太大,君王担心他们有二心、开始怀疑他们。于是他们故意做一些坏事,表现自己是个庸俗的人:或者买地贪污、或者好美色霸占民女,或者求封赏求赏赐。君王一看:原来你这人一身毛病,没什么大志向,那我就放心了。
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自污保身“的大臣,有的甚至不惜装疯卖傻、装病吃屎、甚至吃自己儿子的肉……然后才能躲过一劫。想想,也真是不容易。所以,一方面,人们要做坏事以便“入伙”,另一方面,又在琢磨,如何不要做太多坏事,还能做一点点好事。
故而,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政治智慧”,基本都是在讨论——如何能在同流合污的同时,还能做一点点好事、实事。比如我们津津乐道的戚继光的“政治智慧”:一方面贪污军饷,送礼给上面,以便能拨下来更多的军饷,然后再养兵打仗。
这的确是很高明的政治智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预设的前提就是错?好比,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大粪中挑拣玉米粒呢?
不仅如此,为了对付这些“忠诚的人”,还要配套有非常发达的告密、陷害、网织罪名的传统。历代史书都有《酷吏传》,这些酷吏,大多数都是构陷的高手。
可是,当个小人、当个酷吏就可以安全无忧了么?不!别忘了,奸臣之间,也会互相构陷。武周时候的周兴、来俊臣,网罗罪名的本事非常大。但是后来,周兴也被别人检举揭发,武则天密使来俊臣负责“审问”。来俊臣便设宴招待周兴,假意求教:“如何能让一个人招供?”
周兴就给支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在大火上架起大翁,烧的通红,不愁里面的人不招!来俊臣照办,然后说:“你的方法太好了,请你自己钻进这个大瓮来吧!”这就是“请君入瓮”的来历。
酷吏不仅构陷忠良,在酷吏之间也互相检举。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除了君王一人,其余的所有人,莫不人人自危。
这种文化到了极端,就是人人都恶,必须作恶,不恶活不下来!就好像梁山泊的“投名状”一样,你想入伙?行!你先干点坏事再说。哪怕你不想干坏事,你也得做出干坏事的样子!否则,第一个先灭掉你!
秦晖教授把这个叫“伪恶”。为善不能,必须装作“为恶”。对一个社会而言,伪恶,远比伪善要恐怖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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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传统八:官本位的传统
在这种环境下,要想生存,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依附权力。并且,谁能拥有更大的权力,谁就能生存的更好。如何依附权力呢?那就是进体制、考科举、当官,或者当官僚的家奴、门客,或者服务官僚。
此外,这种权力关系,在古代会渗透到方方面面。因为权力系统是一个复杂而高效的运行机器,发动机、汽油、机床……甚至螺丝钉,都是权力机器上的一个环节。于是,即便官僚体系之外的一切社会人,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境遇:一方面遭遇权力的打压,另一方面,也都会多少尝到权力的甜头。
于是,权力的细胞渗透到角角落落,即便没有组织权力,也要追求文化权力,父权、夫权,家长权力、宗族权力,老师权力、公司权力……点点滴滴、点点滴滴。追逐权力,几乎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有人说,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一切都是奔着当官、权力去的。这话一点没错。
因为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权力,只有拥有权力、依附权力,才能生存下去。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官本位传统”。
所以,中国从来第一考虑的要义,就是“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为人处世”。而“不得罪人”,就成为为人处世第一原则。故而,服从权力、服从上级,不得罪亲戚,不得罪朋友,不得罪陌生人——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背后有什么的权力关系,他们又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来说对付你!
那么,还可能说真话、辩是非么?当然不可能!
易中天总结中国人是“不问是非,只问亲疏;不问对错,先看立场”,这正是官本位传统的典型体现。
于是,“求真”“诤言”的精神缺位,代之以“乡愿”式的泥鳅老好人。你从他们口中,听不到任何褒贬、清晰意见,说的话永远都是模棱两可、没有明确的喜怒哀乐。
或者是把门一关,一头扎到古书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者炼丹养生、参禅念佛。
当然,他们这种“读圣贤书”,其实是一种逃避;他们学佛学道,也是某种伪装。佛教思想的犀利的批判性、思辨的观点、因明逻辑,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学习的——因为那对生存而言,只有害无益。于是顺带着,佛教在中国也丧失了在印度时候的那种逻辑缜密、怒目金刚、批判外道的思辨特性,更多,剩下的是“笑眯眯的宽容”和“不问是非的迷信”。
所谓“ 其上者申韩,在下必佛老”(王夫之)。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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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传统十:潜规则的传统
尽管我们也有无数的先哲前贤,也有无数的君子义士,但是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他们始终不是主流。
然而,人都是有基本分辨能力的。老百姓、统治者也都知道,和平、爱人、忠诚、善良……这些是好的价值。所以从秦代以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儒表法里”的传统。表面上大家都要讲“仁义礼智信”,实际上用的都是“愚民弱民、以奸治善”的手段!
我们都知道,那些正向的道德价值很好;但是在追逐权力的路上,所作的种种的事情,就都和我们口中所喊的道德,背道而驰了。
于是,我们的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我们称之为“潜规则”:
我们推崇仁爱——实际上,为了权力,可以残忍杀害;
推崇义气——实际上,为了权力,可以出卖;
推崇礼仪——实际上,权力才是礼仪的核心,谁有钱有权,谁才是座上宾;
推崇智慧——实际上,权力执掌者的水平,就是这个权力体系的智慧上限;
推崇诚信——实际上,阴奉阳违、欺上瞒下,最推崇的却是欺诈;
推崇有耻君子——现实中,却是厚黑学当道;
推崇孝悌——实际上,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权力越集中的地方,就越容易父子相害、手足相残;
我们讲夫妇人伦——实际上,占有财产和美色,正是权力的体现,所以,歧视女性,才是我们真正的“潜规则”。
大家都知道这不对,但是都不说,都默默的按照这个“心照不宣”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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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尾声
我们以“吃人”为开始,那么再以“吃人”做结束。
再讲一个吃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让我内心五味杂陈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在某种暴力结构的前提下,再优良的道德观,也会沦为莫名荒唐的悲剧。
清朝顺治年间,南明李定国挥军攻打新会(今广东江门内),两军对战了八个多月,最后城中粮食耗尽。
清军守将做了一个决定:让城内百姓,每家每户贡献出一人,作为“人肉口粮”。在这场有组织有纪律的吃人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忠烈妇女,为自己的丈夫和家人自愿牺牲。
《新会县志》记载,有个姓莫的媳妇与婆婆相依为命,守将要吃她婆婆,她却请求用自己来换。守将称赞她:真是一位孝顺的好媳妇!然后就把她煮的吃了;
又有一个姓李的妇女,守将要吃他丈夫。她哭着哀求:丈夫还没有儿子,如果杀了他,就绝了后,那我活着又有何用?请吃我吧!”守将也答应了,便放了丈夫,烹食了李氏,然后把她的骸骨交给她的丈夫带回家安葬。
还有一位姓梁的书生将被烹食,他的十岁女儿请求代替,守将被感动了,便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
这样吃人持续了几个月一直到战争结束,守军吃掉的百姓已经超过一万多人。战争结束之后,一人遇见守将,便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守将奇怪的问他为何跪拜?那人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子里,他们没有坟墓。我便只能朝你跪拜以祭奠哀思”。
然而,到了当年十二月,围城被解之后,剩余的百姓因自觉“安全”了,所以也没什么人再痛恨、批判,甚至忘记、不在提及吃自己亲人的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