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那個曾被遺忘的女人

         小小的四方隅地，一晃一晃晃得她有些頭暈，陽光透進裡面，被內襯的布以及她身上的衫映照的看似要燒起來，落不到地的腳凌在空中，和她的心情一樣。一路的顛簸讓她本來想的很多事情都被顛沒了，只有長輩的叮囑在耳邊循環不止：「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從此就沒有退路。路程還在繼續，說崎嶇也算不上，只是路本就不平還是人抬，幅度總還是大的。三寸金蓮的腳套著大一號的繡花鞋被這一晃中顛出去，嗩吶聲還吹著，大囍大悲的音調離的她越來越遠，只知道自己的欲蓋彌彰，提前掉了出去。

         照著儀式走到新婚的夜裡，大先生進來時一聲不吭。她靜靜端坐著，燭火通紅，映得她全身快燒起來。大先生就坐在太師椅上看書，兩人無話，蓋頭最終沒有掀，她自己褪去一身喜慶。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六，兩人一身大紅卻再也燒不到任何人了。

隔天只聽到下人談論隔天大先生印花的澱青染青，他的臉有可能是哭過了，卻沒人管她在房中是否獃坐一夜。大先生沒有拜老台門，但依舊跟著老例進行了儀式。「官官來了」的喜慶話沒有帶給大先生任何笑容，兩人上廟時轎子一顛一顛，晃得她又發昏，只不過這次已經看不到大紅。第三天的轉郎總算回家了，跨過家裡的坎，大先生乖覺的走著儀式，聽著八句頭。長輩的叮囑又響了起來，她是要回家的，是周家。沒幾天，大先生就去了日本。既然到了周家，就是周家的兒媳了，從此總要恪守婦道的，所以她照料著年邁的長輩，盡自己的本分，外面的風言風語跟心裡的酸澀總是進不了耳裡的，早被那句話塞得滿滿當當的。只要她循規蹈矩的做著，就是稱職的妻子。

家務繁瑣但她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只不過在某些天裡自己走回房間時，總是會突然的被提醒：大先生是這房間的主人，她也勉強算是。兩大間房間趁得她的身子越發矮小，燭火這種東西也不是可以燒一夜的，暗下來時連影子都不見了，她就這樣被吃掉，說不清是被孤獨或是其他的。日復一日也沒有什麼不對，這本來就是女人的本分。她知道這麼久以來的人都是這樣的，能熬到當老太太都是幸運，如果丈夫不喜自己，那就當作自己不夠有福。

一別三年，大先生回來了，她總歸是歡喜的。大先生在外的工作她並不清楚，只知道大先生是新潮流的人，連辮子都沒有留。日子沒有改變，或者說，不自在的時候更多了。大先生不喜她她是知道的，那樣冷冷淡淡的一個人，卻被兩家的人逼著接觸她。她不敢說任何話，權當作不知道吧。「妳知道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嗎？」大先生突然跟她搭話的時候，她先是反應不過來，大先生怎麼會同自己說話呢，等到她確認大先生的說話對象之後，也早已忘了大先生說什麼，只暈暈呼呼的應著「是的」、「是的」，大先生沒有再講話，她又大了膽子再補了一句，說自己也吃過，心底盤算著如果大先生喜歡吃，說不定託人可以打聽到大先生喜歡吃什麼，但大先生總是不願意再說了。偶爾與大先生對話，她總是不知道大先生所說外面的時局是什麼，口頭只好應和著，但大先生很快又不說了。她總是拿捏不準大先生，兩人之間又不說話了。日子的沉悶壓得她越來越喘不過，她有時會想到出嫁前的日子，明明之前大家都稱他們天作之合，怎麼卻是現在這幅光景，不甘的心越滾越大，最後在大先生回紹興探親時沒忍住指責了他，那是她做過最荒誕的事，但大先生什麼都沒說，也當做什麼都沒發生。她一腔委屈就這樣掉在了無盡的沉默裡，後來她染上了水煙，日子沒什麼改變。

         周家門台賣掉了，在舉家皆亂的時候，她躲在自己的一隅思索，思索和水煙吐出的霧纏身，沒人解讀的出來。她最後回了一趟娘家合了張影，就當作她唯一的念想了，她的小腳忍不住一直來回的奔波，所以早在要搬走時就做好不復再見的準備。搬到北京後僅僅三年整個家庭分崩離析，她總歸是要跟著大先生走的。後來大先生問了她，是要回去紹興還是留在八道灣。這是她第一次那麼堅定，拒絕了大先生提的兩個選擇。她知道大先生是想休了她的，只要回去紹興那麼就塵埃落定了，但她生是周家人的人，死是周家人的鬼，總不能離開的；而她跟叔嬸侄兒姪女過日子又算什麼。她會洗衣、掃地、煮飯，她說了：「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大先生帶她走了。兩人生活的日子總歸是平靜的，她白天就在廚房張羅飯菜，若是同院的人吵鬧了，她就請她們安靜點，不要吵到大先生。她偷偷觀察著剩菜以此判斷大先生喜歡什麼，替大先生的來客端茶倒水，心裡總還有一絲慶幸，覺著女主人大抵就是這樣，總有一天大先生會看見她的。兩人的對話卻不如她想像中僥倖的心理，大抵一天只說上三句話，月內說過最長的話也只有她要家用錢時，他可能會多問一句什麼添不添買。

         大先生的客人越來越多，甚至有許多女學生。她依舊在自己的一隅，偶而窺出去的世界外頭只有先生來訪的客人。她們會帶著新的西洋點心來訪，說著她不知道的知識，而她只能在一旁端茶倒水，女主人的姿態在這些氣勢澎派的新女性悲憫或鄙視的眼神中蕩然無存。後來可以看到大先生對於某個女學生的態度起了變化，最後，大先生從上海寄來照片，告知她與許廣平同居的消息。那次她沒忍住，同鄰人說了心底話：「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兒一點兒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1]這是她唯一一次對著外人透漏自己的心境。先生到了上海之後，唯一的聯繫就只剩下了家用帳。她只能更盡心的侍奉娘娘，因為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大先生去了。悲哀的是直到這個時候，她是她妻子的形象才被世人發現。她是想操持大先生喪事的，但娘娘太過悲傷，寸步都需要扶持，所以她根本去不了上海。在大先生去世之後，賴以生活的除了之錢攢下的積蓄，就是妹妹寄來的大先生的版稅。世道亂著，但對她與娘娘的最大影響就是經濟困頓，娘娘最終沒有熬過這個世道。西條三終於只剩下她一個人了。為了維持自己的家計她計畫著把大先生的遺物賣了，卻被多方阻攔，甚至搬出了法律，她不懂法律，只覺得悲哀。千人所指，來人說了又說，站在世間大義面前，就算大先生走了之後，依舊沒人看見她是周家人。最後還是沒忍住，沖著來人說道：「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2]

         時局越來越亂，她始終沒搞懂外頭，只知道物價越來越高，生活越來越難。可是還是要活下去的。一開始她只留意著大先生的孩子，後來也寫給許女士了，她不是是非不分的人，最初的一點忌妒還有心情早已在歲月中流失了，剩下的她看得清楚，是許女士幫助了她的生活，兩個南轅北轍的人，卻出於對大先生的愛，在這個動盪的日子裡負起了保藏大先生遺物的責任。時隔二十年，兩個人又再次見面。說不清是什麼感覺吧，但總歸最後都會化為惆悵。

         她的身體已經不好了，這年大雪紛飛，積雪深有三尺。寄給許女士的信，寫著她希望是周家人料理她的後事。中間短暫的好起來後，病情很快又復發。半年的時間病情不斷惡化，直至最後她的全身腫脹，連翻身都需要有人幫忙。想了又想，在臨終前她還是決定告訴旁人，把自己葬在大先生旁邊。

直至最後，她都沒有從「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這句話裡出來。

已經沒有人再知道這一段路走來是怎樣的心情，葬禮那天，嗩吶聲又響了起來。

[1] 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第一百四十二頁。

[2] 唐弢：〈帝城十日解：關於許廣平魯迅守雞和藏書經過的一點補充〉，《新文學史料》，一九八零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