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大台」的群眾協作如何發生（1）：群眾協作的共識
雖然政府一直聲稱「反修例」運動背後「有預謀、有組織」，但2019年的運動事實上是在既有政治力量分崩離析、各方面組織基礎薄弱的背景下以「無大台」的方式爆發。在這一章，我們從示威者的一些基本共識和溝通媒介切入，嘗試回答：在運動中，當沒有「大台」，大規模且持久的「群眾協作」如何發生？
1、「群眾協作」的共識
在第一部分，我們闡釋被抗爭者廣泛接受的抗爭共識。首先是「無大台」的原則，以及示威者在「群眾自發」的背景下，因應分歧而生的「不分化、不割蓆、不督灰」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兩組概念。再來是「和理非」和「勇武」抗爭者間的關係，如何由政治路線的分歧，變作在運動中的不同分工。
1.1 「無大台」和群眾自發
在「雨傘運動」後，既有政治力量分崩離析。一方面，抗爭者對泛民政黨、社運團體的信心跌落谷底，有意識地拒絕被泛民主派政黨或組織「代表」；另一方面，「雨傘運動」的代表人物判刑入獄，也令社會意識到明確的「大台[1]」會招來政府的重點打擊。在這個背景下，「反修例」運動以「無大台」的方式爆發。與此同時，「新媒體平台」則成為接觸群眾、動員、參與的陣地，起重要的作用。
運動一開始的調研[2]指出，過半的示威者認為「新媒體平台」的角色「非常重要」；卻僅有低於三成的示威者認為政黨、民間團體、頻繁發起遊行的「民陣」的角色「非常重要」。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們會更詳細的說明新媒體在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反修例」運動中「無大台」的共識和高度的群眾自發相輔相成：「無大台」但「人人自己尋找角色，在自己的位置上『盡做』。運動期間有網民彙整抗爭者的「職業圖鑑」獲得很大的迴響，圖鑑中列出回應當下運動發展和需要的「職業類別」，鼓勵示威者找到自己適合的角色，發揮所長參與其中。「反修例」示威者的主動性和參與感都很高，時刻留心運動需要、不斷思考「還可以為運動做些什麼?」，也正因為數量可觀的群眾高度參與其中，沒有「大台」可以「控制」運動的發展方向。
需要釐清的是，「無大台」並不代表完全沒有網絡和組織的參與。在運動中，政黨和社運團體作為「其中一個參與者」提供合法身份和支援，例如申請「遊行不反對通知書」搭建平台開放予群眾。在運動發展持續數個月後，部份抗爭者在持續參與的過程中，和原先認識或者不認識的「同路人」發展出大量的微型網絡，再後來一些網絡在職場和社區落地生根。這些網絡在不同的位置參與運動，網絡間也發展出一定的協調和連結，然而大抵是「去中心化」和鬆散的。在所有團體或個人都不能夠代表大部分人意志的情況下，「無大台」成為了運動參與者的行動宗旨，都沒有任何組織和網絡能發揮領導角色，終究是以自發行動為主。
1.2 「不分化、不割蓆、不督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參與「反修例」的群眾規模是前所未見的，據估算高達345萬人。在高度群眾自發的情況下，示威者又如何處理運動中出現的分歧呢？
在「雨傘運動」中後期，不同政治光譜的示威者間出現怪責、指罵和分化，「和理非」和激進示威者割席；激進示威者攻擊「泛民」和「左膠」。在「反修例」運動中，一方面，當大規模和平示威未能令政府退讓寸步，反遭受前所未有的嚴峻打壓，警暴的經歷和對政府的不信任促成示威者陣營的連結和團結；另一方面，示威者有意避免重蹈覆徹，於是摸索能讓抗爭者團結抗爭的協作型態。在這個脈絡下，「不分化、不割蓆、不督灰[3]」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概念被示威者廣泛接受。
「不分化、不割蓆、不督灰」指的是在抗爭者陣營內部，示威者即使對各別行動有不同的意見，不會與對方劃清界線，不向警方指證而是保持團結。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則是指在共同的運動目標下，示威者強調要包容不同的抗爭路線，讓採取不同運動策略的抗爭者有空間「各自努力」。
這兩套口號最初主要是處理「和理非」和「激進」抗爭手法的路線分歧，而後引申到運動中所有的路線分歧，一旦示威者提出的抗爭路線獲得群眾響應就可以各自行動，因此出現多元並存的抗爭方式，例如：和平遊行示威和衝擊行動交替出現、「不合作運動」癱瘓交通、組織工會等。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者拒絕「大台」的代表，但並不像「佔領華爾街」等運動，以「直接民主」和共識決策取而代之。在「反修例」運動中，示威者少有長時間的聚集，就運動目標或策略討論並尋求共識。在這兩套口號下，示威者傾向在對運動的訴求和大方向有共識後，在不處理分歧的情況下「各自努力」，眾參與者則以個人化的方式投身自己認同的運動路線。
1.3 「和勇不分、齊上齊落」
在各種運動路線的分歧中，由2010年代起，「和理非」和「勇武」這兩種抗爭手法之間的張力成為焦點爭議之一。「和理非」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簡稱，是1980年代以降主流政黨和民運團體提倡的行動原則。而「勇武」則是由激進「本土派」在2010年代開始提倡的路線，旨在一反當時以和平遊行和議會議政為主的民運範式。在2016年「旺角事件」中，示威者和警察出現肢體碰撞、扔擲和燃燒雜物，被視為標誌性的「勇武派」行動。
在「反修例」運動前，「和理非」和「勇武」被視為兩種相互矛盾的政治立場和行動取向：「和理非」抗爭者堅持「非暴力」的原則，認為任何的衝擊行動會失去社會大眾的支持；「勇武」抗爭者摒棄舊有的遊行和靜坐模式，並且主張與警方武力抵抗。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和理非」和「勇武」抗爭者的關係出現變化，由政治路線的分歧，變作示威者在運動中的不同分工。隨著警隊的暴力鎮壓，抗爭者陣營普遍認為「和理非」的「公民抗命1」難以回應當下的打壓。
在2019年7月1日的「立法會衝擊事件」中，數十位示威者趕在警方清場前，重返議事廳帶走留守的「勇武」示威者。當被問及清場死線在即，是否擔心自己會無法離開，受訪示威者哽咽地說道：「每個人都害怕，但更害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起進來，一起走。」翌日該視頻被廣泛流傳、獲得很大的迴響，也奠定了示威者「齊上齊落」的團結共識。
「和理非」和「勇武」抗爭者在面對警暴的共同經歷下，發展出強韌的情感連結。2019年下半年，隨著警隊的暴力鎮壓，示威者對於激進抗爭手法的認同顯著增加，認為「抗爭者採取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的比例在7月21日之後穩定高於九成，10月底更達至97.5%。當極高比例的示威者都認同「勇武」抗爭，就算「和理非」不參與衝擊行動，也不會阻止或向警方指證，更在示威現場發展出各種策略達至「和勇不分，齊上齊落」。
在裝備精良的警隊和掌握政治檢控的政權面前，「勇武抗爭」無法實際上撼動政權，但「勇武」示威者不畏鎮壓、以激進行動抵抗的決心在很大程度上感召其他示威者。佔大多數的「和理非」示威者儘管不參與衝擊，也積極探索在街頭衝擊以外對政府施壓的方式，高度投身在後勤網絡和被捕人士支援、罷工、選舉、社區網絡、黃色經濟圈等，希望分擔「勇武」示威者的風險和減少犧牲。這些抗爭路線之間產生連結聯動、相輔相成。在2019年11月之後，激進的街頭抗爭在碾壓式的鎮壓下遭遇瓶頸，過去被認為是「和理非」的新工會、區議會、「黃色經濟圈」等抗爭路線也逐漸發展成熟，替補街頭而上，成為2020年延續運動的主要陣地。
與此同時，在日趨嚴峻的政治打壓之下，任何運動參與面對的風險驟升，「和理非」和「勇武」的標籤越來越無法準確描述當前示威者的光譜和參與。例如：過往做連儂牆被視為「和理非」的任務，然而隨著襲擊、濫捕的案例頻傳；過去議員被認為站在較安全的運動位置，然而在「反修例」中大量議員被捕、面對嚴厲的政治檢控。在《國安法》實施後，抵抗的前線推移到日常生活各個方面，以任何形式繼續抗爭都需要克服很大的恐懼，「和理非」和「勇武」的區分不再明顯。
註：
[1] 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示威者稱「雙學」和泛民組織主力運作的大型高台作「大台」，用以形容在運動中下指令做動員、統籌、對外發言或代表示威者的團體或個人，在當時的語境裡有批判的意思。事實上，在「雨傘運動」中，雖然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子擔當部分動員的角色，但數以萬計的群眾自發鬥爭才是主要的力量。「雨傘運動」的發展既不是「大台」由上而下發號司令，亦不是群眾的純然自發，而是兩者互動的結果。然而在話語權不對等、缺乏信任、溝通未能發生的情況下，在雨傘運動中「大台」所主張的「和理非」抗爭劇目對「激進」示威者產生壓制和邊緣化。
[2]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民意狀況研究報告》，2020 年 5 月。
[3] 不割蓆，故名思義是「不割蓆絕交」的簡稱，意指即使行動上不盡同意也不會與對方劃清界線；不篤灰則是指不向警方指證這些人的行為。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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