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漂流（之六）

29日是忙碌的一天，這天本是計畫中的返程日。新宿的酒店住宿期滿，T和孩子搬到了姐夫網上預定的酒店，這家酒店在醫院旁邊，方便探視。我們又更換了手機資料流程量卡，國內買的已到使用期限。而我們買好的返程機票也因為疫情取消，當然我也用不上了。

第二天，吃完早餐，醫生告訴我可以離開ICU病房了，轉到普通病房繼續治療。終於告別這個不知晝夜的地方了，對於生活可以自理的患者來說ICU畢竟不方便。護士用輪椅載著我出門，原來ICU病房位於治療區的一角，治療區間隔擺放著監護病床。穿過治療區，走進一條走廊，在病房前停下。這是一間單人病房，房間小巧玲瓏，床邊有一面幾乎落地的大窗，可以看到“久違”的陽光和街道。窗臺下是木質的長條形小桌板，旁邊放著一張靠椅。床的另一側是床頭櫃和監護儀，墻面凹陷部分安排了帶鏡子的盥洗台。門邊有收納櫃，可以掛衣物，放用品。病床前的天花板上還掛著電視。最棒的是有一個帶淋浴的衛生間，終於可以完整地洗澡了。不一會兒，護士送來了毛巾，還囑咐我不要離開房間，我連連點頭。她走後，我先探索了洗澡間，地面呈梯形，梯形上底的一端安放著馬桶，內側牆壁上有立式便池，下底部分則是淋浴區，中間用防水布簾隔開。房間裡的設備都是熟悉的日本企業生產，唯獨這個整體的洗澡間是siemens的。趕緊洗了個通泰澡，那感覺只有兒時去公共澡堂可比。不過睡眠卻並不安穩，做著奇怪的夢，還醒來幾次。

到普通病房後不再打點滴，空餘時間更多了，除了看手機就是等著開飯。看看日曆，才想起生平第一次在醫院度過除夕。用微信聯繫父母詢問情況，仍沒有告訴他們病情。武漢的疫情訊息只有數字和短視頻，患病之後苦求入院治療的狀況也只能從微信群聊、微博的求助帖看到，沒有及身之痛。無聊時打開電視，並沒有信號。“是不是要付費解鎖才可以看，電視上的提示也看不懂啊，算了還是不麻煩護士了，反正也不會有中文頻道。”我想想，就在小巧的病房裡活動手腳。

S醫生週末休息，他告訴T病情沒有明顯的好轉，肺部情況仍沒有改善，週末已經安排好其他醫生負責，不必太擔心。中午，李文亮醫生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消息一下傳開，微博內容證實了一些猜測，也讓人放心。這段時間言論管制寬鬆，各種“負能量”消息廣泛傳播，屏蔽、刪帖沒那麼快，新聞媒體也能及時跟進，傳播最新的防疫知識，追蹤抗疫措施，針砭官僚的弊政。各種自媒體也借古喻今，發表語意雙關的議論。引用較多的還是晚清局勢，一度漸息的短劇《切爾諾貝利》討論被重提。

下午，T發來簡訊：J翻譯告訴我，醫院考慮到我們的困難，將診療費從300萬減到150萬，我覺得可以承受，就接受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懸著的石頭總算落了地。心情和胃口真是對好搭檔，病號餐越吃越香，每次看時間，接下來的想法竟是離送餐還有多久。終於，我試探著問護士，能否每餐加點米飯。不知如何表達，對著翻譯機換著法講了幾次，她好像聽懂了，笑著點點頭。晚餐送來的時候，不但米飯增加了，菜也多了些，我連連道謝。護士又示意可以看看電視打發時間，她拿起遙控器打開電源，看沒有信號，換了幾次頻道，似乎明白了什麼，讓我稍等。不一會兒，她返回拿出一張卡，插進床頭的卡槽，再開電源，能看節目了。

2月1日，T到醫院財務部補交50萬。J翻譯與負責人商議片刻，對T說：因為“指定感染症”實施時間提前到今天，所以後面的費用由國家承擔，您不用補交50萬元了。T道完謝，第一時間到病房告訴我，語氣激動，這真是意想不到的驚喜，感激之情無以言表。

3號，S醫生休假結束，告訴T：你先生已經度過重症期，身體開始明顯好轉。其實，S醫生休假期間，負責的醫生已經告知T“你先生的身體開始恢復。”T還私下問J翻譯：如果我們實在拿不出應付的治療費，醫院會放棄或減少治療嗎，J回答在我們日本不會因爲錢發生這樣的事。

出院時間還不能確定，簽證卻快要到期了，T向保健所諮詢，S課長告訴她先到醫院開具病情說明，然後去入國局延期簽證。東京入國局在品川區，離醫院有些遠。是日，T一大早就喚醒孩子，讓她用地圖導航，兩人一起搭地鐵去。當天風很大，時間雖早，入國局門前就已經排起了長隊。等了好一會兒，門開了，T和孩子緊跟著排入一隊。好不容易輪到他們，窗口的工作人員表示排錯了。正好看到一位辦理完成的姑娘，好像是同胞，上前詢問，姑娘告訴她們短期旅游簽證延簽應該在另一個窗口，這才又重新排隊。輪到時，T先將醫生的病情說明遞進去，工作人員看後，立即把T和孩子請進了旁邊的房間，然後一位懂中文的中年女性負責接待。她反復確認了諸如航班、行程之類的問題，看到T有些急切焦躁，就安慰T，凡事由她負責轉達。等待之間，她看著孩子，問T是女兒嗎，T點頭。她告訴T自己是北京人，來日本二十多年了，已經入籍，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大學生。自己單身一人，北京的親人都已故去，今後自己還是想回北京生活。辦完延簽，T繳了1.2萬元，翻開護照，延期到5月18日。T和孩子道謝后，動身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