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3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读《顾准文集》并纪念顾准八十冥寿|李慎之

野兽按：知道顾准要早于知道李慎之，印象中是在1998年在《随笔》杂志中读到一篇介绍顾准的文章，后面还购买了一本顾准文集。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祖籍苏州，生于上海，中国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思想家。

早年生活

顾准在家中排行第五，顾准的父亲姓陈，生母姓顾，顾准自幼出嗣外家，所以改随母姓顾。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16岁时，初次走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却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后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脚。

中华民国时期

1934年与汪璧结婚，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曾经自发成立过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

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后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2年的“三反”运动，顾准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

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

1965年再被划为“极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而自杀。他在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年末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1980年2月召开追悼会，并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评价

在去世后，他的思想价值才逐渐被人们（尤其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并受到极高评价。李慎之称他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评论：“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主要著作

1934年完成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1986年12月第二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

翻译作品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论文集》 琼·罗宾逊

文集

《顾准文集》陈敏之 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初版，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4月重印，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增订出版

《顾准日记》

《顾准自述》

《顾准文存》（四卷本；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文稿、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顾准传》，罗银胜著，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顾准全传》，高建国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读《顾准文集》并纪念顾准八十冥寿

最早听说顾准的名字是在三十年代末的上海。当时我有亲戚在立信会计学校上学，说起那里有一位杰出的老师，年纪只有二十上下，却已当上了教授，而且最得学生的崇敬。立信并不是北大、清华那样的“最高学府”，但是其专业训练之严格却是全国闻名的，等闲之辈是上不了讲坛的。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吧，这个名字从此就永远地印在了我这个中学生的脑子里。

第二次听说顾准是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的后期。他的大名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是受批判、处分的对象，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老党员，而且官也不算小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另外还是上海市的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不过当时他已经显赫不起来了。他的“错误”不是贪污、受贿，而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具体的罪状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也许当时就没有弄清楚，因为并非“大老虎”也要罢官撤职，而且播恶名于全国，这在我当时确实还是不大好理解的事。

一九五七年，顾准的名字因为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又上了报，这时，我似乎已不太惊讶了，反而觉得几乎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到几年以后隐约听说顾准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却使我胆战心惊，当时多数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已经摘掉了帽子，一心想的不过是夹起尾巴做人，安安稳稳打发下半辈子。组织上是交代过的：“再不老实就再给你戴上帽子！”但是始终未见实例，因此心里也就慢慢踏实下来。顾准的二次戴帽，不免令人有“又惊秋肃临天下”之感。现在知道这原不过是孤例，但是当时给人的压力却着实不小。

知其人而不读其书可乎？我虽然早就知道顾准的名字，但是实际接触他的思想已经是他死了六年之后的一九八0年了。那年年初，黎澍同志奉命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一开头就收到了顾准的遗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我去参加审稿，事先把油印本寄了来。展卷捧诵，顿时就觉得眼睛一亮。照作者自己说，这本来是一篇读《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笔记，按当时流行的风气，它很可以是一篇“讲用报告”，然而它却是寻根究底，追问资产阶级的原文burgher（市民）的语源是什么？市民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从卑微的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从此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里发展起来的。

顾准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用同样的方法，他还分析了产业革命何以只能发生在英国而不能发生在商业资本主义也已相当发达的其他西欧国家的原因。在这样论证的过程中，他批驳了几十年来中国理论界搬洋教条而形成的“中国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成说，而对中西历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对比，其中充满了前人所未发之论，或者是前人虽然说过，但是只有被他放到历史大背景中才光芒四射的论点。

他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他说：“资本主义注定要发生在一国然后再传布于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这是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的深刻的阐发。他自称只听说过马克斯？韦伯的名字，而无缘读到他的书，然而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大走红的韦伯学说更加切实而全面。

按照当时领导上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刊登代表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平的文章。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走出来，我还没有看到过学术水平比这更高的文章。因此我追随孙冶方、徐雪寒两位前辈之后竭力主张黎澍采用这篇文章。不久以后，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的“试刊”送到我手里的时候，这篇文章赫然在目。但是，又是不久以后，当创刊号正式出版的时候，它却又不见了。

这使我感到愕然，然而也似乎不太意外。当时，“开动机器，解放思想”的口号还刚刚提出，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重大的步骤出台，“文革”的阴影还重重压在人们心上。顾准在文章一开头就表示他的目的实际上要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的原因。他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仅仅是“资本主义”这个词就可以引起人们的神经过敏，尽管这是马克思说的，而且作者还注明了出处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顾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这句话是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写的，那正是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年月，而我在一九八0年一月读到的时候还只是为他的爱国心所感动，为他那千难万劫都不磨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所感动。我没有能像他那样充满信心地预见：只要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实事求是，我们就很快会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现在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他研究希腊史的笔记——一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专著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的本行是经济学，到死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肯定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记录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间随他的笔记从抽水马桶中冲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孙冶方同志一再声明的他在五十年代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这件事冶方同志曾跟我这个八十年代的新交郑重说起过，在临终前还特别嘱咐他自己的文集的同志一定要说明这一点。冶方同志对顾准的古道热肠是极其令人敬佩的。）

顾准从一个经济学家转而钻研西洋历史，看似奇怪，其实理由倒也不难索解。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革命者。他出身贫寒，十七八岁便投身革命，既干过地下工作，也干过政权工作；既参加过武装斗争，也从事过理论研究。他曾经是一个极其热忱、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五十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的时间，先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可惜的是癌症不容他完成这个计划。他在三个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至五月二日）的时间里写下了十万字的笔记。虽然它既没有完稿，也没有达到使自己满意的标准，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已经感到启发多多了。

顾准再三慨叹于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做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事物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科学来。这话五四前后的先贤其实也是讲过了的，但是顾准却亲自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下笨功夫的榜样。他为弄清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套在一个框架里面得出一个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用模式，比如：中国有没有同西欧所谓的奴隶制一样的奴隶制？人们今天通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原来也有人根据常识意识到了的。问题是迄今未见有什么人肯下笨功夫来做这样的比较研究，而顾准却赍志以殁已经二十一年了。

《顾准文集》中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间他给他的胞弟陈敏之以通信的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真要感谢敏之先生（顾准自幼出嗣外家，因此而改姓顾）使顾准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还能有一个对话者，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多万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就起来也真是万幸，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私人之间的通信，讨论所谓“理论问题”也是十分危险的。“四人帮”还在监视着每一个人的思想，这些笔记只要被一个善于“上纲”的第三者发现，通信者就逃不了“现行”的罪名，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不是专著，这些文章当然就少了一点论证的系统性与严密性；然而也唯其如此，题材就比较广泛，写法也比较活泼。大家都知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体验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读这些笔记，这种感觉特别鲜明亲切。

顾准在这些笔记中涉及的问题真是十分广泛，不但有他专门下了功夫的希腊文明，还有把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有日耳曼骑士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武接轨，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这是我敢于肯定的。

在当时一片要比照巴黎公社的榜样建立“北京公社”与“上海公社”实行直接民主的喧嚣声中，他论证了直接民主只可能见诸于古代的希腊城邦，而不可能实行于后世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唯一可行的只有间接民主，只有政权容许“合法的觊觎”的有制衡的政治。顾准本来是把民主当作为自己的目的来追求的，但是探究的结果却认定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或者就目的）是进步。

为了揭穿“四人帮”蛊惑人心的假革命的骗人口号，他分析了欧美政治史上两种不同的潮流与传统，论证了法国一七九三年式的潮流和传统势必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形成独裁的皇权，由人民的专政变为对人民的专政。他揭示了这种假革命的哲学上的源头在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与基督教一神论的结合，在于黑格尔式的“真善一致”的绝对精神。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是可悲的。”

顾准无休止地探索，一直到对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是为他的来自基督教的世界模式论服务的，然而它们既不能为经验所证明，也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相违背。

《顾准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与神学》最明显地透露了顾准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不妨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话：他“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正因为如此，在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只有顾准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来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批评。而且只有顾准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斯”。也只有顾准看到“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些观念）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

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慧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槃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已是孑然一身而且病入膏肓去死不远的人了。他自己也想必知道他的“奋斗到底”其实不会有什么人理睬。他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在“喃喃自语”。但是他还是要写，要用他自己说的“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写，一直写到死。虽然他主张市场经济，但是却不是为市场而写作的。

下面的一段话也许最能表明顾准的思想历程：

人要有想像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像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想像力了。

我转到这样的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像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

“娜拉也走以后怎公样？”这是顾准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使顾准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寻根究底的精神。

有人说，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被称为挟“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以袭来的大风暴当然也震动了许多人的心灵，激起了他们的反思，但是谁都没有像顾准那样执着，那样用功，想得那样全面，那样深刻，那样彻底，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笨”！

据说我们现在又进入了第二个文化热的时代，其特征是国学热。顾准没有能如他自己所计划的那样，在完成对西洋史的研究后开始对中国史的研究，但是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也自有真知灼见。他指出，“没有世界史的对比，中国历史其实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要的是进步，向后看齐实在是进不了步的”。“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社会心理有不少零散然而精辟的论点，我诚恳地希望有志于振兴国学以促进中国“雄飞世界”的学者能够从顾准的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后世决不能忘记的是：顾准地在什么情况下求索的。当然，“自古圣贤多寂寞”，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如果说在中国被戴上帽子成为人下之人而被“孤立”、被批斗、被下放劳改的人并不少的话，像顾准那样被迫与至爱的妻子离婚，而妻子却又终不免自杀，子女与自己划清界限，而自己还不得不签具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

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岁老母，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份而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但是这样的苦难也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始终为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出路而默默地思考，偷偷地写作。在顾准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大女儿才读到父亲的遗稿，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读后记：“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顾准才智过人，但是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强调他的女儿在写完上面那段话以后引用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

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一九九五年五月）

（本文刊于《改革》1995年第5期，《读书》1995年第9期（有删节），根据《李慎之文集》校）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6-5-10 21:21:00 | 分类:读书 | 访问量：14502

野兽推荐书籍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作者：顾准

王元化序

陈敏之序

第01章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第02章 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附一：希腊的僭主政治(译文)

附二：托马斯“政治学”语录

第03章 关于海上文明

第04章 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第05章 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

第06章 《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

第07章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第08章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第09章 科学与民主

第10章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第11章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第12章 民主与“终极目的”

第13章 老子的“道”及其他

第14章 论孔子

第15章 评韩非

第16章 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结论都是相对的

第17章 辩证法与神学

附一：从诗到散文

附二：顾准传略

评论：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顾准论：人类是否真正需要理想主义

迟到的理解

时代的良心

顾准、市民社会与民间

陈寅恪与顾准

读顾准

新知识分子----顾准

从红楼梦到顾准

“马背学者”顾准追忆

顾准在“文革”中

顾准二三事

1959：谁在思考——读《顾准日记》札记

由顾准的一封信想到王芸生

真理与真人- 关于顾准

英雄肝胆 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

顾准日记·编后记

研究顾准引起的小风波——读《李锐其人》

“顾准热”、“陈寅恪热”及其他

让我向你推荐一本书-----《顾准全传》

全书链接：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zatan/lixjingy/lixjingy.html

#日志日期：2006-5-10 星期三(Wednesday) 晴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11-2 12:10

顾准在上海

2005年07月26日17:04 外滩画报

顾准的思想当然不仅仅属于上海，但对于今天生长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我们来说，探寻顾准先生在上海的足迹，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顾准。

外滩实习记者亚宁／文

今年的7月1日，是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的纪念日，顾准精神之火穿透时空，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思想者，李慎之先生称顾准先生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这是一个出生于上海并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顾准的思想当然不仅仅属于上海，但对于今天生长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我们来说，探寻顾准先生在上海的足迹，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顾准。

没落家庭里的早慧少年

1915年7月1日(农历五月十九)，顾准出生于上海南市陆家浜浜南顾家湾的一所宅院里。

南市是上海的老城厢。历史悠久，经历元、明、清和民国初期，一直是上海(开埠后华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孕育现代上海城市的母体。顾准就是在这块被称为老城厢的土地上长大的。

顾准自幼跟随母姓。父亲原是江苏苏州人，名陈庆华，后来迁居上海，开花行做棉花生意。据高建国先生的《顾准全传》记载，顾准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尚为宽裕，而到他三岁的时候，“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

少年顾准的聪明是出了名的。顾准五岁开蒙，七岁那年，他插班转入了他家附近的留云小学。留云学校的校长是现代著名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的王志莘。

王志莘和顾准的语文教员殷亚华非常喜欢聪明好学的顾准，正是这两个人在后来顾准初中毕业，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把顾准介绍给了中国杰出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潘序伦，在那里，13岁的顾准慢慢成长。

19岁的大学教授

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由我国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著名会计专家和教育家潘序伦先生于1928年创办，是当时我国唯一一所以会计命名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今天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是2003年9月在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本科院校)。而这里正是顾准先生自1927年起就开始工作的地方，立信既是顾准的母校，顾准又是立信的“元老”。

顾准在立信很快对会计这门学问登堂入室，因为成绩优秀，十六岁时就被立信会计学校委以讲课的任务，因为年龄太小，被大多数比他年长的学生轰下台来。但过了一年，他再次走上了讲台，事实证明，他已经胜任教习。

根据潘序伦先生的回忆，顾准在补校学习一年之后，他看到顾准的成绩优良，就热心推荐他充任一些大学的会计等科的教职。潘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那时日本军阀侵华战起。杭州的之江大学迁到上海。校长李培恩要我介绍一位银行会计教师，我即为顾准介绍，李校长皱着眉头对我说：‘顾准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来做大学教师，有些说不过去！’我答道：‘顾准所著银行会计教科书，现在我国各地商学院都在采做教材，你要聘请银行会计教师，除他之外，还有何人？你认为他的学历不够，就听你另请高明罢！’同时上海圣约翰大学也要我介绍银行会计师，我仍为顾准介绍，一言而定。之江大学另请银行会计无着，只好仍请顾准担任此课，那时顾准才19岁。”

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开篇便说，“最早听说顾准的名字是在30年代的上海。当时我有亲戚在立信会计学校上学，说起那里有一位杰出的老师，年纪只有20，却已当上了教授，而且深得学生的尊敬。这个名字从此永远的印在我这个中学生的脑子里”。

在上海期间，顾准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中央不协调”的上海市首任财政局长

1949年5月，顾准以大上海新主人的身份回到了上海。那时顾准的家住在长宁区愚园路1182号，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的房子里。顾准家的东邻就是原汪精卫公馆，也就是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为娶美女保志宁而建造的豪宅。

在这个院子里，顾准开始了一段席不暇暖的日子。可以说“天天都是十万火急”。那时的顾准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顾准是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的理财高参，这段时间绝对是他驾轻就熟一展长才的时光。当时的顾准雷厉风行又坚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做了很多的工作。曾经做过顾准秘书的陈丹晨在回忆中提到，那时顾准是财经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知道他，关系百姓民生的很多征税布告都有局长的名字。因此顾准成了“出布告最多的局长”。

1949年的上海整个经济状况千疮百孔：生产停顿，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他不止一次地阐述组织财政收入的指导思想：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为。

顾准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上海的税收问题非常复杂。当时出现了两种税法之争，一种是中央推行的“民主评议”，而顾准根据上海的实际主张的是“税收专管”，这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做法。《顾准自述》中写道“我们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事实证明了顾准的税法比较符合上海的实际，从1949年到1952年，上海的财政税务工作为实现全国财政统一，保证供给，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正当顾准满怀信心为上海财税而工作时，他的按照经济规律，符合上海实际经济情况的税收方法引起争论。

1952年2月29日，是令顾准永远难忘的日子：在“三反”运动浪潮中，顾准以“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销党内外本兼各职。直接原因是征税方法与中央的不协调。这一年顾准37岁，第二年，顾准被调到北京。

从那以后，直至1974年12月病逝于北京，他再也没有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