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MeToo出首例勝訴，我們距離真正的勝利還有多遠？

7月11日傳來一個好消息，女職工告成都社工界“大佬”劉猛性騷擾案一審勝訴。這是去年#MeToo浪潮中第一個勝訴的案子，也是“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在去年底寫入民事案由後中國第一個用“性騷擾”案由得到受理並勝訴的案件。這給低迷的#MeToo運動帶來一絲動力。

第一個勝訴的#MeToo案當然激勵人心，尤其是在審查和打壓下#MeToo運動步入低潮、不少受害者曝光後被對方反告“名譽侵權”的時期，這一勝利不僅是對受害者打破沉默的鼓勵，也將激勵運動士氣，帶來生機。而且，法院判決對“性騷擾”作出的較為具體的界定——性騷擾是指違背對方意志，實施帶有性暗示的言語動作，給對方帶來身體和精神上的傷害，對以後的司法審判也具有指導和參考意義。

然而，興奮之餘，案子的限制和遺憾也十分明顯。法院雖認定，被告行為構成性騷擾；然而，卻駁回了原告要求5萬元精神損害賠償。既然認定了“造成精神傷害”，為何駁回精神賠償金？這種“當面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賠禮道歉”的懲罰不過隔靴搔癢，與受害者三年來無法釋懷，甚至放棄自己公益理想的傷害不成比例，還根本起不到懲戒作用，與他國動則百萬的補償金對比，簡直是諷刺。

美國是最早提出“性騷擾”法律概念，並為反性騷擾立法的國家。美國法律對性騷擾案件多採取懲罰性賠償（又稱“示範性賠償”）。懲罰性賠償的原則是加重賠償，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

懲罰性賠償，目的是針對被告故意的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進行彌補之外，對被告處罰以防止再犯，同時也懲戒他人。實際上，懲罰性賠償也是針對，被告精心計算收益大於賠償而作出的侵權行為。

美國把懲罰性賠償應用到性騷擾案例中，一定程度能夠說明，如果性騷擾他人，可以用極少的賠償或廉價的道歉來擺平，那麼，有權有勢有錢者則會更加肆無忌憚。

在#MeToo中被曝光的不管是劉猛，還是陳小武、張鵬，這些施害者都是慣犯，多次甚至數年來持續性騷擾他人。受害者輕則自尊心受挫，情緒低落，抑鬱，重則患上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需要長期用藥，甚至有人有自殺輕生傾向。種種精神損害皆由受害者自己承擔。

性騷擾案子中受害者受到的精神損失，豈能被忽視、駁回？毫無疑問，實施比“賠禮道歉”更為嚴厲的懲罰，才能一來補償受害者精神損失，二來讓施害者知道其嚴重性和危害性，起到懲戒作用。

另一大遺憾是，被告單位承擔連帶責任的訴求也被駁回。法院判決認為，被告的“性騷擾行為是個人行為”，被告單位“並非該行為的共同侵權人”，所以不支援被告單位的連帶責任。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性騷擾受害者有權向用人單位投訴；而《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更明確，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性騷擾；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辦法則直接規定，用人單位和雇主應當採取措施制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性騷擾事件中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這些法律條文讓“雇主的連帶責任”有依有據。

劉猛案件中，女社工遭受性騷擾後立刻聯繫單位負責人，負責人沒有及時處理，甚至是冷處理；女社工求助同事，也被以“你可能想多了”打發。在北航陳小武以及中大張鵬案子中，學生們同樣求助了學校，同樣沒有得到有效處理，這都造成一種“敵意環境”。

在美國，若雇主/學校沒有盡到責任，為員工/學生締造一個安全的環境，或者是職工/學生舉報、求助之後沒有及時調查、處理，導致“敵意環境型”性騷擾，雇主/學校將成為被起訴的對象，承擔連帶責任。

美國法律對雇主/學校時常也會採取懲罰性賠償，以求真正起到懲戒的作用。美國加州2012年一起性騷擾案中，護士持續遭遇性騷擾求助了醫院，但醫院沒採取有效處理，最終護士提起訴訟，法院判決醫院付出1.25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和0.427億美元的工資與精神損失賠償。

因為雇主/學校承需要擔連帶法律責任，付出高額的賠償金，這促使了美國不少用人單位和學校都出臺各種反性騷擾機制、建立對應組織和開展相關培訓，相對有效起到懲戒和教育作用。

劉猛案勝訴，值得肯定和鼓勵。回看#MeToo浪潮中的大多案子，路途仍艱辛。

先不談網路上、現實中對受害者的“蕩婦羞辱”等汙名化，這需要長期的意識提升和文化宣導。就看走上司法管道的案子中，指控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擾的弦子被朱軍反告“名譽侵權”，弦子以“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由起訴朱軍，今年1月立案後至今遲遲沒有開庭，哪怕弦子與律師電話致電催促，仍總被推遲，半年期限過了延期開庭也沒有書面通知。

實名舉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中國區副總幹事周非性騷擾的王琦也被起訴名譽侵權，案子去年年底開庭至今未判，而當事人王琦被要求不能再透露任何案情，更不能再提及對方名字。

幫學生曝光徐鋼性侵案的王敖，反被徐鋼告上深圳法庭，要求百萬賠償。王敖一方申請了公開審理，開庭當日，卻接到法院電話，徐鋼一方申請不公開審理，需要合議再行決定；此外法院縱容徐鋼更換律師卻沒有規定提交合法有效授權證明，引起王敖律師萬淼焱憤然退庭，案子一再押後。

而幫助朋友發文揭露性騷擾的鄒思聰和“我是落生”也都被對方反訴名譽侵權。同樣是，前者們都申請公開審理， 後者們都拒絕公開審理。

不難看出，司法管道上，受害者想要立性騷擾案件，總會遭遇重重阻礙；反觀被控訴者則提出名譽侵權，輕易立案，動則要求百萬賠償（對比受害者提出的賠償總是少得可憐）。是法律存在缺陷，沒有操作性、實施性，還是執法者、釋法者意識、觀念甚至能力出了問題？或者兩者皆是？

筆者認為，推動反性騷擾立法，加強防治性騷擾宣導，出臺有效的反性騷擾機制才是解決之道，而這一切需要更多的成功個案來推動。劉猛性騷擾案這個判決值得肯定，有其開創性和象徵性的意義，但遠遠不是反性騷擾行動最終的勝利。

 本文首发NGOCN/有种

独立媒体NGOCN是一个非营利的自媒体，我们关注环境、教育、性/别、精神健康等公共议题，为公众提供负责的纪实性内容。支持NGOCN，支持独立媒体。

——————

附：

①劉猛性騷擾案：“一天公益”創始人、成都市社工庫專家劉猛于去年被舉報強抱女員工，隨後被曝被性騷擾者不止一人。

②陳小武性騷擾案：2018年1月1日，女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教授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並公佈相關錄音證據。

③朱軍涉嫌性騷擾案：去年，弦子舉報四年前實習期間被朱軍在化妝間性騷擾，並稱四年前報警無效。舉報文章當時發出一度“被404”。

④周非涉嫌性騷擾案：當事人王琪通過新浪微博用戶@洛女王cheche 發文，指控WWF周非性騷擾。WWF其後回復，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不公開調查報告。

⑤鄧飛涉嫌性騷擾案：至少5名網友舉報鄧飛性騷擾行為。微信公眾號 “黃章晉”“鄒思聰”於去年8月刊發匿名文章指控鄧飛性騷擾。鄧飛回應退出所參與及發起的所有公益專案，“會同律師進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