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王力雄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卡尔·波普尔

在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中，“毛泽东思想”一直被确立为“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毛在世时如此，今天也依旧。然而都叫“毛泽东思想”，不同时代所指的内容却大不相同。今日中共是以一九五七年为界把毛分成两部分，肯定前一个毛，只承认那时的毛符合“毛泽东思想”，而否定后一个毛，指责其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断言一个人背离他自己的思想，无异指鹿为马。其实最有独特之处的“毛泽东思想”，恰恰属于后一个毛。为了与今日中共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相区别，我把一九五七年后的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如果“主义”的标准在于原创性，一九五七年后的毛显然当之无愧）。

一九五七年前的毛着力于夺取政权，其长处主要体现于方法而非思想。他的思想来自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创造在于把外来思想本地化——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执政后的头几年，他也基本遵循苏联模式。直到一九五七年前后，独树一帜的毛泽东主义才开始显露，并被付诸社会实践，使中国走上了一段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道路。相比之下，后一个毛远比前一个毛更值得研究，不仅因为其独特，也不只因为被他的传人打入了冷宫，还因为对后一个毛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更宽广和更深入的启示。

不过，后一个毛并无完整理论，他在一九五七年后再没写过象样文章，都是一些只言片语。只有通过他的实践脉络把那些只言片语串起来，才能看清他的思想全貌。当然，这也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余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共不见天日的深宫档案公布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设或推断进行填补。这种方式无疑缺陷重大。然而有过对那些年代的亲历，从生活中汲取的感应和直觉或许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质，未必不是一种补救。无论如何，我认为求证的困难不应成为放弃研究的理由，因为这研究的主要意义并非在于学术，而是和我们的社会、国家以及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对毛泽东主义的认识，是从一对矛盾出发。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显然，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互为矛盾，却同时并存，应该怎样认识二者的关系呢？我认为正是此二者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毛泽东主义。

一 “圣贤百代帝王”

在毛泽东主义中，高度专制和人民至上被组合为平衡的统一。当然，那仅是对意识形态体系而言的平衡，不是对客观现实而言的平衡。现实中毛泽东主义的失衡和破坏已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主义的体系之内，本来互为矛盾的二者不仅可以平衡，而且还缺一不可，恰恰因为二者的组合而形成平衡？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现世天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创造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们必将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他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断言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难看出，这种宿命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颇为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为来源的合法性就无须证明和不容竞争。在这一本质上，“历史规律”和“天道”的内在逻辑没有区别；同时因为宿命，二者就必须通过人间的至善者（或集团）对其进行诠释，从而诠释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历史规律”的代表，可以垄断“天道”和“历史规律”。然而那诠释者却无从证明他们是被“天”或“历史”授予了诠释资格与权力的，因此他们从来都只能是自封的——如传统社会中号称“奉天承运”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当代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化身）的共产党。

无疑，当年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之豪气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也会把自己当作这样一个“天道”与“历史规律”的诠释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是他在早年文章《讲堂录》中提到的一句话[2]，可以看作是贯穿他一生的内心驱动。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地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3]，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圈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呢？刚掌权时按照苏联路子搞国有化，消灭敌对阶级，剥夺私有财产，建立新型社会组织……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赞美，然而那显然不是他的最高兴致所在。他的不耐烦十分明显，不断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阶段尽量缩短。他心里涌动着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 “最新最美图画”的冲动。他不断地梦想着他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公社[4]，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5]

人有理想不是错，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过仅仅由昏聩暴虐带来的灾难。凡是把自己理想视为至善的人，从来都为实现理想不惜代价，不仅牺牲自己，更多的是牺牲别人，就像毛轻松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随着毛的如椽巨笔开始在中国“白纸”上作画，几亿中国人从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难连绵，几千万冤魂沉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二 大跃进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到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到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一路所向无敌，踌躇满志。然而那些阶段只是做准备，直到“大跃进”，才算真正展开他个人的理想宏图。

那时的毛，思路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旨中打转——既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那么新的生产关系一定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毛希望这个原理在他创建的新中国得到最大体现。我相信在他嘴里高喊“超英赶美”的时候，内心里最想超的，其实是在社会主义路上先走了三十年的苏联老大哥。他期望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使共产主义天堂最先在中国降临，那将给予他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毛针对正在制定的“五年计划”，指示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6]而苏联的“一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19.2%，“二五”年均增长速度是17.1%，已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周恩来按毛的精神提出速度衡量标准是——工业每年增长超过20%只能算一般跃进，超过25%才是大跃进，要争取超过30%的特大跃进，钢和粮则要翻一番，即100%。[7]毛从何有这种大幅度超过苏联的自信呢？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比斯大林更高明的武器。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8]

“大跃进”就是在毛的这种期望与自信中发端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经济发生兴趣。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确立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三月的成都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按照他的旨意做了“大跃进”规划，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当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提高到33%[9]；四月的广州会议，开始讨论十五年超过英国；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一番，农产品产量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随之全中国九千万人土法上马炼钢铁，“大跃进”进入高潮。各地农村也开始争相发射高产“卫星”，最高产量报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广西环江）。毛泽东心花怒放，三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说的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到了五月，已经改口为“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10]而就在一个月后，超过英国的时间被提前到了两年。[11]

即使在毛追求着这种以物质为标准的共产主义时，他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着后来构成其思想体系的那些基本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资源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丰富，此种现实使他对经济起飞的企盼只能寄托于人的作用。这本不失是一个颇为现代的命题，但在毛那里却只被归纳为“精神原子弹”和“精神变物质”，也就是靠精神力量去创造物质奇迹。在他的逻辑中，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精神的作用，他从战争时期他的队伍那些英雄主义奇迹中反复得到过印证。既然当年的战士能做到，为什么全体人民不能做到呢？他由此期望，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能爆发出“精神原子弹”的能量，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将是一条多么节约和多么迅速改变面貌的捷径，“超英赶美”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又将变得何其容易。

“大跃进”是他这种思想的一次全民大演习。至少在开始阶段，他以为真地实现了他的设计。他以诗人眼光欣赏他的杰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他在那时写下的诗句。他的人定胜天豪情竟然膨胀到指挥全体中国人动手消灭四个自然造物（除四害）。在农村长大的他如同失去常识一般，认真地担心粮食太多怎么办，为此指示“一天吃五顿也行嘛！”[12]当时出台过一个方案——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三分之一轮休，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观赏性植物（称为“大地园林化”），要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大花园。这个似乎只有中学生头脑才能产生的设想，被郑重地写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13]

中国各地纷纷投其所好，不断推出“精神原子弹”式的宣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14]；“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还有那个被后人当作笑话讲的名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共产主义”。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一九六○年建成共产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描述为：“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对此做出这样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15] 毛的这种“留有余地”与其说体现了冷静，不如说让人看到了他和那县委书记几乎一样昏头。

然而，一九五九年开始在全中国迅速蔓延的大饥荒，以上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宣判了“奇迹”的终结。

三 毛从大跃进的破产看到了什么

学者认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饥荒，中国饿死的人数在二千万到四千万左右[16]。中共当局对此始终讳莫如深，但毛肯定当时就清楚情况多严重。中南海的秘书室60年春就去大量饿死人的信阳做过调查，随后去信阳的李先念目睹了所过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恐怖场面。[17]大跃进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天堂没有离得更近，反倒浇了一身冷水，这对毛肯定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他会怎样总结这种反证呢？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时暴露出了一个以往没有被正视的环节：既然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公有制，那么劳动者如何对待公有制，就成了生产力能否真正得到解放的关键，共产主义能否实现，门槛也就在这里。

以从“粮食吃不了”一头栽进大饥荒的农村为例，这个问题在刚实行集体化时就暴露出来。集体化要求财产入社，农民就纷纷宰杀猪羊，免遭共产。全国牲畜一下减少二百万头以上。有的村二百头猪只剩下四头。[18]合作化以后，“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19]。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指责：“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20]。从大跃进的虚火高烧中醒来，展现在眼前的事实真相说明，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是使几亿农民变懒了。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当时被当作共产主义的象征，然而吃的时候个个放开肚皮[21]，干活时却都变成出工不出力，全体农民都如此多吃少干，农业怎么能不出问题，饥荒又怎能不发生呢？

那么到底是哪一边发生了问题？是“共产”的生产关系把事情搞糟了呢？还是“私字当头”的劳动者应该承担责任？毛泽东的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22]他明明知道农民想要什么，但是他不会顺从农民，因为他生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不是顺应现实的。

大跃进的失败使他看到“公”与“私”的不可调和。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化，并不能迎来美好社会。只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私，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公有化就不但不会促成生产力飞跃，还会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便宜、损公肥私、不劳而获，结果导致怠工浪费，经济的发展就会连私有制都不如——这才是导致了大跃进失败和出现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他在饥荒严重时有几个月拒绝吃肉，不过是一种帝王与民同苦的姿态。上千万条命的代价并不能让他承认自己理想有错，错误只在技术层面的步骤。 “精神原子弹”之所以没有爆发出威力，根源是在人的私心，因此正确的步骤不应该是先发动大跃进，而是应该先改造人——把人的私心转变成公心。在公有制下，能够“变物质”的精神肯定不是“私”的精神而是“公”的精神，只有人都变成一心为公了，再搞大跃进，精神才能够“变物质”，那时就可以相信人间奇迹一定能实现——这样一种步骤的顺序，后来被毛简练地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

在他原本认为畅通无阻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上，中途意外地要插进一个改造人的步骤，使毛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日程表大幅度地延后。他对这场“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设想的是“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23]他在这一点上还有起码的清醒，因为他知道，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拿枪的敌人，那种敌人可以从肉体上消灭，杀一个少一个，不在话下，现在的敌人是汪洋人群头脑里和内心中存在的私欲，而且已经存在了千万年，化作与生俱来的本能。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只是改变一个人的难度，而他要改变的却是几亿人。

他不会知难而退，他从此开始向人性宣战！

在毛的思想中，他不认为“私”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不过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他不止一次这样论证：“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24]

当然，“公”的思想不可能从天上掉进人的头脑，那需要去改造人，把“私”从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即后来他所称的“斗私”。他到经济领域里去绕了一圈，发现还是得回到政治领域，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四 “六亿神州尽舜尧”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接近毛泽东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把人的意识视为环境产物，虽然他谈到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5]，却没有对具体如何决裂进行探讨，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决裂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倒是列宁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真是太多了”[26]，因此而提出“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27]，他提倡劳动竞赛和“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提出了“新人”概念[28]，但是却没有（或者是没来得及）在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展开。斯大林则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把社会交给了官僚和专家治理。只有到了毛泽东，才把以社会为规模的全面塑造“新人”提上日程，并且成为一场依靠国家机器全力推行的大革命。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视自己担负着拯救自私愚昧之国民的大任，他在《湘江评论》里写道：“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29]。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更加坚定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还要“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消灭物质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灭，革命才能算成功。这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的至为关键的一环——对实现共产主义，仅仅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进行思想革命，造就新人，通向共产主义的链条才会从逻辑上完整和贯通。否则，共产主义就将是走不通的。

这种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几个，也不是几万几百万，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成为新人。毛泽东写过一句诗——“六亿神州尽舜尧” [30]， 典型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舜和尧是远古传说中有大德的贤人，被赞为“其仁为天，其智如神”，德行之高感天动地，算得上中国几千年的顶尖圣贤，他却要让六亿中国人——那是他做此诗时全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都成为舜和尧。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成德”之说，孟子早讲过“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教也有“普度众生”的情怀和“立地成佛”的期盼，这都是毛泽东决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人。现在他则要求全体中国人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他未曾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和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更符合他所希望创造的新人。和平年代需要的不再是对敌斗争的英雄，而是在平凡岗位上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奉献不索取，都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生交给党安排”，那该成为一个多么好管理的社会，能创造出多少人间奇迹呀！正是这个目标，构成了毛泽东主义的核心。

毛不但善于产生奇想，还非常善于操作。他当初以那么弱小的流亡武装打下整个中国，足以证明他有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超常能力。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从哪里着手，才能让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变成一个人人无私的新人间呢？

他为此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以往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概念，把它引进思想领域是毛的创造。对他来讲，“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要把“公”的思想灌输给所有的中国人，占领他们的头脑，把“私”的思想从他们头脑里驱逐出去——这就是思想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并非只是一种比喻，而是毛要极为具体地实施的一场社会大革命。他深思熟虑地一步步去开展战役、占领目标和消灭敌人。阶级一旦可以进入思想领域，社会所有细胞就都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肆虐下，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因此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单位内、家庭内、朋友间……就无一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了。这样的阶级斗争就成为针对社会所有成员的无所不至的武器，而思想犯罪、文字兴狱等也就都可以冠上堂皇的合法性。

正是靠着这样的武器，毛才可以全面地开展他对人性的改造。

五 修正主义

说到毛泽东主义中创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时看到另一个与之行影相随的组成部分，即 “反对修正主义”，那也是晚年毛泽东一直高举的旗帜。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之灵魂的“斗私，批修”四个字，就是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概括。

大跃进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分歧，庐山会议是一个爆发。现在的主流看法是毛泽东出于帝王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的心理，或是恐惧权力受威胁而打倒了彭德怀。毛的个人品质肯定有问题，但是仅仅从品德或权力角度解释庐山会议是不够的。那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31]

以这样的眼光看，庐山会议就不能仅仅解释为毛一时的恼羞成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显现，共产党内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毛泽东上庐山，原本是为了做一些让步，平息反对意见。但是他所听到的抱怨和彭德怀的上书使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当年在战场上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已经开始跟他分道扬镳了。彭只是个开端。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使他联想到自己。权力斗争并非主要，因为没有谁在权力方面能是他的对手。他和当年战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后，下一步该怎么走？打下江山就是目的吗？如果只是为了坐江山，当统治者，治理国家，那同封建帝王和资产阶级总统有什么区别？又如何能满足他书写历史的大胸怀呢？对于他，打下江山只是个开头，大跃进是为创造新人间迈出的一步，即使急了一点，出了一点问题，不也是为了实现美好理想的必要代价吗！为什么要用枝节否定主流、用“一个指头”去否定“九个指头”呢？

他后来把当年的战友统统抛弃，把他们轻蔑地称为“同路人”，道理就在这里。对实现他造就新人和人间天堂的目标，那些战友已经变成了最大的阻力。他们在打江山时是左膀右臂，英雄好汉，一掌握了权力就蜕变成俗不可耐的官僚，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他们充其量只能为帝王夺天下，却不可能成为追随圣贤改天换地的圣徒。

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共党内领导层，如果熟悉他以思想划分阶级的逻辑，就不会感到奇怪。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共务实派对毛的乌托邦产生怀疑，他们明智地看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说词相当含蓄——“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说穿了就是要给劳动者以私利。而在毛看来，那种以私为本的做法是必然与资本主义道路殊途同归，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马列主义伪装，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方向南辕北辙，因此离共产主义只能越来越远。

毛决非某些人想得那么荒唐，他出身农民，哪里会不明白对人的“私”加以利用，肯定能得到高得多的效率。正因为“私”是他要消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他才不是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从一个原本在政策层面上检讨冒进的工作会议，中途变成了一场党内“反右倾”的路线斗争，在他的颐指气使背后，要看到当时的中共内部的确是有路线斗争的。至于彭德怀成为靶子，与其说是毛的蓄意安排，不如说正好被彭踩上了引信。彭只是一个质朴军人，为民请愿而已，而真正的中国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还在后面。毛和他们的战斗刚刚开始。

六 中共务实派

中共高层领导人虽然都被称为革命家，多数却只有就事论事的素质，缺乏大鹏展翅的幻想。对他们而言，做了统治者就该好好治国，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那就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权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实际上都是这种思路，都长在一条根上，只不过有的公开一些，有的隐蔽一些。无疑，只要每天面对治国的具体事务，就一定会明白毛那一套的虚幻，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

大跃进的惨败使务实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务实路线去挽救危局。毕竟先得保住政权，才可能再做继续革命的考虑。大跃进使务实派和毛一样看出了 “公”与“私”的矛盾，然而他们汲取的教训却相反。他们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正视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私”即使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人之本性，也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消灭的，因此只有对“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务实派治国的基点是要立足“小家有私”，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正好背道而驰。

务实派当时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调动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大跃进导致的危机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随之解除。这一乱一治的成败对比，使务实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从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虚火、发高烧”。当然，他们不会正面与毛对抗，采用的方式是阳奉阴违，嘴上继续吹捧毛，实际把他架空成无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们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决策都只有通过他们把持的行政系统才能执行，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过程中暗自对毛的荒谬进行修正。

那是被毛称为“大权旁落”的时期。不过毛的地位仍然始终高居于务实派之上。那绝非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贵，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毛追求理想的彻底性使其始终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只要务实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产主义的教条，那就不管其在实践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贩卖“私”的货色（例如陈云用这样的理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分田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32]），从而就无法与毛那气势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与毛发生碰撞，务实派往往就立刻改变自己去附和毛，并自卑地对毛进行吹捧。

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似乎只是权宜之计的附和与吹捧，其实正是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七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一九四五年夏天，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过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接而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3]

后人把毛这一回答看作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争取民意所许的轻诺。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会有，但是内里有没有真实的成分？“民主”一词歧义较多，暂且不提，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从毛泽东掌权后的脉络看，应该说是一直在进行摸索和尝试的。

一九五七年的“鸣放”因为很短时间就变成了“反右”，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从一开始就是个定计设局的“阳谋”。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但我也并不因为毛自己说过“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他是个辨证专家，从来都一箭数雕，为各种前景予留出转折可能。我之所以相信他的最初动机中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因为那次“鸣放”和后来的“四清”、“文革”含有相似的基因，不会全属偶然。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共，没几年就繁衍出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被毛厌恶的官僚体系换汤不换药地再现，官僚主义开始盛行，等级和特权也堂而皇之地重新出笼。黄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似乎正在发生。革命把旧官赶下了台，上台的新官和旧官区别在哪？古代有官阶十八品，现在有干部二十四级。那么革命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对一心要再造新人间的毛泽东，肯定是个一直苦恼于心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进一步触动他，社会主义如何走下去的问题更迫切地提出。他的理论助手胡乔木后来有这样的回顾：“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34]。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仅三个月，毛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稍后又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显示出他要以党外力量监督政权的想法。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内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四月三十日，毛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鼓励他们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在全国推广“大鸣大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那时过高地估计了他与知识分子的联合[35]，以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能够用他们置身局外的监督批评帮助他克服权力滋生的官僚主义。几年以前，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投向他，骂得蒋介石成了独夫民贼，使他顺利地夺得了政权吗？然而他应该知道，知识分子总是批判现实的，并且要探究本质，不会只停留在他所希望的批评官僚主义上。五七年的鸣放热潮一旦真被推动起来，很快就超出他能容忍的界限，直捣“党天下”的专制基础。他由此恼羞成怒。

毛善于化被动为主动，用他的话说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仅半个月的时间——从四月三十日约见民主人士到五月十五日他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秘文，他就从“鸣放”转为“反右”，并通过国家政权开始有系统地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介绍，不必多说。需要提一下的倒是另一个关注较少的方面。

“鸣放”结果使毛泽东得到一个教训——知识分子不会和他成为一股道上跑的车，因此知识分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的那个“人民”之中的。不仅如此，由于知识分子占据着意见中枢和教育传火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受工农大众的尊敬乃至迷信，他们的存在会使人民变得“思想复杂”，甚至离心离德，这对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打算显然是威胁。为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打入另类，让他们变成受唾弃的卑贱者，才能消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再通过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永远为“原罪” 忏悔，不再产生任何独立思想，而只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充当“驯服工具”。

“反右”运动不过是他这个总构想中的一步。对划为“右派”的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目的是打断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脊梁，让他们从此噤若寒蝉。其后二十年，“知识分子工农化”是毛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不变核心，目的就是让中国从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人民没有了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蛊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为围着太阳转的向日葵。

毛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除了出于帝王情怀，也该是他整体战略部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与务实派分歧的发展，在他心目中，政权体系已经演变为革命的怪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带领人民坚定地向新世界前进，走一步就会近一步，总有一天能到达理想的天国。然而障碍却是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他们把持着管理国家的日常权力，眼里却只有治国方便或经济小利，动辄就把“私”当作解决问题的法宝祭出。消灭人的自私本来就如愚公移山那样困难，在他带领人民向无私境界艰难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团进行“私”的勾引，都会导致社会重新落回“私”的泥潭，从而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为此而痛恨官僚集团，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胶着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越来越不是空话，而成了他头脑中对付官僚集团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实施这种“监督”之前，他不会忘记“鸣放”的教训，因此必须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统帅人民，而不让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扰，才能保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对政府进行他所希望的监督，不会成为新的“右派”。我想这种战略考虑，也是毛一定要把产生异端思想的源泉——知识分子彻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毛整知识分子只能算做一个步骤，他的最终目标是在解决官僚集团。

然而，官僚们可是不像知识分子那么好摆布。

八 “四清”——不成功的尝试

一九六三年二月，鉴于毛泽东指责中共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半年前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搞得很被动的刘少奇，也许是出于希望以顺应毛取得谅解的目的，起初非常积极地推动运动，大讲阶级斗争，派夫人王光美亲自下乡蹲点，并把一百八十多名正副部长和一千多名司局长派下乡搞运动。运动逐步具体化为“四清”——即清帐、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后升格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指示：根子在上面[36]。然而主持具体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却将运动搞成了自上而下派工作队清查农村基层干部，目标放在打击多吃多占和贪污浪费上。这两种对运动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期望，导致了毛和刘当面发生冲突。

针对刘少奇所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斥责道：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四不清”运动……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7]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头脑和对毛的了解，不会不明白含义是什么。但他们不能按照毛的路子搞，那样就会搞到官僚集团和务实派自身，甚至自己都可能成为运动对象。这一点在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毛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38]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手里，毛因此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层层贯彻推行的权力。务实派明着不跟他争，却是一个“拖”字定乾坤，反正权力在握，毛的意志只能通过他们贯彻，他们就给他搞走过场，形式化，抓而不紧，不了了之，消解于无形。对此，当代研究刘少奇的学者何家栋有这样看法——“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只是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实现。[39]

何家栋的看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对的是“四清”比五七年的“鸣放”更接近文革。五七年“鸣放”只有人民监督政府，“四清”运动又加上了教育人民，组成文化大革命之核心的“斗私”和“批修”两个因素，在“四清”时都有了萌芽，并且组合在了一起；不对的是毛在“四清”时还是想通过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而到文革时，他已经是要以打碎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了。因为“四清”的经验使他明白，盘根错节的党政体系已经整体地成为了他的敌人。

他对党政体系的态度，可以从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出来——“反右”时，由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讲：反对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因为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而九年后的文革，同样是他审定的决议和社论却说：反对县委书记或省委书记都不是反党，也不是反对党中央，因为省委就是省委，党中央就是党中央。[40]

九 毛如何解决难题

总结起来，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面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只有造就“一心为公”的无私新人，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二、不打倒“私”字当头的党内务实派及其权力体系，造就新人的进程就无法取得成效和最终成功；三、如何持续地“反修防修”，彻底杜绝党内产生新的特权阶级和官僚主义；四、怎样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实现人民管理国家。这四个问题他都曾分别地尝试过解决，但都没有成功。实践使他认识到，四个问题是不能分别解决的，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相辅相成，一并解决。

文化大革命至今被多数人认为只是匪夷所思，似乎全是毛的糊涂和疯狂所致，唯有称其为“浩劫”。然而透过表象，文化大革命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其实相当完整，那是毛泽东主义一次空前集中的综合体现。（声明：我决不否认毛有阴暗和暴虐一面，以及文革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然而那些方面只要摆事实就可以无穷罗列，理清毛泽东主义则需要不带价值判断的分析。）

毛立志把人民带向美好的无私社会，但人民是一个巨大群体，他只是一个人，一个人不能直接带领几亿人，因此他和人民之间就不能没有一个官僚集团。只有靠那个官僚集团的日常运作，他才能和人民保持沟通，管理人民，发展经济和维持秩序，才能谈到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然而问题也就出在那个官僚集团上——他们是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是修正主义者、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要革命的和不想前进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那个官僚集团不是仅靠更换就能改变的。按照毛的道理，人有私心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形成资产阶级实体，权力恰恰就是那种土壤。因此不管换上什么人进入权力集团，腐化变质都是在所难免，而在他们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之后，又会利用权力继续强化他们个人的和集团的既得利益，结果就只能使官僚集团日益远离人民。

问题就这样集中到官僚集团身上了——带领人民离不开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又是带领人民走向理想目标的障碍，毛该怎么解决这个相悖的关系呢？不错，他有无上权威，官僚集团怕他，但是只要他一看不见，他们就另搞一套。靠他一个人的眼睛，怎么能看得住几百万官僚呢？累死他也是防不胜防。这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全体人民都跟他站在一起，六亿“舜尧”的十二亿只眼睛都盯住官僚集团，数量和力量的对比不就发生了变化吗？再多的官僚岂不也可以看得死死了吗？

那么，怎样才能让亿万人民来跟他一块监督官僚集团？毛有这样的反思：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1]

五七年的“鸣放”应该算一次尝试，只是没几天就走向了反面。他在其后又思考和等待了近十年，并在这期间努力地用他的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正如前面所讲，这是他心目中保证他和人民能够成功结盟的决定因素。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陪他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所讲：

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42]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把当代意识形态的手段利用到极端。整个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个接一个，“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不断推出。他期盼只要他的思想统一了全中国人民的大脑，就如同孙悟空嚼碎毫毛可以变出千万化身那样，亿万人民群众就都成了他的化身。那时，一切修正主义、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腐败行为如何还有藏身之地，官僚集团从此也只能老老实实服从他的意志，否则就会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立刻揭穿和打倒！

在他的设计中，掌握“毛泽东思想”和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又是人民群众自身“改造世界观”和“实现思想革命化”的过程。这种“斗私，批修”的关系，林彪的阐释是：

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43]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几个世纪难题，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在理论上梳理明白已属不易，一并对其解决更是难以想象。然而毛的天才又一次得到了空前表现，他把那些关系互为利用地组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地搞出了一个集毛泽东主义的大成——“文化大革命”。

十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只是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而是他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如后来主流观点认定的那样在于争夺权力。对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刘少奇扬言的那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4]那可不是吹牛。仅为重新控制权力他用不着搞一场劳民伤财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时被架空，他也有足够的权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对重新控制权力是足够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会动乱。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触及人们灵魂”、“改造人们世界观”，“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和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称呼就容易理解，并且也就十分贴切了。

在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构想中，“毛泽东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导，又是武装群众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将变成无私新人，通过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将把官僚集团置于看管之下，防止他们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囊括这几层关系的组合，才是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设想所在，其他任何单一的强调都是不够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已是众所周知。但就毛当时的具体操作而言，气魄之大和手笔之高都不能不令人惊叹。他明白，在权力体系和行政程序之内，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官僚集团化解于无形。为此，他必须首先超越官僚集团，并且打碎官僚体系。他靠什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时，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积累的资源就显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个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毛喜欢并且鼓励对他的个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我相信也属于他深不见底的谋略之中一个部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在政治斗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45]，因此他“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46]。文革期间，他又向斯诺进一步解释了要搞个人崇拜的理由：“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47]

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和中共党内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当年上海的中共书记柯庆施如此宣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48]对毛来讲，人民和党对他保持迷信，就没有人敢于和能够进攻他。反过来，他却可以把个人迷信作为对付任何敌手的强大武器，即使整个官僚集团都和他作对，他也可以使用这种武器去动员群众，把他们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这样做的。那时中共官僚集团重施“四清”时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阻碍运动发展。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门，向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挥舞红星军帽，以神谕方式授予年轻学生造官僚集团反的权力。上千万狂热追随他并且“誓死捍卫”他的红卫兵，只用短短几个月就把庞大的官僚集团冲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证明个人迷信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仔细回顾，当时被人认为难以理喻的事，不乏毛的“高招”。例如似乎荒诞的“大串联”，不惜物资停运，让千万红卫兵全国各地任意游走，食住行全部免费，在正常思维中只能视为胡闹。当时的周恩来摆出各种理由表示串联给城市和交通造成的压力太大，而毛却毫不在意地告诉周这才是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接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49]对毛而言，千万初生牛犊般的红卫兵放出去，目的就是打乱原有秩序。官僚集团对控制本地及本系统从来是强有力的，可以有效地阻隔毛的意图下达或使其变味，但那些持有尚方宝剑且极其好斗的外来造反者却让官僚们无法对付。红卫兵所到之处，造反之火立刻熊熊燃烧。他们给当地人带去榜样和勇气，把当权派打得威严全无。如果没有红卫兵大串联的“煽风点火”，除了少数大城市，文化大革命很难在全中国发动起来。相比这个目的，生产停顿、物资停运一类的损失，对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对文革过程的思路。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说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50]毛所要的“乱”是打碎旧的，而后再实现他的理想——即是“治”。为了那种“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乱”，因为对他而言，只要实现理想，牺牲再大也值得。邓小平后来在嘲笑毛晚年自我矛盾时说：“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51]然而这种矛盾只是对邓而言的矛盾，却不是对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实现毛对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几次“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也无非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之所以承认“三分错误”，只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无法回避革命结果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遥远。其实，所有自认为代表绝对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只有他们的理想属于至善，具有高于一切的价值，而给人民与社会所造成的浩劫，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动摇。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运动群众，另一手搞群众运动。他所希望的是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构——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群众，转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批判、监督和制约，从而达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权力集团变质的双重目的。

十一 “大民主”

毛要与群众结盟，重要措施是给群众以权利。他曾经这样阐述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52]

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则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专门为毛泽东主义进行注脚的林彪这样解释“大民主”：

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53]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民主”的充分实践。尤其在文革开始的最初两年，中国大地到处造反、夺权、串联、游斗当权派、成立团体和组织、自办报纸电台、撒传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人物一夜成为明星、原来从不出远门的青年免费闯荡天南海北、各种规矩制度全部作废、甚至可以真刀真枪地打内战……除了攻击毛和他身边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几乎无一不有，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那并不是真的自由。这一点可以比较一下“大民主”与民主之间的区别：民主没有事先设置的框框，自由形成的民意是最终被接受的结果，然而民意的产生与实行过程则要遵循程序（法律）；“大民主”却是没有程序约束，并且有意去打破程序，任由群众进行创造和发挥，然而必须囿于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不允许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没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个人意志凌驾一切。这一点，曾任毛的“笔杆子”的陈伯达讲得很清楚：

在“大民主”的条件下，群众的争论和斗争一定会发展成为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通过斗争与争论，革命人民的思想就会与毛泽东思想融为一体，毛泽东思想就能掌握群众。在这种意义上，群众将会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目标。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将同革命人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大民主”最伟大的意义。[54]

在陈伯达的说法中，似乎群众运动会自发地与“毛泽东思想”达到一致，实际显然不是如此。那是由非常残酷的专制手段保证的。所以，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体现在对程序的摧毁上，而专制则体现为对思想的绝对主宰和不容异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时达到顶峰，但无疑专制是最基本的。只不过长期处于奴化状态的群众对思想压迫往往不敏感，却能从对程序与秩序的摧毁中体会解放的快意。一些人至今还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怀念与赞美，往往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一方面，毛要用自身意志统治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又处处表现出立足群众。他告诫下级 “要做群众的小学生”[55]；他痛斥官僚“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56]；他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57]，“最重要的监督就是来自于群众的监督”[58]，“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59]；他主张“让群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他迷信群众运动，宣称“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60]。据研究者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他掌权到一九七六年他逝世，仅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就搞了七十多次，地方性的运动还要多十倍。[61]

之所以毛泽东主义具有体系上的平衡，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政治极权加经济公有使社会成员生老病死皆在权力控制下。毛如何把这种无与伦比的专制与他代表人民利益的说法合理地联系一起并解释呢？——就在于他赋予群众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民主”的权利。一旦群众真正能够监督和制约当权者，能够对当权者进行造反、夺权或更换，再高度的专制也是可以被平衡的。因为尽管社会财产被统治者把持，但是在官僚集团严密管治人民的同时，人民也能对官僚集团进行反制以至将他们打倒，谁还能说社会财产不属于人民而只属于当权者呢？这样一来，公有制看上去就名副其实了，政治上也就形成一个所有人（只有毛一人除外）都受到管治的结构。那种循环的相克构成了近乎奇妙的平衡。

那样一个结构对当时中国人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也吸引了世界形形色色左派的倾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平等状态使专制更容易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充满迫害，却并非只有一部分人受迫害，另一方是迫害者。几乎任何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那时都没有绝对的特权和安全。苦难中的人民会因此得到安慰，环顾周围，既无富人，“当官的”也只敢夹着尾巴逢迎群众。不说别的，仅一个大字报就足以让所有当权者胆战心惊，何况“伟大领袖毛主席”还郑重宣布：“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62]，并且给出了“七八年一次运动”的时间表，各级官员就更加时时处处如履薄冰。毛构建的那种平衡保证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再乱也不至颠覆根本，而毛自己也始终受到多数中国民众的衷心拥戴。

不过，仔细考察毛所昼思夜想、真诚要为之献出一切的那个“人民”，其实只是他头脑里的一个概念和偶像。人民（乃至全人类）是一个最大概念，因此也最能感动狂妄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真正的人民从来不是概念，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人。大跃进饿死了上千万的个人，毛只是轻描淡写：“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63]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64]在这里，愿意为“主义”牺牲半数的难道真是那些中国的父老妻儿吗？显然，“好斗”的只是毛自己，而人民是实现他自我理想的工具。回顾历史，他所做的一切事无一不是以牺牲无数个人为代价。法国大革命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对他完全可以换成——“为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一旦超越毛自身的逻辑——关键是看到他的“人民”概念与个人的脱节，他的体系就失去平衡，成为泥足而立不住脚了。

十二 “只有天知道”

毛最得意的时候应该是中共“九大”。当时看“九大”影片，毛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真是意气风发。30个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个，17个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个，新一届279名中央委员，上一届留下的只有53名。全国75%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普通干部也有17.5%被立案审查[65]……那时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实现，他赢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豪赌，大满贯。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人民“灵魂深处”真地爆发了革命，从此变得无私、成为新人了吗？官僚集团被看住了吗？他和人民的上下夹击确实解决了马克思留下的难题吗？路线斗争没有随“文革”胜利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不错，旧的官僚集团打碎了，但是另一个集团又出现了。那不是一个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赢了还是落得满盘皆输？他那时一定会产生种种痛苦的疑问。

林彪死后，很多事又得从头来。刚建立不久的行政体系需要重新整肃，把林系人员清除出去。原来最可靠的军队不再令他放心。他不得不重新启用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的旧官僚集团，由此形成了一九七二年后的“回潮”。那使得中共务实派重新获得权力，并且在整顿文革烂摊子的过程中步步为营地开始收复地盘。那一段时间，毛的政治选择一度显得模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他难以确定位置。他肯定是不会放弃理想的，他也不会甘心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败者的形象，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也从来都有善于退却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他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担任副总理，表现出他的灵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让邓担任了军队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表明，毛一旦处于反思就开始务实，至少允许他的左右务实。务实得到的稳定不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为他的下一步进击积累物质基础。一待他心理上缓过劲来，问题也想明白了，务实派和务实路线就会被抛在一边，他又会义无返顾地重新投入到他的乌托邦中去。

所以，尽管他在一九七四年说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66]并且被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团结”路线，但决非说明他从此就心灰意懒，不打算再折腾了。

那时候，毛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他就象一头伏枥的老骥，仍然梦想着往昔一日千里的时光，壮志未酬，心何以甘。熟悉他的人后来对他的人品多有非议，说他“远贤人，近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出尔反尔，言行不一”[67]，然而如果把他后来的举动全归于性格缺陷与老婆的挑唆是不够的。完整地观其一生，不难想到他根本不可能半途而废，也不会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离开人世的下场。

“批儒扬法”、“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点去的不同阶段。他放不下他的担忧。他在八十一岁生日那天跟周恩来谈心，又一次老话重提——“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在谈话中把解决的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68]很明显，他并没有从他的怪圈里转出来。

他同周恩来说这些话也许是一种刻意安排。他与周终生保持一种奇妙的关系。没有周给他收拾烂摊子，他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过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于周死，周一定会马上终结他的革命，重返务实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发孤独，虽然一般党员和普通人民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高官也无不对他畏惧仰望，可是有谁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访过他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斯曾听过他这样低语：“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69]从这个角度考虑，让周早于自己死掉，会使他感到心安。

不过还有一个邓小平，难以置信地结实和强悍。事实表明，“走资派”是不会真正被改造的。文化大革命给了邓那么多“教育”，一让他上台就立刻回到老路，仍然去搞修正主义。毛在垂危时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让邓继续留在台上，而且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解决。他又一次发起攻击，重新打倒了邓。他当时所说“走资派还在走”，今天证明是没错的。他最终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让人不能不感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以至成了荒诞。他一生立志消灭资产阶级，最后发现资产阶级就在他组建和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远远超过那些荒诞派戏剧大师的想象。说出这个结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只有那种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人才能无视这种话可能引起的后果。

毛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尝试，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结果是失败的。他在有生最后一个元旦发表的两首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都是在他暗自策划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所做。前一首的结尾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然而那已经不再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当年，他让八亿人民掀起学习这两首词的全国热潮，不过是满足他心灵中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憧憬罢了。让他梦牵魂绕的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原来无比崇拜他的群众却站到了对立一边。一九七六年春，全国多处发生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群众抗议运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骚乱。

四五事件对毛的打击不亚于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认为代表人民，人民也从来都对他山呼万岁，然而到了临终时刻，就在离他住处几百米的广场（是他当年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闹事，为的是支持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他此生最后一次看电影，当出现他的部队一九四九年被人民夹道欢呼进城的镜头时，他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那时，他的内心是怎样感慨历史轮回和人心变迁呢？没有证据说明他的死亡与四五事件有确切联系，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他对身边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70]

在这段话中，再也看不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也不见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霸气。他已经实在太老了，即使还有心，也没有力了。他几乎没有对身后之事做什么安排，尽管他担心可能出现政变，也忧虑亲近之人的下场，但是却把权力传给了一个注定站不住脚的华国锋。他给华的合法性只是一句 “你办事，我放心”，留下的政治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他奋斗一生，结果是越走发现离目标越远。他不再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留给接班人的，是一句平实得有些令人伤感的开导——“不要着急，慢慢来。”

既然连他自己都难以坚持住“既定方针”，还能指望谁呢？整个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边缘。他的死给一个新时代让出了空间。他活着，没有人敢于和能够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风消散，以至尸骨未寒就发生宫廷政变，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被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则全面复辟。中国航船的舵轮，从此落入与他恩怨难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手中。

十三 未解的矛盾

现在回头看，更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毛的荒谬——那已是有目共睹——而是毛为什么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迷倒数亿中国人，并在地球的东西方同时刮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暴？

我不把毛在一九五七年后的所作所为只看作他个人的疯狂，我宁愿相信那其中有一种必然——那是沿着共产主义的体系深挖下去，最终一定会出现的一口井。

人类自古就有消灭贫富差别的平等理想，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顶峰；同时人类又有人人都为自身追求个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在以物质为崇拜的现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极大丰富”做为前提和号召。何况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参照。如果不能在物质上超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

而这也就引出一个悖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结果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吗？要知道，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呀！迎合“私”的结果只能与这样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而在那样一个过程中，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诚地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对“私”有任何妥协。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坚持不去迎合“私”，宁愿劳动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产积极性，大家一块穷，然而那最终仍然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另一种就是除了不去迎合“私”，还要去改造人，消灭人性中的“私”，最终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无私“新人”，让他们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无私奉献——那不恰恰就是毛泽东的追求和所作所为吗？因此，只要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逻辑往下走，最终结果只有此路一条，别无他途。从这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他只是比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走得更远和更彻底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脑”， 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的困惑。一方面，消灭剥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无数人类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另一方面，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一类的共产帝王又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残暴和恐怖。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定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是不是一定就得抛弃我们的审美之心呢？那么多天才头脑的思考，人类的千年之梦，百年来激荡全球牺牲了千万英烈与剥削、压迫、不公正和贪婪进行的斗争，到头来难道全然是一个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闹剧和徒劳吗？

千年末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这一个千年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来的下一千年，人类不会最终依然迷茫。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问题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说“中国人好斗”或当今中共说“中国人有不同的人权”？人民难道给过他们授权吗？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机器据为己有，强加全社会接受他们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呢？然而，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理想降临到人间的通常途径。理想先于一切追逐的是权力，因为只有牢牢抓住权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实现“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强扶弱、纯洁亚力安人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或是再造人间、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的“远大目标”。不往远说，即便今日社会仅剩的一点呼声微弱、苟延残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勉强维持吗？

这就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扭曲的现实：因为有“无形之手”， 产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为没有“无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强加。而这样的结果，就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转变成了自由与节制、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

这就是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三十岁后宁愿只要脑不要心的原因，也是“自由主义者”常常对“左派”心存疑惧的根据所在。但是，我们能因为惧怕节制就牺牲公平和正义吗？我们又能因为贪图利润就放弃大同理想和社会良心吗？在我看来，以一句“世上没有最好，只有最不坏”就推脱该做的努力是不负责任的。公平和效率并非能够只选择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它们二者的矛盾只在表象，深层却有共进共退的关系。一旦社会只有自由没有节制，只有效率没有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你所惧怕的毛泽东，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节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自私是人的本性——这在毛泽东改造人性的革命失败之后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公论。而若没有节制，自私的人难道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吗？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节制、并且还需要加强节制时，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节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节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类势必难逃以往的轮回，只有找到那只“无形之手”，我们才会有可靠无忧的未来——那未来也许不再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本身，却将永远保持在宁静而安全的理想境界。

纪元2000年前 写于北京

【文革前後史】 王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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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14-315页。

[2] 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311页。

[3] 毛曾几次凭记忆手书这首宋玉所写的《大言赋》。见刘汉民，《毛泽东与“昭明文选”》， 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社会科学版）。

[4] 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28页。

[5]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0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7] 张涛，《大跃进运动的发展模式特征及其评价》，安徽史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8]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载《学习》1992年创刊号。

[9] 成都会议文件《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计划和预算和第二本账的意见》，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高伯文著《从“大跃进”看经济体制变动的负效应》。

[10]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1]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60页。

[12]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13]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78页。

[14]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社论《今年夏季的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15]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4页。

[16] 见Penny Kane，《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106页；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道》，sd9710c。

[17] 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8] Penny Kane，《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7页。

[19]引自邓子恢的秘书刘蓬勃的文章，见《农村未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20]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

[21] 一个当事人有这样的回忆：“记得1958年秋天，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老师带领全班参观成都市西郊茶店子公社。参观时社员们正在吃午饭。好家伙！只看见一个大木桶装满了大米饭，大桶旁边是一桶一桶的菜和汤，记得有回锅肉，蛋花汤，香喷喷的，看得我们小学生口水直流。最使人振奋的是，家家都从自家屋里端出脸盆一类大型容器，随便往里面舀菜舀饭。”（愚人：评《有关"三年灾害饿死三千万人"纯属虚构》，见多维观点1999年12月27日，http://www.duoweinews.com/）

[22] 对李先念和邓子恢的谈话，《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23] 见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24]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的讲话，《学习文选》，307页。

[25]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72页。

[26]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403页。

[27] 列宁，《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贺词》，《列宁全集》第3卷，816页。

[28]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403页。

[29] 陈智杰，《青年毛泽东“个人主义”思想浅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第十四卷第六期。

[30] 《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31] 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二三二页。

[32] 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33]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四九页。

[34] 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http://www.duoweinews.com/ Nov 29 22:56:50 1999）。

[35] 约翰·Ｂ·斯塔尔，《毛泽东“政治参与”的含义与作用》，《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二八页。

[36]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37]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38]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39]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40] 张赞宁，《炎黄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二页。

[41]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谈话，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42]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43]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44] 薄一波，安子文对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所讲，见《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45]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46]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一六页。

[47] 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http://www.duoweinews.com/ Nov 29 22:56:50 1999）。

[48] 《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四十一页。

[49] 柳建辉，《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1期

[50]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5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1页。

[52]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卷，253～254页。

[53]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

[54] 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页。

[55]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5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57]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58] 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9]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

[60]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61] 理查德·马德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四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一页。

[62]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63] 见《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四十一页。

[64] 丁抒，《人祸》。

[65] 马立诚等，《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一页。

[66]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三○页。

[67]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68] 《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69] 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五五页。

[70] 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三一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