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俄軍官兵正在變成“烏克蘭人”
原文於2022年3月5日發表在微信公眾號【越向書】。
文/越向
近幾日，烏克蘭戰爭的殘酷性正在快速升級，而且這恐怕僅是一個開始。上周我在《烏克蘭危機是否印證了叢林法則？（2月26日）》中提到了打到屠城的彌羅斯之戰，但雅典帝國的軍隊並非從一開始就如此殘暴——那可是蘇格拉底正值壯年時的雅典啊！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爆發初期，雅典帝國也曾面臨附庸城邦陰謀叛亂的情況。這性質，其實比不願放棄中立的彌羅斯要嚴重得多，雅典城內也傳出了屠城的聲音，但最終雅典人還是放過了普通百姓，僅僅處決了密謀者。
然而，隨著戰爭進行，鮮血淋漓的場面不斷刺激著交戰雙方的神經，零星的屠殺開始變成集體的、由官方授權的屠城。這樣的屠殺最先是由斯巴達人發起的，隨後雅典人也在彌羅斯屠城，接著又屠滅了其他一些反抗自己的城邦。正處於鼎盛時期的古希臘文明，在一次次大屠殺之後逐漸衰微。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修昔底德不禁感歎：“戰爭是一個兇暴的教師”。
現在俄軍重兵圍城，箭在弦上，萬般結果都不確定，但有一件事幾乎已成定局：一代俄軍官兵正在變成“烏克蘭人”。
我這裡並不是說他們會改變國籍或種族，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說他們會成為一群帶有“烏克蘭戰爭”特殊記憶的老兵。
在上世紀80年代的蘇聯，從阿富汗戰爭退役的老兵們相互稱呼對方為“阿富汗人”。這是一個特殊團體內部的自我認同，其背後有複雜的內涵，一方面它代表了這些老兵們所經受過的地獄般的磨難，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頂著這個稱呼的人是個冷酷無情的“狠人”。 俄羅斯戰地記者阿爾喬姆·布洛維克曾《隱藏的戰爭》中寫道：“我們很少停下來想一想，阿富汗將如何影響我們。阿富汗成了每位參戰士兵的一部分。50萬參戰軍人中的每一位都成了阿富汗的一部分，那片土地永遠無法吸收他們抛灑過的所有鮮血。” 【1】
事實上，許多“阿富汗人”已經無法再適應日常社會，難以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也不習慣使用平民的手段去應對生活中遇到的難題。 當這些青年走上戰場，長官告訴他們是要去幫助阿富汗人們建設社會主義。但到了當地，遭遇的則是無休止的殘酷遊擊戰，以及本方更加殘酷的報復性作戰——對戰爭親歷者的研究表明，許多新兵會感覺“殺人比自己受傷更為痛苦”。而在這樣反復的試煉下，存活下來的蘇聯士兵從懵懂無知的大男孩，變成了可以毫不猶豫地對可疑的阿富汗男孩開槍的殺手。
這些“阿富汗人”剛剛回到蘇聯國內時，還是政府認可的“國際主義戰士”，有些甚至獲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但在戈巴契夫開啟“新思維”改革後，各種揭示阿富汗戰爭真相的報導陸續出版，社會對他們的評價急速下滑，他們成了一群把青春消耗了一場罪惡、荒唐戰爭上的傻子。他們疲憊又易怒，有些用伏特加的麻醉了此殘生，另一些不甘心的“阿富汗人”則成為了社會上的危險分子。
現在，許多人已經聽說過“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post‐traumaticstress disorder）,即目睹大量殘酷景象後導致的精神疾病。此病症是由一位美國精神病學家兼越戰老兵沙坦（Shatan）于7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認為“總是活在過去記憶中的退伍軍人會發生延遲的創傷”。【2】 但在蘇聯的“阿富汗人”那裡，根本就沒有這個名目。他們無依無靠，只能報團取暖，靠著自己在阿富汗戰場練就的“特長”謀生。得到這股新鮮血液的俄羅斯黑幫在80年代迅速壯大，並乘著蘇聯解體的“東風”成為了世界第一黑幫。號稱“俄羅斯第一殺手”的索洛尼科就是一位“阿富汗人”，他先後暗殺30多人，行市最好時殺一個人能拿幾十萬美元。【3】
蘇聯最後階段的社會動盪，究竟與這群“阿富汗人”有多大關係，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心懷不滿的人群中最危險的那一部分。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國外作戰，失去了青春和溫柔，眼看著無數同袍丟了生命，換來的卻是譏笑和嘲諷。他們習慣於服從命令，習慣於相信集體的力量，如今卻被和平年代的社會所拋棄。
“老兵們回國之後，發現自己已完全不能適應國內改革之後的和平生活，他們‘學會了開槍，習慣輕易出手殺人’，變得易怒，兇狠，有殺人傾向，以至於難以勝任和平崗位，俄員警部門曾對‘戰場老兵’們開放，但這些戰爭勇士們當上員警之後，往往將戰場習慣帶回，肆意行兇、施暴，反而成為社會公害。據當時的調查顯示，75%的‘戰場老兵’離婚或家庭矛盾尖銳；60%以上的‘戰場老兵’對工作極不滿意，經常跳槽。以至於竟有50%到70%的‘戰場老兵’，認為兇險的阿富汗戰場也要比安寧的國內好受。”【4】 老兵們有組織力和戰鬥力，一旦因為被社會拋棄而陷入絕望，其殺傷力是其他群體所不能比擬的。在俄國歷史上，戰爭與革命如影隨形，正是因為從戰場歸來的老兵往往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在打完了拿破崙戰爭之後，深入西歐又返回俄國的部分官兵結成了意圖改變俄國體制的“救國協會”和“幸福協會”，並最終於1825年發起了震動沙俄的“十二月黨人起義”。1917年，從前線返回的老兵們在布爾什維克的鼓動下一點就著，用“十月革命”埋葬了羅曼諾夫王朝。此次俄烏戰爭，連胡錫進先生也在談俄國“顏色革命”的可能性了。
這樣的情形，當然也非俄羅斯所獨有。是否真的會導致“革命”，還要看各國的形勢。一戰後的義大利的動盪給了老兵墨索里尼及其黨羽構建法西斯政權的機會，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的德國給了老兵希特勒、戈林以奪權的良機。早已陷入財政崩潰的政府無法拿納稅人的錢來安撫老兵們的怨怒，反而還讓他們失去了最後的生計，這本身就是在召喚革命。
而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正處在蒸蒸日上（比如越戰後的美國），或是百廢待興的狀態（比如二戰後的蘇聯），有大量有權勢或高收入的崗位留給老兵，並且國家還配備以大學就讀、職業培訓、創業基金等福利，震盪就會小一些，最多不過偶爾出現一些實在與社會格格不入的犯罪分子。
其實美國也吃夠了這些老兵的苦頭。1786年，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屢立戰功的丹尼爾·謝斯因受不了戰後的經濟困頓而帶著“老哥們兒”起義，差一點顛覆了新生的美國政府。 1932年，在那場幫希特勒沖進總理府的經濟危機的重壓下，美國的一戰老兵們也在衝擊著美國國會大廈。負責鎮壓並驅散他們的麥克亞瑟將軍，或許在那時就想好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老兵永遠不死，他們只是默默消逝）這句名言吧。是啊，如果他們打完仗後不來鬧事，“飛鳥盡，良弓藏”，自己默默消逝多好呀（有人譯作“凋零”，不過fade常用來指衣服褪色，若譯作“凋零”，則雅而不信）。
好萊塢電影多次再現了本方士兵在戰爭中的“黑化”。從《獵鹿人》、《全金屬外殼》到《現代啟示錄》，觀眾都能看到主角的良知在戰場的折磨中失喪，完全可以想像這樣的人已經很難再融入正常社會了。或是身殘，或是心殘，或是二者皆殘，猶如《聞香識女人》中那位脾氣乖張的盲人中校。
相比之下，中國戰爭電影裡主角的人物弧線，常常是從“不成熟的戰士”向“真正的戰士”轉化。比如《董存瑞》的主角董存瑞，或《高山下的花環》中的趙蒙生，而從未有過“黑化”的描繪，要黑也只能敵人黑，是“一個樸實的日本農民‘黑化’為一個殺人機器”。
吳京的《戰狼2》從技術上說是一部成功的商業影片，但他認為自己已經比肩《第一滴血》就實在過於虛妄了。在內核上兩者差得太遠，蘭博的這幾句臺詞，凝結的是所有老兵的眼淚：
蘇聯的“阿富汗人”看到這一幕，一定會舉起伏特加與自己的冷戰死敵乾杯。
俄國的老兵裡出酒鬼，但這些酒鬼裡偶爾也出作家。
除了昨天邀大家共讀的巴別爾之外，對俄國文學史影響最深遠的老兵，首推列夫·托爾斯泰。
1854年11月7日，時年26歲的托爾斯泰少尉主動請纓，來到了克裡米亞半島上正陷於激戰中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半年後的1855年4月7日，他被調入要塞最關鍵的第四棱堡，隸屬於炮兵旅第三輕炮連。兩天后要塞就迎來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炮擊，英法聯軍的16.5萬發炮彈造成了俄軍6131人傷亡。但托爾斯泰少尉和他的弟兄們守住了陣地，他跟他們一起經歷槍林彈雨，血污與泥沼，也跟這群大兵們一起酗酒、賭博。
炮聲隆隆不斷，直到1855年9月初，因為臨近炮臺的陷落，俄軍被迫撤出要塞。儘管很快將升職為中尉，但托爾斯泰對於腐敗的軍界已無興趣，他在9月中旬的一則日記裡寫到：“文學之於我畢竟應當是惟一的、主要的、壓倒一切其他愛好和事業的東西。”
他將自己在克裡米亞的經歷寫成了《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纖毫畢現地描繪了俄軍士兵們的怯弱與勇敢，粗俗與聖潔。來塞瓦斯托波爾要塞之前托爾斯泰渴望建功立業，而在目睹了屍山血海之後，走出要塞的他卻逐漸變成了一位“托爾斯泰主義者”：博愛利他，不以暴力抗惡。
今天，如果一代俄軍官兵們註定要成為“烏克蘭人”，願他們之中的善良人能免遭橫死，願他們在戰後能有業謀生，願他們之中的托爾斯泰能告訴我們現在所發生的一切。
参考资料：
【1】《蘇軍老兵：阿富汗記憶從未遠去》，編譯史春樹 《 青年參考 》（ 2014年02月26日 19 版）。 【2】軍武：《美國大兵為什麼特別容易遭受戰爭精神創傷？》。 【3】《誰在俄羅斯做殺手》，《文摘報 》（ 2015年03月19日 07 版）。 【4】王陶陶《何謂險民？一、戰爭老兵》，https://zhuanlan.zhihu.com/p/32167854。
本期的音樂是悼念犧牲戰士的俄語歌曲《多想活著》，B站上還有一個早年有普京出席的現場版。如今再看這段影像，任何人都會五味雜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