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身份定位——公民呢？还是知识分子呢？

我一直讨厌“~分子”一类的词，比如说，“反革命分子”，“黑五类分子”、“入党积极分子”。以前某次军训结束，还被颁发了个“军训积极分子”，一加“分子”这一后缀，我这头皮就发麻。不知道有人做过频率统计没，把所有能和“分子”搭配的词列出来，将其中含有贬义倾向和含有褒义倾向的词分开，求一下百分比，看看各站百分之多少。依我头皮发麻的直觉，贬义倾向的词肯定是占了大头。“反革命”、“黑五类”不消说了，单说这个“积极分子”，瞧着中性，可为啥我听到“积极分子”还是头皮发麻吗，或许可能是我头皮屑太多，玩笑话，不过仔细想下，一说“积极分子”，就指一批人，为了加入一个团体，为了在某一团体中表现好，就切了凡尘的念头，一心朝着往生的境地赶，着急忙慌，却是蒙眼无脑。

有人会说了，头皮麻还是勤洗头，别脚大怨鞋小，不是有“知识分子”一词吗，这个词绝对褒义吧! 情况真的是怎样吗?

印象中有三个人口中的‘知识分子’給我的感触最深，一个是德国韦伯，一个是意大利葛兰西，一个是中国毛**。韦伯的intellect偏向于学术职业，葛兰西的知识分子就不是人民大众了，毛**口下的知识分子，一钱不值，猪狗不如。那为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都喜欢别人称自己“老师”，厨师、演员、男女优都纷纷成了老师。暗含的心理也不难揣摩，老师，知识分子，有文化、社会地位，四种地位捆绑在了一起。这也说明“知识分子”一词在社会上还是倾向于好的指向。分析到此，好像我也发现不了什么毛病，应该觉着“知识分子”是个好词。但但我默念了几次“知识分子”，不行还是头皮发麻，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讲不通，别着劲儿。

第一，当然是皇朝前期，知识分子猪狗不如，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与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都觉着知识分子有一种责任，都觉着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忧民济世的责任。我大前年吧，坐炕头上备考复习，为放松心情读了余英时先生的几本书，先生也认识到了“知识分子”一次中的问题，想到的办法是用“知识人”一次来替代。当时我坐炕头上，炕下通火，屁股坐的热乎乎，连读几次“知识人”，头皮不觉得麻了，就掬手拜服，觉着这个词好，避开了“分子”的粗戾。今晚我坐在一张破椅子上，椅子上铺着棉垫，然而屁股不暖，冷。读“知识分子”，依然头皮发麻，念“知识人”，还是发麻。看来余英时先生的解决方法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人们习惯于用古时的“士大夫”来类比现在的知识分子，一看社会颓落，仁心乌有，自认是知识分子的人就喜欢来一嘴，“正是因为现在有文化的人没有了士大夫精神，不能匡正社会，故而-----” 而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读读街边小报，或听听流言，一看某某学校老师的为了什么什么职位争得头破血流，某某教授包了几几个学生当二奶，哎呦，来一句“不说当官的了，现在连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真是文人如妓，世风日下啊-------” 这种种类比，不管是知识分子正向的承担社会责任，还是知识分子顺坡的道德下滑让人失望，都是不恰当的。理由很明显，民国前中国的读书人是为当官而成为读书人的，不管实际处境如何，都是吃皇粮沐皇恩的梯队，所以说读书人有一些“士大夫精神”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民国后到现在就不同了，科举废了，读书人不能坐直达电梯去做官了，成了跟普通人一样的民众了，故而，现在自以为读了点书，成了个大学生、研究生、博士、教授，就觉着自己是知识分子了，应该有“士”的精神了的那些人就有些很不合时宜了。想想大清朝末年可就废了科举了，读书很难吃到皇粮了，也就谈不上什么士大夫精神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只是普通不能再普通的民众罢了。如果非要类比古代，我觉着，当今，如果一个学生备考公务员了，入党了，不齐也是个积极分子了，那幸运了，这些人就是当今社会的“士”了，这些人也就有扛起“士大夫精神”的资格了。

把“知识分子”一词所负载的社会责任剥离掉，我在念“知识分子”四个音节，大喜，果然，头皮不再发麻。

有人或许会问，读了书的知识分子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了?荒诞! 那如果一个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就非要承担社会责任，就要仗义直言，咋办? 我的回答也简单，如果这个人不自欺的话，就不要用“知识分子”应该有“士大夫精神”的定位去承担匡正社会的责任，理由也很简单，“你没有那个资格”。如果哪一天，这个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想要当官的了，去结交官N代，去公务员考试了，那这个人就是应该有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了，这才是本色当行。

未当官，不愿当官，也当不了官的读书人，放心把不当的身份定位丢掉吧，有更好的身份定位去承担社会责任。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改几个字“天下兴亡，公民有责”，公民二字才是普通读书人承担社会责任时恰当的身份定位。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身份包袱，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个的普通公民，你的堕落，或者你逆暴民逆傑纣的伟大都只关乎你自己，无关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