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内卷与清晰的自欺

聊聊“内卷”。
内卷已然被我们认成是一种错误，并已经多少引起了我们广泛的恐惧。这是一种因为期待落空而带来焦虑的错误、也是在这种焦虑下，人不断发明“本质的变化”的自我欺骗的错误。内卷提示着一种看起来真诚的不真诚——对自己的不真诚，也提示着一种对于“何为生活”，“不知其为何物”的状态。希望这篇文章能让你对此有所警醒。

在“内卷”这个词终于在我们的任意使用下成为一个用以表达恐惧情绪的缩写、并且已经慢慢地令人生厌之后，在我们彻底将其埋葬、好像我们曾经赋在这个词上的那么强烈的恐惧会随着我们的遗忘而消失、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更深刻”、但没什么区别的词之前，我们还来得及对这个词进行一些反思。

一、一个真理

“量变引起质变”，几乎每一个在中国接受过教育的人都被这句话教育过。它是一个劝谏人去多做事的“真理”。老师、家长（以及所有拥有权力的人）特别爱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一说出来，那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了：你不是想要质变吗？那好，你就去积累量，撸起袖子加油干。

暂且不论马克思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这句话、这条真理在今天用起来有一种强烈的让人闭嘴的意思。它的问答形式通常是这样的：你去问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回答是：你多做，就能做得更好。然后一切就此打住，似乎在这之后，问者就应该去把这些事情重复再重复，直到他觉得自己“更好了”为止。

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质变”？

“量变”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晰的：今年的水稻亩产比去年多8吨、这一代手机的重量比上一代轻28克、这次考试的成绩比上次高了9分，这些用数字表明，清晰明了的改变，我们通常会把它们称为“量变”。

但再看看这三个表述：“今年我县的水稻亩产实现了巨大的增长”、“这一代的手机，我们在设计时通过全面的革新，减轻了手机的重量”、“你的成绩进步很大，可以说是上升了一个层次”。这些表述看起来都像是在说“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改变了”，但你肯定也已经注意到，它们指向的事实可能就是在上一段里的那些“量变”。

或许你会反驳：“量变”是指数量的逐渐积累，上面说的那三个例子都是明显的瞬时的数量改变。那看看这个例子：“我县人民常年在这块土地上的辛勤劳作，让这里成为了一个更幸福的地方。”——这确实是在说一种积累，劳作的积累，但是质变：“变得幸福”，完全可以在这种积累中发生。

从这里你或许可以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做“质变”，我们在说的那些“质变”，其实都是在说“量变”。国民更加幸福是因为经济获得增长，而经济就是用数量的变化来表达的；说你的学习能力上升，是因为你的分数更高了。

而且，“质变”作为对事实的一种归纳、一种本质探索，它有着无穷无尽的随意性。事实的变化通常都可以被看成是量变，而当我们谈论“质变”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在事实的上一层谈论，而不是在谈事情本身的事实了。“生产热情提高”、“工业设计改进”、“学习能力上升”，这些话当然比说“亩产提高多少吨”、“手机变轻多少克”、“成绩上升多少分”离事实更远。之所以要这么说，是为了让听的人有一个整体的理解，而不必要事事都了解到数字变化了多少。但是这个整体的理解、或者说“质变”的内容是跟着理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任意改变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它的不同时期，完全可以对“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有相反的“量变”定义：“因为居民的消费额减少，说明国家的物资分配十分充足和均匀，人民不再苦于资本主义消费的控制，所以更加幸福”；“因为居民的消费额增加，说明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所以更加幸福。”

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总是把数字上的变化，数字上的积累认做“质变”，而这种认定又非常不稳定，不同的环境下的不同人完全可以把同样的事情认做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质变”。

于是我们现在再来看“量变引起质变”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句话说的其实是：“量变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质变”是什么？这个问题太难回答，毕竟关于“本质”的探索有着无穷的随意性，我们非常害怕这种随意性让我们想找到的那个本质的东西跑丢了，于是我们找到了一个用来判别“质变”的唯一的、谁看了都会认的标准：质变就是量变，只有看到数量上的变化，我们才能真正判别：这个东西发生了质变。（——可是尽管如此，对质变的定义还是不稳定的，因为“是否发生质变”虽然好判断，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向什么方向发生质变”，这个问题就脱离了对于数字变化的判断，而是要在不同的情境下如何理解，情境的不同就给理解带来了任意性。）

二、一个落空的承诺

回到我们要说的这个词：“内卷”。

在这个词大行其道的那段时间，或许已经有人给你们“科普”过：“内卷”这个词原来是经济学家格尔茨在他的《农业的内卷化》里，用来解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为何持续地陷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不是进化为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个问题的。

爪哇岛的农业生产以水稻为中心，而水稻是一种十分需要精细打理的作物，所谓的“精耕细作”便是从形容水稻的种植上来。根据照料程度的不同，水稻的亩产会有很大的波动，投入越多，亩产就可能越高。这样的生产逻辑其实和计件工资有点类似，都是多做多得。所以爪哇岛上的岛民在务农时，就处于这种多劳多得、越加精细的水稻种植中，而这种模式也同样被他们带入了工业的生产中——在工业生产中，他们最适应的是重复完成简单的劳作、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

“精耕细作、多劳多得的逻辑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上，这揭示出一种模式的刚性，一旦这个模式还有那么点希望，那人们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模式、并寻找一个新的模式”，这是格尔茨主要想要揭示的东西。而这种“模式的刚性”，才是内卷这个词的真正意谓。所以如果我们在今天依旧希望正常地使用这个词，而不是把这个词作为一个实际上可以被替换为任何一个其他的词的埋怨，我希望我们能多多少少让这个词指向某种“模式的刚性”，这是这个词本该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这个视角好在何处？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东西。

“内卷”这个词意谓的“模式的刚性”，其实和我们在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看到的“量变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合谋。

在格尔茨的研究中，对水稻的精耕细作导致亩产的增长，与生产的计件工资，多劳者多得，其实都是量变。“内卷”的一个表现，就是量的不断积累。这也可以从我们通常对“内卷行为”的抱怨上看出来：我们会因为一个人总是“使劲地学、疯狂地揽活”而抱怨一个人在“搞内卷”，这就是在抱怨这些人做了过多的量的积累。

按照“量变引起质变”这个“真理”，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做了足够的量的积累，按理说，这个人在这件事上就应该有一些质变。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被说成是“质变”的量变一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在把量变当成质变，欺骗自己。农民可以把由于精耕细作导致的水稻亩产的增加当成质变，工人把自己生产量的增加导致的工资增加当成质变，学生把自己由于刷题的积累导致的分数的上升当成质变。这些“质变”都是由数字衡量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明显可见的数字，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质变”。

于是，一种内卷式的追求质变的模式就出现了：追求质变，等同于追求量变。如果要达成最有成效的“质变”，就需要做近乎无限的量变积累，这样，极大变化的数字才能向我们证明出：“你发生了质变”。“内卷”中蕴含的“模式的刚性”也在这里体现：数字的变化，这么一个清晰可见的东西，能用以衡量一个人质变的程度，为什么要抛弃它呢？抛弃了它，我又怎么知道那个我们都想得到的“质变”，是否发生了呢？所以“以数字衡量”的这个模式，当然不可抛弃。

人于是不断地把量的积累说成是质变，以此自我欺骗——他们能把自己和别人骗到什么程度？最高级的骗术大师，他若想让人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只需要不断地列出自己积累的那些数字（学会几门外语、考了几个博士、去了那个排名的学校留学、待了几年、参加过哪个哪个重要性的项目······我举的例子好像都是在学术圈内的，当然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最熟悉），听者自然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差距——他们以为这里是本质的差距，但实际上只是数字的差距；有没有这些数字，他们都是同一个人，但他们会觉得没了这些数字，他们什么都不是。每个参与到“内卷”这个刚性的结构中的人，他们虽然言必谈“本质”、展现着自己在一个事情上的深度挖掘、全面了解的程度，但他们只是在谈数字、也只会谈数字。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数字。

于是，所有“量变引起质变”的承诺，都落空了。在对数字增长、积累的执着中，没有什么真正直白可感、深入人心的“质变”，有的只是急躁地、为原来毫无意义的数字的变化附上意义的各种说法。

三、我们恐惧的来源

关于“质变”的种种说辞已经变成了一种广泛的、遮蔽性极强又毫无止境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正是一种极具刚性的内卷，它和那个落空的承诺一起，构成了人们对于“内卷”的恐惧之源。

人本来怀着一种“也许会发生质变”的期待，参与到了内卷模式中。这个模式是单一的，它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更高效地积累数量”；这个模式也是极具刚性的，它能很快渗透到人对所有有关“改变”的理解中，让一切与“改变”有关的行为都变成了“量的积累”。

但是对单一的、同一个模式下同样的事情做再多、再深的量的积累，人并不会因此多出什么整体的理解。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地迷失，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为何，于是只能通过把量变说成是质变的自我欺骗，让自己觉得意义犹在——这个过程很像你在做一道过程非常长的数学题，你所知道的只是“这个公式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和那个公式的那个结果导入一个公式，得出来的结果再······”，如果你不幸受到打扰，思路中断，当你重新从中断出开始时，你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进入状态”——于是你会指着某个数、某个公式，不断告诉自己：“这个数是这么这么来的，它告诉我······，这个公式放在这里，可以算出······”只有当你把这些东西的意义全部都安排好了，你才有信心继续前进。

不幸的是，人在这种单一模式下做数量的积累，一定会遭遇到“中断”。这就是因为你不能从单一模式的重复积累中有什么整全性的把握——在内卷的模式扩张下，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当成量的积累，而这种对每一件事情的这些量的积累，并不能连成一片，它们只是一个个的孤立在那儿。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的工人今天制造100个汽车轮胎，明天制造100个挡风玻璃，他就算把一台汽车的所有零件都生产过一次，他对“汽车”也并不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种无法达成整体认识会带来“中断”，这是一种意义的中断：这些不停在做这数量积累的人一定会不断产生一个疑问：我现在在做什么？

产生了这个疑问的人，他们手上有的只是他们长年累月累积起的那些数量，他们也只能用这些数量不断地编织意义，以欺骗自己继续做下去。一旦编织的手法出现纰漏，意义问题就会立刻迎面而来。就像做数学题的人必须说服自己那些数和公式的意义，他才能继续做下去；没见过汽车的工人以“我正在生产汽车”说服自己继续做零件，而从不去问自己“汽车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无法编织出一个精致的谎言、说服自己，是一件令人极度恐惧的事情，他们会因此而陷入自我怀疑。而一旦如此，积累数量的速度就会慢下来，这在他们来说等同于“质变”的到来变得更慢了。这进一步地让他们焦躁不安、自我怀疑、充满恐惧，因而量的积累变得更慢······对内卷下的人，这个正循环会直到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好的自欺说辞、或者终于自我放弃、或者机缘巧合下形成了整体的理解而终止。

于是，维持这个谎言、教人编织一套谎言，变成了一个生意，一个流量巨大、红利空前的生意。甚至那些所谓“解构性”的夸张表演、讥讽嘲笑，都在这个巨大的生意中，因为它们仅仅只是在嘲笑那些太容易被怀疑的谎言，这等同于让你提高警惕、时时想想：在这个不断积累的模式中，我自己的那套“说法”经不经得起怀疑——如果禁不起，那就成为这场生意的买方吧！

(This also explains why the dictator of a totalitarianism country, especially the very first dictator of this country is always to be regarded the greatest— they are the general "programmer" and maintainer of the self-deceive. Thus any growth under the self-deceive and the mode of involution, neither huge or tiny, visible or invisible, i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m.)

荒谬的是，到这里，“学习更精致的谎言”都变成了一场内卷。内卷之上更有内卷，这是沿着一条无限延长的恐惧链条搭建起来的人间奇观，这链条一端拽着我们马不停蹄地做各种积累，另一端连着那个被无限拉远、但从未消失在我们视野里的问题——“意义何在？”

END、找到这个伦理学问题的解答

面对“意义何在”这个源于内卷的问题，人很容易再次倾向于内卷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思考的无限积累，寻找解答。这无法起到任何作用，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内卷相套最容易让人迷失。

“意义何在”在今时今日是个伦理学问题——请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学”这个字，也不要害怕“伦理”这个词。当我们陷于内卷，遭遇“意义为何”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是这样自我发问的：“这种内卷的生活方式既然给我、以及我身边的、我看见过的人都带来痛苦和迷茫，那这还是好的生活方式吗？如果不是，那什么样的又是好的？”

“何为良好生活？”这是我们在寻找意义中，迎面碰上的伦理学问题。

既然这是一个涉及“良好生活”的问题，那么在思索和实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至少首先该排除那种虚假的生活——也就是说，自我欺骗的生活，那种把坏的说成好的、把混乱当作希望、把莽撞看成热血、把残忍的割离当作必要的抛弃、把扫除障碍当成通达理想的必要之恶，以及那个最大的错误，把无尽的数量积累说成是质的改变。

不再自欺欺人，这需要你保持真诚。这不是那种让别人看见的真诚，不是那种把自己在别人面前剥得精光、把自己贬成小丑、“废物”、自我嘲讽的真诚，而是对自己的真诚——是你的心中总有一个审判官。他对你了如指掌，而他以他对你的无所不知，不断地质问你：“你有没有撒谎？”

而作为一个关于如何生活的伦理学问题，它最终的指向就是生活。是本真的、你脱离自欺后所选择的那个良好生活。怎么选到这种生活？就是当你脱离自欺之后，你对自己真诚地去做那些普遍意义上的“好事”。

将这种生活从你原来的内卷状态中逐渐展开，抛弃那些单一模式的普遍运用带来的无尽的、靠自我欺骗弥补的意义漏洞。靠这种展开的生活，你之前积累的那些数量会获得意义的互相链接，形成一张意义之网。这种逐渐完整的网将维持着你对生活的整全理解，直到你再次开始自欺、再次咬死无尽的本质追问。

在议论上，我失望地认为这最后一节的内容作为结语，实在是苍白无力、过于说教。但我们要对抗的是言语构成的自我欺骗，对抗的方法，除了保持清晰的自我警觉之外，也只能靠语义上的反向来提供一种视角。而对这个伦理学问题的真正解答只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这么做了。

否则，就连这篇文章本身都会成为一场巨大的自我欺骗的盛宴，它的狂乱与激情将把我们所有人都重新卷入那场永无出路的大雾中。