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愚民和乡愿：传统文化的另外10张面孔

“中国传统文化 ”，这六个字，非常有魔力，简直像 “ 六字真言 ” 一样，只要说出来，很多人就像中了魔咒一样，会瞬间变身无脑粉，双膝酸软、双眼发直，不由自主跪在面前。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非常优秀的内容。但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文化一样，它有优点，就也有弊端。我们不能提及 “中国传统文化 ”，就觉得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怀疑和反思都不敢有。

所以，很早就想写一篇文章，说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除了仁义礼智信、除了经史子集、除了铮铮风骨，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被我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比如吃人的传统、反智的传统，愚民、功利实用、轻视文化、毁书、趋炎附势、以奸治善、官本位和潜规则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传统文化这些“另外的面孔”，才是更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正视的。

我们要弘扬的，应该是“优秀传统文化”，本文所说的这“十个传统”，还是尽早的丢弃他们吧。（另，笔者反对把一切归因于“文化”，我觉得更多时候，文化是被规则塑造的。这篇文章谨在提醒“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另一些面貌”。）

【一】传统一：吃人的传统

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传统”？

一般来说：世代相传的，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也就是说，这个现象，在历史上出现比较早，而且一直延续了下来。

那么，“吃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个“传统”。

鲁迅的《狂人日记》里说，翻开历史上每一页，上面写的都是“吃人”。鲁迅先生说的“吃人”是比喻。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吃人”的传统，就是其字面含义，实实在在的“吃人”！

上古时期祭祀、战争，吃人肉很常见，我们不多说，这是未进入文明状态的时候。商纣剜心吃之类的，我们也不说了。我们往下说。

《左传·宣公十五年》：宋国发生饥荒，易子而食；《史记·赵世家传》载，智伯围兵晋阳城两年，城内人吃人、易子而食；长平之战，秦军困赵军日久，赵军“阴相杀之、人食人”。《吕氏春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个住城东、一个住城西。有一天偶然相见，就一起喝酒。然后没有下酒菜，就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给对方吃，最后都死了。这虽然是个讽刺的故事，但是可以看出，当时吃人肉现象的存在。

汉代也充满了吃人的记载。

楚汉相争，关中人食人。汉武帝时期，两次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新莽时期，山东人吃人。东汉建国初年，就好几起人吃人：刘秀称帝时，蓟县人吃人；刘秀征彭宠，城中粮尽，人相食；《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二年（公元26）十二月，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汉朝末年，军阀混战、灾难遍地，人吃人现象更为普遍。汉灵帝时期，“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灵帝纪》)；汉献帝时期，长安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

汉末三国，袁绍围困臧洪，城中粮尽。臧洪把自己小妾杀了给将士们分食。结果大得人心：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三国志·魏书·臧洪传》）。

魏晋南北朝，人吃人的事，就更是多得数不过来！

盛世隋唐，总该没有人吃人了吧？实际远非如此。

隋末大乱，军阀朱粲可谓吃人魔王。当时襄阳、邓州大灾荒，百姓相食成风。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熟吃肉。他曾说：“世上最美的食物就是人肉，只要国中有人，就不用担心军粮。”妇女儿童体弱者，多被他杀来当军粮。黄巢起义，因军中缺粮而杀吃人肉；唐末军阀秦宗权更是恐怖，把人杀死用盐腌起来食用，故而他行军不带粮食，只带盐。

宋代元明清，都有人吃人的记载。

北宋靖康元年，人肉腌来晒成肉干充饥；南宋朝高宗绍兴三年(1133)，杭州人吃人，同时还有了称呼：瘦的男女叫“饶把火”；女孩子叫“下羹羊”，小朋友叫“和骨烂”，这些被吃的人，统一被称做“两脚羊”。元末驻守淮右的官军缺粮，捕人为食，他们把人肉称作“想肉”——所谓“想肉”，就是说人肉吃了之后美味无穷，使人想念。明朝万历大饥荒，人吃人。清朝一直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

同治年间，安徽、江苏人吃人。有个剧作家叫余治，也是有名的大善人，一开始听说江南人吃人还不敢相信，因为他觉得江南民风斯文，不会做出这种事。后来看到，十分难过，还作了一副《江南铁泪图》募捐，其中就有人吃人的悲惨描摹。

如果私下吃人肉也就算了，但是公然在市场上售卖人肉——这就是某种普遍问题了。

唐末朱温围困凤翔城，城里公开卖人肉，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只需一百钱；明代万历山东大饥荒，一个少壮男尸不过十五千，而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人肉比一斗米、一只猪还便宜；清同治年间，江南吃人成风，皖南人肉30文一斤（后涨价到120文一斤），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则是80文一斤。

人肉如此便宜，可想而知，在当时，吃人肉是多么普遍的一件事！

清朝有本书，叫《圣谕像解》，其中有个《烹奴招饮》的故事，赞扬一个举子柳仲塗杀恶仆煮来吃肉的故事。《圣谕像解》类似官方颁布发的白皮书、课堂教材，是宣讲道德教化的，里面褒扬的，都是道德模范。可见在当时的认知中，只要杀的是“恶仆”，哪怕煮来吃也是没问题的。

吃人肉的传统，是在太过久远，就连《四大名著》里，每本都有吃人肉的记载——小说虽然不是现实，但是却是现实的某种反映。所以，在我们的传统中，很多时候，是不把吃人当什么大事儿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吃人为果腹，而盛世的时候，吃人又是某种荣耀的象征。比如北宋仁宗时期，侬智高的母亲爱吃人肉，侬智高为了孝顺母亲，每顿饭都要杀死一名小儿供她食用。

看修仙小说的朋友，可能会熟悉，在中药、修仙的记载里，有一味神秘的药，据说药效比人参灵芝还要厉害，名字叫“紫河车”。而“紫河车”，其实就是人的胎盘。能把人胎盘当做药来吃，那进一步，吃小孩、吃童子做药引，摘别人的身体零件为自己长生延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2】传统二：功利、实用的传统

无论是灾年还是盛世，吃人如此普遍。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种种的灾难逼迫，让我们自古就有了另一个传统——功利、实用的传统！

各种哲思、文学、艺术、音乐……都抵不过三个字：“有用吗”？

这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解：通常提到传统的功利、实用，我们会说，说中国文化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

其实错了。

功利≠功利主义，实用≠实用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

请注意，但凡叫做“主义”——那就是哲学思辨，就是一种相对“无用的”思辨和学术。而中国有很强的“实用”传统，但不是学术思辨、没有理论构架，仅仅是一种短视的经验感觉。

所以，功利主义，是密尔、边沁的伦理价值学说，强调的是追求幸福，如何获得“最大效用”；实用主义，是西方的一个学术流派，比如杜威、胡适就是代表，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人本主义“——意思是，以人作为经验和万物的尺度。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反对的正那种“短视的功利”；实用主义，反对的也正是那种“什么都看能不能拿来用”的局限判断。

而在中国功利、实用的传统中，恰恰是不会有这些理论构架的。并且，不仅没有理论构架，还要对那些“无用的、思辨的、纯粹的”学问，嗤之以鼻。

所以我们常用的判断标准是：

“啥？你学哲学？你思考？你这玩意儿，有用吗？能吃不？能穿不？能让我多挣钱不？能让我当官不？能考上大学不？能加薪不？你读这个专业吗，能找到工作不？……都是很短视的经验判断。

所以在传统中，读书也是充满了功利的心态，是为了实用的——为了科举、作八股！到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重视技术，重视实用的学科，但是社会并不鼓励去搞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比如基础物理、基础数学、哲学、艺术等等。很多时候，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学一点围棋钢琴之类，目的更多的，不是让孩子培养审美，而是为了“考试加分”、“比别人家孩子强”。

当然，也有很多古代大儒，反对读书科举做官写八股，这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也还是没能跳出“实用“的坑。他们认为，读书不是为了考功名，而是为了“立言立德”，为了“文以载道”，读书要“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要教化百姓，要救民救国……这还是一种“实用”。

只是这种“实用“，比起赤裸裸的读书为了考取功名做官，已经好太多了。

【3】传统三：不尊重文化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用、功利，不注重玄远哲思、不重视那些“无用”的文化。有人会反驳：

你说的不对，你看中国传统有那么多“无用”的文化遗产。书法、绘画、音乐、思想家、学者……这些不就那些“无用的文化”么？

没错，即便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有那么多的文化遗产——但是，这些从来不是主流。读书再多、学问再好，也不如有权有钱。倘若思想观点和权力、金钱发成冲突的时候，人们普遍首先选的，还是是权力和金钱！并且，在传统的构架下，思想艺术，从来都被权力所左右。

所以 ，即便中国有那么多的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却非常可悲的是，他们都是皇帝、权贵豢养的宠物、奴才，是为皇权所服务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 。”可谓一语中的，在统治者看来，文化艺术都是为自己、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本质和宫中的俳优，是一样的。所以东方朔刚进宫的时候，是和宫中的侏儒一样被对待的。

元代把人分为十等，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读书人被排在第九等，所以有个称呼“臭老九”就这么来的。

这个情况在历史上，偶有改善——比如在宋代的某些时候。但是思想学问被权力改造，才一直是主流传统。到了清朝，更为严重。民国初年许指严撰写的《南巡秘记补编》，记载了个小故事：有一次，纪晓岚想为一个官员求情。乾隆得知后勃然大怒，劈头盖脸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尽管这个故事有可能略显夸张，但是轻视文化，确实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如是，网络上对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污名化，正如火如荼。

中国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一开始就是被皇权豢养的——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历史都是这样。但是在西方，知识文化逐渐获得尊重，在权力之外有独立的评价体系。但是被豢养、不能独立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好比今天，即便很多艺术家能独立生存，但是思想上还是渴望被“豢养”——不少人还都要以加入官方协会、官方为荣，好像只有进入协会，才算一种“肯定”。很多人如果没入展、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不被官方“许可、承认、封赐”，他们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书法家。

因为在传统中，被皇权豢养、进入体制内被豢养，才是正统的、最高的荣誉。

【4】传统四：毁书禁言的传统

不尊重知识，必然不尊重知识人，当然不会尊重知识的载体——书籍。所以，一方面，中国历来有藏书的传统，同时，也有毁书禁言的传统。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凡改朝换代、兵燹火劫，必然会毁掉大量的书籍、文化载体。秦始皇焚书禁书、项羽焚书、王莽之乱毁书、董卓之乱毁书……一直到太平天国，都在大量烧书、毁书。

但凡有动荡，必定先去毁书。因为“书籍”是最“没用”的东西。

这些毁书禁书，都是很明显的。同时，还有不明显的——“以修书为名的毁书”：

《四库全书》是清代最大规模的官方修书。但是，《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3000多种。并且，在那种环境下，民间畏惧而私自毁掉的书籍，又不知有多少！

至今大多数都在赞叹《四库全书》保留了那么多的古籍。但是，我想做一个比喻来分析一下这个事。

有人把你推到河里，再把你救上来。我们诚然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但是却不想想，到底是谁把自己推到河里的？

还有私人毁书的例子，更是多的不行。还有禁言的传统，我也就不多说了……

【5】传统五：趋炎附势的传统

皇权不尊重读书人，同时，中国的知识人，由于缺乏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价值评判系统，往往也不容易自尊自爱——当然，这要求有点高了，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历史之同情”。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传统说一下。

传统中，尽管有“逆命而利君谓之忠”的理想，但是现实中，往往都是“从命而利君”顺承。所以，我们一方面有正直、直言进谏的传统，但是同样有乖巧顺承、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舔痣吮痈的传统。

“舔痣吮痈”，是两个故事。“舔痣”出自《庄子》。说秦王身上长了脓疮，下令求医：能用舌头舔这些脓疮的，给他赏车一乘；能来给他舐痔疮的，赏车五辆舔的地方越恶心，收到的赏赐就越大。“吮痈”出自《史记》。汉文帝曾得脓疮，邓通常为他吸吮脓疮。

舔痣吮痈，就比喻人以丧失尊严为代价，去获得权力青睐。中国历来有这个传统。从古至今都大有人在。很多还是大知识分子、大儒。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主动调整自己的姿势，去迎就皇权的淫威。

早一点的，比如叔孙通。凭借花言巧语、奉承顺应，侍奉秦朝、项梁、楚怀王、项羽，最后又投靠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换成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迎合刘邦。后来，他延续秦代威仪，帮刘邦制定了礼仪，让刘邦享受到了当皇帝的威严，因此获得巨大成功。人称叔孙通是“汉家儒宗”，“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清朝初年，汤斌、李光地，一个助清擒获明朝将领，一个出卖朋友钻营奉承。但是他们两个，汤斌是清朝第一个被谥为“文正”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号称一代完人、清朝儒宗。他们都是调整姿势，迎和取媚的典型，当然无疑都获得了世俗意义上巨大的“成功”。

麻烦的是，读书人通常都能言善辩，他们可以从各个角度，给自己的行为找出圆满的理由。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个故事：

 元代建国，招揽南宋儒生。有个大儒许衡，就立刻应召赴京。别人问他：你怎么不稍微矜持一下呢？诏令才下了一次，你就急忙应征，是不是太急了？许衡回答：“不如此，则道不显”；

另外一个人刘因，却始终辞官不应。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

到底应该“显道”，还是应该“尊道”？如果抛弃某种坚定的信念，从他们自己的角度，都似乎有十足的理由。所以，一件事无论你怎么做，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的传统中，就充满了矛盾的箴言：

忠臣不事二主vs良禽择木而栖；冤冤相报何时了vs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vs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vs百无一用是书生……

各种说法都有，完全没有清晰、可以依据的信念准则。如果一件事比较简单还好，碰到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首鼠两端、左右为难了。

所以，到了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呢？

功利、实用的传统，就跳了出来：管他什么道德信念，怎么对我有用、怎么能快速见效，就怎么来！

【6】传统六：反智的传统

伴随以上种种传统，必然导致另一个现象——反智的传统。

烧书、毁书、不尊重知识，和反智是一体两面的亲兄弟。因为如果一个人爱惜书，那么，他至少还是想学习的、知道自己有可能不足的；但是当大家都没有书、都不读书，却还要为自己烧书找合理性的时候，就会诋毁知识、反对逻辑、不尊重理性——这就是反智。

反智的观点，直到今天，比比皆是。我随手举几个常见的说法、常见的例子，就可见一斑：

“你用一句话给我讲明白最复杂的道理；

“不要有分别心啦，要平常心、要无分别，哪里有对错啊？

“学再多，不如行动做一个！知行不合一，还不如“不知而行”，哪怕做一件小事，也比你读再多书有用……

“医生哪里懂？百度明明说的是xxx；博士懂个屁，啥都不会；

“你太讲逻辑了、你那是西方那一套，中国文化根本没有逻辑；

“你太理性了，难道在你生活里和你媳妇也这么理性吗？

“我只说我认为的就可以了，凭什么要我论证？我就喜欢想到哪里说到哪……论证啊、推理啊、证据啊、定义啊，你累不累啊？

“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好的。如果不读线装书、不认识繁体字，你就没文化； 

“你心中有啥，眼中的世界就是啥；

当然，还有阴谋论，还有没有半点政治学常识，却可以纵论天下大事、如同自己是个诸葛亮一样，把天下局势分析的头头是道……

实在太多了。“反智传统”实在太过深入人心。这个传统，绝对被我们完美无缺的继承了下来！

【7】传统七：愚民、弱民的传统

前面说了很多看起来不那么好的“传统”，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传统”并挥之不去呢？

社会学的观念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现象普遍存在，那就一定不是某个人、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游戏规则、系统的问题。所以，我们继续追问：造成这些糟糕现象的原因，就会发现另一个传统——愚民、弱民的传统。

愚民、弱民，是所谓“帝王术”中最重要的内容。把这些东西论述的最为系统、最为赤裸裸、最为明白的，是法家的两本典籍——《商君书》和《韩非子》。

法家和今天的法制不一样。法家的所有目的，是为了让君王获得权力、获得更大的权力。在他们的观念中，“君王=国家”，“君王强大”就是“国家强大”，所以，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为了让君王获得权力”而来。

第一步，他们把国、民对立起来。

《商君书》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一个国家的任务，是什么？是弱民！他们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足强盛，居然是弱民！我们没有听错，这是法家思想的根本。

那么，如何“来达成弱民的目的”呢？《商君书》提供的大战略是：所干的事、所作的政策，一定要和老百姓对着干、让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才会变弱。如果你的政策，老百姓都喜欢，那他们就会变强——他们强了，君王你就弱了。

《商君书》说：“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商君书》里，充满了这种论述。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为了达到“强君、弱民”的目的，商君书具体提出五种办法。这就是后人总结的、著名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壹民：就是统一思想，不能让老百姓有别的想法，就是愚民；

弱民：就是让老百姓孱弱，没有力量；

疲民：给老百姓制造困难，让他们疲于奔命，为生存奔走，无暇顾及他事、更不用说提升思考等等；

辱民：践踏老百姓的尊严，让他们没有自信和自尊；并且教唆他们，让他们相互检举揭发，整天生活于恐惧氛围；

贫民：不让他们富裕，但是也不让他们饿死，让他们始终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通过这五个方法，就可以实现“强国（君）、弱民”的效果。

那么我们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老百姓哪里有时间和闲暇、以及能力，去学习、去思考、去获得智慧，思考一些超越现实的东西呢？长此以往，大家能不变的愚昧、反智无知么？

【8】传统八：以奸治善，诬陷、举报的传统

对于老百姓而言，君王的命令要下达，还要仰仗官僚体系。所以，相对于老百姓而言，国君和官吏的利益是一致的；

可是对于国君而言，还要防着官吏，不能让他们对自己有半点威胁。

所以，法家利用“法术势”，不仅要统御老百姓，还要监管各级官员。于是，商君书的另一个指导纲领就出来了——以善治奸。

《商君书》说的很明白：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我们以前看历史书，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坏的人，皇帝为啥不罢免他？为什么小人能当权来诬陷好人呢？

后来了解了法家思想，就明白了。在法家的思想规则下，小人得势、忠良被辱，是事所必然，因为它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规则啊！

为什么？因为，在君王看来，你如果是忠诚正直、不怕死不爱钱、不贪污不受贿……那你对我的权力而言，是个威胁啊！我没有你的把柄，我不敢信任你！所以，在这种观念下，古代常见的一种政治智慧就是：自污名节以求自保。

王翦、萧何这一类的，功劳太大，君王担心他们有二心、开始怀疑他们。于是他们故意做一些坏事，表现自己是个庸俗的人：或者买地贪污、或者好美色霸占民女，或者求封赏求赏赐。君王一看：原来你这人一身毛病，没什么大志向，那我就放心了。

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自污保身“的大臣，有的甚至不惜装疯卖傻、装病吃屎、甚至吃自己儿子的肉……然后才能躲过一劫。想想，也真是不容易。所以，一方面，人们要做坏事以便“入伙”，另一方面，又在琢磨，如何不要做太多坏事，还能做一点点好事。

故而，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政治智慧”，基本都是在讨论——如何能在同流合污的同时，还能做一点点好事、实事。比如我们津津乐道的戚继光的“政治智慧”：一方面贪污军饷，送礼给上面，以便能拨下来更多的军饷，然后再养兵打仗。

这的确是很高明的政治智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预设的前提就是错？好比，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大粪中挑拣玉米粒呢？

不仅如此，为了对付这些“忠诚的人”，还要配套有非常发达的告密、陷害、网织罪名的传统。历代史书都有《酷吏传》，这些酷吏，大多数都是构陷的高手。

可是，当个小人、当个酷吏就可以安全无忧了么？不！别忘了，奸臣之间，也会互相构陷。武周时候的周兴、来俊臣，网罗罪名的本事非常大。但是后来，周兴也被别人检举揭发，武则天密使来俊臣负责“审问”。来俊臣便设宴招待周兴，假意求教：“如何能让一个人招供？”

周兴就给支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在大火上架起大翁，烧的通红，不愁里面的人不招！来俊臣照办，然后说：“你的方法太好了，请你自己钻进这个大瓮来吧！”这就是“请君入瓮”的来历。

酷吏不仅构陷忠良，在酷吏之间也互相检举。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除了君王一人，其余的所有人，莫不人人自危。

这种文化到了极端，就是人人都恶，必须作恶，不恶活不下来！就好像梁山泊的“投名状”一样，你想入伙？行！你先干点坏事再说。哪怕你不想干坏事，你也得做出干坏事的样子！否则，第一个先灭掉你！

秦晖教授把这个叫“伪恶”。为善不能，必须装作“为恶”。对一个社会而言，伪恶，远比伪善要恐怖的多！  

【9】、传统八：官本位的传统

在这种环境下，要想生存，就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依附权力。并且，谁能拥有更大的权力，谁就能生存的更好。如何依附权力呢？那就是进体制、考科举、当官，或者当官僚的家奴、门客，或者服务官僚。

此外，这种权力关系，在古代会渗透到方方面面。因为权力系统是一个复杂而高效的运行机器，发动机、汽油、机床……甚至螺丝钉，都是权力机器上的一个环节。于是，即便官僚体系之外的一切社会人，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境遇：一方面遭遇权力的打压，另一方面，也都会多少尝到权力的甜头。

于是，权力的细胞渗透到角角落落，即便没有组织权力，也要追求文化权力，父权、夫权，家长权力、宗族权力，老师权力、公司权力……点点滴滴、点点滴滴。追逐权力，几乎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

有人说，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一切都是奔着当官、权力去的。这话一点没错。

因为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权力，只有拥有权力、依附权力，才能生存下去。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官本位传统”。

所以，中国从来第一考虑的要义，就是“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为人处世”。而“不得罪人”，就成为为人处世第一原则。故而，服从权力、服从上级，不得罪亲戚，不得罪朋友，不得罪陌生人——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背后有什么的权力关系，他们又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来说对付你！

那么，还可能说真话、辩是非么？当然不可能！

易中天总结中国人是“不问是非，只问亲疏；不问对错，先看立场”，这正是官本位传统的典型体现。

于是，“求真”“诤言”的精神缺位，代之以“乡愿”式的泥鳅老好人。你从他们口中，听不到任何褒贬、清晰意见，说的话永远都是模棱两可、没有明确的喜怒哀乐。

或者是把门一关，一头扎到古书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或者炼丹养生、参禅念佛。

当然，他们这种“读圣贤书”，其实是一种逃避；他们学佛学道，也是某种伪装。佛教思想的犀利的批判性、思辨的观点、因明逻辑，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学习的——因为那对生存而言，只有害无益。于是顺带着，佛教在中国也丧失了在印度时候的那种逻辑缜密、怒目金刚、批判外道的思辨特性，更多，剩下的是“笑眯眯的宽容”和“不问是非的迷信”。

所谓“ 其上者申韩，在下必佛老”（王夫之）。这是必然的。

【10】传统十：潜规则的传统

尽管我们也有无数的先哲前贤，也有无数的君子义士，但是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他们始终不是主流。

然而，人都是有基本分辨能力的。老百姓、统治者也都知道，和平、爱人、忠诚、善良……这些是好的价值。所以从秦代以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儒表法里”的传统。表面上大家都要讲“仁义礼智信”，实际上用的都是“愚民弱民、以奸治善”的手段！

我们都知道，那些正向的道德价值很好；但是在追逐权力的路上，所作的种种的事情，就都和我们口中所喊的道德，背道而驰了。

于是，我们的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我们称之为“潜规则”：

我们推崇仁爱——实际上，为了权力，可以残忍杀害；

推崇义气——实际上，为了权力，可以出卖；

推崇礼仪——实际上，权力才是礼仪的核心，谁有钱有权，谁才是座上宾；

推崇智慧——实际上，权力执掌者的水平，就是这个权力体系的智慧上限；

推崇诚信——实际上，阴奉阳违、欺上瞒下，最推崇的却是欺诈；

推崇有耻君子——现实中，却是厚黑学当道；

推崇孝悌——实际上，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权力越集中的地方，就越容易父子相害、手足相残；

我们讲夫妇人伦——实际上，占有财产和美色，正是权力的体现，所以，歧视女性，才是我们真正的“潜规则”。

大家都知道这不对，但是都不说，都默默的按照这个“心照不宣”的做。

【11】 尾声

我们以“吃人”为开始，那么再以“吃人”做结束。

再讲一个吃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让我内心五味杂陈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在某种暴力结构的前提下，再优良的道德观，也会沦为莫名荒唐的悲剧。

清朝顺治年间，南明李定国挥军攻打新会（今广东江门内），两军对战了八个多月，最后城中粮食耗尽。

清军守将做了一个决定：让城内百姓，每家每户贡献出一人，作为“人肉口粮”。在这场有组织有纪律的吃人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忠烈妇女，为自己的丈夫和家人自愿牺牲。

《新会县志》记载，有个姓莫的媳妇与婆婆相依为命，守将要吃她婆婆，她却请求用自己来换。守将称赞她：真是一位孝顺的好媳妇！然后就把她煮的吃了；

又有一个姓李的妇女，守将要吃他丈夫。她哭着哀求：丈夫还没有儿子，如果杀了他，就绝了后，那我活着又有何用？请吃我吧！”守将也答应了，便放了丈夫，烹食了李氏，然后把她的骸骨交给她的丈夫带回家安葬。

还有一位姓梁的书生将被烹食，他的十岁女儿请求代替，守将被感动了，便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

这样吃人持续了几个月一直到战争结束，守军吃掉的百姓已经超过一万多人。战争结束之后，一人遇见守将，便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守将奇怪的问他为何跪拜？那人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子里，他们没有坟墓。我便只能朝你跪拜以祭奠哀思”。

然而，到了当年十二月，围城被解之后，剩余的百姓因自觉“安全”了，所以也没什么人再痛恨、批判，甚至忘记、不在提及吃自己亲人的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