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

我的第一个中国

假如要我讲讲“我的”中国，那我必须先得说说，我是如何长大的，因为我对“中国”的感情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深深嵌到我的身心里的。

我从小是在父亲眼皮下长大的，这决定了我如何度过我的童年。

父亲在文革中生了病，不能继续工作了，于是办理了病休，但他把他工作的劲头和方式都用在对我和哥哥的教育上。比如，凡事都要做计划：学期开始前，我们必须订下书面计划，期中和期末准备各科考多少分；每周日必须练毛笔字，我年龄小，练中楷，一页十六个字，哥哥大我四岁，练小楷，一页要写满好多字—这些都必须经过父亲检查，他说通过我们才可以出去玩—要是我们着急出去玩，敷衍了事，那必须一直写到他满意为止；考试结束后，必须对照自己当初的计划分析为什么错了，即使得了100分里的98分，也得分析失掉的两分是因为不懂，还是粗心—要是因为粗心，必须要写检查，最后总是必须检讨到“态度不端正”上来—那时候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明白过：不就是忘写小数点了嘛，怎么就和态度不端正有关系了—但也琢磨出来，唯有如此写，父亲才能接受这样的检讨。假期开始前，又要制定计划，包括去几次动物园，看几次电影，看几次红色电视剧，包括什么“地道战”、“小兵张嘎”之类的—而这都是要写观后感的。那个时候这些片子在假期会一遍遍地播放，所以也不用担心电视里不播—只要你想看。当然还必须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假期生活。

即使这样，我总会尽量磨蹭偷懒，经常等到假期结束前的一两周，偷偷地狂补假期作业、补记日记之类的—要是被父亲发现了，是要被惩罚的，又要写检讨书。

我的关于“中国”的情感，就在一遍遍看这些红色电视剧时诞生了。这情感于我，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天经地义—无须去想，它就在那里：愚蠢、丑陋、残忍的日本侵略者，腐败、无能、残暴的国民党，都被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他们顺应历史潮流，不畏险阻、披荆斩棘，一切为了人民，带领我们走出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带领我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建立了新中国，带领我们一路向前，行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那个时候小学生必须做到“五讲四美三热爱”，要遵循《小学生手则》，不能忘记带红领巾—忘记了是不让进教室的，“三好学生”是评价孩子的最佳荣誉，在学校要争取当旗手、当领操员，争取当少先队员中队长、大队长（对应胳膊上戴两条和三条杠）。学校布置让写的作文，也是关于如何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甘做社会主义事业的螺丝钉，向少年赖宁学习为了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我们小学生作文里的那个世界，见证了“全国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常用的小主人公的名字是小红、小强、小明，常做的事是扶老奶奶过街、偷偷帮老爷爷挑水、做饭等等。我们会唱的歌包括，“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东方红”等等，直到现在，有时在路上我会突然发现莫名间脑中响起的旋律还是这些。

在我家我这一辈里，我年龄最小，其他全是长我好多岁的表兄们。有两位表哥，和我哥年龄相仿，也喜欢读书，待他们进了初中，总有办法看些“禁书”，于是毛小伙子们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指点江山，然后我就经常见证饭桌上他们和我哥一起，和父亲激烈讨论关于战争、关于文革、关于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而父亲经常会被气到离开桌子，说他们“年少轻狂”，他也总会大声提到“功过三七开，这是有定论的”。有时我会被他们的争吵惊到忘了吃饭，母亲就会给我夹菜，说，“不理他们，吃饭！”

多年之后，在德国柏林Stasi （东德国家安全部）博物馆里，我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身份，系统地看了东德整个政治系统如何运作，包括培养革命接班人、监管自己民众的具体操作，那一刻悲哀地发现，自己的成长竟然从没有独立于该系统之外、关键还不自知—当时的感悟可谓翻江倒海，巨大的冲击让我那之后的一两周都活在巨大的震惊和恶心当中。估计我当年的感觉，可以和电影西部世界里仿生人发现自己是被别人造出来时的那种感受媲美。

所以，我的第一个“中国”，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带领坚韧不拔的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打败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他们一切以人民为重，一心为人民服务；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要积极成长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哪个是“我的中国”？

后来我有机会看了些各种来源的关于近现代历史的书，看了《一寸河山一寸血》纪录片，慢慢地有意识地认识到，近现代历史有着别样的版本。

有些遥远的恍惚的记忆也慢慢浮现出来，像是在期待它应得的答案。

我记起来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发现被丢弃的很多书，多是关于“无耻的敌人”“资本主义的走狗”“革命的阴谋家”刘少奇的，但同时有些人的家里还挂着刘少奇画像—这么奇异的景象，让我感觉很奇怪，但关于这个疑惑，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

我了解到，在当年全国所有民众都只许穿黑、灰、蓝、解放鞋的时候，在举国上下人人背诵小红书的时候，中南海里江青穿的是羊毛裙，听着西洋歌，跳着交际舞，看着各种最新的电影—想一想吧，甚至在我成长的时候，我看的都只是“小兵张嘎”之类的宣传片、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意识到，文革期间“老实交代思想”是人人都必须做的事情，我总感觉这和我小时候必须经常写的检讨书有着很强的联系，因为父亲提到过，他当年工作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工作”，就是找同事“谈话”—这和现今的“组织请去喝茶”有点异曲同工。

我意识到，抗日的时候，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小的在野党，绝对不足以主导在正面战场上打击侵略者的战争；也意识到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节节败退，跟当时穷得叮当响的中国现状有相当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腐败、无能；那么多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人，是真正的抵御外侮，而不是后来的“兄弟阋墙谇帚”的牺牲品；但我成长的这个国家没有给这些民族的英雄应有的待遇和荣耀。—抗战老兵关怀计划至今也只是个民间行为。

我意识到，这后来了解到的“中国”和我原先知道的那个不一样，但我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可是，哪个是我的“中国”呀？和外国人交流时说的“我们中国”，究竟说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呀？这让我很困惑。

我来自它们，但不属于它们！

这个困惑在相当长的时间都困扰着我。同时由于身在国外，也必须慢慢地解决内心的文化认同问题。这两个方面纠缠到了一起。

才到国外，全新环境，自然是“照模子画样子”，有样学样，包括如何表达自己、如何社交。头一两年没有问题，纯学习阶段，后来能比较从容地生活的时候，会发现已经对这里的环境产生自己喜好，发现有些方式、有些人和事并不是我内心认同的，尽管我可以轻松地以习得的“西化”的方式来处理。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不喜欢，是不是我适应能力不强，不能体会人家文化的精妙，不能以人家西化的方式待人接物？可是，我为什么要像他们西方人一样呢？我不是一个西方人啊！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和其他中国人相比，我也很不一样，我也不希望和他们一样，所以“中国人”这个身份，并不能帮助我接受我自己。

我走了那么远的路，认识了那么多不同文化的朋友，和普通欧洲人相比，我会讲中文，我可以读中文书，我比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东方文化的事和人，比如说日本、韩国、印度，甚至我比他们很多人更聪明、能干、好学；而和其他中国同伴相比，我语言能力好，我真的交到了很多真心的非中国好朋友，我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和他们的通常很不一样，所以，我拥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我不想成为他们任何一方的一员；我受到两个文化的影响，但1+1是肯定大于1的，所以我来自它们，但我不属于它们！我就做我自己好了！我不是任意一个中国人，我也绝不是任意一个欧洲人，我是我自己，只代表我自己，如是而已。

我的“中国”烙印，是由于我成长于中国文化，那里的文化、历史、道德和传统都塑造了现在的我，唐诗宋词依然能滋养我的精神世界，漂亮的书法依然让我沉醉、羡慕，阅读中国历史依然是我学习的一大主要兴趣，我喜欢写中文字，也会理所应当地庆祝中国春节，这些在我有生之年是绝不会变的。

我和谈得来的人做朋友，不管他/她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印度、或是阿根廷。相知的朋友中来自世界的不同角落，关于政治的讨论，只是我们分享的众多东西里的一个点而已。

以政治或是地域观点来站队组团打架，不要算上我。而且我要说，这很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