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大帝丰功伟绩之三:垃圾分类难题难解
骑着小电驴抵达十渡镇,已是黄昏时分。
放松车把,放慢车速,我犹豫着要不要找个饭馆吃点东西。
街道上,路灯尚未亮起,昏暗的空中弥漫着一股厨余垃圾的酸腐气味,几名男子光着膀子站在路边聊天,其中一个怡然自得地拍着已经填饱的肚皮,显然一点都没觉得那股酸臭气味令人倒胃。
继续深入镇中心,酸腐味愈加浓烈。我可不想在这样的空气中吃饭,于是我皱着眉头,打开车灯,轻轻拧动车把,加快车速。
小电驴轻快地驶过那道跨越拒马河的大桥,路灯亮起,我按照高德地图提示的路线一路前行。
突然,右侧的坡道下方,出现一大片白花花的垃圾,就那样泰然自若地露天堆放着。昏暗的光线中,有人在垃圾里翻寻着什么。
那一刻,我怀疑这个旅游小镇的环卫工人是否罢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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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事情在兲朝的首恶之区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变态防疫政策的高压下,在失业率急剧攀升的大背景下,这种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其实房山乡村的垃圾处理并不总是这么糟,在上方山一带,虽然偶尔也会看到散放在路边水泥地上的少量垃圾,但至少还可以在村外看到分类的垃圾桶。但奇怪的是,反而是十渡这样的热门景区带,垃圾处理要差很多。路过六渡的时候,我甚至闻到了焚烧垃圾的气味。
在华北和我老家的农村,焚烧垃圾一直都是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老家,邻居把一大堆废弃的地膜塞到灶膛里烧掉,那股可怕的气味,现在想想都觉得恐怖。
而北京因为经济比较发达,即使农村地区,人口也很稠密,一个村子动不动就上百户人家,垃圾处理一直都存在问题。
有一次,在位于北京东部的雾灵山下一个叫黑谷关的村子,我到那个名字很好听其实风景很一般的“东极仙谷”游玩,因为走错路,我沿着售票处后边的水泥路上行。走了不多远,眼前就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垃圾填满场,距离下边的村庄房屋和景区售票处不过百十来米。一台挖掘机正在垃圾场上工作,把垃圾场边上的一堆堆垃圾推到垃圾场中央压实。
垃圾场周围到处是白花花的塑料垃圾,碰到刮风的时候,想必会有很多轻薄的塑料袋被刮到空中。不大的村子里有几个农家乐,后来我还发现,位于村子另一头的景区入口旁边,甚至还有一个院子是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拍摄地。距离垃圾填埋场这么近,不管是村民、旅游经营者还是游客,似乎都没有人感到不合适。我没有看过“向往的生活”这档节目,但拍摄组显然没有对拍摄地周边环境做过调查,否则谁会向往与垃圾场比邻而居呢?
可是,在前往景区的路上,我明明看见有当地新城子镇的垃圾车在路上行驶,难道他们把全镇的垃圾都运到这里填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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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离开后,我到垃圾场附近拍了几张照片。后来我向几个当地人打听,人家告诉我,镇上的垃圾车只收那些能扔进垃圾桶的零散垃圾,不收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于是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就把它们运到这个垃圾场来扔掉了。
有的时候,农村的垃圾问题会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2017年7月,北京地区下了一场大雨,雨后我到怀柔黄花城水库玩,看到水库的水面上漂满了垃圾,听人说是从上面的村子冲下来的。我试图在脑海中想象,要有多大的垃圾堆才能让这么大一片水域漂满垃圾,却发现这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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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确实知道两件事:密云黑谷关那个垃圾填埋场距离下边的安达木河不远,这条河里的水最终会注入密云水库;而黄花城水库的水在雨水丰沛的年份则会注入怀柔水库。在这两个地方附近的小河边上玩,都不难看到被洪水冲下来的部分垃圾,什么破布塑料袋之类,缠绕在水边的树木石头上。北京人喝的水,是从源头就被污染掉的垃圾水。
后来我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个密云当地人对游客夸耀密云的水有多好多好,我就站在一旁冷笑,他们都不知道密云水库里的水有多脏。
最近几年,北京市加强了对水源地的保护,例如通过支付高昂的补偿,把村民在河流附近搭建的养鸭养鱼的棚子给拆了,还在河流沿岸的村子增加了看管河流的人员。但是,这些看管者往往选择性执法,看人下菜,对陌生人执法从严;却因不愿得罪左邻右舍,对同村人的一些污染和破坏河道河流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有一次在乡村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到车站旁边的河滩上散步,一个看管河流的老头就开始大呼小叫起来,说什么不许靠近河边,命令我赶快离开。我还没从河滩走到大路上呢,他们同村的一个中年男子就提着裤子往桥下跑。看管河流的老头问他干嘛去,他说他想上厕所,来不及回村找厕所了,就到桥底下解决吧。陌生人、外地人在河滩上散个步都要被禁止,本地人却可以随随便便往河里拉屎,你说这河流能干净得起来吗?
北京市辖区内尚且如此,北京市辖区外就更不用说了。汇入密云水库怀柔水库的河流,有很多支流的上游都在河北省境内。因为经济比较差,河北省农村的垃圾处理更加原始。在雾灵山脚下河北境内游玩,一不小心就会看见一些村庄甚至民宿把生活垃圾堆放在路边,任凭它们发臭。在雾灵山附近的河北省承德县境内,我甚至见过一个貌似由天津捐建的垃圾焚烧站。焚烧后的烟雾并没有经过怎样处理就排入空中,我在一里地之外就闻到了那股刺鼻的恶臭。
在怀柔喇叭沟门景区背面的河北省丰宁县境内,我也见过一个村子干脆把垃圾堆在水泥垃圾场上就地焚烧。而更常见的做法是把垃圾堆放到京冀边界上的偏远地点,到了夏天的暴雨季节,这些垃圾有很多都被雨水冲入那些最终注入密云水库怀柔水库的河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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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喇叭沟门背面北京境内的一个叫道德坑的村子上游,看到有人拿着科学仪器在河边取水,我好奇地询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监测水质的。我又问他这条河(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天河”)的水质如何,他说能达到二级。
居然只是二级水质!那条河才刚刚流出大山,就已经遭遇了轻度污染。
其实也不怪上游那些河北省的村庄随意处理垃圾。这些村子往往离北京境内的乡镇更近,而离管辖它们的河北省乡镇更远,又地处山区,乡镇府就算有垃圾车,也不可能翻山越岭地开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把垃圾拉走。如果北京这边放弃行政区划的沟壑,主动把附近位于上游的河北境内村庄的垃圾处理掉,问题说不定会得到缓解。
那么最近几年北京的垃圾分类是否让农村的垃圾乱象有所改善呢?那我就再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吧。
去年秋冬时节的一天,我在自己租住的村子里听到一阵阵挖掘机的轰鸣声,问过路的羊倌那是怎么回事。羊倌说,村里雇了台挖掘机,挖了些土,把村民扔在村外山洞旁边的那些垃圾给盖了起来,“要不然被飞机拍到就麻烦了。”
跟密云“东极仙谷”旁边那个垃圾填埋场一样,山洞旁边也是村里人习惯堆放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的地方。实行垃圾分类之后,村里为了更好地处理这些垃圾,特意把靠近路边的一块空地用铁皮圈起来,供村民扔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然而不知何故,村里人宁愿舍近求远,也要把垃圾运到山洞旁边扔掉,就是不扔到村里设定的地方。
到了今年春天,我快要搬走的时候,我到山洞旁边看了看,发现那块被薄薄的黄土掩盖住的垃圾堆上,又增加了一些新成员,其中一大捆我认识,是房东冬季用来覆盖月季花的黑心棉,他本来是想把这东西连同院子里的枯枝败叶一同烧掉的,可能因为他以前在院子里烧枯枝败叶时被我威胁要拍视频举报他,所以就给扔到这里来了。
路边那个用来堆放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的铁皮围挡里,依然空空如也。
后来我在骑行途中又看到少数位于偏僻地区的垃圾场。有一次,我在永定河上游一条偏远而崎岖的乡村烂路上,看到几个人正从一辆卡车上往山谷里铲垃圾。我站在远处观察了一阵,发现车上装的大部分是枯草败叶之类可降解的垃圾。可是等我骑到垃圾场的跟前,才发现这里也有沙发家具之类的大件垃圾,以及砖头之类的建筑垃圾。骑到下面的村子,路边也有一些“环保垃圾房”,但是可能它们只是做摆设的面子工程,里面并没有真正存放什么垃圾。真正的垃圾,都扔在后面山坳里呢。后来查看了一下高德地图,我发现那个垃圾场距离下面的永定河只有几百米。在夏季发洪水的季节,这里的垃圾很容易被洪水冲到河里,京城西部的市民,同样无法逃避喝垃圾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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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隐蔽的乡村填埋场,更常见的是公路两侧被人随意丢弃的垃圾,以及山区溪流边被扔掉的农药瓶子。有的时候,我刚好有空的塑料袋,还可以把那些农药瓶子捡掉一些,拿到有垃圾箱的地方扔掉。但更多的时候,我想捡也捡不过来,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
这些年游走于北京周围的乡村,我看到大部分村庄都外都建了垃圾分类亭。通常,亭子里放着分别投放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垃圾桶,有些比较高档的还有专门投放有毒垃圾的垃圾桶。但是,由于长期定居在村里的多数为老年人,他们根本没有垃圾分类的观念,因此这些垃圾分类亭往往形同虚设。在门头沟的很多村子,我发现那些分类垃圾箱的垃圾投放口根本就无法打开,经询问才知道,村里为了防止村民不分类乱丢垃圾,干脆把垃圾投放口给锁了起来,改由村里派人每天上门收垃圾,环卫工人将收到的垃圾分类之后,再打开垃圾箱的锁把不同的垃圾分别存放进去。
在无法改变农村老年人习惯的前提下,这倒也不失为一种无奈但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过路人,就有些麻烦了。有好几次,我拎着已经分好类的垃圾,走到这样的垃圾分类亭,却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把垃圾投放进去,只好尴尬地把垃圾放在紧闭的垃圾箱旁。
我讲这些事并不是完全否定垃圾分类。不管怎么说,做分类总比不做好。据我所知,一些郊区县在垃圾分类方面还是做得蛮认真的。有一次,也是在密云的一个山村,我看到一个小伙子打开公厕旁边的分类垃圾箱,用手机拍照。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是区里派来检查垃圾分类情况的,要开着车挨个给各村的垃圾桶拍照,连同位置信息一起上传。
所以这件事是真的有人在管,在认真做的。只不过他们关注的仅仅是垃圾桶里的垃圾,对于垃圾桶之外,被村民顽固地当作垃圾场的那些地点和那些垃圾,以及公路边被过路人扔掉的废弃物和溪流边被老农民们扔掉的农药瓶子,似乎他们依然没有找到办法处理。
无独有偶,后来我询问住在北京市区的朋友,他们那边的垃圾分类做得怎么样?朋友撇撇嘴说:也就那样了,那些老头老太还是喜欢把垃圾混在一起乱扔。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其实反映了一个人是否有环保观念、社会公德心,甚至一个人的基部素质。日本之所以能把垃圾分类做得那么好,就在于他们从战后婴儿潮一代起,就开始重视国民教育,而且没有像他们在中国的同时代人那样经历毛腊肉的荼毒,因此总体素质比较高。反观中国的1940和1950年代这批人,也就是习瘟猪这代人,他们童年和幼年时代经历大饥荒,少年时代经历文革,普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能认得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毛腊肉时代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更是让他们以整人为乐,暗地里打小算盘、使坏心眼是他们最擅长的,指望这代人普遍有公德心,几乎不可能。因此,仅就目前而言,要真正在全国推行垃圾分类,尤其是根除农村的垃圾处理乱象,同样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要改变一些老年人处理垃圾的习惯,就跟改变习瘟猪脑子里的独裁思维那么难。这些老年人跟习瘟猪一样不遵守规则,没有社会公德心,做什么事情都凭个人喜好任意妄为。也许,只有等到这一代被毛腊肉荼毒又热爱毛腊肉的人自然死亡、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垃圾处理问题才会真正有所改善吧。
毛腊肉一个人就毁掉了整整一代人,而习瘟猪这代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文盲半文盲,正在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破坏和污染环境,毁掉整个国家。
但是他们之后的那几代人能比他们好多少呢?这我可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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