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是土耳其刑法第301 条
这样看来土耳其还算个法治国家。
在土耳其，当一个作家是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政治这颗地雷，不是把你炸得血肉横飞，至少也炸得你心惊胆战。所谓“言论自由”、“写作自由”还是许多作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不少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血 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2007年1 月19 日，土耳其著名亚美尼亚族记者赫兰特·丁克在伊斯坦布尔他工作的报社门口被激进民族主义者杀害。丁克生前多次倡议政府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的种族灭绝屠杀罪行,为此遭到土耳其右翼分子的仇视,甚至一度被判罪入狱。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经有五十多个记者遭到杀害，但丁克是1999 年以来被杀害的第一个。那一年，土耳其开始申请加入欧盟，并着手改善人权状况。
和丁克一样，帕穆克差一点也因言获罪。2005 年8 月，他在接受瑞典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声称：“对于二十世纪针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大屠杀，土耳其政府是有罪的。”因为这些言论，他不仅触怒了本国的民 族主义势力，更是激怒了土耳其政府，导致作品在部分地区被查禁和销毁，且被控以“侮辱土耳其国格”之罪，在一片围攻和咒骂声中被推上了法庭。在开庭审判前一周，他在美国的《纽约客》杂志发表了题为《谈 审判》的文章，称：“土耳其籍亚美尼亚记者赫兰特·丁克曾根据刑法第301 条的同一条款以同样的罪名在同一个法庭上受审，而被判有罪⋯⋯”“我所请教过的大多数伊斯坦布尔的朋友们仅仅是由于一本书，仅仅是由于他们所写的东西，有些时候就遭受了比我严苛得多的审讯，许多年都荒废在庭审案件上。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利用一切机会敬重帕夏、圣人和警察的国度，却从来拒绝敬重作家，以至于作家们在法庭上耗上几年，在监狱里呆上几年⋯⋯”
这就是土耳其作家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刑法第301 条像悬在作家头上的一柄利剑，随时都可能使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们遭到起诉，身陷囹圄。作家们说，这条法律使他们成了民族主义暴力袭击的目标，尽管很少有人根据这条法律被判有罪。 有人说，他们和丁克一样，已经收到了极端民族主义网站发来的死亡威胁。尽管许多作家呼吁废除第301 条，但似乎收效甚微，土耳其总理曾表态说，政府有可能修订，但不愿意废除这一条款。
1985 年，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和美国的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受国际笔会以及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的委托，一起访问伊斯坦布尔，调查了解“当时土耳其对言论自由所设置的残忍的限制以及身陷囹圄、形容 憔悴的许多作家们”的状况。负责接待他们的就是帕慕克本人，倒不是因为帕氏多么热衷政治，而是因为他是个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作家。两位戏剧大师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人们坐在法庭里，宪兵们分列两旁，这些人脑袋剃得光光的，随着审判的进行，他们眉头紧锁⋯⋯他们当中有许多是作家。”他们一同走访了在努力挣扎着的小出版社、乱糟糟的报社、以及濒临倒闭的小杂志社那阴暗而布满灰尘的编辑部；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从一家餐馆走到另一家餐馆，和落难的作家及其家属会面。帕穆克因此大声疾呼：“无论是什么国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普遍的人权。现代人渴望这些自由，就像是渴望面包和水一样，这些自由永远也不应该通过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道德敏感性，或者———最糟糕的是———利用商业利益 或军事利益，加以限制。如果说西方以外的许多国家遭受贫穷的屈辱，并不是由于他们有言论的自由，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言论自由。”（帕慕克《写作的自由》）
帕穆克本来是不关心政治的，但他和许多土耳其作家一样，不期然地就陷入了政治的漩涡。前不久他被迫取消了德国之行。这次行程本来安排得十分丰富, 他将在柏林、科隆、汉堡、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出场,并按原 定日程在柏林接受柏林自由大学颁予的名誉博士称号。取消的原因是帕慕克受到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威胁。由于帕慕克发表了土耳其政府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言论，被土耳其的右翼媒体称为“叛徒”,被激进民族主义者视为眼中钉。就在丁克遇害后,激进民族主义分子雅辛·哈亚尔于1 月24 日在伊斯坦布尔法庭上狂吼：“奥尔罕·帕慕克,你小心点!”哈亚尔在警察审问他的时候承认,是他鼓动未成年的奥君·萨玛斯特谋杀了丁克,萨玛斯特的凶器也是他准备的。由于担心威胁成为现实,帕慕克取消了这次德国之行。
无独有偶，土耳其著名女作家，帕穆克和丁克的好友埃丽芙·莎法克（Elif Shafak）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伊斯坦布尔杂种》（The Bastard of Istanbul）出版后，在土耳其成了超级畅销书，已发行了十二万册。她本来计划在美国的六个城市包括芝加哥和洛杉矶进行巡回签售，但在丁克遇害之后，她被迫取消了这一计划。
她现在出门必须带保镖，一举一动受到警方的保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斯坦布尔省长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自从丁克被害以后，包括帕穆克在内，已有十八位作家配备了保镖。
莎法克前不久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不愿意谈论她的安全问题，担心已经危险的情况会更加恶化。她谈到在美国和在土耳其当作家意味着什么，在土耳其，文学和政治几乎是难以分开的，而她的小说把 她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她对记者说：“土耳其远不像美国，作家往往并不仅仅是一名作家。我们并不讨论写作，我们讨论作家本人。最后，每一位作家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准备做一个抛头露面的知识分子吗？”
她身穿一件高领衬衫，一脸的倦容，娇小的身躯蜷缩在高靠背椅上。她发现自己最近一下子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她和其他几位著名的作家一样，由于讨论了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问题，不管是多么间接地谈到了，他们都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莎法克由于在小说里通过作品里的人物提到数百万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族人“屠杀”，她前年秋天曾受到审判，罪名是“侮辱了土耳其的国格”。起诉她的是土耳其律师凯末尔·克林辛兹，这家伙是个民族主义分子，他所在的右翼组织曾起诉过包括帕穆克在内的十几个作家。
《伊斯坦布尔杂种》是用英语写的，这是她用英语写的第二部作品，前四部都是用土耳其语写的。这也成了她的一条“罪状”。有人指责她是“文化的背叛”。她说：“他们认为我抛弃了我的母语，因而也抛弃了他们。但是那是个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不是要么是我们，要么是他们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她说：用英语写作迫使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学声音。英语天生是精确的，使作家能够用准确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土耳其语是一种感情化的、多愁善感的语言，更适合于描写忧伤和过去。她说：“正像我在国家 之间旅行一样，我也在语言之间旅行。而我认为，在各种文化之间旅行是很重要的。”
《伊斯坦布尔杂种》讲述的是分别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和伊斯坦布尔两座城市里的两个家庭的故事，这两个家庭又是两种身份，一个是土耳其族，一个是亚美尼亚族。这部作品尽管好评不断，但在美国仅 售出了三千册，和在土耳其狂销的盛况形成巨大反差。
莎法克于1971 年出生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少女时代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度过，后在土耳其定居。她目前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近东研究系的教授，自从前年秋天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她发现很难回到写作的状态中 来了。她说：“小说是很自私的东西，而小说家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和你所塑造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你要抚养孩子，就再也不能那么自私了。”
她的下一部小说刚刚开了个头，但会是不同的套路。她说：“这部作品将不牵涉政治。我想，从某个角度讲，是龟缩到蚕茧里去。这正是我目前心境的真实写照。”
和许许多多的土耳其作家一样，她想远远地离开政治的是非圈。然而，301 条款还在，那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落到她的头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一直在蠢蠢欲动，土耳其作家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安全都没有，遑论自由？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这个不信真主的人想借用伊斯兰教徒的话对土耳其的作家们说：“愿真主保佑你们。”不过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发虚。
原文：杨振同.最是文人不自由[J].外国文学动态,2008(01):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