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另一条发展路径

米尔斯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分歧虽然没有激发和引起大众对文化机构和传播背后权力关系的关注，反而驱动了传播学走向了后者的实证研究之路，但这并不代表米尔斯的话语乏力并失效了，它体现在巴兰和斯维齐的《垄断资本》里，1977年斯麦兹在其影响重大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就承认了《垄断资本》的优点和重要性，该书强调了运行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的文化机构的重要性，这为理解媒体市场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路径。

这种对文化机构运作和批判并非孤立的存在或是异现象，相反，它是一个新兴的更广泛的知识学派的组成部分，马尔库塞、汤普森、赫伯特、拉尔夫·米利班德、霍布斯鲍姆、威廉斯，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固定的沟通，促进传播学研究从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有害影响转向关注文化政治学以及对传播系统的控制怎么正在变成民主左翼一个必要的政治战场。

布莱希特具体研究了文化机构的各种形式———剧场、 无线电广播、 电影。 他希望进行一场游击战， 以结束利用文化机构实现革命性变革的目的。 他相信， “这些【文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化” 最终将 “对艺术至关重要”。 这样， 他的目 标变成了开发控制各种机构 ( 这些机构现在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的战略途径。 这就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要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优势的各种方式有深刻的理解。 布莱希特的戏剧显然旨在以这种方式颠覆剧场这种机构。 正如他所说: “当我阅读马克思的 《资本论》 时，我明白了我的戏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就文化机构 ( 它们对社会至关重要) 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而知识分子怎么重新占领文化机构，有机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葛兰西所谈及的领导权，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化机构）面前要怎么实现，这又是后面西马一脉传承的话题了。

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在追问自我使命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知，去接触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现实问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继承和完善这门学科。

哲学讨论的所有终极命题，都需要依赖各个分支学科去执行、去考验、去反馈、去验证，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动机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

此外， 巴兰和斯威齐还敏锐地察觉到了技术的重要性及其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的性质，他们的著述强调， 要仔细研究诸如蒸汽机、 电力、汽车等 “革命性” 技术， 这些技术为资本主义的世代扩张及在此过程中彻底颠覆世界奠定了基础。

1957 年， 斯威齐描述道， 由于企业扩张融入到指向性研究( directing research)之中，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永久性军国主（permanent militarism) 的崛起， 美国正处于一场彻底的 “科学—产业革命” 之中。 通过对经济史、 当代科技发展的仔细回顾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斯威齐认为计算机的发明和正在兴起的传播革命处于技术革命的核心位置， 它们所带来的变革与蒸汽机诞生所引 起的变革同样深刻。

很多学生因为传播学什么学科都插一脚缺乏安全感，觉得这门学科不成熟、不成体系，其实没必要，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多接触，多学习，多挖掘可能性，不仅有利于更全面的认知社会，也有利于寻求和完善新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