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媒介（Inventing the Medium）

原文来自The New Media Reader，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珍妮特·默里（Janet H. Murray）。

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次将计算机作为表达媒介建立谱系。

虽然这本书的名字是《新媒体读本》（The New Media Reader），但它的主题是单一媒介（medium）的出现，我们可以更具体地定义这种媒介，而不仅仅是指出它的新颖性。我们在这些精选的和语境化的（contextualized）文章中看到的数字媒介（medium）现在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多元的，因为它的形式多种多样——虚拟现实环境（virtual reality CAVEs）、互联网、“增强型”电视（“enhanced” television）、视频游戏。事实上，就像100年前的电影媒介（medium）一样，计算机媒介借鉴了许多前人的经验，并催生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新媒体”（new media）一词表明，我们目前对这些努力的方向感到困惑，对变革的步伐感到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这份礼物的真面目——20世纪末，技术发明和文化表达相互交织形成的一种单一的新的表现媒介（medium），数字媒介（medium）？这本书反映了“新媒体研究”（New Media Studies）在学术生活和世界新媒体实践中的蓬勃发展，应该有助于加速我们思维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可以在一本书里追寻文化的螺旋线，这些呼应和对立的线构成了网络空间本身的DNA。前两篇文章确立了这种模式，这是幻想家和工程师、哲学家和发明家的呼唤与回应。博尔赫斯（Borges），一个讲故事的图书管理员，和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一个军人科学家，以同样的世纪中叶的心态向我们诉说着，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被一种初露端倪的全球化意识（sense of globalism）所振奋。他们几乎都发自内心地意识到人类意识的日益复杂，线性媒体（linear media）无法捕捉到我们的思想结构。博尔赫斯是最早将自己置于全球文化的扩展语境中的小说作家之一，他被语言本身的随意性和跨越文化边界的意义所吸引。他的小说唤起了一种闪烁的焦点感（a sense of flickering focus），一种不断自我改造的个体意识，一种在翻译过程中不断表达的话语。博尔赫斯让我们面对“成长”（pullulating）的时刻，当我们意识到所有我们可能做出的选择，所有我们可能相互交叉的方式，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他想象中的《小径分岔的花园》（Garden of Forking Paths）既是一本书，也是一道风景，这本书具有迷宫的形状，在无限的回归中折叠起来。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人文主义作家将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再次描述这一景象。

对于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来说，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禁锢的迷宫，而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迷宫，等待着一个组织得当、聪明的团队去解决。像博尔赫斯一样，布什也想象了不同的图书馆。但是博尔赫斯的想象是有趣的，是对理性主义探索的颠覆，布什的梦想则是超理性的（hyperrational）。他惊恐地发现，图书馆的书架不再是一张充分的知识地图。以书本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已经跟不上调查研究的节奏，也不再能反映当代学术界不断重构的学科边界。知识在扩展，但人的寿命依然太短。博尔赫斯僵持在十字路口，被层出不穷的路径所迷惑，布什则迫不及待地寻找捷径，寻找那些在我们之前探路的专家所开辟的路径。他想跟随他们的脚步，开辟新的道路，不褪色的道路。他的工程师对救赎机器（redemptive machine）的承诺也贯穿了这本书。

当然，布什并没有想到“计算机”（computer）——博尔赫斯也没有想到。相反，他们是在发明幻想的信息结构——一个图书花园迷宫（book-garden-maze），一个书桌图书馆机器（desk-library-machine）——它反映的不是一项新技术，而是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他们想象中的变革变得更加迫切，这两次战争凸显了我们的技术实力和社会发展之间、我们复杂的思维和我们粗俗行为（atavistic behavior）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博尔赫斯的寓言中，主角杀死一个人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方式，被杀的人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将作为一种适当的编码信息。

布什的一个代表性研究课题是弓箭技术的历史。他已经学会了在战时武器发展的背景下信息组织（information organization）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知识意味着更多的对抗敌人的力量。

博尔赫斯故事的核心是我们对叙述者非道德选择的不安，一个人在交替的“岔路口”（forks）中成为他的朋友，却被毫无人性的政治谋杀。他的战争场景中没有正确的一方；凶手不相信自己的理由，也不在乎哪一方获胜。在分叉小径花园的世界里，时间根本不是向前走的，而是向外扩散着创造和毁灭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构成了人类潜能的全部。活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既感到共谋（complicity）和疲惫，又感到惊奇。另一方面，布什的观点是道德主义的（moralistic）、充满活力的（energetic）、专注的（engaged）。布什的叙述隐含着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对知识扩张推动的人类进步的信念，美国人的隐喻是丰富的边疆等待着能干的开拓者去征服，自卫（self-defense）的绝对必要性。布什的迷宫对我们提出了挑战，但我们足够聪明，能够找到出路。解决办法在于创造新的东西，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这种二元对立（dichotomy）贯穿了本世纪余下的时间，并在本选集中得到了呼应。

所有的创造力都可以理解为把世界当成一个问题。这卷书中所有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发展意识（pullulating consciousness），这是500年印刷文化的直接结果。我们可以认为人文主义是将问题戏剧化，通过改变我们否认它的仪式来放大我们的不适。这卷书中的人文学科学者（disciplinary humanists），无论是艺术家、理论家还是学者，都致力于突出（foregrounding）我们的文化困惑，在20世纪科学揭示的世界前，调整我们的存在困惑感（existential befuddlement）。另一方面，工程师们把他们的信念放在发明合适的仪器上，就像之前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一样，让我们专注于那些让我们困惑和不解（baffle and unhinge）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系统地思考它们。正确的工具不仅组织外部世界，而且组织意识本身，这种现象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s）所恐惧，为工程师所拥护。工程师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任务——找到原子时代生存的关键——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思考方式，需要更强大的方法来掌握复杂性。图书馆的书架和章节式的书创建了概述和特写（overview and close-up），让我们可以在它们之间移动，而不会失去我们的位置。计算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宽敞的空间，更精细的划分。工程师们描绘了一个新的元图书（meta-book）的愿景，一个可导航的书籍集合，将我们优雅地带到信息控制和系统思维的下一个层次，就像500年前印刷术的发明一样。在这项调查中，人文主义者的声音一开始就与新媒介的物质基础有较大的距离，他们往往不那么抱有希望。他们发现早期信息时代的打孔卡片（punch cards）几乎没什么用。他们正在审视意识形态的崩溃（the wreck of ideologies），接受印刷的失败承诺（the failed promises of print），理性主义箭头（the rationalist arrow）的可怕轨迹。他们坚持认为，我们经历了符号者与被符号者之间的焦点闪烁（flickering focus）、意义滑落（slipping away of meaning），这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知识困境。

这卷书中的作者站在这一分界线的两边，但他们也沿着编织的路径彼此面对。不同之处不在于他们所描述的内容，而在于他们对它的定位。人文主义者看到了伟大思想体系的矛盾和局限性，这使他们质疑系统化思维的工程。这种质疑属于他们的时代，但它也是文学和哲学论述悠久传统的一部分，阐述了生命的不可知性、悲剧性，以及渴望、痛苦和需求的荒谬和疯狂的持久性。

工程师们的传统是强调解决方案，并将其无法满足的需求——以及其解决方案可能造成的痛苦——定义为问题之外的领域。最糟糕的是，工程思维创造了高效的杀人机器，更快更致命的箭。它陶醉于 "把那个放在那里 "（Put-That-There）的能力，用戴着魔法手套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武器。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培养了我们对世界的幽默看法，在这种看法中，我们有足够的韧性来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直到死亡本身。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颂扬了人类学习和构思以前从未想过的东西的能力，这些东西可能不仅使我们更聪明，而且更有创造力。

在本选集描述的整个时期，这几条线彼此交叉，一个单独的个体似乎经常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工程师们利用文化隐喻和类比来表达变化的幅度，以及这种尚未见过的媒介的形态。讲故事的人和理论家构建了想象中的信息景观，写出了故事和文章，这些故事和文章后来成为实际系统的蓝图。工程师们不断调整节奏，以应对新的战争技术带来的日益加速的毁灭威胁；人文主义者将机器想象成一个救赎的环境，欢迎电子人架构（cyborg architectures）的前景，以充满希望的方式重构我们的身体、文化和自我。这两个传统积极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新的学习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对计算机的探索是由促进思维本身的探索过程的愿望驱动的。渐渐地，编织合作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一种人类表达的新媒介。

通过将这两条线索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一起，编辑们使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文化实践与技术创新的丰富互动。我们看到科学文化在阐述一种 "增强 "我们人性的媒介，通过汇集我们的思维并在更高层次上组织它，甚至通过促进更具综合性和更有能力掌握复杂操作和思想的新思维方式，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与此同时，艺术也在对语言进行切割和随机重组，提请人们注意书面和口语符号的任意性，戏剧化地表达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文化瓦解（cultural unraveling）的感觉。看到所有这些参与者都聚集在这一卷书的范围内，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参加一种拼布活动（quilting bee）。在一个角落里，博尔赫斯、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和Oulipo正忙着粉碎那些过时的印刷品，而在房间的另一边，布什、恩格尔巴特（Engelbart）和施乐的PARC合作者正急切地将这些碎片缝合在一起，形成一张图案复杂、巨大而受欢迎的被子。这一过程始于本世纪中叶，图灵、维纳（Wiener）和其他人最早认识到计算机在符号表示和捕捉复杂交互系统方面的潜力。

计算机语言的发展使得对定量和基于文本的数据进行更强大的操作成为可能，支持大型数据库、科学和经济模拟以及人工智能研究。对计算机科学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计算机领域本身被定义，从电气工程和数学中分离出来，有了自己的高级学位项目。正是在那时，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等人提出了互联网，魏岑鲍姆（Weizenbaum）无意中发明了第一个可信的基于计算机的角色（历史上第一个聊天机器人），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创造了“超文本”（hypertext）这个词，并开始了他毕生的探索，以求将其具体化。

这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环顾四周，发现人类“陷入困境”，便致力于“增强人类智力”（augmenting of human intellect）。如果恩格尔巴特能得到资源，实现他更多的 "框架"（Framework），他也许会成为计算机复兴时期多产的米开朗基罗，展示如何以最大的表现力完成许多困难的事情。事实上，他有点像达芬奇，完成了很多事情，间接影响了很多事情，但留下了更多未实现的计划。恩格尔巴特并不认为计算机只是改善了人类的思维，而是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机构的流程。在他看来，“增强型机构”（augmented institution）不会变成“更大更快的蜗牛”，而是会变成一个新物种，就像猫一样，拥有新的感官能力和全新的力量。进化的隐喻是对这种巨大转变的敬畏，这是一种分享因不熟悉的思维力量的冲击而产生的恐惧的方式，这种思维力量让我们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超越我们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