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夫人》与中国女权（一）Phyllis Schlafly
正在热播的美剧《美国夫人》(Mrs. America)，烂番茄新鲜度98%，豆瓣开分9.1。本剧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描绘的是一个以自身行动实践女权主义的反女权主义者。
保守派领袖菲利斯·斯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利用反对女权主义的话术和策略阻挠平等权利修正案，从而平步青云，成功混入“男性的”政坛。然而，她着力否认却处处证实着美国社会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一边口口声声“从未感受到歧视”，一边时时刻刻在歧视中斗争。
《美国夫人》取材真实历史，讲述20世纪70年代早期关于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政治斗争。
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简称 ERA）是美国修宪史上一项至今未被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的标志，承继了 1920 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又称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运动模式，旨在将男女平等这一社会基本准则写入宪法。其内容有三项：
本片的主轴从1972年ERA以 84 票对 8 票的胜利姿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后，在一片叫好的形势下进入提交各州议会批准程序时正式展开。
本来批准进程颇为顺利，夏威夷州议会在参议院通过当天就批准了该案，第二天、第三天都相继获得一些州的批准，至 1973 年 3 月，短短一年的时间，全国已有30 个州批准（法定需 38 个州的批准），ERA的正式通过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菲利斯·斯拉夫利的出现令有利的形势急转直下。她从女性的角度否认了ERA的必要性，以家庭主妇和六个孩子母亲的人设，领导了反对ERA的反女权主义运动。而她实际上是一个受过教育、有进取心的雄心勃勃的专业政客。
菲利斯·斯拉夫利本是一位核战略问题的专家，演讲写书操弄权术样样在行，却在上一次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失利。失利的原因，虽然她不愿意承认——因为承认这点就意味着她再努力也将是徒劳的——是她的性别。
即使她是这样一位看上去精明、强势、极富野心的女性，也要靠伸手向丈夫要家用生活，也要不动声色躲避国会议员的性骚扰，也要面对不学无术男性政客的无礼支使。
并且，还要忍受丈夫合法的婚内强奸。
早在1969年一次女性运动中，就有题为《妇女——你知道婚姻的真相吗？》的文章写道：
“你知道吗？在婚姻中强奸是合法的。根据法律，性是婚姻的目的。为了获得一个有效的婚姻你必须有性交。你知道吗？婚姻不要求爱和感情。如果你不能和你丈夫有性生活，他可以离婚。而如果他不爱你，那不是离婚的理由。你知道吗？你是你丈夫的囚犯。你必须跟他到他喜欢的任何地方去住。如果他决定搬到别处去，你只得跟他走，不然他可以控告你遗弃他。……根据婚姻契约，你丈夫应从你那儿得到比一个全天保姆还要多的家庭服务。那么为什么你得不到报酬？根据法律，你只享有食住权利。……你恨这种诈骗吗？一切反对、歧视妇女的行径都仿照这个奴隶制般的制度，因这制度而合理化。除非我们消灭婚姻，我们不可能消灭男女不平等。”
这篇文章控诉的不平等，如教科书一般被斯拉夫利的生活复制了。
即便是这样的困境之中，她也认为自己足可以游刃有余的混迹于男性权力的职场。她可能真心自信她的能力不会受到性别困扰，所以她会说：“我从没受到过歧视。有些女人喜欢把失败怪罪到性别歧视头上，而不去承认她们不够努力……”
多么熟悉的话语，哪怕#Me Too运动的社会浪潮前所未有，在我们身边也仍然存在这样的现实：绝大多数女性仍然持有这种论调。有男性朋友曾提出问题：“在当前的性别差异中女性有哪些优势？可占哪些便宜？”并且举例说，“问过的几乎所有女性都愿意来生还做女人。”确实，男权社会中并非不存在女性的性别红利，但这具有与突破阶层同等的难度，也就是所谓的屌丝逆袭。在一个慕强凌弱的社会里虽然数量极少但足够使人们相信并对自己产生幻想。这与整个社会的权力逻辑是同构的。这种思想不认同情境的力量，不认为文化/权力结构也会构成压迫，人们的反抗目标——如果有的话——只需要对准政府，美国保守主义是如此，中国本土文化和泊来自由主义也相当一致。而持有这种观念的群体覆盖之广，似乎也并不分男女。
斯拉夫利刚刚如此表态，下一秒，一帮高谈阔论的政客就打破了她的自信。她在她擅长的议题上插不上嘴，被脑满肠肥的议员支使去做秘书的工作。斯拉夫利似乎意识到了她的处境。但她并未选择抵抗，而是立即加入了男权话语。她需要一个趁手的武器，于是她十分明智的选择了反对ERA。
历史已经有了答案，ERA功亏一篑，菲利斯·斯拉夫利带领的保守派中产家庭主妇们打败了女权主义者，平等权利修正案直到现在仍未生效。
这不能不令我数次想到刘瑜。她在#Me Too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发了一篇小文，这篇文章引起维护男权势力者的反扑，在《中国米兔志》中被总结为“……受害者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发声勇气被消融，愿意支持的人也变得谨慎害怕而不敢扩散……”也许备受尊敬的刘瑜女士不同于斯拉夫利的功利动机，但她们作为女性消解女权运动的作用机理非常相似。
#Me Too运动以来，由于大量的女性觉醒而产生的聚焦程度和热度引发自上而下的广泛关注。出乎意料的是，最有力的压制力量除了官方，竟出自这位自由派女学者。相比美国女权运动，中国女性面对的是完全不同且更为复杂的困难。她们面对的不仅有如菲利斯·斯拉夫利率领的女利民情障碍，还有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和民间推动社会公正行动的冲突，以及“海外敌对势力”的话语建构对于行动者的威慑，更重要的是，她们面对的还有来自于同样呼吁公民权利和责任感的中国本土自由派们对权力的解读和对社会的规训力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女权行动者们依然取得令人震惊的成绩。Leta Hong Fincher（洪理达）在她的新书《背叛老大哥: 中国的女权主义觉醒》(bett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 China)中称：
然而，尽管政府迫害女权主义活动家，关闭妇女权利中心，禁止女权主义社交媒体账户，审查 # metoo 性骚扰账户，加强对大学性别研究项目的控制，中国的女权主义网络近年来实际上有所增长，而不是被彻底消灭。（Yet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persecutes feminist activists, shuts down women’s rights centers, bans feminist social media accounts, censors #MeToo accounts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tightens controls on gender studies programs at universities, China’s feminist networks have actually grown in recent years instead of being wiped out.）
尤其是在＃Me Too运动中，隐忍已久的弱势群体一个接着一个站出来面对自己的经历，女性的勇敢发声成就一时盛况。在无处逃避的、声势浩大的道德压力下，“男性共同体”面对公益圈、文化圈曾经的“绯闻”变为“性骚扰”而心生恐惧（鄢烈山）生怕引火烧身而默然不语，然心有窃窃。在《METOO词典》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条为“黄章晋式反思”——“先立一个MeToo男性支持者的人设……”。当刘瑜横空出世，简直令人大喜过望。以批判权力备受爱戴的男性公知们击节赞叹，纷纷转发刘瑜美文，称赞刘瑜体现出了“女性作者的优势”（贺卫方） 。
同样的桥段，在1972年的美国已经先行演绎过。
菲利斯·斯拉夫利表态反对ERA之前，保守派的大咖们迫于压力支持该法案。
斯拉夫利紧紧抓住 ERA ，因为她知道他们的表态并不情愿，利用这个议题可以发挥她的女性优势为男性代言。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需要她来掩饰他们的厌女，而她需要他们给她一个国会议员的席位。
她的借力，使她自己因此脱颖而出，她理所当然把掠夺其他女性权利而获得的成功视作她的能力。
贝尔·胡克斯说，“有些女人凭借自己的阶级和种族特权而在公共领域中优先享受女权主义斗争所开辟的福利，在私人领域里则是'想和男人平等就平等'”。
THE RINGER有个剧评说得好：
When feminists saw they were the only women in the room, they tried to open the door for others; when Schlafly saw the same, she locked the door behind her. （当女权主义者发现自己是房间里唯一能发声的女性，她们试图为其他女性敞开大门。当斯拉夫利看到同样情形，她把门锁了起来。）
很多人做出了与斯拉夫利不同的选择。与斯拉夫利的同时代人，我的偶像金斯伯格大法官，她在同样需要借力丈夫资源的处境下，义无反顾去做那个开门者。
格洛丽亚 · 斯泰纳姆作为剧中菲利斯·斯拉夫利的对手，也是如此。
下篇预告：《美国夫人》与中国女权（二）格洛丽亚 · 斯泰纳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