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城管，但有牧师

选自《波士顿情书》

X，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从曾经到现在，我非常喜欢台湾作家三毛，遇上她的时候，正是我少年流浪之梦勃发时期。在偶然读到她的《拾荒梦》后，我便将其视为我的同好知己，你知道的，因为我也有一个梦，不过我的梦不是拾荒，而是三毛在重写的作文中提到的“街头小贩”梦，“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那时的我，便常常梦想自己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挂满了各种便宜且精致的小物件，每天穿街走巷，向每一个路人推销自己的小物件，路人当我是风景，我当路人是风景。有时，这个梦做得无边无际，在梦中我便以此为生，走遍天涯，成为天下第一的地摊达人。

当然，你知道的，这个梦想是不能让我爹妈知道的。他们倒没有对我的理想或是长大了做啥有过什么过高的要求，但干个体做小贩却是万万不能的。老爹是一位公家人，在他眼里，只有公家人才是最理想也是最体面的职业，而干个体摆地摊，不是奸猾狡黠之人的损人利己，便是没有出路之人不得已而为之之事。此外，我那顽固保守的父亲还认定，古已有之的“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所做之事，不仅是“资本主义尾巴”这种性质恶劣之事，更是有随时丢了小命而不知的危险之事。他不止一次恶狠狠地打击曾经有过摆摊念头的老吴：“你这种人去做这个，被人吃掉了都不知道！”据说，如今在上海，“一跺脚，二瞪眼，三掀摊子四罚款，不用问是城管”的黑猫们已经武装到牙齿，装备了价格不菲、可与防暴警察媲美的“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四大宝。因此，虽然在有了三毛《拾荒梦》的鼓励之后，我掩藏在心底的地摊梦常常跑到嘴边，但却迟迟不敢付诸行动。甚至不知何时，我的这个快乐的梦想已经演变成如何与城管躲猫猫，乃至于带上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然而，X，你相信吗？到波士顿没几日，少年时代的地摊梦想竟然一下在心底复活。走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广场地铁，常常可以看见各式摆摊人，或是推着铁板车卖热狗和冷饮，或是拉着大木板车卖箱子帽子或是墨镜的，或是摆上一块塑料布卖各种精致首饰的，个个快乐的像天上的飞鸟，于是，我的地摊梦想突然变得无比清晰：每天推着一个手木推车，沿街叫卖着各种中国小物件，一边在精致典雅的波士顿玩耍，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一边挣些银子做盘缠，岂不两全其美！于是乎，我便日日跑到住所附近的哈佛广场进行我“商务考察”，当然，美国有没有城管是我首先需要确定的事情。

1

在美国，摆地摊似乎是一件既简单也不简单的事情。虽不像早先中国那样有八个大盖帽管一顶烂草帽，但也有交通部、卫生部、消费事务部等几个大盖帽来管着你。虽不像如今中国有着臭名昭著的城管追着跑，但在街头执法的警察背后却有着联邦法、州立法和地方法等好几层法律法规。虽然在美国人人都有摆地摊的自由，但实际上，美国街头摊贩数量和地点都是经过科学规划的，有着严格的数量控制和规定，比如，1979年纽约市长设定一般摊贩的营业执照数量上限是853个，这个上限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导致申请者需要漫长的等待才有可能拿到执照，其中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又会被优先考虑，因此，一般申请者几乎要等上25年之久才有可能被考虑发放执照。到了1992年，由于等待人数过多，纽约消费事务部索性停止了新的营业执照申请，要摆地摊的只能冒风险无照出摊。食品商贩的营业执照虽没有数量限制，但是食品商贩所必须的食品车的数量却被限制在3000辆左右，因此在纽约街头，几乎有一半的摊贩是没有执照的。此外，在纽约，许多地点和街道被规定为完全禁止摆摊区域，在《纽约市行政法典》中，被禁止摆摊的街道名单多达百余条，长达20多页。即便在允许摆摊的地方，对于每一条街的设摊时间，摊点与路边的商店距离、防火栓的距离、人行道的距离等都有着明确的规定。据说在纽约市，哪怕是在街头开罚单的警察也难以弄清楚这些关于摊贩的法律法规。警察若是抓到违规摊贩，只是记下摊贩的名字，写明违反了哪些规定，然后交给地方法官裁决，因为只有地方法官才能弄清楚这些条例，也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对违规的摊贩依法量刑。警察是没有权力裁决的，他们只负责交通、市容和公共安全。

与纽约这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相比，波士顿无疑显得很袖珍，总人口不到六十万，整个麻省大约450万，但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摆地摊似乎比纽约还难，在硬着头皮读了几天Massachusetts和Boston政府官方网站的有关规定后，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依然弄不清楚我该如何申请执照，怎样才能在哈佛广场设摊。不过，我想，既然这种事情警察都难以弄明白，我何必为难自己。X，正如你所告诉我的，如果一件事不知道如何做，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我想，想知道如何在波士顿摆摊，最好的办法就是出一次摊。

在哈佛广场，有好几个地摊。地铁出口处，是一位墨西哥画家和他的画摊。这位墨西哥画家的特别之处是不用画笔画画，而是用装满各种颜料的类似灭害灵罐罐的罐罐，对着一尺来方的纸头喷画，然后再将画装上框，卖八到十美金一幅。这位快乐的喜欢喷各种日出的墨西哥画家，据说在北京语言大学读过书，因为喜欢喷画，所以毕业后选择了四处流浪喷画为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这些是他用英文告诉我的，而我可怜的英文听力让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敢肯定，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说据说来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将这位墨西哥画家认定为我地摊生涯的领路人。

“哈罗，我想在这里卖一点中国小物件，我该怎么做？”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吃完早饭后，我背着双肩包，摇晃到哈佛广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向刚摆开画摊的墨西哥画家问道。

“哦，你想卖什么？”墨西哥画家好奇地问道。

于是，我拉开我的双肩包，将我想卖的东西鼓捣出来：四分之一块大红毛巾上别着的二十几个毛主席像章。“嗯，就是这个，毛主席像章，嗯……”我正想着该怎么用英语解释这些像章，却见墨西哥画家大笑：“我知道，我知道。”我这才想起，这位老外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完全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我能在这里卖这个吗？”我问。

“当然可以。”接着，墨西哥画家叽咕了一大阵，见我依然有些茫然，于是拉着我，带我到地铁出口背面，在人行路边站住，指着地面说：“你可以在这里，知道吗？”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执照，如果我就这么摆，警察会没收我的东西或是罚我的款？”迟疑了一会，我终于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据我所查的信息说，美国警察是不会对摊贩进行强制执法，甚至很友好。而美国老百姓对于自食其力的小摊贩一般很尊敬，在华盛顿，一个以卖卷饼为生的美国小贩因心肌梗塞猝死，引起当地人自发的哀思，甚至《华盛顿邮报》头版也刊登了这位名叫卡尔洛斯普通小贩的讣闻与故事。对于无照摊贩，善良的美国百姓会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工作不给力，没有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造成的。因此，若是对于无照摊贩进行围追堵截，得罪的就不仅仅是小摊贩，而是所有善良的美国老百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断了勤劳而诚实的小贩的生路，剥夺了底层民众的谋生机会，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任何人都不能让别人活不下去。比如你或许听说过的“柠檬水起义”，在俄勒冈州蒙特诺马郡，有一位单身妈妈带着女儿在街头卖柠檬水，由于没有卫生许可证而遭到卫生检查员的驱逐，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民众在街头摆设了更多的柠檬水摊位，最后地方最高长官打电话向给母女俩道歉事情才算了结。不过，虽然有着美国民众撑腰，但我依然不放心，毕竟，美国警察就是中国的城管。X,你知道吗，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成龙大哥所说的中国人欠管还真对呢。

“没关系，”墨西哥画家哈哈大笑，“没关系，如果警察过来对你说，不要在这里摆，那么你走就可以了。”

“警察不会处罚我吗？”我继续确认。

“不会，他们最多告诉你，这里不能摆，那么你就去别的地方。”墨西哥画家再次确定。

“谢谢！谢谢！”在再三道谢之后，我将双肩包放在地上，把那四分之一块毛巾放在包包上，然后将一张纸头夹在毛巾边上，上面写着：￥5for1。这些是我昨天晚上准备好的。在决定在哈佛广场支个地摊后，我一直为卖啥而大伤脑筋，不止一次将自己带来的两个大包掏了出来，但始终也没有掏出一样比这些领袖像章更合适的东西了。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毛主席像章，是我在复旦大学步行街附近的地摊上，从一位老头那里2元一个收购而来的。收拾行李来波士顿时，偶然发现了自己收购的这些像章，突发奇想，若是带去波士顿，说不定能在哈佛燕京学社门口能遇上一个趣味古怪的老头，卖上一个好价钱，那滋味想来不是一般的好。于是，我得意洋洋地将这四分之一块毛巾收进了行李箱。不过，令我郁闷的是，去了哈佛大学好几次了，竟然都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

不过，那会儿，我可庆幸自己没找到哈佛燕京学社，这让我终于实现了我的地摊梦想，虽然只是四分之一块毛巾大的地摊，虽然在十分钟内路过的二十五个行人中只有三位行人注意到这个小地摊，但对于我来说，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我坐在双肩包后面，仿若我是世界的焦点，兴奋得像在打摆子：若是没有人注意我的小摊，我会用热切的眼光迎接每一位路人；若是有视线落在我的地摊上，我立马变得害羞起来，挂上“摊主不是我”的表情。

就这样，我在哈佛广场打了近两个小时的摆子，有几次，警察离我最近的距离不到十米，但显然，他们对我的兴趣没有我对他们的兴趣大。在再三确认这些虽挂着真枪实弹的黑猫们没有披挂“四宝”之后，城管的阴影彻底在我心底消除。然而，一种无依无靠的遗弃感却渐渐涌上心头，因为两个小时内，几乎没有人为我的地摊停下来。只有一个人把脚步放慢，对着同伴说了句：“这里还有这个东西卖。”显然，这是一位来自大陆的同胞。仅仅五秒之后，我只能坐在地上，以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激励自己鼓足干劲坚持将练摊进行到底。

2

X，你知道吗？许多年前，我那年轻而帅气的外公，与许多逃荒到上海的苏北人一样，在虹口区一带做过好几年的游动小贩，卖货郎、膨爆米花、人力车夫、船工等等，大抵那会儿苏北人在上海做过的事情，我的外公都做过。勤劳的外公正是靠这个，养起了苏北老家的三个弟弟，甚至有一段时间得意地脱下马褂穿起长袍，回老家用大花桥娶了我外婆。许多年后，我竟然在家里的柴火间发现了外公那时留下的用来膨爆米花的、像一颗大子弹似的黑黢黢的锅。我惊讶极了，这个几乎是我家四个丫头年龄之和的子弹锅是怎么从上海到苏北然后又辗转出现在江西深山里的呢？这个子弹锅又是怎么伴随我的外公从旧中国走过新中国，经历大灾荒、大灾难而完好无损保存到改革开放的呢？外公只是笑，他从不说自己的故事。但显然外公很激动，再三检查这口黑黢黢的子弹锅，确定这口老黑锅无需再培训便可再上岗后，竟然想重操旧业。当然，外公的想法遭到了全家人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角度的全面否定，并总结出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规律的论断——总之，这种走街串巷的旧技艺应该自行消失在旧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于是，有着十八般好手艺的外公只好舍下这门手艺，抚着老朋友喟然长叹。

X，或许你的外公和我的外公一样，和那个年代的老头们一样，为生存奔波迁徙了一辈子。面对他们，我常生发出“我有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愧疚，尤其是每次回家，我的外公和我的家人总是把我当做大功臣似的迎接，洒水扫门、杀鸡宰鸭，难道仅仅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位所谓的“读书人”吗？可惜，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只能忍痛割书做贩妇了。据说，爱因斯坦在75岁回顾其一生的时候说：“如果我能回到从前，而且必须决定怎样谋生，那我不会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学者或老师，我宁愿做个水电工或摆地摊的。”我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出于什么心境说出这种话，但想到爱老人家都有摊贩情结，我便不得不正视并重视起眼下我这份自由且务实，并带着草根快乐的职业来了。

首先，我发现再也没有比波士顿更适合做游动小贩的城市了。若是按简·雅各布斯的标准，波士顿便可谓她的理想之城。前几年，她的一本旧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国内出版，可惜，只在小小的文化界几张报纸上热闹了一下便一闪而过了，我们的城市根本没搭理她的警告，依然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拆拆拆，依然照旧往死里奔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其实，简·雅各布斯的这部经典之作出版于1961年，当时的美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城市更新”计划，以振兴衰败的城市中心地带。许多专家总是将如今在中国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计划与美国的这个时期“城市更新”计划相比，似乎给汽车修建越来越宽和越来越直的马路、给老百姓修建越来越高和越来越深的楼房是一个毋庸质疑“国际惯例”，毁掉一个城市的过去以便豪迈地奔入现代化是一个必须的“国际惯例”，结果当然是，按“国际惯例”，中国的城市也正一个一个掉进现代大都市的深渊——交通、安全、能源、人性都陷入危机之中，只是按中国惯例，我们的城市还多了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飞涨的房价。闭嘴闭嘴，X，不好意思，我又激动了，因为我想起了城市没有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和我刚刚失去的在上海的房子。嗯，其实，在我看来，将中国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有着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味道。

不过，对于简·雅各布斯所提出的有关城市规划的建议我依然心向往之。记得一位社会学家说过，城市最根本的内涵就是要符合人性化的生存与发展，或许因为是女性吧，这位我第三喜欢的美国女人简·雅各布斯似乎更注意日常生活中城市普通老百姓的生存与需要，而不是脱离人的日常生活的形象工程。或许在许多“大男人”看来，她的一些建议简直就是妇人之见，比如她非常强调人行道、传统小尺度街区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她认为一个城市的大多数街段“必须要短，在街道上要很容易拐弯”，因为这样的人行道除了承担马路之间的交通功能外，还能满足人们“安全”“交往”的需要，成为孩子们戏耍的天然乐园。再比如，与她的人行道理论相关的，她认为一个城市的公园和广场，壮观的景色或是旖旎的景色只是一个附带作用，并不能起到必需物品的作用，只有能起到某种不可替代作用的公园和广场才是成功的。又比如，对于蚕食了美国各大城市的汽车，她认为提供给汽车的空间越大，汽车反而会更多，因此，她主张反其道而行，通过缩小马路空间、建设短小的街区、强化公交运输等，通过城市本身的作用来限制汽车的扩张。再又比如，简·雅各布斯说：“城市的过程是本质的东西”，因此，她主张一个地区应该有一定比例的老建筑，独具匠心地对旧城进行改造，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过度的竞争，从而保持一个城市的活力与多样性。

X，只要你在波士顿呆上一天，你就会发现简·雅各布斯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原则竟然在波士顿得到几近完美的实践。短而弯曲的街道、频繁而简朴的小店、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公园与广场、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公交、宁静而优雅的查尔斯河、随时会给你一个灿烂笑容的路人、诉说着美国两三百年历史的建筑，穿梭在美国这个最古老的城市中，让我觉得拥有一辆汽车简直是对这个城市历史与风景的侮辱与浪费，在我看来，在这个城市中呼吸与行走，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做一名沿街叫卖的小贩。

X，你知道吗？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将我这种流动摊贩以及路边的小摊贩小业主小企业家称之为“街道中的眼睛”(Street Eyes)。传统小街区老城市中，各种小企业主小店主的存在以及我这种流动小贩的存在，不仅给附近居民与城市陌生人提供了使用人行道的理由，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典型的安宁与秩序的坚决支持者”，“如果数量足够多的话，他们是最有用的街道监视者和人行道护卫者。” 简·雅各布斯甚至称之为即兴的人行道芭蕾，在这种舞蹈艺术中，“每个舞蹈演员在整体中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又互相映衬，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相互和谐的整体。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人行道‘芭蕾’每个地方都不相同，从不重复自己，在任何一个地方总会有新的即兴表演出现。”

也就是说，按简·雅各布斯说法，我在哈佛广场近两个小时的“打摆子”，不仅充当了这个城市的眼睛，守护着这个广场的安全，还可以说是一种即兴的芭蕾艺术了，想到此，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地摊也未免太寒碜了些。若是早知道我要在这里摆摊，我一定会去义乌小商品市场走一趟，弄一些全棉的袜子、小巧的丝巾、精致的小钥匙扣手镯手链或是典雅的小扇子过来卖，在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中，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广场上，努力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地摊，即兴表演我一个人的人行道芭蕾艺术。

3

“嗨，sisi，你在这里干什么？”突然，一句亲热的招呼将我的地摊畅想曲终止，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西班牙牧师。他是我到哈佛广场第一天溜达的时候认识的家伙。那天，我围着广场打转，走了一圈又一圈。我每走一圈，站在路旁的他就会给我一个灿烂的招呼。走了几圈之后，我便和他成了老朋友，但实际上，我既不能确定他是否是西班牙人，也不能确定他是否是牧师。只不过因为他总是站在美国银行门口，散发着有关《圣经》的小册子，小册子都是英文西文双语的，我没有问过他的名字，只是在私下里我称他为西班牙牧师。

奇怪的是，陌生的西班牙牧师的亲热招呼，一时之间竟让我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禁悲喜交集。我一把抓起我的地摊，比划了好半天，才让他明白，我正在练摊呢。

谁知这位和善的西班牙牧师却收起了笑容，对我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你要有执照。”

执照，执照，我当然知道我需要执照。可是我去哪里申请呢？我瞪着两只无辜的眼睛看着牧师。牧师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支笔，一个本子，一边画地图一边说：“我本来可以带你去办执照的，但我今天有事，你可以自己去市政大厅申请。”

X，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有些撒谎了。其实，在我练摊的前一天，我就去市政大厅申请执照了。不过，我去的不是牧师在笔记本上给我画的、哈佛广场所属的剑桥镇的市政大厅，而是去了波士顿的市政大厅，并领了一张“business certificate”申请表格。在波士顿，申请一个这样的执照简单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在市政大厅的city clerk’s office里，我对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摆一个地摊。我还没来得及拿出我的护照证明我的身份，热情的工作人员便给了我一张表格，一张A4纸大的表格。我只需要填上我想卖啥和在哪里卖，以及我的联系方式，最后签名便ok了。当然，还需要缴费，四年50美金。

我拿出我的护照给工作人员看：“我的这个签证可以申请吗？”

“可以！”工作人员把表格翻过来，反面写着如果是非波士顿居民，再加25美金，也就是说我交上75美金就办好了四年的执照，一切就OK了。X，你知道吗，当时我竟然有些失落，因为我做好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心理准备竟然一下无用武之地了，要知道，如果在国内，按照《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个体工商户登记程序规定》的规定，申请一个摊贩营业执照需要提供所在地户籍证明及其他有关证明，卫生部门许可、其他部门批准文件，有关资质证明，部分行业还需要提交公安局的审查同意证明等许多让我摸不到头脑的语焉不详的证明，若是没有本地户口，那提交的文件和证明简直浩瀚极了，如在北京，外地人要申请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和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或者出具的进京经商证明;经营场地的合法证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学历证明;育龄妇女必须持有暂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核发的《婚育证》;申请从事职业技能服务的，必须持有国家认可或者本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职业技能服务资格证书，凡不具备上述证件、证明材料的，一律不得核发营业执照。而在这里，我仅有的一个身份证明——护照似乎都用不上，事情简单的让我疑窦丛生，拿着表格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一张固定摊点的营业执照申请表格，而我需要申请的是游动摊贩的营业执照。在我用蹩脚的英语重复几遍之后，工作人员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哦，那你应该到州市政大厅去申请执照。”接着，工作人员为我划了一张如何到达州政府的路线图。原来按照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固定摊贩是地方县市事务，你需要先申请到固定摊位，确定自己在哪里设点摆摊，卖什么东西，才好来申请执照。而沿街叫卖一天之内有可能走过七八个县市的流动摊贩则归州政府管理。

不到半个小时，我便在州政府大厅的消费事务部办公室领到了另一张执照申请表，表格依然只是A4纸大下，正反两面，我需要填写简单的个人信息和我的货物种类即可，但不同的是，在这张表格下方有一栏需要我所住的地方警察局的chief of police的签名，以证明我“is of good repute for morals and integrity”。耐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警察局拿到签名再回来，交上62美金，当场我便可以拿到这张有效期一年的执照。“然后，你就可以在麻省任何地方卖你的东西了。”工作人员笑眯眯地告诉我。

不过，如果我是卖食物，则需要到卫生部办理卫生许可证；若是买鱼或海鲜食品，则还需要去海鲜食品部办理零售许可证。但实际上，我实在想不出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卖。X，来波士顿，我只是觉得很闷，想出去走走，从未想过在波士顿摆地摊。那几天，我将随身带的东西倒腾了好几遍，也只有那四分之一块毛巾的领袖像章可以摆到地摊上。因此，我没有去警察局签字，也就放弃了办理这个执照。因为若是按成本计算，62美金办理的执照我只卖四分之一块毛巾的像章，成本未免太高。因此，我选择了无照出摊。

但那会，面对正直的西班牙牧师，我心中确实感到羞愧。随后我发现，即便有执照，我也不能在哈佛广场出摊。在我再三承诺立即去剑桥镇的市政大厅办理营业执照后，西班牙牧师脸上立即轻松起来，笑眯眯问我：“你准备卖什么东西？”

于是，我把手上的四分之一块毛巾展示给牧师看，谁知，牧师一看，脸上的表情立即严肃起来：“你不能在这里卖这个，在哈佛广场摆摊的都是艺术家，你卖的东西必须是你自己做的，明白吗？”接着牧师指给我看，在墨西哥画家斜对面街口的那位妇女卖的是自己的刺绣，旁边不远处是弹吉他卖唱的，再旁边又是一位画家。“他们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明白吗？”

这时我才想起在州市政大厅领到的流动摊贩营业执照申请表上，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注明，所有的执照还得受地方法律法规的限制，这就是说，虽然在理论上我可以在整个麻省穿街走巷，但实际上，我还得受制于麻省各个县市的地方法规，我必须清楚每一条街道是否允许设摊，以及设摊的时间，貌似最自由实则最不自由了。

X，或许你会奇怪，墨西哥画家为啥会让我无照支摊呢？这不是违法的吗？其实，我当时也奇怪，到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美国，摊贩按照其贩卖的货物分为一般摊贩、食品摊贩和第一修正案摊贩。前两种摊贩必须申请相应的营业执照，而一种摊贩则不需要营业执照，因为他们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这类摊贩的出现，还得回到纽约。1996年，一群在纽约街头摆摊销售自创艺术品的艺术家们，由于没有执照常常遭到警察“城管”而向法院起诉，认为《纽约市行政法典》要求贩卖书籍、期刊、艺术品等商品的摊贩获得营业执照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法院最后裁决，该条法律确实违反宪法，从此，凡是贩卖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商品的摊贩不需要营业执照。（有趣的是，也正是在1996年，中国开始出现“城管”，开始了与小贩的生死博弈。）因此，墨西哥画家是无需执照的，他正在行使他的自由表达权。只要不妨碍公共交通，任何人都不能“管”他。我想，他肯定也是把我归为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摊贩了吧。

但严肃的西班牙牧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还执意带我到对面马路那位卖刺绣的大婶帮我问个清楚。然后，牧师认真地看着我：“哈佛广场只允许艺术家卖他们自己动手做的东西！”

我很认真地对着牧师点头：“谢谢，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市政大厅。”

旋即，我便骑上十美金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去剑桥市政大厅了。X，其实这时我已经放弃摆地摊了。但我依然兴致勃勃地跑去了市政大厅，因为我发现，美国政府公务员是绝佳的锻炼英语口语与听力的对象，他们的耐心和容忍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公仆的内涵，让我喜欢上享受做主人的权力。在剑桥市政大厅询问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市政大厅只负责营业执照的问题，若是问他们具体能在哪里设摊，他们也只能有礼貌地说不知道，然后再祝我good luck。于是，至今我依然没有弄明白，如果我想成为一名街边固定摊贩，如何才能申请到一个固定摊位？一次，走在Washington大道上，Maggie告诉我，波士顿市中心黄金地段的街头固定摊位，一般也只考虑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士。新的申请者需要排上十几年的队。这似乎意味着我即便申请到营业执照，也不太可能有一个街头摊位，只能去申请大型室内市场中的小摊位。如Faneuil hall marketplace，随时都可以在南楼四楼的市场管理办公室递交摊位申请表格，每年他们会根据申请者的资金、卖的货物以及发展前景加以考虑批准。不过，在那里，哪怕是最简单的一辆大板车的摊位租赁价格都不菲，而好的门面每月租金高达数千甚至上万美金。唐人街的珊姐警告我，千万别去做老板，既累又苦，挣的钱还不如打工仔，甚至不如在唐人街洗碗。珊姐移民到波士顿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她的话让我彻底放弃了地摊老板娘的梦想，哪怕只是四分之一块毛巾大小的地摊。

好在我心仪的是流动摊贩，可是，流动摊贩是否可以任意穿梭在整个麻省的大街小巷，“自由快乐的像天上的飞鸟”吗？这个问题，我至今还弄明白，甚至不知道该问谁？这让我的地摊梦想变得有些飘渺了。两个多小时的地摊生涯，我似乎只弄清楚了一件事情——在波士顿，没有城管，但有牧师。

X, 我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